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杜威对理想城邦和柏拉图教育哲学的批评共同之处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建设提出了颇多批评，杜威对柏拉图的教育哲学称赞后也提出了若干批评，但二者存在一个基本的攻击点，那就是《理想国》进行显白教诲的柏拉图对 世界的复杂性太欠考虑，而这个复杂性的欠缺，在城邦建设方面就是太强调城邦的整体划一性，认为 政治划一的“一”才是善，而政治繁多的“多”只会带来无序和混乱，只会让城邦变得腐朽 ，在教育方面就是太强调对人的单一化塑造，一人一事并且几乎终生不变的职业安排显然 违背了人的可塑造性，不仅在20世纪的杜威从生物进化和遗传科学的角度认识到人本身的可塑造性，在柏拉图稍后的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 这种单向度缺乏灵活适配的教育和政治塑造 实际上基于一种虚假的单一人性预设。
简而言之，《理想国》显白教诲的困难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所谓“正义”的 一人一事原则 与人性基础或自然基础 完全悖逆，或者称之为灵魂的杂多可塑特点。
这种悖逆很难用时代科学的缘由搪塞过去，因为亚里士多德在几乎同时代就得到这种理解，有意思的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恰恰是 非常洞悉杂多的灵魂特征，若干篇对话当中使用非常不一样的对话策略。
第二，城邦的齐一性的政治谋划 与城邦本质的繁多的悖逆，城邦本来也必须是异质性部分的有机结合，这种异质性的结合可以被一些柔性的共同目标所规训或归化，但不可能完全诉诸齐一，城邦的发展动力恰恰在异质繁多和齐一同质的张力矛盾，因此 城邦的政治将 多样性排斥就丧失了生命之源，于是不可避免会退化而丧失“理想”的特征。
如果回到《理想国》的 “人-城邦”的相似性比喻，上面的两点困难其实也可以说为一点，无论是主体是人还是城邦，柏拉图的显白文本当中都极为不信任“一”之外的“多”，而这个“一”恰恰是柏拉图通过所谓哲学沉思所预设，又非得自于现实人性和城邦作历史考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