语文版换《死里逃生》想到的（杂文）

对于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学，人们赋予了太多语文之外的要求，既要“道”，还要“德”；既要“文”，还要“质”；既要“传统”，还要“现代”；既要“中”，还要“西”。总之，语文不像是一门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更像是无所不包的社会学科目。在这样的要求之下，语文教材的编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于是，王旭明出来解释了。说语文版教材换汤不换药，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换成了《智取生辰纲》，把《南京大屠杀》换成了张纯如的《死里逃生》，说增加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容等等，请大家不要指责。
好吧，我愿意相信语文版的这次“换血”是善意的，基于这一点，我想看看这次换的是什么“血”。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讲一个宋代底层公务员打死街头混混的故事，《智取生辰纲》讲宋代中层公务员“反腐”的故事。都是“公务员”的故事，所以是“换汤不换药”。但为什么一定要换呢？所以我下面对这两部作品做一番比较。
从艺术角度而言，《智》比不上《鲁》。《鲁》把一件暴力的事情写得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相比较而言，《智》的结构就平铺直叙了一些。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施耐庵为了塑造鲁智深这个“公务员”形象，角度多样，语言细致。详可跑马，密不插针。《智》中的杨智就显得模糊的多。有人把《智》中的“赤日炎炎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拿出来，说这揭示了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这个观点恰恰说明了评价作品的“政治正确”思路。稍有文学修养的人，会感觉到故事中插入这一首歌其实不伦不类，无法与这一部分的主题相吻合。我的意思是，从艺术角度而言，《鲁》完败《智》。那语文版用《智》来代替《鲁》，就自然不是出于艺术的考量，有其它的原因。
这原因是什么？我不是选者肚子里的蛔虫，自然就是有一些观点，也属于猜测。但根据对《智》中引用歌谣的解读，大概也能够确定是出于政治的原因。那么，《鲁》那一点在政治上不“靠谱”了？
鲁智深看到小女子被混混欺负，于是拳头相向，是典型的“以暴制暴”。三拳下去，落点不同，效果各异，终至镇关西死了，这是典型的为了正义不顾法律。有这两条，已经同现在的“依法治国”和“和谐社会”理念相抵触。学生学了这样的文章，培养了暴力性格，如何实现社会目标？如果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选者也太“小媳妇”心态了。所谓“小媳妇心态”，就是指小媳妇刚刚过门，不知道公婆的口味，做好了饭，先请小姑子尝尝。如果按照这个心态下去，那杨志是不得已才反的，而鲁智深不是，他是主动要求造反的，真的“路见不平一声吼”。杨鲁二人这么大的区别，从社会和谐角度看，鲁智深就成了“麻烦制造者”和“和谐破坏者”。因此，被下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按照这样的思路，那么整部《水浒传》就都不应该选。因为《水浒传》就是一部暴力故事，所谓“替天行道”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遮掩口号。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选《水浒传》倒不如选《荡寇志》更好些。这样更可以迎合某些人的思想趣味。这方面，杨志似乎要好一些，被朝廷抛弃了，还巴巴的对朝庭充满希望，真几乎做到了朝庭虐我千万遍，我待朝庭如初恋，这样的“忠”自然符合“和谐”的要求。因此，杨志可选，并且是必须选。
鲁智深三拳打得自己在教材上出出进进，也许他也纳闷：怎么同样一件事，几年前还被作为反抗“社会黑暗”的典型，几年后就成了“破坏和谐”的典型了？鲁智深读书少，不懂“仁义不守而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自然纳闷。但相比较鲁智深，恐怕更郁闷的应该是张纯如。
张纯如的《死里逃生》入选了。用来替换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的新闻。应该说，两文各有千秋，一写实性强，一文学性强。为什么语文教材中必须有“南京大屠杀”的有关内容？语文到底是历史还是政治？如果《鲁》的被换是“政治先行”的原因，那么“南京大屠杀”是不是历史意识形态先行的结果？
张纯如写完“南京大屠杀”后不久就自杀了，是由于写南京大屠杀而产生的“对人类的绝望”。张纯如没有想到的，一定是作品被选进教科书。我之所以说她郁闷，是因为这种对人类的绝望，如何对学生讲？是不是符合“和谐”或者“正能量”的要求？
说到底，我想表达的是，语文是一门独立的科目，有其自在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语文不是“政治”的小媳妇，也不是“历史”的小三。只要不能摆脱这个地位，语文就只能沦为附庸，就永远不能够建立起自身的尊严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