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s go party
Let’s go party
在我结识米盖尔之前,我已经遇见他两次。
那时候我刚到圣佩德罗不久,去参观西班牙语学校的时候巧遇了珊,珊和我大约是当时危地马拉唯二的两个中国游客。我们相约一起到街上转转,我还记得是在一个三叉路口,米盖尔从另一个方向走过来,瘦到皮包骨头,卡通一样的圆圈胡子,披头士一样的长发,头上戴着一个树枝编成的花环,肋骨清晰可见,半裸,身上只裹着一条米白色床单。
他看起来像所有古典宗教画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珊同米盖尔打招呼:“嘿,baby。”
他们说起晚上在Sublime酒吧的Togo派对,我依稀记得在酒吧休息日去串门的时候看见英国厨子在小黑板上画画宣传这个派对,日期是24号,真快,我本来还以为我24号之前就会离开这里呢。米盖尔和珊说了两句话就走了,我始终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那是我搬到菲利普之家的第一天,我买了意大利面和鸡蛋以及洋葱番茄,带回菲利普之家。公用厨房里有十来个塑料小框,各人可以认领一个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食物放在里面。我看见一只塑料小框上写着“米盖尔”,还有一句话,大意是你可别动我的东西。
那时我想,米盖尔是谁?
第二天我又见到了米盖尔,蜷缩在菲利普之家花园里的藤椅上,只穿一条条纹短裤,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米盖尔常常坐在花园里,闭着眼睛,我有时怀疑他并不是真的睡着了,也许他只是不想和人说话,但是又不愿意一个人孤独地躺在房间里。也许他只是坐在人群中假装睡着。
我和魁北克来的十九岁女孩克洛伊坐在米盖尔身边的藤椅上聊天,黄昏时节菲利普之家的大多数住客都还没回来,花园里空落落的,我和克洛伊乐得一人占据一把长椅,头靠在大靠枕上,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闲话。两个女孩子之间的闲话,无非是男朋友,前男友,他喜欢我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他可是他若即若离,好像是无聊得很,但是却说到天荒地老也不厌。
这时候米盖尔坐了起来,我和克洛伊仍然自顾自地聊些有的没的。米盖尔坐在他自己的藤椅上,两眼放空,看上去困惑极了,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地。
“你怎么不去房间里睡?”我问。
“不需要,”米盖尔说,“我本来没想睡觉的。”然后他揉揉自己的脸,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了他在水桶里养了一个星期的螃蟹,他上周日去早市上买的,卖螃蟹的女人因为想回家,十五个格查尔就卖给他了。十五个格查尔买了十只螃蟹!简直是白送。米盖尔说话语速非常快,但是不像大多数人那样会手舞足蹈,他只是将手放在自己两条大腿中间,偶尔神经质地搓动一下,然而他脸上的神情是眉飞色舞的,还会自己嗤嗤地笑起来,即使听的人并不觉得十分好笑。
他又说起他第二天即将做的螃蟹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螃蟹还能做汤。他说他会做一大锅,每个人都可以尝尝,只要给他一点钱,十个或者十五个格查尔,意思意思,一定会好吃的,他是个厨子。我和克洛伊表现得并不是很热情,于是米盖尔又讲到他会邀请他喜欢的男人来喝汤,那是个爱尔兰人,他本来觉得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和他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一次醉后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也还是都发生了,爱尔兰人长得非常好看——我和克洛伊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们就这样攀谈起来,就像在旅途中会发生的无数对话一样,你从哪里来,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你还要旅行多久,你为什么来这里。等等等等。可我忘了问米盖尔的名字。
米盖尔说:“我住在这里。”
“多久了?”克洛伊问道。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问题了。
“七年。”
我有点发懵,克洛伊看起来也略略吃惊。你会常常遇见把旅行当做生活的人,有些人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半年甚至一年,短暂地安顿下来。但是七年?他仍然住在一个旅舍里,而且他看起来像一个旅行者。
“我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五岁我们家搬去英国,后来我就在伦敦长大。别人问我从哪里来的时候我都说是伦敦,对我来说伦敦是家乡。”
我忍不住问:“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来危地马拉呢?”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不再看着我或者克洛伊,而是我们面前的桌子,他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他不停地说,时不时发出神经质的笑声。
“我来这里给我姐姐收尸。”
“那年我才十八岁。我一直记得我接到那个电话的那天,我觉得太可笑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觉得有人在跟我开玩笑。那个人在电话里说我姐姐死了,是被我姐夫杀死的,毒药。我姐夫跑了,他们要我来认领尸体,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直系亲属。我买了一张机票,第二天就来了危地马拉,那是我第一次来危地马拉。”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我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呢?”
米盖尔看了我一眼:“因为我姐姐留下来一个女儿,那天他们把她带过来的时候,她还好小,被人从车上抱下来。那是最困难的地方,我要去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让我心碎了。就为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可能丢下她不管。我就知道我会为了她活着。”
“她很害怕,她问我她妈妈什么时候会回家。”
他说完这句话就笑了一下,眼皮沉重地半耷着,眼睛黯淡无光。
“你们知道吗?后来Alex常常说我,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还能坚持得下去。Alex很了解我,我们认识很久了,但有些事情他不知道……我们的朋友米兰达死了,特别蠢的死法,她喝醉酒在自己家门口的楼梯上摔了一跤,摔断了肋骨,其中一根断骨戳破了肺。她才二十一岁。Alex说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你怎么还能去工作?我告诉他因为我经历过。米兰达出事之前两个星期我的祖母也去世了,我抱着她哭得像个小孩,再之前一个月我姐姐死了。这些事情都只发生在两个月之内,两个月,一切都改变了。”
米盖尔还是没有看我们,我觉得他其实不在乎是谁坐在他面前,他只是需要这样说着,颠三倒四,没有逻辑地说着,他根本看不到我们,也许他根本也就不在这里,并不在此刻菲利普之家这个美丽的小花园里,中美洲八月午后的阳光并没有温暖着他,两米之外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看门犬齐格塔也并不在他眼里。我和克洛伊都没有说话,有什么东西使我们保持缄默,即使米盖尔停下来发呆时我们也只是沉默着,等待着他的自言自语。
“那几年我同时做好几份工作……我们住在危地马拉城,我每天回家就睡觉,睡醒就去工作。我成为了那个小女孩的抚养人,我的侄女,三年以后我终于找到办法送她去美国。我母亲不太乐意,她一辈子都在养小孩,不想再来一个,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我告诉她你必须接受这个女孩,她不能留在危地马拉,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现在轮到你了。”
他揉了揉鼻子,就是那种抽烟吸食大麻和可卡因的人常有的动作,他的眼镜看上去有点湿润。让人觉得他随时会哭起来,但是他没有,他只是偶尔神经质地笑两声。但是当他看向你的时候你会认出那没有落下来的眼泪,然而或许他只是喝了太多龙舌兰。我不想显得没心没肺,但是这故事太引人着迷,于是我问他那个杀死他姐姐的男人后来怎么样了。
米盖尔说他不知道。他们,那些警察们从来没有找到过他,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在什么地方活得好好的。
“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去找他。我不想去找他。现在有时候我会想起来这件事来,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到这个人,但是我又害怕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来。”
“我希望我不要再见到那个男人,如果他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来。”
当旅舍里其他人陆陆续续回来的时候,米盖尔也出发去酒吧值班了。我和克洛伊再没有提起这段对话,没有向别人说起,在我们之间也没有提起来过,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甚至没有讨论过米盖尔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这一切只是太沉重,即使对两个无足轻重的听众来说。我当然也没有再和米盖尔说起这些事,我们也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亲密,只是两个不相干的在菲利普之家的常规住客。米盖尔神出鬼没,但是在要去上班的时候,他会穿上他的灰色条纹短裤,一条黑色皮带,短袖白衬衣套上褐色条纹小马甲,再系上领结,这套装扮让他看起来像电影里那些半个世纪前欧洲度假酒店的门童。醉得没那么厉害的时候他会和所有人聊天,开开玩笑,要么就坐在藤椅上发愣,对一切事物都反应迟钝。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我们结识的第一天,他就告诉了我他一生的故事。
后来我要走了。那天晚上我和西班牙语学校的同学们在驴先生酒吧的有奖问答游戏里赢了一打啤酒,我喝得半醉去Sublime,米盖尔在酒吧门口发传单。我看见他,远远地就喊了起来。
米盖尔看见我,张开双臂,大声吼道:“Bitch!我一直在找你!”
我小跑过去抱住米盖尔,然后亲了一下他的嘴唇。亲了一嘴抹胡子的油。
米盖尔坐在石阶上,从小马甲的侧兜里掏出一只精美的金属小圆盒,有点像百雀羚的样子,那是他在伦敦的朋友给邮寄过来的,米盖尔就靠这个让自己的两撇胡子维持两个完美的漩涡型。
他问我:“怎么样?”
他的胡子看起来很完美。
我说:“米盖尔,我明天就走了,我要离开San Pedro了。”
米盖尔看着我身后的宣传板,他看起来很平静,这平静让我心里有点难受。
“那我们在Facebook上保持联系吧。”米盖尔说。我掏出手机,互相加了Facebook。
米盖尔拉住我的手站起来。
“Let’s go party。”
在我结识米盖尔之前,我已经遇见他两次。
那时候我刚到圣佩德罗不久,去参观西班牙语学校的时候巧遇了珊,珊和我大约是当时危地马拉唯二的两个中国游客。我们相约一起到街上转转,我还记得是在一个三叉路口,米盖尔从另一个方向走过来,瘦到皮包骨头,卡通一样的圆圈胡子,披头士一样的长发,头上戴着一个树枝编成的花环,肋骨清晰可见,半裸,身上只裹着一条米白色床单。
他看起来像所有古典宗教画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珊同米盖尔打招呼:“嘿,baby。”
他们说起晚上在Sublime酒吧的Togo派对,我依稀记得在酒吧休息日去串门的时候看见英国厨子在小黑板上画画宣传这个派对,日期是24号,真快,我本来还以为我24号之前就会离开这里呢。米盖尔和珊说了两句话就走了,我始终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那是我搬到菲利普之家的第一天,我买了意大利面和鸡蛋以及洋葱番茄,带回菲利普之家。公用厨房里有十来个塑料小框,各人可以认领一个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食物放在里面。我看见一只塑料小框上写着“米盖尔”,还有一句话,大意是你可别动我的东西。
那时我想,米盖尔是谁?
第二天我又见到了米盖尔,蜷缩在菲利普之家花园里的藤椅上,只穿一条条纹短裤,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米盖尔常常坐在花园里,闭着眼睛,我有时怀疑他并不是真的睡着了,也许他只是不想和人说话,但是又不愿意一个人孤独地躺在房间里。也许他只是坐在人群中假装睡着。
我和魁北克来的十九岁女孩克洛伊坐在米盖尔身边的藤椅上聊天,黄昏时节菲利普之家的大多数住客都还没回来,花园里空落落的,我和克洛伊乐得一人占据一把长椅,头靠在大靠枕上,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闲话。两个女孩子之间的闲话,无非是男朋友,前男友,他喜欢我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他可是他若即若离,好像是无聊得很,但是却说到天荒地老也不厌。
这时候米盖尔坐了起来,我和克洛伊仍然自顾自地聊些有的没的。米盖尔坐在他自己的藤椅上,两眼放空,看上去困惑极了,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地。
“你怎么不去房间里睡?”我问。
“不需要,”米盖尔说,“我本来没想睡觉的。”然后他揉揉自己的脸,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了他在水桶里养了一个星期的螃蟹,他上周日去早市上买的,卖螃蟹的女人因为想回家,十五个格查尔就卖给他了。十五个格查尔买了十只螃蟹!简直是白送。米盖尔说话语速非常快,但是不像大多数人那样会手舞足蹈,他只是将手放在自己两条大腿中间,偶尔神经质地搓动一下,然而他脸上的神情是眉飞色舞的,还会自己嗤嗤地笑起来,即使听的人并不觉得十分好笑。
他又说起他第二天即将做的螃蟹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螃蟹还能做汤。他说他会做一大锅,每个人都可以尝尝,只要给他一点钱,十个或者十五个格查尔,意思意思,一定会好吃的,他是个厨子。我和克洛伊表现得并不是很热情,于是米盖尔又讲到他会邀请他喜欢的男人来喝汤,那是个爱尔兰人,他本来觉得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和他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一次醉后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也还是都发生了,爱尔兰人长得非常好看——我和克洛伊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们就这样攀谈起来,就像在旅途中会发生的无数对话一样,你从哪里来,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你还要旅行多久,你为什么来这里。等等等等。可我忘了问米盖尔的名字。
米盖尔说:“我住在这里。”
“多久了?”克洛伊问道。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问题了。
“七年。”
我有点发懵,克洛伊看起来也略略吃惊。你会常常遇见把旅行当做生活的人,有些人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半年甚至一年,短暂地安顿下来。但是七年?他仍然住在一个旅舍里,而且他看起来像一个旅行者。
“我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五岁我们家搬去英国,后来我就在伦敦长大。别人问我从哪里来的时候我都说是伦敦,对我来说伦敦是家乡。”
我忍不住问:“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来危地马拉呢?”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不再看着我或者克洛伊,而是我们面前的桌子,他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他不停地说,时不时发出神经质的笑声。
“我来这里给我姐姐收尸。”
“那年我才十八岁。我一直记得我接到那个电话的那天,我觉得太可笑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觉得有人在跟我开玩笑。那个人在电话里说我姐姐死了,是被我姐夫杀死的,毒药。我姐夫跑了,他们要我来认领尸体,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直系亲属。我买了一张机票,第二天就来了危地马拉,那是我第一次来危地马拉。”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我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呢?”
米盖尔看了我一眼:“因为我姐姐留下来一个女儿,那天他们把她带过来的时候,她还好小,被人从车上抱下来。那是最困难的地方,我要去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让我心碎了。就为了这个问题,我就不可能丢下她不管。我就知道我会为了她活着。”
“她很害怕,她问我她妈妈什么时候会回家。”
他说完这句话就笑了一下,眼皮沉重地半耷着,眼睛黯淡无光。
“你们知道吗?后来Alex常常说我,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还能坚持得下去。Alex很了解我,我们认识很久了,但有些事情他不知道……我们的朋友米兰达死了,特别蠢的死法,她喝醉酒在自己家门口的楼梯上摔了一跤,摔断了肋骨,其中一根断骨戳破了肺。她才二十一岁。Alex说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你怎么还能去工作?我告诉他因为我经历过。米兰达出事之前两个星期我的祖母也去世了,我抱着她哭得像个小孩,再之前一个月我姐姐死了。这些事情都只发生在两个月之内,两个月,一切都改变了。”
米盖尔还是没有看我们,我觉得他其实不在乎是谁坐在他面前,他只是需要这样说着,颠三倒四,没有逻辑地说着,他根本看不到我们,也许他根本也就不在这里,并不在此刻菲利普之家这个美丽的小花园里,中美洲八月午后的阳光并没有温暖着他,两米之外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看门犬齐格塔也并不在他眼里。我和克洛伊都没有说话,有什么东西使我们保持缄默,即使米盖尔停下来发呆时我们也只是沉默着,等待着他的自言自语。
“那几年我同时做好几份工作……我们住在危地马拉城,我每天回家就睡觉,睡醒就去工作。我成为了那个小女孩的抚养人,我的侄女,三年以后我终于找到办法送她去美国。我母亲不太乐意,她一辈子都在养小孩,不想再来一个,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我告诉她你必须接受这个女孩,她不能留在危地马拉,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现在轮到你了。”
他揉了揉鼻子,就是那种抽烟吸食大麻和可卡因的人常有的动作,他的眼镜看上去有点湿润。让人觉得他随时会哭起来,但是他没有,他只是偶尔神经质地笑两声。但是当他看向你的时候你会认出那没有落下来的眼泪,然而或许他只是喝了太多龙舌兰。我不想显得没心没肺,但是这故事太引人着迷,于是我问他那个杀死他姐姐的男人后来怎么样了。
米盖尔说他不知道。他们,那些警察们从来没有找到过他,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在什么地方活得好好的。
“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去找他。我不想去找他。现在有时候我会想起来这件事来,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到这个人,但是我又害怕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来。”
“我希望我不要再见到那个男人,如果他再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来。”
当旅舍里其他人陆陆续续回来的时候,米盖尔也出发去酒吧值班了。我和克洛伊再没有提起这段对话,没有向别人说起,在我们之间也没有提起来过,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甚至没有讨论过米盖尔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这一切只是太沉重,即使对两个无足轻重的听众来说。我当然也没有再和米盖尔说起这些事,我们也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亲密,只是两个不相干的在菲利普之家的常规住客。米盖尔神出鬼没,但是在要去上班的时候,他会穿上他的灰色条纹短裤,一条黑色皮带,短袖白衬衣套上褐色条纹小马甲,再系上领结,这套装扮让他看起来像电影里那些半个世纪前欧洲度假酒店的门童。醉得没那么厉害的时候他会和所有人聊天,开开玩笑,要么就坐在藤椅上发愣,对一切事物都反应迟钝。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我们结识的第一天,他就告诉了我他一生的故事。
后来我要走了。那天晚上我和西班牙语学校的同学们在驴先生酒吧的有奖问答游戏里赢了一打啤酒,我喝得半醉去Sublime,米盖尔在酒吧门口发传单。我看见他,远远地就喊了起来。
米盖尔看见我,张开双臂,大声吼道:“Bitch!我一直在找你!”
我小跑过去抱住米盖尔,然后亲了一下他的嘴唇。亲了一嘴抹胡子的油。
米盖尔坐在石阶上,从小马甲的侧兜里掏出一只精美的金属小圆盒,有点像百雀羚的样子,那是他在伦敦的朋友给邮寄过来的,米盖尔就靠这个让自己的两撇胡子维持两个完美的漩涡型。
他问我:“怎么样?”
他的胡子看起来很完美。
我说:“米盖尔,我明天就走了,我要离开San Pedro了。”
米盖尔看着我身后的宣传板,他看起来很平静,这平静让我心里有点难受。
“那我们在Facebook上保持联系吧。”米盖尔说。我掏出手机,互相加了Facebook。
米盖尔拉住我的手站起来。
“Let’s go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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