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珀·李和翁贝托·艾柯均逝世于2016年2月19日，一个89岁，一个84岁 （译自经济学人2016年2月24日的讣告）

两位意想不到的文学名人，对于名望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她，一个简单朴素，体型丰满，抽烟不断，来自南方的女孩，住在纽约一间没有热水的公寓，职业是机票预订员。
他，大腹便便，秃顶，烟不离手，在不同的意大利大学里教授符号学、语言的代码和意义。
两人都很享受创作短篇和杂集，前者为学院杂志写，后者为前卫的出版社，来自朋友的挑战促使他俩开始着手创作小说。
他的第一本小说，《玫瑰之名》，1980年出版，全球卖了一千万本。
她的第一本，《杀死一只知更鸟》，1960年出版，卖了超过四千万，并被很多人称之为20世纪最好的美国小说。
翁贝托就像是一个胖嘟嘟的冲浪者乘着一股巨大的咆哮波一炮成为文学明星；而哈珀·李则被这股波浪所淹没。
《知更鸟》小说设置在阿拉巴马的梅岗镇，假小子斯高特的爸爸阿提克斯·芬奇要完成一项毫无希望的任务，帮一位被指控强奸白人妇女的黑人辩护。在斯高特清澈无辜的眼中，这就是种族歧视。在民权时代的前夕，这本小说使得美国良心受谴，记者们争相拍摄李夫人在她家乡阿拉巴马州门罗威尔自家门前和法院前紧张微笑的照片。这本小说被假定为对她生活的薄薄伪装。但在一次少见的采访中，她说小说完全是虚构，和她“枯燥的”童年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她并未直说但暗示希望记者可以离开。
艾柯先生可能会质疑这种把事实和虚构分离的想法。它并没有那么清晰明确。讲故事、虚构以及简单的撒谎都是深深植根于人类语言的可能性中。但如果事实可以变为寓言，寓言也可以引领事实，就像中世纪疯狂的关于消失王国的传说启发了欧洲对美洲的探索。另外，任何小说都假装是真的，而一篇好的“开放式的”小说可以启迪读者自己去判断和理解真相。《知更鸟》和《玫瑰之名》根本上都是犯罪小说。艾柯说“谁干的？”是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
他个人在迷宫中的旅程将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和他的新手从员阿德索的调查描写为1327年在一个不知名的修道院发生的一系列恐怖的谋杀。一开始想法比较愉快，一个僧侣可能因阅读一本书而中毒，并将书带走，通过深情的中世纪把他知道的所有事情都一泻而出。同样，尽管这是虚构的，内容却涉及神学、哲学和科学对于时间的辩论，以及适当的他个人有关符号学的研究，将一切包裹在中世纪的外衣中。
他和李夫人描写的都是封闭的世界：梅岗镇是独立于棉花地和安静的红色尘土中；修道院则是坐落于高墙后悬崖边。这些都是流言恶化、阴谋论繁衍的世界，孕育于对符号狂热的解读中。两本书中特定的地点（庄园的图书馆；梅岗镇摇摇欲坠布·雷德利的房子）充满阴影，符号遍布。在修道院里，画着的出自启示录的短语预示着恐怖；在梅岗镇，被遗留在树上的印有印第安人头的便士似乎有着同样的作用。
尽管否认，但李夫人对于梅岗镇细小的回忆—潮湿的下午白人妇女身上散发的滑石的气味，黑人教堂充斥着的霍伊特年代科隆的气味—很明显是来自于她的童年。在被儿时好友杜鲁门·卡波特1959年拉去堪萨斯州霍尔克姆帮忙做详尽的法医采访（就是日后的《冷血》）之后，她的观察能力愈发精炼。艾柯，一个一直与笔记本、索引卡片、晦涩的法律以及手写地图为伍的人，很少有自传体小说；除了仔细思考伴随他成长的诱人的法西斯符号和传说，除了反映他广泛的兴趣，对列表和疯狂科学的爱，以及他对所有可以想到的文化的时代产物的分析，从托马斯·曼到米奇老鼠，从史努比到伊斯兰医学家阿维森纳，从电视问答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切都是因为他童年时阅读过儒勒·凡尔纳（法国作家，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
开放式的著作
突如其来的名声愈发激励着他。他游历各国，为左翼报纸写专栏，继续创作了六部小说，其中一本，1988年出版的有关包罗万象阴谋论的《福柯的钟摆》；另外一本，2000年出版的有关谎言成网的《波多里诺》。所有的小说都卖得很好。他几处住所藏书五万本；但是他依然一周五天愉快地在博洛尼亚教授符号学，有时候在大学，有时候在城里的希腊小餐馆直至深夜。
哈珀·李则消失于人们视线。不见第二部小说，她就回到了门罗维尔。2015年，《知更鸟》被删掉的一部分以《设立守望者》出版，反响平平。同样，在困惑的老年时期，她对于此已经全然不在意。但是博洛尼亚的一位教授可能注意到了那位“守望者”，其中的阿提克斯忽然发表了种族歧视的观点，这可以开启对《知更鸟》全新令人惊讶的解读：而这务必会激发喜爱它的百万读者去完整地把书再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