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人生：苹果手表与苏格拉底（新知文章存档）

最好的人生：苹果手表与苏格拉底
文/陈赛
谁最有资格判断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这样的生活只有一种——哲学的生活，即爱智的生活，而了解这种生活就是为了要过这种生活。谷歌工程师则认为，没有人比机器更有资格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生最值得过。他想开发一个“道德搜索引擎”，通过收集所有关于美好人生的数据，然后根据你的个性偏好，为你量身定制一个最好的人生。想象一下，点击一下鼠标，或者按下iPad屏幕，立刻弹出一张关于你的完美人生的可视化图形，不是很酷吗？或者，也有可能我们窥见的是一个噩梦的端倪。
过去几年里，智能设备、量化App和社交媒体正将人类逐渐编织在一个机器思维的罗网里。在这个罗网里，人类的各种活动正在一一被转化为数字。比如行走——戴一个fitbit的腕带，你会发现自己每天平均行走在3000至4000步之间，距离2-3公里，卡路里燃烧大约1000-1500卡左右；比如睡眠——戴一个睡眠监测器，你会知道自己一天睡眠时间8小时，其中浅睡6小时、深睡2小时，早晨5:30到6:45之间睡眠质量最好，所以闹钟最好别设在6:15；比如情绪，你的智能手机能从你的声音中识别出你在过去20秒之内的热情程度，谷歌眼镜的面部识别系统能通过分析你当下的表情，测量你的各种情绪指标——1.生气程度，2.高兴程度，3.沮丧程度，4.惊讶程度；硅谷的发明家们发明了一款名为Spreadsheets的App，只要把你的智能手机正面朝上搁在床垫上，就能跟踪做爱时的声音、长度，并由此计算你的性能力。
事无巨细地记录一个人的所有生活细节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有报告称，三分之一的可穿戴设备用户会在6个月之内放弃），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七八年间，所谓“量化自我运动”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技术宅圈子内的原因。但是，随着社交媒体与各种游戏机制的引入——最简单的一种机制就是制造竞争，比如那款”床笫之间"的App鼓励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性爱分数，并设计了一个"现代唐璜排行榜"以资激励——谁不想片刻沉浸在那些漂亮的图形图表带来的自豪感之中呢？
几个月前，苹果手表推出的时候，量化自我运动的领袖人物们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整合市场上各种零散的小设备和App,将这场运动从技术宅的古怪癖好扩散到更大众层面的消费品市场。他们宣称，这些最贴身的小设备以及它们所采集的数据对我们的生活一定有积极的意义——这些数字提供了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清晰、干净、容易消化的信息包裹。它们可以作为我们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揭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秘密规律，帮助我们看到平常意识不到的因果关联和相关性，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还会提供我们行动的依据或者指引——每当我们想做一些愚蠢的、不健康的、或者不好的事情时，这些数字会提醒我们，甚至直接进行干预。比如苹果手表内置了触感反馈，如果你坐得太久，手表会震动提醒你该站起来走走。也许以后Iwatch2能测量你的血清素水平。Iwatch3会知道你完整的基因组图谱，到时候Siri会体贴地告诉你：“基于你的心脏情况，我已经取消了你的有线电视，给你报了一个6星期的健身课程，把你刚才预定的比萨改成了沙拉。”
当然，在健康管理这种实用性目的之外，“量化自我运动”背后还有一个宏大的精神性的假设：数字有可能最终发掘出有关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以及我们真正应该去往何方的深层内在真相。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引用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这句话出自柏拉图的《申辩篇》，是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前的自辩。他的罪名是"不虔敬"和"腐化年轻人"。有人提议他离开雅典，过一种沉默的日子，他却说自己无法保持沉默，因为他必须每天谈论德性（arête)，省察自己和他人的内心世界，理由是——“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
Arête的原意是指任何事物的优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比如马的Arête是奔跑能力、鸟的Arête是飞行能力、刀的Arête是杀伤能力……苏格拉底说，即使“一个粪篓也是美丽的，也拥有自己的arête，只要它能够符合装粪和抬粪的功能”。但一旦失去了这些能力，也就是失去了本性。正是苏格拉底将arête的意义从事物的技艺、长处和本性扩大到伦理意义上的“德性”——即美好人生的前提。他穿行在雅典的大街小巷，到处找人辩论，就是为了探讨：到底何为人的arête？
希腊语的Arête是从战神Arees派生出来的。在荷马时代，以战斗求生存的人类难免把在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当作首要德性。而旦，当时的人们对arête的理解建立在声誉（kleos)的基础之上。kleos这个词来自荷马时代的“我听说”，指一种优秀的声誉，正是这种声誉赋予人生额外的价值。
Kleos是古希腊价值系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所有的价值系统一样，它很大程度上由人类对于自己人生的意义感所驱动。为了克服时间的虚无感以及对人必有一死的恐怖，人需要某种东西确认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而为自己的人生增加一点分量。但古希腊人并不想要神的注意，因为神的目光通常意味着灾难。相反，他们想要的是凡人的关注。如果你想增加人生的分量，就得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些值得诗人们传颂的事迹，这些诗歌会影响别人的人生，从而丰富你自己的人生。你越优秀，你的精神流传更广，你的生命也就更有价值。
在荷马的长篇史诗《伊利亚特》中，古希腊最伟大的传奇英雄阿喀琉斯面临两个选择：短暂辉煌的人生与漫长平凡的人生。他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活着，就要让人们听到你的名字”（Live so that others will hear of you）。他最终在特洛伊之战中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暗箭射中脚踵而死。阿喀琉斯的选择很容易理解——那时候的希腊人认为只有非凡的人生才值得过，因为非凡的人生才值得颂扬，值得颂扬的人生才有意义。
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审判，正是因为他试图将名声（kleos）从德性（arête）中剥离出去。他认为人生的价值不是通过积累任何一种形式的关注（无论神或凡人）而获得，而是通过自身德性的培养，比如正义和智慧。这需要艰苦的工作——理解何为正义或智慧只是第一步，还要将它们作为行动的依据。他说，“美德即知识”，因为理解人的本质，必然包含一种伦理意义上的选择，即你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何为好的人生？如果不思考人生的价值、目标、意义，那就是将人生的控制权托付给外在的偶然性，跟随波逐流的动物没有区别。最终，他很平静地喝下了毒酒，并对自己的坏名声泰然自若。在《申辩篇》的最后，他说，这个城市并没有伤害他，即使他们恨他恨到判他死刑的地步，因为他们没有剥夺他作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
苏格拉底式的"省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在一个复杂、不确定的世界里，干净的答案、简单的方向、准确的指示，往往更具有吸引力。所以，就在苏格拉底的同时代，在地中海的另一侧，希伯来人与自己部落的神达成了一种盟约关系，为外在的物理世界与内在的道德世界提供了基础。这个神眷爱世人，而世人遵循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律法生活，在神的全知全能中获得人生价值。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则以科学的名义，将命运交托给数字——关于我们的真实自我，不是取决于内在的思考或感受能力，而是将其外化为可处理的数据。我们在无休止的个人数据的生产中寻求独特性，并在不断的刷屏、转发、点赞、分享中获得存在感。至于没有记录下来的和没有分享出去的那部分，要么不真实，要么无关紧要。随着数据的采集从文本性质扩展到神经生理学指标（我们燃烧的卡路里太少了吗）和情绪指标（我们感觉焦虑还是兴奋），意味着我们的喜好、思想、行为、价值观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的内容，并最终被用来决定你应该知道什么，如何知道，以及如何行动，甚至如何参与社会。然后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一决定。我们甚至不去考虑，在消费主义社会，商业和政治会如何调用这些数据。
量化自我，只有在一个kleos中心的社会才有可能发生，因为它背后的动机绝非纯粹的认识自我，或者出于对健康的实用主义考量，否则就没有必要分享了。在这场运动的背后，更多的恐怕是出于一种弦耀和虚荣的需求，在一个人人都能出名15分钟的世界里确保自己不至于湮没。
说到底，在无尽的个人数据生产、处理与分享过程中，我们到底得到了哪些洞见呢？《福布斯》杂志的记者克什米尔·希尔（Kashmir Hill）就量化自我运动及其无数应用程序写过许多文章，在一次自我跟踪实验中，她对该拿这些数据怎么办表达了一种迷惘感。多亏了一些聪明的软件，她发现：“我最幸福的时候是在酒吧喝酒（啊）；最不幸的时候是在飞机上、在工作中（啊哈）；星期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其次是星期三；我一个人时和跟人在一起时一样开心；我跟前男友互动比跟现男友互动更开心。”至于现在怎么做，她却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结果怎么办，我有点糊涂了。这意昧着我应该工作时多去酒吧里待着，优化我的幸福感吗？还有，我应该重新考虑跟男朋友的关系吗？”
《银河系漫游指南》中，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跨维度生物种族为了寻找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特别建造了一台超级计算机——“深思”（Deep Thought）进行计算。“深思”花了750万年来计算和验证，最后得出了“42”这个答案。42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完美隐输——最复杂的意义消解在最简单的数字里。
量化的尝试，往往也是简化的尝试，而人生的某些层面是无法通过数据来了解的。尼采川他特有的方式对信息简约主义（Information Reductionism）做了尖锐的批评：“什么？难道我们真的希望把‘存在’贬低到像这样的地步：只消数学家在室内用一台计算器就能‘运算’出来？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应该以为自己能理解存在的丰富意味——它需要良好的品味，先生们，那是一种敬畏感，对自己视野尚未看到的一切的畏感。”
但凡新技术都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它被视为愚蠢的新阮意儿，除了娱乐少数古怪分子之外别无他用；然后，当它们逐渐变得流行，人们开始指责它是文明的威胁，将我们都变成孤独的，没脑子的自恋狂。最终，人们都开始使用它，我们开始怀疑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大惊小怪。苹果手表正在将“量化自我运动”推入第二阶段——如今，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个选择，加入这个游戏，意味着你允许数据定义你是谁；或者拒绝参加这场盛宴，则意味着你放弃了这场盛宴所承诺的美好未来——开放、进步、战胜疾病、衰老和死亡，甚至很可能为之付出很高的社会成本。正如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法学院的法律学者斯科特·佩皮特（Scott Peppet）所说：“一个不希望知道自己所有实时数据的人，可我们的社会却演进到了必须进行此种测量的境地，那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从审美或是心理结构上就极度讨厌量化；如果它跟我一贯以来的自我认同、自我认知方式存在冲突，那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局而呢？”
原文刊于《新知》第九期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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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的选题虽然是在讨论“言必称希腊”，但是将一些哲学命题与现今的技术、思潮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给人带来一些新鲜感和快感。虽然科技一直在发展，但是将要解决的人类需求总还是本质上相同的。前面有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也讨论了狂热的硅谷革命思潮下技术改造世界的隐忧，与这一篇文章中数据量化人生颇有些异曲同工。不考虑其他因素，单纯只从技术上改良整个社会结构，是否能给人类带来更好的未来？而格式化人的一切情绪、健康指标，通过算法来预测和干预，是否能给人带来更幸福的人生？我觉得我们有理由对一切狂热保持疑问的态度，而不是任由人类演变成为一种寻找帕累托最优的数据模型产物。保持人性，与理解人生来最本质的意义，才是完整的一生。这不代表绝对的“比别人过得好”，但却是属于自己对于人生的最优解。我用自己想要的各种方式活过，才是真的有意义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