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J. 米勒 | 拉康心理治疗：粉碎话语以产出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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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心理治疗：粉碎话语以产出言语
米歇尔·J.米勒 / 文
李新雨 / 译
无论它是否希望成为一种治愈、训练、或者回响深处的动因，精神分析都只有一个媒介：病人的言语。
——拉康（1952/2002，第40页）
雅克·拉康，一颗在精神分析场景上升起的明星，尽管因为其弹性时间会谈（或译：可变时长会谈），他已经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在1953年1月自己创立了重新推选主席的巴黎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简称SPP）（Nobus，2000，第193页）。经由那个机构及其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联系，他受邀在即将于罗马举行的罗曼语系精神分析学家年会上就言语和语言的主题进行发言。“在此期间”，他告诉我们，“严重的不一致”，主要在拉康对弹性时间会谈的使用上，“导致了法国群体内部的一次决裂”（1955/2002，第31页）【1】。六个月之后，拉康辞去了他在SPP的职位，继而加入了那些从组织中脱离出来的人重新成立的法国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简称SFP）。
尽管不断上升的政治压力围绕着拉康，但是他还是被允许进行他受到邀请的发言，而SFP的成员也被允许参加。在此绰号“罗马演讲”的发言期间，拉康传播了一篇题为《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的文章，此著作可以被视作（或听作）拉康精神分析的“新生儿啼哭”（1953/2002，第32页）。至少，它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起点，从中来理解拉康的议程，此即他影射的“严重不一致”的核心所在。那个议程就是“更新我们得自语言的学科的种种基础”（同上，第32页）。
以这篇文章，拉康澄清了其“回到弗洛伊德”的关键所在。他的目的在于将精神分析带回到他视之为弗洛伊德最伟大发现的事情上：简单地说，即“谈话疗法”是关涉“谈话”的。
拉康还广泛地评论了精神分析在他看来并不关涉的事情，而至于在拉康及其同代人之间的裂缝中不断加剧的因素，其批判的语调也没留下多少疑问。不幸的是，这种语调在拉康的精神分析见解与克里斯、勒文斯坦、哈特曼、巴林特还有温尼科特之间规定了一个持续分裂的阶段，这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所有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精神分析在当前美国的心理动力学治疗上造成的影响构成的（见：Jacob，1991；Maroda，1999，2001；McWilliams，1994）。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拉康持续多年的问题：在他试图将精神分析的实践移入生产性对话的“象征界”领域时，他的政治学及其修辞学却通常使我们卡在拉康（1988b）所谓的“想象界”，一个关于“我们和他们”的自恋世界；对手们甚至不会让步去提及彼此的名字（Fink，2004；Schneiderman，1983）。
拉康精神分析的“新生儿啼哭”
虽然很多拉康的文本都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他觉得其同代人错误对待分析的例子，但是转向新生的“糟糕婴儿”（enfantterrible）的最初啼哭来确定我们自己的方向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1953/2002）一文中，拉康耗费了少许的时间来表达他将其看作是问题的事情：
我们可以追溯多年来对言语的功能和语言的领域不断增长的厌恶。这对在精神分析运动中获得公认的‘目标与技术上的改变’是负有责任的，不过其与治疗效力的普遍下降的关系则是暧昧不明的（第34页）。
这种“对言语的功能和语言的领域的厌恶”，可见于“我们称之为我们的‘科学活动’的文献”，即，自我心理学家与对象关系理论家们所解释的那种精神分析对于“想象界的功能……力比多对象关系的概念……【还有】反转移的重要性”的强调。（第242-243页）
对于拉康而言，精神分析中的这些新的强调构成了一种远离“象征”辖域——精神分析的固有领地——的转变，这涉及到一种介于“主体”和“他者”之间的话语——并朝向“想象”辖域，经由这种方式，两个自我要么在友好的认同中（“我跟某个像我的人”），要么经由对方身体的姿势来发生关系。
精神分析，作为其文化传入美国范式的一部分【2】：变得聚焦于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作为治愈因素的自我之间的“交流”之上。分析家的自我与其分析者的自我进行沟通，成为分析者自我的模型，从而支持分析者的自我；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家被简单地降格为影响分析者变得更像他那样。
“精神分析在美国受到了歪曲，朝向了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对行为模式的研究，并且所有的客观化都隐含在‘人际关系’的概念中”（第39页）。根据拉康，经由其对弗洛伊德的阅读，精神分析变成了只不过是一种美其名曰的行为矫正练习，而不是仍然忠实于自己，作为一种对结构无意识主体的象征和语言系统的探究；一种“交流”的幻象把主体留在了她自己的历史之外（第39页），继而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分析经验。
进而，拉康认为分析家搞错了他的观念：语言和言语对于精神分析的计划是基本不充分的。由于这种假设的错误，结果分析的实践就变得聚焦在处于言语之外的某种幻象之上，这在人际情感方式中是众所周知的。
在先前将这种临床实践的聚焦描述成一种错误的时候，必定会给我们一种反直觉的印象。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作为一个心理动力学疗法的学生（我设想这并不是完全唯一的），我受到的训练要我“遵循病人的情感”，要不断地关注我的反转移感觉，甚至还要将这些感觉看作是咨客必定倾向于将他人放入的位置的典型。因而，人际的、关系的体验，还有情感的重要性是我自己的训练的核心，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影响，拉康才提出异议。还有些人比我刚才描述过的强调走得更远，他们劝告我们将这些感觉真实地“卷入”到会谈之中：例如，让咨客知道，我可能“为”他感到生气，或甚至“对”他感到愤怒（见：Jacobs，1991；Maroda，1999，2001）。
至少部分地基于我们经验的这些人际间直觉的方面来干预病人，有时会在心理动力学的训练中呈现为，比基于我们可能达到的一种预先建立的、智能化的建构的行动更为可取。其实，有些人会主张，基于后者的干预往往无异于跟咨客串通，因为我们常常将她看作已经有过多的智力性防御，而犯下这样一种错误，可能会经由我允许自己与之共谋的防御而鼓励她的破坏性人际模式，而咨客真正需要的则是被带回到存在于言辞之外的一种情感状态的可信的、人际的表达【3】。
卡伦·玛洛达（Karen Maroda，2001）将这种思想带向了其逻辑（也许是急剧冷却）的结束，在讨论她透露了她对一个咨客的愤怒时，她写道：“我认识到了我的情感表达是如何的重要，让我能够突破莎莉和像她这样的病人。施虐性比起我的中立性是更可取的”（第34页，额外的强调）。
拉康说（1953/2002），他自己的某些轻视则不然：
对于分析家而言，没什么是比他试图通过其体验的某种与主体现实的假设的‘接触’来引导自己更能令人误导的了。直觉主义者甚至是现象学心理学的这种
空洞的‘行话’，以一种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缺乏言语效果的根深蒂固的症状的方式延伸到了当代的使用中。不过，当它被推荐到一种根据其真正规则将所有真实接触
排除在外的关系中时，其强迫性的价值就变得臭名昭著了（第39页）。
对于拉康而言，完全将治疗方法建立在这种人际“接触”的基础之上，将其用来指导我们自己的反转移幻想、感觉和直觉，无异于被归结为一种自恋的操作。以对病人情感的耸肩为基础来干预，在语言之外特殊对待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联系”，便是错过了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4）、《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b）、《释梦》（1900）、《关于一例强迫性神经症个案的评论》（1909）以及《一例癔症个案的分析片段》（1905a）中阐明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发现的要点，仅举几个例子——主体存在于语言本身，且总是被发现在语言中。
但是，对拉康而言，问题的关键远非单纯地感激弗洛伊德著作的哲学支柱之一。而是，“将精神分析的经验带回到言语和语言上来，因为其基础跟其技术有着直接的关涉”（拉康，1953/2002，第76页）。
拉康指责其同代人传播着一种自恋的精神分析，为了更好的理解这对拉康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暂时地回到他的自我概念，请注意拉康主张自我心理学家也盗用了弗洛伊德的这个概念。拉康指责自我心理学将自我曲解为一种“现实功能”（尽管这在事实上反映了弗洛伊德后来对此的观念），并含沙射影地说其适应文化的贵族们都错误地受到了一种信念的诱惑：即“主体的自我等同于那个正在言说的在场……”（第88页）。
对于拉康而言，没什么是比真理更远的东西。如我们最初在《镜子阶段作为“我”的功能之构成者》（1949/2002）中看到的那样，拉康将自我设置成一种症状，在此之上他开始建构想象辖域。简而言之，自我对拉康而言是搞错同一性的地点：是主体对其自身作为一个二维形象的“误认”。在主张他与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时候，他（1953/2002）将自我称作“主体的客体化系统”（第88页）。自我本身对于拉康而言就是一种客体化；自我是根本的客体化，是一个原初的症状，它在生命过程中随之发生的那些症状设立了一个阶段，正是这个症状最终将病人带向了精神分析。如果这就是自我的本质，那么它就必须是反生产性的，不让分析家简单地与病人的自我结成联盟：这只会在对治愈的希望中强化疾病。
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拉康将精神分析的行进看作是偏离了其对言语和语言的卷入转而支持对在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的治疗关系中达到顶点的情感、反转移、直觉等的专注。迈克尔·巴林特（1968）关于一种“二体心理学”的概念在此可用作一个例子：
分析在逐渐变成两个身体的关系，在它们之间一种幻想的交流被建立起来，分析家在其中教主体去领域他自己是一个对象。主体性只在分析中获得承认，只要它作为一种幻象被放入括号，而言语则从对变成其崇高目的的生命体验的寻找中被排除出来（拉康，1953/2002，第304页）。
在寻找一种主体间的、二体的、多半是情绪矫正的关系时，分析只成功地“客体化”了病人，只成功地给她提供了一个相比于最初把她带到分析家那里的自我更加强大（读作：更具限制性）的自我，只成功地关押了她的主体性，甚至比之前更为根本。不过更糟的是，分析家只能给病人提供一种新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基于分析家自己的自我而塑造出来的。如拉康所言，我们冒着主体“被其固定的状态捕获在一种客体化中——不亚于先前的想象——其实，是被其雕像捕获在其异化的更新身份中”的风险（第43页）。因而，对拉康而言，当那个雕像被分析家的双手雕刻出来的时候，病人对他而言变成了勉强称利的一面镜子，分析也变成了一种自恋的投射。盖洛普（1985）简洁地说道：“自我心理学的事业将分析者的种种意象改造成了一些更好的符合于‘现实’的东西——也就是说，符合于分析家的现实……分析者……只不过是以分析家的想象替代了他自己的想象”（第61页）。
遵循字面：语言的分析
拉康提出，这个僵局由于是沿着两个自我间的想象轴而产生的，因而要通过加入象征轴（即言语与语言的辖域）来避免。这不应被当作是一个纯粹智力的操作，因此也不应是与分析者智力的防御的共谋。的确，为什么要将语言从根本上等同于智力的防御呢？反而，我们在最后发现，言语与语言是我们就分析者的主体性拥有的最好的指示，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与主体相遇，那么就必须通过其言语的道路，而不是我们的想象性认同：“分析家的艺术必须……涉及到悬置主体的那些确定性，直到它们最终的幻象被耗尽。而且它们的消亡必须在主体的话语中被加以标点”（第251页）。
但是，这就要求分析家以一种不同与我们过去习惯或在直觉上感到舒适的方式去倾听，去着手处理分析者的言语。分析家要听的不是分析者想说的意思：“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是言语与想象辖域并从而与自我的结盟，这是首要的问题。这告诉主体：他的言语是不重要的；问题在于分析家的自我与分析者的自我是等同的：“我理解你。我像你一样。你像我一样”。
反而，我们可以说分析家并不相信分析者的话。说的更好一些，他并不投资于“她”的话，这话被说出是服务于自我的意图。相反，他要在分析者的“言辞”上来对待她【即相信她的“话”而不是相信“她”的话】。因此，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的交换就好像下面这样：
分析者：当我到家时，我想要放松一下，坐在电视前，撩起（她的）欲火（turn er on）——把它打开（turnit on） 。
分析家：撩起（她的）欲火（turner on）？
分析者：我的意思是说把它打开（turnit on），你知道我想说的意思。
分析家：嗯，你说了“撩起（她的）欲火”（turn er on）。
这种对字符的关注，而不是对分析者言语的“灵魂”或意图的关注，位于拉康“回到弗洛伊德”的中心。拉康主张说，由于将症状、幻想以及梦（当然还有分析者的言语）看作是与语言的结构相一致的，他是忠实于弗洛伊德。而语言并不经由所指与能指间的单一关系而运作（索绪尔，1986；拉康，1957/2002，1988a），而是以在一个能指与其他能指之间经由隐喻和换喻的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为特征的。用这种弗洛伊德—索绪尔式的语言观念，拉康（1953/2002）将精神分析的既往回忆（anamnesis）重新定义为一个象征的问题——经由在其各种形式中重新理解（或重新记起）分析者言语的文本来发现真理，而不是将其作为找出某种终极客观现实的一种方法（第47页）。
无意识是由一处空白所标记或由一则谎言所占据的我的历史之篇章：它是被审查的章节。但是真相却可以被重新发现，最为经常的是它已经被书写在了别的地方。也就是，在……癔症的症状中：它表现了一个语言的结构，并像一度重获的碑铭那样受到解译，可以受到破坏而没有任何严重的损失；在档案文件中，也是一样：这些是我童年期的记忆；在语义的演化中：这相当于我自己特殊词汇的词语和意义的库存，就好像它对我的生活风格与我的性格所做的那样；在传统中，也是一样，甚至在……传递我的历史的那
些传奇中（第50页）。
因而，症状、记忆、梦还有言语本身，在精神分析中就被看作是完全符合于语言的结构的，而分析家的关注也必须在上述人际间的、自我间的接触之上对它们的象征（或语言）特性赋予特权。
但是，这种由分析家给此辖域的特权的关注也是有问题的。拉康不建议分析家去纠正语法错误，譬如，或者去帮助主体改善其公开演讲的技能。相反，与弗洛伊德一样，拉康认识到能指的超定与歧义性，并提倡像弗洛伊德倾听梦那样去倾听分析者的言语（在其所有的形式中）：勉强称得上是一个密码，如果只遵循其字面的话，就可以产生出与它在其表面上所呈现的意思截然不同的（一个或多个）意义。
【分析家】将一个日常事件的描述当作一个被说出的寓言，当作一个被说给智者的言辞，一个长长的拟声法，当作一个直接的感叹词，反之，一个简单的口误则被当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陈述，甚至一段沉默的休止也被当作是它所代表的整个抒情诗调的发展（第44页）。
因而我们必须从《释梦》开始拿起弗洛伊德的著作，来提醒我们一个梦具有一个句子的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遵循梦的工作的字符、字谜的字符——即，一种书写的形式……（第57页）
如果说【弗洛伊德】教我们在分析者自由联想的文本中去遵循象征世系不断上升的分流，以便在其各种口语形式交错的地方来觉察其结构的结点，那么就已经相当清楚
的是，症状可以在一种语言的分析中获得整个的解决，因为一个症状本身就是像一个语言那样被结构的：症状是言语必须从中被发出的语言（第58页，额外的强调）。
如果分析家就是这样倾听的，那么他又是怎样行动的呢？这个问题显然常常缺乏一个答案，并且似乎从一开始就困扰着一种拉康式实践的命题。实际上，《功能与领域》的另一个维度，便在于回答他因其“短时会谈”而受到的批评，他辩称其“弹性时间”是对分析者带到分析中的言语的一种（再）标点。但是，为了理解实践在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精神分析方法中所固有的某些蕴含，我们无需信奉这项具有争议的技术。
实践的蕴含问题将引导本书。然而，目前，我认为“拉康派实际做了什么”这个谜团，已经开始被拉康提议我们在“倾听”时采取的态度解开了，这种倾听的态度在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中或许会被过快地看作是某种被动的事情。倾听，就检查而言，根本不是什么被动的事情。我们倾听的方式，对于我们在任何交流——无论是心理治疗与否——中行动的其它方式而言，具有一些直接的蕴含。我们回应另一个人，从而共同组成了对话，他者的“意义”，还有倾听者或言说者对这些意义采取的一切行动。这决不是精神分析中情况。
例如，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该分析家对上面的口误的回应。从中，我们看到分析家对实际说出的东西，对分析者言语的字符，表现出一种兴趣。他标点了分析者（的自我）并不“想要”（mean）说出，但却不知何故地以某种方式滑出来的音节。通过强调或标点这个口误（滑动），甚至是简单地重复他最初发出的声音，分析家就已经在行动了。这绘制出了会谈中的一个对话过程，这个会谈明显不同于分析家为了支持分析者自我决定的“意义”（meaning）而略过这个口误时可能随之发生的过程。在那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说一些好像这样的话：“是的，我知道！由于你长时间的工作，你在那一天结束时感到疲惫不堪。要是不能在你到家的时候休息放松一下，那一定是非常令人挫败的”。反而，分析家遵循字面，并将这个口误本身看作是无意识主体（其意图与自我是不一样的）的言说。因而他可能会继续分析者对“turn er on”的联想，这个措辞包含着“turn her on”，使分析者想起了他的妻子，她对他似乎并没有性方面的兴趣。这个分析者于是又听到了“turner on”，并想起了电视大亨泰德·特纳（Ted Turner），他与珍妮·冯达（JaneFonda）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我们的分析者回忆起在他的父母离婚期间，他母亲的主要抱怨之一似乎就是他的父亲看了太多的电视。她经常说这让她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十足的珍妮”（plain Jane），而她的丈夫则“喜欢电视更甚”（more fondo’television）于喜欢她。
一个游离的音节就能产生这一切甚至更多，但若是没有来自分析家的一种特别的关注，这些联想就可能不会引起注意并得到探究。在此，我们看到拉康所谓的能指的“折射”进入了对主体而言的许多语境之中，这不仅能以一种线性的方式来阅读，而且还可以从共时性上来阅读：一个词同时响起了若干的意义与联想。拉康使用了带有很多音阶的五线谱的隐喻，其中每个音阶都在主体言说的同时演奏着。若是不对这个口误的意义进行任何的解释，我们就会经由遵循字面在我们的例子中发现，这个“五线谱”可以像这样被读作【4】：
撩起（她的）欲火（Turn 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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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起妻子的欲火（Turn[wif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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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特纳 / 珍妮·冯达（TedTurner/Jane F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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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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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看电视导致母亲的愤怒（Father’swatching television leads to mother’s 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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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台播放的一首歌的一个拍子中，不经意的听众可能会听到一个统一的音调，而一个受过训练的音乐家则可能在那同一个拍子中听到来自贝斯、萨克斯、主音吉他、节奏吉他还有鼓的镲片的许多不同声音。相似地，在日常交流中我们可能只听到一种看似不重要的无意识的口误，而在这里“口误”则变成了“一种高度复杂的陈述”，其成分可以通过分析者的联想折射的透镜来探究和听取。正如在受过训练的音乐家与不经意的听众听音乐的方式之间有着性质上的差异，我们也在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的倾听与日常的倾听之间发现了某种差异。如果分析家按这种倾听来行动，鼓励分析者制作其五线谱的那些构成性音阶，那么就必定会导致一种截然不同于日常的对话（而这可以说是治疗性的）。
因而，拉康提倡让精神分析远离这种日常对话的一种根本性转变，至少就它出现在治疗设置中而言。远离对在语言之外建构起来的事物的追逐，远离作为现实之主人的自我，远离涉及不可说的人际接触的“二体心理学”。他说，把后面这些东西当作精神分析中心件的那些人，“恰好就是那些借由某种强迫来反抗分析的“不要碰”原则的人，他们使其目标存在于语言之外。如果他们继续在那个方向上前行，我敢说转移反应中的结论将会是用鼻子来嗅彼此”。（1953/2002，第57页）
拉康将这些趋势都看作是“错误同一性”情况的方面：即认为弗洛伊德的著作都出现在想象的辖域中的信念。以其“回到弗洛伊德”，拉康断言这一错误冒着丢下精神分析本质——象征辖域即语言本身的那些治疗特性——的风险。当我们读到“症状可以在一种语言的分析中得到完全解决”这句话时【5】，他放在这一主张中的库存就是明白无误的了。因此，拉康（1953/2002）建议一位年轻精神分析家“做一些纵横字谜”（第266页）。
（译自：Michael J. Miller. Lacanian Psycho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Routledge, 2010, chapter.1.）
注释：
【1】我对收录于《文集》的文章的参考，与芬克（Bruce Fink）的分页标记是相符合的（Lacan，2002，2006）。
【2】拉康（1953/2002）提到了“在由移民支配的一种群体的异化状态与由……文化条件所要求的功能从其根源中诱入的距离之间发生的聚合”（第39页）。精神分析，对拉康而言，已经变成了适应文化的：一个美国移民忘记了她的根源。拉康对美国文化的嫌恶在本文的几个地方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又必然无益于他在美国的事业。如盖洛普（1985）所言，“将《文集》翻译或转译到美国场景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把《文集》带给美国人，而是关于美国要做的事情已经在《文集》中了”（第57页）。
【3】奇怪的是，虽然用语言工作（根据拉康，语言是精神分析的“唯一媒介”）通常会不知何故地被等同于理智化的防御：在言辞上的过度聚焦，减弱了在无言的情感上的聚焦。鉴于在检查上，情感主要是通过语言来交流并建构的，这种“语言”对“智力”的替代似乎有一点疑问。这并不是说没有前语言的情感成分，而是要注意到，一旦情感让语言来描述它，那么它就必然被赋予了那种语言的特征。“感觉忧郁”（feeling blue）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悲伤”（tristesse）的体验，如果只依靠这样一个事实的话，即每个人都出现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并对其带来不同的联想，而这又反过来给情感体验赋予了其自己独特的质地。
【4】一个相似的结构范例可见于芬克（Fink，2004，第90-91页）。
【5】这反映了拉康早期对精神分析的刻画，终其一生他都在对此进行改写，并做了很多次补充。一般而言，本书是从拉康的早期著作对待其理论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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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1952/2002，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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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断上升的政治压力围绕着拉康，但是他还是被允许进行他受到邀请的发言，而SFP的成员也被允许参加。在此绰号“罗马演讲”的发言期间，拉康传播了一篇题为《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的文章，此著作可以被视作（或听作）拉康精神分析的“新生儿啼哭”（1953/2002，第32页）。至少，它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起点，从中来理解拉康的议程，此即他影射的“严重不一致”的核心所在。那个议程就是“更新我们得自语言的学科的种种基础”（同上，第32页）。
以这篇文章，拉康澄清了其“回到弗洛伊德”的关键所在。他的目的在于将精神分析带回到他视之为弗洛伊德最伟大发现的事情上：简单地说，即“谈话疗法”是关涉“谈话”的。
拉康还广泛地评论了精神分析在他看来并不关涉的事情，而至于在拉康及其同代人之间的裂缝中不断加剧的因素，其批判的语调也没留下多少疑问。不幸的是，这种语调在拉康的精神分析见解与克里斯、勒文斯坦、哈特曼、巴林特还有温尼科特之间规定了一个持续分裂的阶段，这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所有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精神分析在当前美国的心理动力学治疗上造成的影响构成的（见：Jacob，1991；Maroda，1999，2001；McWilliams，1994）。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拉康持续多年的问题：在他试图将精神分析的实践移入生产性对话的“象征界”领域时，他的政治学及其修辞学却通常使我们卡在拉康（1988b）所谓的“想象界”，一个关于“我们和他们”的自恋世界；对手们甚至不会让步去提及彼此的名字（Fink，2004；Schneiderman，1983）。
拉康精神分析的“新生儿啼哭”
虽然很多拉康的文本都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他觉得其同代人错误对待分析的例子，但是转向新生的“糟糕婴儿”（enfantterrible）的最初啼哭来确定我们自己的方向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1953/2002）一文中，拉康耗费了少许的时间来表达他将其看作是问题的事情：
我们可以追溯多年来对言语的功能和语言的领域不断增长的厌恶。这对在精神分析运动中获得公认的‘目标与技术上的改变’是负有责任的，不过其与治疗效力的普遍下降的关系则是暧昧不明的（第34页）。
这种“对言语的功能和语言的领域的厌恶”，可见于“我们称之为我们的‘科学活动’的文献”，即，自我心理学家与对象关系理论家们所解释的那种精神分析对于“想象界的功能……力比多对象关系的概念……【还有】反转移的重要性”的强调。（第242-243页）
对于拉康而言，精神分析中的这些新的强调构成了一种远离“象征”辖域——精神分析的固有领地——的转变，这涉及到一种介于“主体”和“他者”之间的话语——并朝向“想象”辖域，经由这种方式，两个自我要么在友好的认同中（“我跟某个像我的人”），要么经由对方身体的姿势来发生关系。
精神分析，作为其文化传入美国范式的一部分【2】：变得聚焦于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作为治愈因素的自我之间的“交流”之上。分析家的自我与其分析者的自我进行沟通，成为分析者自我的模型，从而支持分析者的自我；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家被简单地降格为影响分析者变得更像他那样。
“精神分析在美国受到了歪曲，朝向了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对行为模式的研究，并且所有的客观化都隐含在‘人际关系’的概念中”（第39页）。根据拉康，经由其对弗洛伊德的阅读，精神分析变成了只不过是一种美其名曰的行为矫正练习，而不是仍然忠实于自己，作为一种对结构无意识主体的象征和语言系统的探究；一种“交流”的幻象把主体留在了她自己的历史之外（第39页），继而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分析经验。
进而，拉康认为分析家搞错了他的观念：语言和言语对于精神分析的计划是基本不充分的。由于这种假设的错误，结果分析的实践就变得聚焦在处于言语之外的某种幻象之上，这在人际情感方式中是众所周知的。
在先前将这种临床实践的聚焦描述成一种错误的时候，必定会给我们一种反直觉的印象。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作为一个心理动力学疗法的学生（我设想这并不是完全唯一的），我受到的训练要我“遵循病人的情感”，要不断地关注我的反转移感觉，甚至还要将这些感觉看作是咨客必定倾向于将他人放入的位置的典型。因而，人际的、关系的体验，还有情感的重要性是我自己的训练的核心，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影响，拉康才提出异议。还有些人比我刚才描述过的强调走得更远，他们劝告我们将这些感觉真实地“卷入”到会谈之中：例如，让咨客知道，我可能“为”他感到生气，或甚至“对”他感到愤怒（见：Jacobs，1991；Maroda，1999，2001）。
至少部分地基于我们经验的这些人际间直觉的方面来干预病人，有时会在心理动力学的训练中呈现为，比基于我们可能达到的一种预先建立的、智能化的建构的行动更为可取。其实，有些人会主张，基于后者的干预往往无异于跟咨客串通，因为我们常常将她看作已经有过多的智力性防御，而犯下这样一种错误，可能会经由我允许自己与之共谋的防御而鼓励她的破坏性人际模式，而咨客真正需要的则是被带回到存在于言辞之外的一种情感状态的可信的、人际的表达【3】。
卡伦·玛洛达（Karen Maroda，2001）将这种思想带向了其逻辑（也许是急剧冷却）的结束，在讨论她透露了她对一个咨客的愤怒时，她写道：“我认识到了我的情感表达是如何的重要，让我能够突破莎莉和像她这样的病人。施虐性比起我的中立性是更可取的”（第34页，额外的强调）。
拉康说（1953/2002），他自己的某些轻视则不然：
对于分析家而言，没什么是比他试图通过其体验的某种与主体现实的假设的‘接触’来引导自己更能令人误导的了。直觉主义者甚至是现象学心理学的这种
空洞的‘行话’，以一种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缺乏言语效果的根深蒂固的症状的方式延伸到了当代的使用中。不过，当它被推荐到一种根据其真正规则将所有真实接触
排除在外的关系中时，其强迫性的价值就变得臭名昭著了（第39页）。
对于拉康而言，完全将治疗方法建立在这种人际“接触”的基础之上，将其用来指导我们自己的反转移幻想、感觉和直觉，无异于被归结为一种自恋的操作。以对病人情感的耸肩为基础来干预，在语言之外特殊对待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联系”，便是错过了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4）、《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b）、《释梦》（1900）、《关于一例强迫性神经症个案的评论》（1909）以及《一例癔症个案的分析片段》（1905a）中阐明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发现的要点，仅举几个例子——主体存在于语言本身，且总是被发现在语言中。
但是，对拉康而言，问题的关键远非单纯地感激弗洛伊德著作的哲学支柱之一。而是，“将精神分析的经验带回到言语和语言上来，因为其基础跟其技术有着直接的关涉”（拉康，1953/2002，第76页）。
拉康指责其同代人传播着一种自恋的精神分析，为了更好的理解这对拉康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暂时地回到他的自我概念，请注意拉康主张自我心理学家也盗用了弗洛伊德的这个概念。拉康指责自我心理学将自我曲解为一种“现实功能”（尽管这在事实上反映了弗洛伊德后来对此的观念），并含沙射影地说其适应文化的贵族们都错误地受到了一种信念的诱惑：即“主体的自我等同于那个正在言说的在场……”（第88页）。
对于拉康而言，没什么是比真理更远的东西。如我们最初在《镜子阶段作为“我”的功能之构成者》（1949/2002）中看到的那样，拉康将自我设置成一种症状，在此之上他开始建构想象辖域。简而言之，自我对拉康而言是搞错同一性的地点：是主体对其自身作为一个二维形象的“误认”。在主张他与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时候，他（1953/2002）将自我称作“主体的客体化系统”（第88页）。自我本身对于拉康而言就是一种客体化；自我是根本的客体化，是一个原初的症状，它在生命过程中随之发生的那些症状设立了一个阶段，正是这个症状最终将病人带向了精神分析。如果这就是自我的本质，那么它就必须是反生产性的，不让分析家简单地与病人的自我结成联盟：这只会在对治愈的希望中强化疾病。
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拉康将精神分析的行进看作是偏离了其对言语和语言的卷入转而支持对在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的治疗关系中达到顶点的情感、反转移、直觉等的专注。迈克尔·巴林特（1968）关于一种“二体心理学”的概念在此可用作一个例子：
分析在逐渐变成两个身体的关系，在它们之间一种幻想的交流被建立起来，分析家在其中教主体去领域他自己是一个对象。主体性只在分析中获得承认，只要它作为一种幻象被放入括号，而言语则从对变成其崇高目的的生命体验的寻找中被排除出来（拉康，1953/2002，第304页）。
在寻找一种主体间的、二体的、多半是情绪矫正的关系时，分析只成功地“客体化”了病人，只成功地给她提供了一个相比于最初把她带到分析家那里的自我更加强大（读作：更具限制性）的自我，只成功地关押了她的主体性，甚至比之前更为根本。不过更糟的是，分析家只能给病人提供一种新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基于分析家自己的自我而塑造出来的。如拉康所言，我们冒着主体“被其固定的状态捕获在一种客体化中——不亚于先前的想象——其实，是被其雕像捕获在其异化的更新身份中”的风险（第43页）。因而，对拉康而言，当那个雕像被分析家的双手雕刻出来的时候，病人对他而言变成了勉强称利的一面镜子，分析也变成了一种自恋的投射。盖洛普（1985）简洁地说道：“自我心理学的事业将分析者的种种意象改造成了一些更好的符合于‘现实’的东西——也就是说，符合于分析家的现实……分析者……只不过是以分析家的想象替代了他自己的想象”（第61页）。
遵循字面：语言的分析
拉康提出，这个僵局由于是沿着两个自我间的想象轴而产生的，因而要通过加入象征轴（即言语与语言的辖域）来避免。这不应被当作是一个纯粹智力的操作，因此也不应是与分析者智力的防御的共谋。的确，为什么要将语言从根本上等同于智力的防御呢？反而，我们在最后发现，言语与语言是我们就分析者的主体性拥有的最好的指示，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与主体相遇，那么就必须通过其言语的道路，而不是我们的想象性认同：“分析家的艺术必须……涉及到悬置主体的那些确定性，直到它们最终的幻象被耗尽。而且它们的消亡必须在主体的话语中被加以标点”（第251页）。
但是，这就要求分析家以一种不同与我们过去习惯或在直觉上感到舒适的方式去倾听，去着手处理分析者的言语。分析家要听的不是分析者想说的意思：“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是言语与想象辖域并从而与自我的结盟，这是首要的问题。这告诉主体：他的言语是不重要的；问题在于分析家的自我与分析者的自我是等同的：“我理解你。我像你一样。你像我一样”。
反而，我们可以说分析家并不相信分析者的话。说的更好一些，他并不投资于“她”的话，这话被说出是服务于自我的意图。相反，他要在分析者的“言辞”上来对待她【即相信她的“话”而不是相信“她”的话】。因此，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的交换就好像下面这样：
分析者：当我到家时，我想要放松一下，坐在电视前，撩起（她的）欲火（turn er on）——把它打开（turnit on） 。
分析家：撩起（她的）欲火（turner on）？
分析者：我的意思是说把它打开（turnit on），你知道我想说的意思。
分析家：嗯，你说了“撩起（她的）欲火”（turn er on）。
这种对字符的关注，而不是对分析者言语的“灵魂”或意图的关注，位于拉康“回到弗洛伊德”的中心。拉康主张说，由于将症状、幻想以及梦（当然还有分析者的言语）看作是与语言的结构相一致的，他是忠实于弗洛伊德。而语言并不经由所指与能指间的单一关系而运作（索绪尔，1986；拉康，1957/2002，1988a），而是以在一个能指与其他能指之间经由隐喻和换喻的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为特征的。用这种弗洛伊德—索绪尔式的语言观念，拉康（1953/2002）将精神分析的既往回忆（anamnesis）重新定义为一个象征的问题——经由在其各种形式中重新理解（或重新记起）分析者言语的文本来发现真理，而不是将其作为找出某种终极客观现实的一种方法（第47页）。
无意识是由一处空白所标记或由一则谎言所占据的我的历史之篇章：它是被审查的章节。但是真相却可以被重新发现，最为经常的是它已经被书写在了别的地方。也就是，在……癔症的症状中：它表现了一个语言的结构，并像一度重获的碑铭那样受到解译，可以受到破坏而没有任何严重的损失；在档案文件中，也是一样：这些是我童年期的记忆；在语义的演化中：这相当于我自己特殊词汇的词语和意义的库存，就好像它对我的生活风格与我的性格所做的那样；在传统中，也是一样，甚至在……传递我的历史的那
些传奇中（第50页）。
因而，症状、记忆、梦还有言语本身，在精神分析中就被看作是完全符合于语言的结构的，而分析家的关注也必须在上述人际间的、自我间的接触之上对它们的象征（或语言）特性赋予特权。
但是，这种由分析家给此辖域的特权的关注也是有问题的。拉康不建议分析家去纠正语法错误，譬如，或者去帮助主体改善其公开演讲的技能。相反，与弗洛伊德一样，拉康认识到能指的超定与歧义性，并提倡像弗洛伊德倾听梦那样去倾听分析者的言语（在其所有的形式中）：勉强称得上是一个密码，如果只遵循其字面的话，就可以产生出与它在其表面上所呈现的意思截然不同的（一个或多个）意义。
【分析家】将一个日常事件的描述当作一个被说出的寓言，当作一个被说给智者的言辞，一个长长的拟声法，当作一个直接的感叹词，反之，一个简单的口误则被当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陈述，甚至一段沉默的休止也被当作是它所代表的整个抒情诗调的发展（第44页）。
因而我们必须从《释梦》开始拿起弗洛伊德的著作，来提醒我们一个梦具有一个句子的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遵循梦的工作的字符、字谜的字符——即，一种书写的形式……（第57页）
如果说【弗洛伊德】教我们在分析者自由联想的文本中去遵循象征世系不断上升的分流，以便在其各种口语形式交错的地方来觉察其结构的结点，那么就已经相当清楚
的是，症状可以在一种语言的分析中获得整个的解决，因为一个症状本身就是像一个语言那样被结构的：症状是言语必须从中被发出的语言（第58页，额外的强调）。
如果分析家就是这样倾听的，那么他又是怎样行动的呢？这个问题显然常常缺乏一个答案，并且似乎从一开始就困扰着一种拉康式实践的命题。实际上，《功能与领域》的另一个维度，便在于回答他因其“短时会谈”而受到的批评，他辩称其“弹性时间”是对分析者带到分析中的言语的一种（再）标点。但是，为了理解实践在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精神分析方法中所固有的某些蕴含，我们无需信奉这项具有争议的技术。
实践的蕴含问题将引导本书。然而，目前，我认为“拉康派实际做了什么”这个谜团，已经开始被拉康提议我们在“倾听”时采取的态度解开了，这种倾听的态度在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中或许会被过快地看作是某种被动的事情。倾听，就检查而言，根本不是什么被动的事情。我们倾听的方式，对于我们在任何交流——无论是心理治疗与否——中行动的其它方式而言，具有一些直接的蕴含。我们回应另一个人，从而共同组成了对话，他者的“意义”，还有倾听者或言说者对这些意义采取的一切行动。这决不是精神分析中情况。
例如，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该分析家对上面的口误的回应。从中，我们看到分析家对实际说出的东西，对分析者言语的字符，表现出一种兴趣。他标点了分析者（的自我）并不“想要”（mean）说出，但却不知何故地以某种方式滑出来的音节。通过强调或标点这个口误（滑动），甚至是简单地重复他最初发出的声音，分析家就已经在行动了。这绘制出了会谈中的一个对话过程，这个会谈明显不同于分析家为了支持分析者自我决定的“意义”（meaning）而略过这个口误时可能随之发生的过程。在那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说一些好像这样的话：“是的，我知道！由于你长时间的工作，你在那一天结束时感到疲惫不堪。要是不能在你到家的时候休息放松一下，那一定是非常令人挫败的”。反而，分析家遵循字面，并将这个口误本身看作是无意识主体（其意图与自我是不一样的）的言说。因而他可能会继续分析者对“turn er on”的联想，这个措辞包含着“turn her on”，使分析者想起了他的妻子，她对他似乎并没有性方面的兴趣。这个分析者于是又听到了“turner on”，并想起了电视大亨泰德·特纳（Ted Turner），他与珍妮·冯达（JaneFonda）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我们的分析者回忆起在他的父母离婚期间，他母亲的主要抱怨之一似乎就是他的父亲看了太多的电视。她经常说这让她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十足的珍妮”（plain Jane），而她的丈夫则“喜欢电视更甚”（more fondo’television）于喜欢她。
一个游离的音节就能产生这一切甚至更多，但若是没有来自分析家的一种特别的关注，这些联想就可能不会引起注意并得到探究。在此，我们看到拉康所谓的能指的“折射”进入了对主体而言的许多语境之中，这不仅能以一种线性的方式来阅读，而且还可以从共时性上来阅读：一个词同时响起了若干的意义与联想。拉康使用了带有很多音阶的五线谱的隐喻，其中每个音阶都在主体言说的同时演奏着。若是不对这个口误的意义进行任何的解释，我们就会经由遵循字面在我们的例子中发现，这个“五线谱”可以像这样被读作【4】：
撩起（她的）欲火（Turn 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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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起妻子的欲火（Turn[wif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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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特纳 / 珍妮·冯达（TedTurner/Jane F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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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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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看电视导致母亲的愤怒（Father’swatching television leads to mother’s 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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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台播放的一首歌的一个拍子中，不经意的听众可能会听到一个统一的音调，而一个受过训练的音乐家则可能在那同一个拍子中听到来自贝斯、萨克斯、主音吉他、节奏吉他还有鼓的镲片的许多不同声音。相似地，在日常交流中我们可能只听到一种看似不重要的无意识的口误，而在这里“口误”则变成了“一种高度复杂的陈述”，其成分可以通过分析者的联想折射的透镜来探究和听取。正如在受过训练的音乐家与不经意的听众听音乐的方式之间有着性质上的差异，我们也在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的倾听与日常的倾听之间发现了某种差异。如果分析家按这种倾听来行动，鼓励分析者制作其五线谱的那些构成性音阶，那么就必定会导致一种截然不同于日常的对话（而这可以说是治疗性的）。
因而，拉康提倡让精神分析远离这种日常对话的一种根本性转变，至少就它出现在治疗设置中而言。远离对在语言之外建构起来的事物的追逐，远离作为现实之主人的自我，远离涉及不可说的人际接触的“二体心理学”。他说，把后面这些东西当作精神分析中心件的那些人，“恰好就是那些借由某种强迫来反抗分析的“不要碰”原则的人，他们使其目标存在于语言之外。如果他们继续在那个方向上前行，我敢说转移反应中的结论将会是用鼻子来嗅彼此”。（1953/2002，第57页）
拉康将这些趋势都看作是“错误同一性”情况的方面：即认为弗洛伊德的著作都出现在想象的辖域中的信念。以其“回到弗洛伊德”，拉康断言这一错误冒着丢下精神分析本质——象征辖域即语言本身的那些治疗特性——的风险。当我们读到“症状可以在一种语言的分析中得到完全解决”这句话时【5】，他放在这一主张中的库存就是明白无误的了。因此，拉康（1953/2002）建议一位年轻精神分析家“做一些纵横字谜”（第266页）。
（译自：Michael J. Miller. Lacanian Psycho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Routledge, 2010, chapter.1.）
注释：
【1】我对收录于《文集》的文章的参考，与芬克（Bruce Fink）的分页标记是相符合的（Lacan，2002，2006）。
【2】拉康（1953/2002）提到了“在由移民支配的一种群体的异化状态与由……文化条件所要求的功能从其根源中诱入的距离之间发生的聚合”（第39页）。精神分析，对拉康而言，已经变成了适应文化的：一个美国移民忘记了她的根源。拉康对美国文化的嫌恶在本文的几个地方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又必然无益于他在美国的事业。如盖洛普（1985）所言，“将《文集》翻译或转译到美国场景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把《文集》带给美国人，而是关于美国要做的事情已经在《文集》中了”（第57页）。
【3】奇怪的是，虽然用语言工作（根据拉康，语言是精神分析的“唯一媒介”）通常会不知何故地被等同于理智化的防御：在言辞上的过度聚焦，减弱了在无言的情感上的聚焦。鉴于在检查上，情感主要是通过语言来交流并建构的，这种“语言”对“智力”的替代似乎有一点疑问。这并不是说没有前语言的情感成分，而是要注意到，一旦情感让语言来描述它，那么它就必然被赋予了那种语言的特征。“感觉忧郁”（feeling blue）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悲伤”（tristesse）的体验，如果只依靠这样一个事实的话，即每个人都出现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并对其带来不同的联想，而这又反过来给情感体验赋予了其自己独特的质地。
【4】一个相似的结构范例可见于芬克（Fink，2004，第90-91页）。
【5】这反映了拉康早期对精神分析的刻画，终其一生他都在对此进行改写，并做了很多次补充。一般而言，本书是从拉康的早期著作对待其理论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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