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悲观主义
（本文前天发于我们的微信号（dou出ban））
【编按：上周六至本周一，“拜德雅”编辑部“倾巢出动”，赴上海参加“写一切：纪念罗兰·巴特诞辰100周年，暨首届法国思想青年论坛”，旁听各位青年学者的精彩发言，收获良多。旅途之中，小站和微信文章未能及时更新，还请读者朋友多多包涵。今日小站补发前天在微信号推出的由清宁翻译的长文《宇宙悲观主义》，敬请指正。】
宇宙悲观主义
尤金·沙克尔 / 文
清宁 / 译
尤金·沙克尔（EugeneThacker）的这篇《宇宙悲观主义》，发表在2012年的《大陆》期刊上，2015年沙克尔将本篇独立成书，沿用原来的标题《宇宙悲观主义》（Univocal Publishing，2015）。置于是否有扩展，译者不得而知，只是在网络上看到页码有55页。需要解释的是本书标题的翻译，原题为Cosmic Pessimism，cosmic一般有“宇宙的、极为广阔的”的含义，但是作者没有用universe的形容词universal，而用的是cosmos的形容词cosmic，实有所指。universe指的是我们日常用语中所说的宇宙，cosmos则指的是宇宙的构造或结构上的和谐有序，所以本篇标题可以翻译为“宇宙构造的悲观主义”。根据作者在文中谈论的对象与内容，作者是进一步拿cosmic来修饰悲观主义，定位悲观主义的性质，作者实际上用的是cosmic的引申义,认为悲观主义是一种既非主观也非客观的“非人”（unhuman）的东西，标题要想照顾周全，可以翻译为“和谐有序而又无穷无尽的非人的悲观主义”。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标题的简洁，还是定名为“宇宙悲观主义”，请读者不要望文生义，在阅读时仔细揣摩。另外，悲观主义的内含极为丰富，并非如庸俗意义上的理解，译者本想写下一些辨析，但限于时间关系，以后如若出版，再另行著文阐释。最后，本篇所有注释均为中译者注释，只有最后的参考资料是原文所附。
清宁译识，2015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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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命中注定。
悲观主义是思想的暗夜，一部大脑徒劳的通俗剧，一首写在哲学墓地的诗。悲观主义是哲学思维的一种抒情失败，每一次都尝试清晰和连贯的思想，阴沉地淹没在它自己徒劳的神秘快乐中。最近在哲学争论中的悲观主义是可笑的和简短的“我们无能为力”，或者干脆：“我们命中注定。”一切努力注定要失败，一切计划注定要残缺，一切生命注定要死气沉沉，一切思想注定要未加深思。
悲观主义是哲学最低等的形式，往往是被贬低的和被遣退的，仅仅是一种不良态度的征兆。没有人需要悲观主义，人们需要乐观主义把自己激励到一个伟大的高度，激励自己摔倒后爬起身来，人们需要建设性的批评、建议和反馈，需要些许励志书籍或一个背后的轻拍以示鼓励。没有人需要悲观主义，尽管我喜欢想象悲观者激进主义的想法。没有人需要悲观主义，但每一个人——毫无例外——都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个时候，不得不面对悲观主义，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哲学，那么就是作为一种不满——反对某人或其他人，反对某人的环境或生活，反对诸物的国度或一般意义上的世界。
对悲观主义来讲，没有多少补救，并且没有安慰的奖赏。最终，悲观主义会对包括它自身在内的一切都感到厌倦。悲观主义是祛魅的哲学形式——作为吟诵一段咏叹、一段颂歌、一段孤独的独白的祛魅，通过其内在的浩瀚萦绕着悲观主义，这样一来，祛魅自身就变得微不足道。
在悲观主义中，第一个公理是一声悠长、低沉而又悲哀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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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旧命中注定。
没有人有时间悲观。毕竟一天之中，只有这么多时间。无论我们的性情，快乐或难过，忙碌或闲散，当我们听到了悲观情绪的时候，我们便对它了然了。悲观主义者通常被理解为爱抱怨的人，永远指出世界的错误，却不曾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往往更多的情况是，悲观主义者并非最安静的哲学家，在愤愤不平的无精打采之中，他们掩盖了自己的叹息。那微弱的声音，提不起任何人的兴致——“我以前都听说过，”“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在无解的问题上，在没有答案的提问上，在向抱怨的密封式洞穴住所的撤退中，悲观主义是有罪的，是最不可饶恕的西方罪行——罪行无须伪装，它是真实的。悲观主义败于实践哲学最基本的信条——“似乎。”想法似乎会有所帮助；行动似乎会造成不同的结果；言谈似乎能说出一些东西；生活似乎你没有在实际活着，而是靠非实体的朦胧又模糊的幽咽为生。
如果有更多的自信和更好的社会技能，悲观主义将会把它的祛魅变成一种信仰，或许称之为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但是悲观主义也有一种否定，甚至拒绝这样一个拒绝，从一开始，它就意识到已经失败，而所有的结果就是，一切都是镜花水月。
悲观主义试图艰难地在哞哞声中体现自己，一首安魂弥撒曲持久的乐调，或者藏族歌谣构造的隆隆之音。但它经常让松散的不和谐的音符立即变得哀怨忧郁、惹人怜悯。通常，它的声音开裂，它的沉重词语突然沦为喉音的纯粹碎片。
（注释：The Great Refusal，“大拒绝”，马尔库塞的术语，指的是在政治上既不走改良主义又不走暴力革命的“非暴力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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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或许没那么糟糕。
如果，当我们听到了悲观情绪的时候，我们便对它了然了，这是因为我们此前已经听过这一切——并且，我们不需要在第一个地方听到它。人生，艰辛不已。你所需要的是一种态度的改变、一个新的展望、一次视角的转换……一杯咖啡。
如果我们没有听到悲观情绪，这是因为它总是可靠地简化为一种易变的声音。如果悲观是如此频繁地被贬低，那是因为它带给大家的，确然视每一天为糟糕的一天，如果仅仅凭借这一事实，那它还算不得糟糕的一天。因为悲观的世界洋溢着否定的可能性，充满着一种糟糕心情与一个冷漠世界的碰撞。事实上，悲观是世界和关于世界的陈述之间的一个混乱结果，一片混乱也防止它完全进入哲学的神圣殿堂。如果悲观如此经常被遣退，这是因为它往往不可能从一个哲学命题中区分开一个“糟糕的心情”（而不是所有的哲学都出自一个糟糕的心情？）
“悲观主义”这个特有术语意味着一个思想学派、一个运动，甚至一个社群。但是悲观主义总属于某一群体——或许是两个。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它不属于任何群体，仅仅被匆匆记下，徒留潦草的字迹，被人们长久地遗忘了。但这似乎不切实际，尽管人们可以一直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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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的解剖。
虽然它可以把自己定位在哲学的边缘，悲观主义和其它形式的思想一样，都是哲学分析的主题。悲观主义的失败抒情性给予它音乐的结构。悲伤之乐何时奏响，都缘于一个最糟哲学。悲观主义的两大关键是道德悲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即它的主观和客观的两极，对世界的态度和关于世界的断言。对于道德悲观主义，更好根本未出生；对于形而上学悲观主义，这是所有可能性的世界中最糟的一种。对于道德悲观主义，存在的问题是人类的唯我论，用我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界，一个“为我们的世界”（world-for-us）。对于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存在的问题是世界的唯我论，作为一个“在世界自身中的世界”（world-in-itself）被抗议和预测。道德悲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悲观主义二者均在哲学上呈现妥协的姿态；道德悲观主义，它的失败在于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锁定在人类身上；而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它的失败在于认识到了在现实主义的特有索求下自身与之同流合污。
这就是悲观主义是如何制造它的最糟的音乐的，它是一曲对世人的广泛普遍的憎恶。悲观主义在这种徒劳的四周结晶成型——它是它的命运之爱（amor fati），它以音乐的形式呈现。
（注释：amor fati，拉丁语“命运之爱”，意思是一个人坦然接受命运所赐的一切，包括其中的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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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的忧郁。
有一种悲观主义的逻辑，即从根本上质疑哲学上的体系。悲观主义牵涉对一种状态（condition）的一种陈述（statement ）。在悲观主义中，每一种陈述归根结底乃是一种肯定或否定，正如每一种状态要么最好要么最糟。
与叔本华这位悲观主义大成者、哲学家的身份与暴躁的脾气集于一身的思想家同行，我们看到了一种面对最糟情况的否定性言说（no-saying），一种暗暗觊觎一种肯定性言说（yes-saying）的否定性言说（通过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寂静主义），虽然这种隐匿的肯定性言说是一种在理解能力极限上的视域。关于尼采，酒神悲观主义的代表，一种力量或喜悦的悲观主义，一种面对最糟情况的肯定性言说，一种面向这个世界是其所是的肯定性言说。而与齐奥朗同行，又是另一种变奏，琐碎无用而又感情充沛，一种面对最糟情况的否定性言说，以及一种面对在这儿或不在那儿的任何其它世界的可能性的进一步的否定性言说。与齐奥朗同行，你可以靠近，但永远无法抵达，一种绝对的否定性言说，一种深思熟虑的对悲观主义自身的放弃。
悲观主义的逻辑通过三次拒绝而迁移：一次是关于最糟的否定性言说（“为我们的世界”的拒绝，或叔本华的悲泣）；一次是关于最糟的肯定性言说（“在世界自身中的世界”的拒绝，或尼采的大笑）；一次是关于“为我们”和“在世界自身中”的否定性言说（一种双重的拒绝，或齐奥朗的沉睡）。
悲泣、大笑、沉睡——对如此漠然冷淡的一生，还有哪些其它回应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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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悲观主义。
道德悲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悲观主义二者都指向了另一种悲观主义，一种既非主观也非客观的悲观主义，它既非“为我们”也非“在世界自身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有我们的世界”的悲观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宇宙悲观主义（cosmic pessimism）……但是，这听起来太过宏伟庄严、太过充满惊奇、太多对伟大的超越（the Great Beyond）的苦涩余韵。言语支吾。观念也不甚清晰。为此，我们拥有的宇宙悲观主义，它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宇宙构造（cosmos）的悲观主义，事关秩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宇宙悲观主义的轮廓是一种对人类观点按比例地剧烈放大或缩小，深层空间和深层时间上的非人取向，而这一切朦胧都伴随着一种绝境、一种原始的渺小，对于人类的思想联系永远不可能有充分的记述——一切悲观主义的残骸都是诸心绪的欲求之物（the desiderata of affects）——紧张，冷漠，蔑视，孤独，充满悲伤悔恨，它们就在那种被称之为哲学的构造上的对弈中胡乱地交织在一起，一个胡乱交织性的悲观主义试图将自身提高到一种艺术形式层面（尽管通常的结果是闹剧）。
（注释：the Great Beyond，“伟大的超越”，代指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革命性的创新，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desiderata，拉丁语“欲望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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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劳之歌。
一种徒劳的伦理学弥漫在悲观主义中。徒劳，然而，不同于宿命，且也不同于简单的失败（尽管失败并不简单）。失败是一种关系之心内部的破坏，一条因果之间的裂缝，一条通过尝试和再尝试匆匆覆盖的裂缝。关于失败，总有大量的指责四下流传；这不是我的错，这是一种技术性难题，这是一种交际失误（miscommunication）。对于悲观主义者，失败是一个“何时”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的问题——失败，乃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一切都枯萎消失，进入到一个比夜还黑的晦涩朦胧之中，从一个人生命的伤感性迟暮到平庸的摇曳闪烁的诸瞬间，这一切构成了每一天。一切都做不到，一切所说或所知注定成为一种恒星的泯灭。
当以这种方式按比例地放大时，失败就成了宿命。宿命是因果的赫尔墨斯主义。在宿命中，你所做的一切，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导致一个必然的终结，且最终走向这个终结——纵使那个终结，或意味着走向那个终结，仍然笼罩在晦涩朦胧中。你无法在无物的情况下制造差异，因为差异乃是你在万物中制造的。因此，恰恰就在你欺骗自己去思考上述情况的时候，你的行为效果隐藏于你中，终于，这一次你将骗过诸物的秩序。沿着有一个目标，提前规划，并周密谨慎思考诸物，我们试图，在一种日常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中，把宿命变成我们的优势，这都是为了获得在宇宙构造中深深深深掩埋的秩序的一瞥。
但是，即使宿命也有它使人舒适的地方。因果链条可能隐藏于我们中，但这只是因为混乱失调是我们尚未看到的秩序；它只是更复杂、分散，且需要高等数学来处理。宿命仍然紧贴一切存在的充分性……当宿命正好放弃这种想法之时，它就变成了徒劳。徒劳产生了可怕的猜疑，背后是我们悬挂于这个世界之上的因果性的裹尸布，这里只有对存在或不存在之物的中立冷漠；无论你做什么，最终都导向无穷无尽，一条不可撤销的鸿沟，横贯在思想与世界之间。徒劳把思考的方式转变成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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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之歌。
在悲观主义中心存在着一个术语叫pessimus，“最糟”,一个相对的术语，同样，它也是绝对的。最糟是事情像得到的那样坏，作为掩藏起来的“最好”，“最糟”被时间的流逝和命运的波折所笼罩。就悲观主义者而言，“最糟”倾向于以苦难的方式表现出来，即活着的每一刻倾向逐渐阻塞，直至死亡来临时，它完全漆黑，与阻塞完全重叠……对悲观主义者来说，此时，不再“最糟”。
悲观主义被标记为一种对超越“最糟”的不情愿，仅仅部分由动机缺乏而引起。在悲观主义中，“最糟”是基础，它在每一个实存者（existent）的掩饰下撤退——事情可能会更糟，又（and），事情可能会更好。“最糟”总是暗示一种价值判断，它基于证据与经验的不足；这样一来，悲观主义的最大克星是其道德取向。悲观主义的命题都具有一个冷笑话的庄重（gravitas）。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乐观主义者都是最严重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是耗尽了选项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几乎心醉神迷地淹没在最糟之中。这样一种乐观是一种长期身体的或形而上的、智力的或精神的苦难唯一可能的结果。但这不也描述了每一天的所有考验与磨难？——简而言之，“人生？”似乎迟早我们都要注定成为这类乐观主义者（最令人沮丧的想法……）
（注释：pessimus，拉丁语，不规则形容词的最高级，“最差的、最坏的、最糟糕的”。
Gravitas，拉丁语，“庄重、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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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之歌。
与其为绝望、阴暗和命定提供一个理由，对于任何悲观主义哲学来说，倒不如说它们都是起到安慰作用的形式。既非完全的情绪，也非完全的概念，阴暗和命定将悲观主义转变为一种哲学上的禁欲（mortification）。
命定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非常不利，但所有的事情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终结，不管它们是否真的到达一个终结。命定是在一个结晶的自我克制的行为中人类交付给非人。
阴暗不只是末日前的焦虑。阴暗是字面上的气氛趋向，如同印象，如果说人也是阴暗的，这仅仅是一个四平八稳的气氛的副产品，那只是附带牵涉人类。与心理学的意义相比，阴暗更与气象学相关，它的原料是昏暗、朦胧而又阴沉的天空，废墟或杂草丛生的坟墓，模糊、昏暮的雾气，为了一种漠不关心的世界，它们向我们卑屈和迟暮的聆听输送同样的倦怠。
从某种意义上说，阴暗对位于命定——徒劳之于前者，就如宿命之于后者。命定在时间上是暂存的——一切都不稳定地吸引它们的终结——而阴暗是静止的紧缩，一切都悲伤、静止、暂停，一道蜿蜒的烟雾盘旋在冰冷的、长满苔藓的乱石和潮湿的冷杉之间。如果命定是出于对暂时和死亡的恐惧，那么阴暗就是对生命停滞的恐惧。
有时，我喜欢想象，想想停尸地的Aghori和墓地诗人，这种景象就会孤独地浮现在眼前。
（注释：Aghori，印度教教派之一，信仰者生活在北印度的恒河沿岸，崇拜湿婆，食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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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之歌。
悲观主义中存在一种对边界的不能容忍。悲观主义的怨恨开始固定于一个特别的怨恨对象上——有人几乎一无所知，或者有人认为太好了；一种对这个人的怨恨或者一种对全人类的怨恨；一种壮观的怨恨或者一种平庸的怨恨；一种怨恨缘于一个吵闹邻居的、一条狂吠之犬、大量游手好闲之人、走在你前面用智能手机聊天的笨蛋、盛大招摇的庆典、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外伤性的不公平像媒体的狂轰滥炸一样反刍，怨恨缘于自恋狂和在桌子旁紧挨着你特别大声讲话的过度表演之人、技术上的难题和解决问题、就耻辱而言一切的减少，怨恨缘于拒绝承认自己错误、自助图书、绝对了解一切并一定要告诉你的人，缘于对所有的人、众生、万物、世界、这可恶的行星、这存在的空洞……
怨恨是悲观主义的马达，因为它主张平等，极易膨胀，它杀气腾腾地奔跑，跌跌撞撞地越过直觉，只能敷衍了事地被称为哲学式的。怨恨缺乏信心和仇恨上的清晰度，不过它也缺乏对厌恶几乎诚恳的判断力。对于悲观主义者来说，最小的细节可以是一种形而上的徒劳的一个迹象，这种形而上的徒劳是如此巨大和悲哀，以至于使得悲观主义自身黯然失色、遁入漆黑——一种怨恨，它小心谨慎地超越了可理解性视域的悲观主义，就像经历天色渐暗的傍晚，或者像这样类似的短句，“雨一直下，都是宝石和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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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之歌。
叔本华曾表示：死亡之于种属，正如沉睡之于个体。悲观主义者沉睡不是因为他们沮丧，而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沉睡是一种禁欲的实践。沉睡是悲观主义的苦行。如果，睡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噩梦，我们意外醒来，然后突然间，夜晚的恐惧消失无踪。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称之为“生活”的噩梦并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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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之歌。
尼采评论悲观主义，曾太过轻率地严厉批评叔本华。他写道：
……叔本华，虽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实际上——他曾吹奏长笛。每一天，正餐后：他本应该在那儿读他的传记。顺便说一句：一个悲观主义者否认知晓上帝和这个世界，但是在道德之前停下脚步——肯定道德和吹奏长笛的人……什么？真的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们知道叔本华的确收藏了一系列乐器，而我们也知道尼采他自己创作音乐。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会永远把音乐排除在哲学共和国的之外。
但是与其说尼采嘲讽的是叔本华忙于音乐，不如说他嘲讽的是叔本华忙于悲观主义。对于悲观主义者而言，拒绝一切，却在音乐中寻求慰藉，悲观主义的否定性言说只能是一种言说肯定的微弱方式——最重要的陈述被最轻浮的回复削弱了。至少，叔本华可以做的是吹奏低音。
我不是长笛的大粉，或者，就那件事而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乐器的大粉。但是尼采忘记的是，历史上长笛曾在希腊悲剧中发挥的作用。在悲剧中，长笛（阿夫洛斯[aulos]）不是一种轻浮和欢快的乐器，而是表达孤独与悲伤。希腊的阿夫洛斯不仅表达了悲惨损失的悲伤之事，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悲泣和歌唱彼此不可分割。古典学家妮可·洛劳（Nicole Loraux）称之为哀悼之音（mourning voice）。除了更多葬礼哀悼的正式公民仪式，希腊悲剧的哀悼之音不断危及歌唱使其消失溶解在哀号中，不断危及音乐使其消失溶解在呻吟中，以及不断危及声音使其消失溶解在一种初生中，它们被肢解成为反-音乐（anti-music）。哀悼之音勾勒了所有形式的苦难——落泪、悲泣、哭诉、哀号、呻吟和思想的抽搐混乱，使得自身简化为一种基质上的不清晰性。
在说话的声音和歌唱的声音之间的倒塌的空间中，悲观主义发现了它的哀悼之音。悲观主义：声响与意义的失败，传音工具（phone ）与逻各斯（logos）的肢解。
我们已经从尼采那里营救了叔本华？大概不是。也许叔本华吹奏长笛，为的是提醒自己哀悼之音的真正功能——来自音乐的悲伤、叹息和呻吟呈现了难以分辨性，人类摇摇欲坠，坍塌进入非人。失败乃悲观主义的最卓越之处（Failure parexcellence of pessim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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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之歌。
在佛教思想中，存在的第一圣谛封装在巴利语的术语苦（dukkha）中，通常解释为“苦难”、“悲伤”或“痛苦”。佛教教义是清楚的，然而，这是一种客观的断言，并非简单的一个观点。存在是苦难和悲伤——可是这并非告诉我们一个悲观主义态度的教诲。
很可能是叔本华读了一些对他有用的佛经，认出苦的概念的起源。但苦是一个多面术语。当然，苦在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与过一种生活相联系的苦难、冲突、损耗。但这是反过来依赖于苦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并且，这最终都是通过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原则的——换句话说，就是空洞和一切皆空（emptiness）——苦的悖论性和无根据性而指向接地的苦难与限制。超越对我来说更糟的东西，超越一个由最糟构序的世界，就有了苦之空（the emptiness of dukkha ），此乃一种非个人的苦难……宇宙构造的眼泪。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看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在存在的核心处如何试图将苦的所有方面简化成一种虚无（nothingness），一种穿越意志的无意志（Willlessness）。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没有在叔本华那儿找到佛教的面容“永远的微笑”——或者在我们这儿可以找到？
巴利语经典文本也包含不同类型幸福的清单——包括放弃的幸福和分离的古怪幸福。但佛教更加看重作为苦的一部分的不同类型的幸福，在这种最终意义上的虚无或空。也许叔本华对佛教的理解比通常被给与他的赞颂要好得多。因此，叔本华的哲学实验——指向了一种西方的最糟和一种东方的苦的交叠式或替换式概览。空的悲伤，一种中立冷漠的抒情。这种结果是奇怪的、最终难以为继的、夜间形式的佛教。
（注释：永远的微笑，释迦牟尼被成称永远的微笑者，面对外界加之的伤害、不敬，面对终生的贪、嗔、痴，释迦牟尼从来不生气，面带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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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朗一度称音乐为“眼泪的物理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或许形而上学就是它的注释。或者它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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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悲观主义的失败主义（defeatism），悲观主义会更为神秘。对悲观主义者来说，神秘主义太过积极主动，而对神秘主义者来说，悲观主义太过冷漠无情。与此同时，神秘主义也有一些令人羡慕的地方——尽管诸多苦难仍在。某种意义上讲，悲观主义者是真正失败了的神秘主义者。
（注释：哲学上的神秘主义一般指的是放弃主体性、与万物融为一体的生存体验。作者在这里认为，悲观主义比神秘主义更消极。关于神秘主义的力作，详请参考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图根德哈特（Ernst Tugendhat，1930-）的《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Anthropologie statt Metaphysik），图根德哈特认为当代世界宗教中的大乘佛教乃神秘主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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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夜晚，以及音乐。
在一个极富启发的段落中，叔本华曾指出，“音乐是世界这个文本编织物最悦耳的声音。”
叔本华的人生观——生命是痛苦的，人生是荒谬的，我出生之前的虚无相当于我死亡之后的虚无——所有这些，人们好奇的是，当叔本华将音乐描述为世界的旋律时，他心里有着什么样的音乐——它是歌剧？一曲安魂弥撒？一首牧歌？或者也许是一首祝酒歌？或者有些像一首小夜曲（ Eine kleine Nachtmusik），一首关于思想黄昏的小夜曲，一首关于逻辑暗夜的阴沉夜曲(nocturne )，一张由一位幽独女妖呜咽的艾惹乐团（era）的《悲伤之翼》专辑（sad wings）。
也许叔本华心中的音乐是面向非音乐的音乐消除。耳语就足够了。也许是疲惫或无奈的一声叹息，也许是绝望或悲伤的一声呻吟。也许只是一声够了，面对消散耗尽，它可以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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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在泪水中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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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除了成为哲学之外，它总是来临。我的脊背疼痛，我的膝盖受伤，我昨夜难以入眠，我压力山大，以及我心里某些东西最终崩塌了。悲观主义发誓放弃接近系统——分析的纯度和批判的尊严——的所有的伪装。我们并不真的认为我们能够找到它，对吗？那只是消磨时间， 小解一下，有事可做，在它的所有脆弱性中提出一个大胆的姿态，按照悲观主义的规则，我们已经同意忘记我们第一次的所做作为。每一种思想通过先于它的一种影影绰绰的无法理解和侵蚀了它的一种徒劳而标记自身。悲观主义无论以哪种声音言说，都是这种徒劳和这种无法理解的呜咽般的证词——要碰碰运气就说要到外面去，失眠了就说你已经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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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种悲观主义的音乐吗？然后是，这样一种音乐能听得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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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对一个人的影响迫使他们把他们的经验转化为文字。当这样做失败时，结果是一种步履蹒跚的思想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音乐。齐奥朗写道：“音乐是一切。上帝并不比一种声学幻觉多出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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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思想家，像叔本华一样，有任何可取之处，那是他认出了西方文化的伟大谎言——存在偏爱在非存在之上（the preference for existence over non-existence）。正如他所说：“如果我们敲了敲坟墓，问他们是否愿意再次复活，他们会摇摇头。”
在西方文化中，公认之事是庆祝出生和哀悼死亡。但这里一定有一种错误。对于庆祝死亡和哀悼出生来说，难道不会有更多意义？然而这很奇怪，因为出生的哀悼大概是最后一个人生命之全部，因此，哀悼和生命将是同样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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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宇宙和谐之音乐理念来说，与充足理由之哲学原则相一致。像哀悼的音乐，悲观主义带给声音的是词与歌不可避免的崩塌。在这种方式中，音乐是思想的泛音（over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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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的圣徒。
悲观主义的圣徒看守苦难。言简意赅而闷闷不乐，悲观主义的圣徒看起来似乎从来没有一份好工作，为了那些受难之人，他们一直在保护、斡旋或倡导中。或许，他们需要我们比我们需要他们更多一些。
我们不要忘记，确实存在着哲学的圣徒，但是他们的故事却都是不幸的。例如，公元四世纪的亚历山大的圣·加大肋纳（Sain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又称车轮上的圣·加大肋纳（Saint Catherine of the Wheel），被用来命名曾用于她的酷刑装置。凯瑟琳（加大肋纳）是一位勤奋早慧的十四岁学生，受到持续的迫害。在所有形式的折磨失败后——包括“碎肉之轮”（breaking wheel）——皇帝终于将她斩首。她是哲学家们的保护者的强烈而恰当的暗示。
音乐和音乐家们也有其圣徒，但他们的故事太过悲伤。在公元二世纪，圣·塞西莉亚（Saint Cecilia）也受到迫害与折磨。就她跪下来引颈就戮，刀片将她的头颅从她的身体分离之时，她热烈地唱了一首歌献给上帝。花了三次才将她完全斩首，自始至终，也许是奇迹，她继续唱着歌。
哪怕他们不值得牺牲，悲观主义不应该得到它自己的圣徒吗？但是在我们的搜索中，即使是最热心的唱反调的人也经常陷入短暂的宗教狂热中去——帕斯卡尔的独居之爱、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诗歌之爱、叔本华的音乐之爱、尼采的叔本华之爱，等等。话说回来，人们应该聚焦在悲观主义的个人作品上吗？我们可以把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三部曲包括进来——《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恐惧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和《畏惧与颤栗》（Fear and Trembling）——不过所有这些都被它们编造的和不可靠的作者所暗中削弱。此外，人们如何把悲观主义者从作品如——乌纳穆诺（Unamuno）的《生命的悲剧意识》（The Tragic Sense of Life）、舍斯托夫（Shestov）的《钥匙的统治》(Postetas Clavium）或者埃德加·萨尔特斯（Edgar Saltus）的较少被阅读的《祛魅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isenchantment）——中的乐观主义者中分离出来？即使在一个作者的整个语料库是悲观式的情况下，展现似乎永远不完整——证据如齐奥朗的轨迹，从他的第一本书《在绝望的巅峰》（On the Heights of Despair）到未公开发表的辛辣而紧绷的格言笔记。从歌德的烦恼的维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到佩索阿的不安的人；波德莱尔的颓丧与厌倦、于斯曼（Huysmans）和斯特林堡的神秘的恶魔崇拜、马里奥·德·萨·卡内罗（Mário de Sá-Carneiro）的幽灵学、泉镜花（Izumi Kyoka）、霍·菲·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脾气暴躁的老贝克特……正好都是最杰出的悲观主义者喜剧演员。所有这些遗迹都是独特的，也许都是反常的悲观主义陈述，一连串的引述和引用塞进了签饼（fortune cookies）中。
传统上，圣徒被命名在一个事件发生地后面，一个出生地或获得神秘体验之地。也许，最好的办法是把重点放在这些地方，悲观主义者在那里被迫过着他们的悲观主义生活——叔本华面对着一间空的柏林大学演讲厅，尼采在他妹妹家缄默与疗养，维特根斯坦放弃了教师职位而成为隐居的园丁，齐奥朗在拉丁区他极小的写作壁龛中与阿尔茨海默症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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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内心中成长着一个幽灵，在制造中受损，而这源自一次必然、晦涩和浸透的猎杀。我们失眠时的寂静活动之地提供了一切思想，这里有一处灰白老化的惯性的发光场，黑曜石般的梦一路燃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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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悲观主义有任何的教学价值，那就是作为一种哲学的悲观主义的失败与作为一种声音的悲观主义的失败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接下来我看到的，来自舍斯托夫的《无根据颂》（The Apotheosis of Groundlessness）：
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写作，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全能真理，他必须赶快传授给孤立无助的人类。后来，他变得越来越谦虚，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真理：于是他试着说服自己承认错误。再过几年，他知道自己已经被错误四面包围，所以没有必要说服自己承认错误。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写作，因为他不适合其它的工作，被体现为一个多余的人是如此的可怕。
原载continent. 2.2 (2012): 66–75
参考资料：
在Arika 片段2 “黑暗的一种特殊形式”中的一次谈话，格拉斯哥，2012年2月26日
（A talk given at A Special Form ofDarkness Arika Episode II, Glasgow, 26 February, 2012.）
【编按：上周六至本周一，“拜德雅”编辑部“倾巢出动”，赴上海参加“写一切：纪念罗兰·巴特诞辰100周年，暨首届法国思想青年论坛”，旁听各位青年学者的精彩发言，收获良多。旅途之中，小站和微信文章未能及时更新，还请读者朋友多多包涵。今日小站补发前天在微信号推出的由清宁翻译的长文《宇宙悲观主义》，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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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悲观主义
尤金·沙克尔 / 文
清宁 / 译
尤金·沙克尔（EugeneThacker）的这篇《宇宙悲观主义》，发表在2012年的《大陆》期刊上，2015年沙克尔将本篇独立成书，沿用原来的标题《宇宙悲观主义》（Univocal Publishing，2015）。置于是否有扩展，译者不得而知，只是在网络上看到页码有55页。需要解释的是本书标题的翻译，原题为Cosmic Pessimism，cosmic一般有“宇宙的、极为广阔的”的含义，但是作者没有用universe的形容词universal，而用的是cosmos的形容词cosmic，实有所指。universe指的是我们日常用语中所说的宇宙，cosmos则指的是宇宙的构造或结构上的和谐有序，所以本篇标题可以翻译为“宇宙构造的悲观主义”。根据作者在文中谈论的对象与内容，作者是进一步拿cosmic来修饰悲观主义，定位悲观主义的性质，作者实际上用的是cosmic的引申义,认为悲观主义是一种既非主观也非客观的“非人”（unhuman）的东西，标题要想照顾周全，可以翻译为“和谐有序而又无穷无尽的非人的悲观主义”。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标题的简洁，还是定名为“宇宙悲观主义”，请读者不要望文生义，在阅读时仔细揣摩。另外，悲观主义的内含极为丰富，并非如庸俗意义上的理解，译者本想写下一些辨析，但限于时间关系，以后如若出版，再另行著文阐释。最后，本篇所有注释均为中译者注释，只有最后的参考资料是原文所附。
清宁译识，2015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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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命中注定。
悲观主义是思想的暗夜，一部大脑徒劳的通俗剧，一首写在哲学墓地的诗。悲观主义是哲学思维的一种抒情失败，每一次都尝试清晰和连贯的思想，阴沉地淹没在它自己徒劳的神秘快乐中。最近在哲学争论中的悲观主义是可笑的和简短的“我们无能为力”，或者干脆：“我们命中注定。”一切努力注定要失败，一切计划注定要残缺，一切生命注定要死气沉沉，一切思想注定要未加深思。
悲观主义是哲学最低等的形式，往往是被贬低的和被遣退的，仅仅是一种不良态度的征兆。没有人需要悲观主义，人们需要乐观主义把自己激励到一个伟大的高度，激励自己摔倒后爬起身来，人们需要建设性的批评、建议和反馈，需要些许励志书籍或一个背后的轻拍以示鼓励。没有人需要悲观主义，尽管我喜欢想象悲观者激进主义的想法。没有人需要悲观主义，但每一个人——毫无例外——都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个时候，不得不面对悲观主义，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哲学，那么就是作为一种不满——反对某人或其他人，反对某人的环境或生活，反对诸物的国度或一般意义上的世界。
对悲观主义来讲，没有多少补救，并且没有安慰的奖赏。最终，悲观主义会对包括它自身在内的一切都感到厌倦。悲观主义是祛魅的哲学形式——作为吟诵一段咏叹、一段颂歌、一段孤独的独白的祛魅，通过其内在的浩瀚萦绕着悲观主义，这样一来，祛魅自身就变得微不足道。
在悲观主义中，第一个公理是一声悠长、低沉而又悲哀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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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旧命中注定。
没有人有时间悲观。毕竟一天之中，只有这么多时间。无论我们的性情，快乐或难过，忙碌或闲散，当我们听到了悲观情绪的时候，我们便对它了然了。悲观主义者通常被理解为爱抱怨的人，永远指出世界的错误，却不曾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往往更多的情况是，悲观主义者并非最安静的哲学家，在愤愤不平的无精打采之中，他们掩盖了自己的叹息。那微弱的声音，提不起任何人的兴致——“我以前都听说过，”“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在无解的问题上，在没有答案的提问上，在向抱怨的密封式洞穴住所的撤退中，悲观主义是有罪的，是最不可饶恕的西方罪行——罪行无须伪装，它是真实的。悲观主义败于实践哲学最基本的信条——“似乎。”想法似乎会有所帮助；行动似乎会造成不同的结果；言谈似乎能说出一些东西；生活似乎你没有在实际活着，而是靠非实体的朦胧又模糊的幽咽为生。
如果有更多的自信和更好的社会技能，悲观主义将会把它的祛魅变成一种信仰，或许称之为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但是悲观主义也有一种否定，甚至拒绝这样一个拒绝，从一开始，它就意识到已经失败，而所有的结果就是，一切都是镜花水月。
悲观主义试图艰难地在哞哞声中体现自己，一首安魂弥撒曲持久的乐调，或者藏族歌谣构造的隆隆之音。但它经常让松散的不和谐的音符立即变得哀怨忧郁、惹人怜悯。通常，它的声音开裂，它的沉重词语突然沦为喉音的纯粹碎片。
（注释：The Great Refusal，“大拒绝”，马尔库塞的术语，指的是在政治上既不走改良主义又不走暴力革命的“非暴力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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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或许没那么糟糕。
如果，当我们听到了悲观情绪的时候，我们便对它了然了，这是因为我们此前已经听过这一切——并且，我们不需要在第一个地方听到它。人生，艰辛不已。你所需要的是一种态度的改变、一个新的展望、一次视角的转换……一杯咖啡。
如果我们没有听到悲观情绪，这是因为它总是可靠地简化为一种易变的声音。如果悲观是如此频繁地被贬低，那是因为它带给大家的，确然视每一天为糟糕的一天，如果仅仅凭借这一事实，那它还算不得糟糕的一天。因为悲观的世界洋溢着否定的可能性，充满着一种糟糕心情与一个冷漠世界的碰撞。事实上，悲观是世界和关于世界的陈述之间的一个混乱结果，一片混乱也防止它完全进入哲学的神圣殿堂。如果悲观如此经常被遣退，这是因为它往往不可能从一个哲学命题中区分开一个“糟糕的心情”（而不是所有的哲学都出自一个糟糕的心情？）
“悲观主义”这个特有术语意味着一个思想学派、一个运动，甚至一个社群。但是悲观主义总属于某一群体——或许是两个。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它不属于任何群体，仅仅被匆匆记下，徒留潦草的字迹，被人们长久地遗忘了。但这似乎不切实际，尽管人们可以一直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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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的解剖。
虽然它可以把自己定位在哲学的边缘，悲观主义和其它形式的思想一样，都是哲学分析的主题。悲观主义的失败抒情性给予它音乐的结构。悲伤之乐何时奏响，都缘于一个最糟哲学。悲观主义的两大关键是道德悲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即它的主观和客观的两极，对世界的态度和关于世界的断言。对于道德悲观主义，更好根本未出生；对于形而上学悲观主义，这是所有可能性的世界中最糟的一种。对于道德悲观主义，存在的问题是人类的唯我论，用我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界，一个“为我们的世界”（world-for-us）。对于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存在的问题是世界的唯我论，作为一个“在世界自身中的世界”（world-in-itself）被抗议和预测。道德悲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悲观主义二者均在哲学上呈现妥协的姿态；道德悲观主义，它的失败在于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锁定在人类身上；而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它的失败在于认识到了在现实主义的特有索求下自身与之同流合污。
这就是悲观主义是如何制造它的最糟的音乐的，它是一曲对世人的广泛普遍的憎恶。悲观主义在这种徒劳的四周结晶成型——它是它的命运之爱（amor fati），它以音乐的形式呈现。
（注释：amor fati，拉丁语“命运之爱”，意思是一个人坦然接受命运所赐的一切，包括其中的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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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的忧郁。
有一种悲观主义的逻辑，即从根本上质疑哲学上的体系。悲观主义牵涉对一种状态（condition）的一种陈述（statement ）。在悲观主义中，每一种陈述归根结底乃是一种肯定或否定，正如每一种状态要么最好要么最糟。
与叔本华这位悲观主义大成者、哲学家的身份与暴躁的脾气集于一身的思想家同行，我们看到了一种面对最糟情况的否定性言说（no-saying），一种暗暗觊觎一种肯定性言说（yes-saying）的否定性言说（通过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寂静主义），虽然这种隐匿的肯定性言说是一种在理解能力极限上的视域。关于尼采，酒神悲观主义的代表，一种力量或喜悦的悲观主义，一种面对最糟情况的肯定性言说，一种面向这个世界是其所是的肯定性言说。而与齐奥朗同行，又是另一种变奏，琐碎无用而又感情充沛，一种面对最糟情况的否定性言说，以及一种面对在这儿或不在那儿的任何其它世界的可能性的进一步的否定性言说。与齐奥朗同行，你可以靠近，但永远无法抵达，一种绝对的否定性言说，一种深思熟虑的对悲观主义自身的放弃。
悲观主义的逻辑通过三次拒绝而迁移：一次是关于最糟的否定性言说（“为我们的世界”的拒绝，或叔本华的悲泣）；一次是关于最糟的肯定性言说（“在世界自身中的世界”的拒绝，或尼采的大笑）；一次是关于“为我们”和“在世界自身中”的否定性言说（一种双重的拒绝，或齐奥朗的沉睡）。
悲泣、大笑、沉睡——对如此漠然冷淡的一生，还有哪些其它回应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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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悲观主义。
道德悲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悲观主义二者都指向了另一种悲观主义，一种既非主观也非客观的悲观主义，它既非“为我们”也非“在世界自身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有我们的世界”的悲观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宇宙悲观主义（cosmic pessimism）……但是，这听起来太过宏伟庄严、太过充满惊奇、太多对伟大的超越（the Great Beyond）的苦涩余韵。言语支吾。观念也不甚清晰。为此，我们拥有的宇宙悲观主义，它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宇宙构造（cosmos）的悲观主义，事关秩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宇宙悲观主义的轮廓是一种对人类观点按比例地剧烈放大或缩小，深层空间和深层时间上的非人取向，而这一切朦胧都伴随着一种绝境、一种原始的渺小，对于人类的思想联系永远不可能有充分的记述——一切悲观主义的残骸都是诸心绪的欲求之物（the desiderata of affects）——紧张，冷漠，蔑视，孤独，充满悲伤悔恨，它们就在那种被称之为哲学的构造上的对弈中胡乱地交织在一起，一个胡乱交织性的悲观主义试图将自身提高到一种艺术形式层面（尽管通常的结果是闹剧）。
（注释：the Great Beyond，“伟大的超越”，代指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革命性的创新，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desiderata，拉丁语“欲望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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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劳之歌。
一种徒劳的伦理学弥漫在悲观主义中。徒劳，然而，不同于宿命，且也不同于简单的失败（尽管失败并不简单）。失败是一种关系之心内部的破坏，一条因果之间的裂缝，一条通过尝试和再尝试匆匆覆盖的裂缝。关于失败，总有大量的指责四下流传；这不是我的错，这是一种技术性难题，这是一种交际失误（miscommunication）。对于悲观主义者，失败是一个“何时”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的问题——失败，乃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一切都枯萎消失，进入到一个比夜还黑的晦涩朦胧之中，从一个人生命的伤感性迟暮到平庸的摇曳闪烁的诸瞬间，这一切构成了每一天。一切都做不到，一切所说或所知注定成为一种恒星的泯灭。
当以这种方式按比例地放大时，失败就成了宿命。宿命是因果的赫尔墨斯主义。在宿命中，你所做的一切，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导致一个必然的终结，且最终走向这个终结——纵使那个终结，或意味着走向那个终结，仍然笼罩在晦涩朦胧中。你无法在无物的情况下制造差异，因为差异乃是你在万物中制造的。因此，恰恰就在你欺骗自己去思考上述情况的时候，你的行为效果隐藏于你中，终于，这一次你将骗过诸物的秩序。沿着有一个目标，提前规划，并周密谨慎思考诸物，我们试图，在一种日常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中，把宿命变成我们的优势，这都是为了获得在宇宙构造中深深深深掩埋的秩序的一瞥。
但是，即使宿命也有它使人舒适的地方。因果链条可能隐藏于我们中，但这只是因为混乱失调是我们尚未看到的秩序；它只是更复杂、分散，且需要高等数学来处理。宿命仍然紧贴一切存在的充分性……当宿命正好放弃这种想法之时，它就变成了徒劳。徒劳产生了可怕的猜疑，背后是我们悬挂于这个世界之上的因果性的裹尸布，这里只有对存在或不存在之物的中立冷漠；无论你做什么，最终都导向无穷无尽，一条不可撤销的鸿沟，横贯在思想与世界之间。徒劳把思考的方式转变成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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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之歌。
在悲观主义中心存在着一个术语叫pessimus，“最糟”,一个相对的术语，同样，它也是绝对的。最糟是事情像得到的那样坏，作为掩藏起来的“最好”，“最糟”被时间的流逝和命运的波折所笼罩。就悲观主义者而言，“最糟”倾向于以苦难的方式表现出来，即活着的每一刻倾向逐渐阻塞，直至死亡来临时，它完全漆黑，与阻塞完全重叠……对悲观主义者来说，此时，不再“最糟”。
悲观主义被标记为一种对超越“最糟”的不情愿，仅仅部分由动机缺乏而引起。在悲观主义中，“最糟”是基础，它在每一个实存者（existent）的掩饰下撤退——事情可能会更糟，又（and），事情可能会更好。“最糟”总是暗示一种价值判断，它基于证据与经验的不足；这样一来，悲观主义的最大克星是其道德取向。悲观主义的命题都具有一个冷笑话的庄重（gravitas）。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乐观主义者都是最严重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是耗尽了选项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几乎心醉神迷地淹没在最糟之中。这样一种乐观是一种长期身体的或形而上的、智力的或精神的苦难唯一可能的结果。但这不也描述了每一天的所有考验与磨难？——简而言之，“人生？”似乎迟早我们都要注定成为这类乐观主义者（最令人沮丧的想法……）
（注释：pessimus，拉丁语，不规则形容词的最高级，“最差的、最坏的、最糟糕的”。
Gravitas，拉丁语，“庄重、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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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之歌。
与其为绝望、阴暗和命定提供一个理由，对于任何悲观主义哲学来说，倒不如说它们都是起到安慰作用的形式。既非完全的情绪，也非完全的概念，阴暗和命定将悲观主义转变为一种哲学上的禁欲（mortification）。
命定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非常不利，但所有的事情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终结，不管它们是否真的到达一个终结。命定是在一个结晶的自我克制的行为中人类交付给非人。
阴暗不只是末日前的焦虑。阴暗是字面上的气氛趋向，如同印象，如果说人也是阴暗的，这仅仅是一个四平八稳的气氛的副产品，那只是附带牵涉人类。与心理学的意义相比，阴暗更与气象学相关，它的原料是昏暗、朦胧而又阴沉的天空，废墟或杂草丛生的坟墓，模糊、昏暮的雾气，为了一种漠不关心的世界，它们向我们卑屈和迟暮的聆听输送同样的倦怠。
从某种意义上说，阴暗对位于命定——徒劳之于前者，就如宿命之于后者。命定在时间上是暂存的——一切都不稳定地吸引它们的终结——而阴暗是静止的紧缩，一切都悲伤、静止、暂停，一道蜿蜒的烟雾盘旋在冰冷的、长满苔藓的乱石和潮湿的冷杉之间。如果命定是出于对暂时和死亡的恐惧，那么阴暗就是对生命停滞的恐惧。
有时，我喜欢想象，想想停尸地的Aghori和墓地诗人，这种景象就会孤独地浮现在眼前。
（注释：Aghori，印度教教派之一，信仰者生活在北印度的恒河沿岸，崇拜湿婆，食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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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之歌。
悲观主义中存在一种对边界的不能容忍。悲观主义的怨恨开始固定于一个特别的怨恨对象上——有人几乎一无所知，或者有人认为太好了；一种对这个人的怨恨或者一种对全人类的怨恨；一种壮观的怨恨或者一种平庸的怨恨；一种怨恨缘于一个吵闹邻居的、一条狂吠之犬、大量游手好闲之人、走在你前面用智能手机聊天的笨蛋、盛大招摇的庆典、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外伤性的不公平像媒体的狂轰滥炸一样反刍，怨恨缘于自恋狂和在桌子旁紧挨着你特别大声讲话的过度表演之人、技术上的难题和解决问题、就耻辱而言一切的减少，怨恨缘于拒绝承认自己错误、自助图书、绝对了解一切并一定要告诉你的人，缘于对所有的人、众生、万物、世界、这可恶的行星、这存在的空洞……
怨恨是悲观主义的马达，因为它主张平等，极易膨胀，它杀气腾腾地奔跑，跌跌撞撞地越过直觉，只能敷衍了事地被称为哲学式的。怨恨缺乏信心和仇恨上的清晰度，不过它也缺乏对厌恶几乎诚恳的判断力。对于悲观主义者来说，最小的细节可以是一种形而上的徒劳的一个迹象，这种形而上的徒劳是如此巨大和悲哀，以至于使得悲观主义自身黯然失色、遁入漆黑——一种怨恨，它小心谨慎地超越了可理解性视域的悲观主义，就像经历天色渐暗的傍晚，或者像这样类似的短句，“雨一直下，都是宝石和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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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之歌。
叔本华曾表示：死亡之于种属，正如沉睡之于个体。悲观主义者沉睡不是因为他们沮丧，而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沉睡是一种禁欲的实践。沉睡是悲观主义的苦行。如果，睡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噩梦，我们意外醒来，然后突然间，夜晚的恐惧消失无踪。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称之为“生活”的噩梦并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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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之歌。
尼采评论悲观主义，曾太过轻率地严厉批评叔本华。他写道：
……叔本华，虽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实际上——他曾吹奏长笛。每一天，正餐后：他本应该在那儿读他的传记。顺便说一句：一个悲观主义者否认知晓上帝和这个世界，但是在道德之前停下脚步——肯定道德和吹奏长笛的人……什么？真的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们知道叔本华的确收藏了一系列乐器，而我们也知道尼采他自己创作音乐。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会永远把音乐排除在哲学共和国的之外。
但是与其说尼采嘲讽的是叔本华忙于音乐，不如说他嘲讽的是叔本华忙于悲观主义。对于悲观主义者而言，拒绝一切，却在音乐中寻求慰藉，悲观主义的否定性言说只能是一种言说肯定的微弱方式——最重要的陈述被最轻浮的回复削弱了。至少，叔本华可以做的是吹奏低音。
我不是长笛的大粉，或者，就那件事而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乐器的大粉。但是尼采忘记的是，历史上长笛曾在希腊悲剧中发挥的作用。在悲剧中，长笛（阿夫洛斯[aulos]）不是一种轻浮和欢快的乐器，而是表达孤独与悲伤。希腊的阿夫洛斯不仅表达了悲惨损失的悲伤之事，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悲泣和歌唱彼此不可分割。古典学家妮可·洛劳（Nicole Loraux）称之为哀悼之音（mourning voice）。除了更多葬礼哀悼的正式公民仪式，希腊悲剧的哀悼之音不断危及歌唱使其消失溶解在哀号中，不断危及音乐使其消失溶解在呻吟中，以及不断危及声音使其消失溶解在一种初生中，它们被肢解成为反-音乐（anti-music）。哀悼之音勾勒了所有形式的苦难——落泪、悲泣、哭诉、哀号、呻吟和思想的抽搐混乱，使得自身简化为一种基质上的不清晰性。
在说话的声音和歌唱的声音之间的倒塌的空间中，悲观主义发现了它的哀悼之音。悲观主义：声响与意义的失败，传音工具（phone ）与逻各斯（logos）的肢解。
我们已经从尼采那里营救了叔本华？大概不是。也许叔本华吹奏长笛，为的是提醒自己哀悼之音的真正功能——来自音乐的悲伤、叹息和呻吟呈现了难以分辨性，人类摇摇欲坠，坍塌进入非人。失败乃悲观主义的最卓越之处（Failure parexcellence of pessim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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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之歌。
在佛教思想中，存在的第一圣谛封装在巴利语的术语苦（dukkha）中，通常解释为“苦难”、“悲伤”或“痛苦”。佛教教义是清楚的，然而，这是一种客观的断言，并非简单的一个观点。存在是苦难和悲伤——可是这并非告诉我们一个悲观主义态度的教诲。
很可能是叔本华读了一些对他有用的佛经，认出苦的概念的起源。但苦是一个多面术语。当然，苦在通常意义上，指的是与过一种生活相联系的苦难、冲突、损耗。但这是反过来依赖于苦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并且，这最终都是通过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原则的——换句话说，就是空洞和一切皆空（emptiness）——苦的悖论性和无根据性而指向接地的苦难与限制。超越对我来说更糟的东西，超越一个由最糟构序的世界，就有了苦之空（the emptiness of dukkha ），此乃一种非个人的苦难……宇宙构造的眼泪。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看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在存在的核心处如何试图将苦的所有方面简化成一种虚无（nothingness），一种穿越意志的无意志（Willlessness）。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没有在叔本华那儿找到佛教的面容“永远的微笑”——或者在我们这儿可以找到？
巴利语经典文本也包含不同类型幸福的清单——包括放弃的幸福和分离的古怪幸福。但佛教更加看重作为苦的一部分的不同类型的幸福，在这种最终意义上的虚无或空。也许叔本华对佛教的理解比通常被给与他的赞颂要好得多。因此，叔本华的哲学实验——指向了一种西方的最糟和一种东方的苦的交叠式或替换式概览。空的悲伤，一种中立冷漠的抒情。这种结果是奇怪的、最终难以为继的、夜间形式的佛教。
（注释：永远的微笑，释迦牟尼被成称永远的微笑者，面对外界加之的伤害、不敬，面对终生的贪、嗔、痴，释迦牟尼从来不生气，面带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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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朗一度称音乐为“眼泪的物理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或许形而上学就是它的注释。或者它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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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悲观主义的失败主义（defeatism），悲观主义会更为神秘。对悲观主义者来说，神秘主义太过积极主动，而对神秘主义者来说，悲观主义太过冷漠无情。与此同时，神秘主义也有一些令人羡慕的地方——尽管诸多苦难仍在。某种意义上讲，悲观主义者是真正失败了的神秘主义者。
（注释：哲学上的神秘主义一般指的是放弃主体性、与万物融为一体的生存体验。作者在这里认为，悲观主义比神秘主义更消极。关于神秘主义的力作，详请参考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图根德哈特（Ernst Tugendhat，1930-）的《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Anthropologie statt Metaphysik），图根德哈特认为当代世界宗教中的大乘佛教乃神秘主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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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夜晚，以及音乐。
在一个极富启发的段落中，叔本华曾指出，“音乐是世界这个文本编织物最悦耳的声音。”
叔本华的人生观——生命是痛苦的，人生是荒谬的，我出生之前的虚无相当于我死亡之后的虚无——所有这些，人们好奇的是，当叔本华将音乐描述为世界的旋律时，他心里有着什么样的音乐——它是歌剧？一曲安魂弥撒？一首牧歌？或者也许是一首祝酒歌？或者有些像一首小夜曲（ Eine kleine Nachtmusik），一首关于思想黄昏的小夜曲，一首关于逻辑暗夜的阴沉夜曲(nocturne )，一张由一位幽独女妖呜咽的艾惹乐团（era）的《悲伤之翼》专辑（sad wings）。
也许叔本华心中的音乐是面向非音乐的音乐消除。耳语就足够了。也许是疲惫或无奈的一声叹息，也许是绝望或悲伤的一声呻吟。也许只是一声够了，面对消散耗尽，它可以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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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在泪水中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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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除了成为哲学之外，它总是来临。我的脊背疼痛，我的膝盖受伤，我昨夜难以入眠，我压力山大，以及我心里某些东西最终崩塌了。悲观主义发誓放弃接近系统——分析的纯度和批判的尊严——的所有的伪装。我们并不真的认为我们能够找到它，对吗？那只是消磨时间， 小解一下，有事可做，在它的所有脆弱性中提出一个大胆的姿态，按照悲观主义的规则，我们已经同意忘记我们第一次的所做作为。每一种思想通过先于它的一种影影绰绰的无法理解和侵蚀了它的一种徒劳而标记自身。悲观主义无论以哪种声音言说，都是这种徒劳和这种无法理解的呜咽般的证词——要碰碰运气就说要到外面去，失眠了就说你已经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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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种悲观主义的音乐吗？然后是，这样一种音乐能听得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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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对一个人的影响迫使他们把他们的经验转化为文字。当这样做失败时，结果是一种步履蹒跚的思想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音乐。齐奥朗写道：“音乐是一切。上帝并不比一种声学幻觉多出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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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思想家，像叔本华一样，有任何可取之处，那是他认出了西方文化的伟大谎言——存在偏爱在非存在之上（the preference for existence over non-existence）。正如他所说：“如果我们敲了敲坟墓，问他们是否愿意再次复活，他们会摇摇头。”
在西方文化中，公认之事是庆祝出生和哀悼死亡。但这里一定有一种错误。对于庆祝死亡和哀悼出生来说，难道不会有更多意义？然而这很奇怪，因为出生的哀悼大概是最后一个人生命之全部，因此，哀悼和生命将是同样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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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宇宙和谐之音乐理念来说，与充足理由之哲学原则相一致。像哀悼的音乐，悲观主义带给声音的是词与歌不可避免的崩塌。在这种方式中，音乐是思想的泛音（over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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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的圣徒。
悲观主义的圣徒看守苦难。言简意赅而闷闷不乐，悲观主义的圣徒看起来似乎从来没有一份好工作，为了那些受难之人，他们一直在保护、斡旋或倡导中。或许，他们需要我们比我们需要他们更多一些。
我们不要忘记，确实存在着哲学的圣徒，但是他们的故事却都是不幸的。例如，公元四世纪的亚历山大的圣·加大肋纳（Saint Catherine of Alexandria），又称车轮上的圣·加大肋纳（Saint Catherine of the Wheel），被用来命名曾用于她的酷刑装置。凯瑟琳（加大肋纳）是一位勤奋早慧的十四岁学生，受到持续的迫害。在所有形式的折磨失败后——包括“碎肉之轮”（breaking wheel）——皇帝终于将她斩首。她是哲学家们的保护者的强烈而恰当的暗示。
音乐和音乐家们也有其圣徒，但他们的故事太过悲伤。在公元二世纪，圣·塞西莉亚（Saint Cecilia）也受到迫害与折磨。就她跪下来引颈就戮，刀片将她的头颅从她的身体分离之时，她热烈地唱了一首歌献给上帝。花了三次才将她完全斩首，自始至终，也许是奇迹，她继续唱着歌。
哪怕他们不值得牺牲，悲观主义不应该得到它自己的圣徒吗？但是在我们的搜索中，即使是最热心的唱反调的人也经常陷入短暂的宗教狂热中去——帕斯卡尔的独居之爱、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诗歌之爱、叔本华的音乐之爱、尼采的叔本华之爱，等等。话说回来，人们应该聚焦在悲观主义的个人作品上吗？我们可以把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三部曲包括进来——《致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恐惧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和《畏惧与颤栗》（Fear and Trembling）——不过所有这些都被它们编造的和不可靠的作者所暗中削弱。此外，人们如何把悲观主义者从作品如——乌纳穆诺（Unamuno）的《生命的悲剧意识》（The Tragic Sense of Life）、舍斯托夫（Shestov）的《钥匙的统治》(Postetas Clavium）或者埃德加·萨尔特斯（Edgar Saltus）的较少被阅读的《祛魅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isenchantment）——中的乐观主义者中分离出来？即使在一个作者的整个语料库是悲观式的情况下，展现似乎永远不完整——证据如齐奥朗的轨迹，从他的第一本书《在绝望的巅峰》（On the Heights of Despair）到未公开发表的辛辣而紧绷的格言笔记。从歌德的烦恼的维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到佩索阿的不安的人；波德莱尔的颓丧与厌倦、于斯曼（Huysmans）和斯特林堡的神秘的恶魔崇拜、马里奥·德·萨·卡内罗（Mário de Sá-Carneiro）的幽灵学、泉镜花（Izumi Kyoka）、霍·菲·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脾气暴躁的老贝克特……正好都是最杰出的悲观主义者喜剧演员。所有这些遗迹都是独特的，也许都是反常的悲观主义陈述，一连串的引述和引用塞进了签饼（fortune cookies）中。
传统上，圣徒被命名在一个事件发生地后面，一个出生地或获得神秘体验之地。也许，最好的办法是把重点放在这些地方，悲观主义者在那里被迫过着他们的悲观主义生活——叔本华面对着一间空的柏林大学演讲厅，尼采在他妹妹家缄默与疗养，维特根斯坦放弃了教师职位而成为隐居的园丁，齐奥朗在拉丁区他极小的写作壁龛中与阿尔茨海默症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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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内心中成长着一个幽灵，在制造中受损，而这源自一次必然、晦涩和浸透的猎杀。我们失眠时的寂静活动之地提供了一切思想，这里有一处灰白老化的惯性的发光场，黑曜石般的梦一路燃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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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悲观主义有任何的教学价值，那就是作为一种哲学的悲观主义的失败与作为一种声音的悲观主义的失败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接下来我看到的，来自舍斯托夫的《无根据颂》（The Apotheosis of Groundlessness）：
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写作，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全能真理，他必须赶快传授给孤立无助的人类。后来，他变得越来越谦虚，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真理：于是他试着说服自己承认错误。再过几年，他知道自己已经被错误四面包围，所以没有必要说服自己承认错误。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写作，因为他不适合其它的工作，被体现为一个多余的人是如此的可怕。
原载continent. 2.2 (2012): 66–75
参考资料：
在Arika 片段2 “黑暗的一种特殊形式”中的一次谈话，格拉斯哥，2012年2月26日
（A talk given at A Special Form ofDarkness Arika Episode II, Glasgow, 26 February,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