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斯曼谈纪录片创作

我在过去三十年所做的纪录片，是涉及美国现代生活的纪录片，特别是针对美国的有些机构，比如警察局、医院、福利机构，或者有关培训美国的空军人员，或者宰牛的工厂。我认为所有这些纪录片的出发点，或者设想，主要是想描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机构的形式来表现，同时也可以表现它对美国社会和其它方面的影响，虽然这些机构呈现出来的形式不同，在不同文化视角中表现出来的意义也不同。
制作纪录片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理解所要拍摄的对象，当我开始做纪录片时，许多人认为纪录片完全应当是一种“曝光”（expose），而我当时也完全是同样的想法，我第一部片子或多或少也是以这样的形式拍出的，我后来认识到仅仅把纪录片做为“曝光”性的片子是太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是不足取的。所有人类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当然我并不是第一个有这样认识的人）人的身上往往有许多矛盾性，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和角度来分析人的某一个行为，所以我的片子的主要目的是反映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而不是以意识形态（ideology）的标准来把人类简单化。对我来说，在60年代要这样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认为任何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电影方式只能使你的电影变得很狭窄，而不能使你了解更多的东西，我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但不愿对它进行简单化的解释。人们在不断发明新的东西，不断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这一切社会的进步基础是应该以知识为基础，而不应该以人的主观意识来决定。《医院》和《法律与秩序》这两部片子是我在这方面作出探索的例子。
在68年我拍《法律与秩序》这部电影时，当时民主党在芝加哥举办民主党大会，大会以后发生了骚乱，死伤许多人。当时人们普通流行的看法是，警察只不过是一些猪，我从政治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当我在肯萨斯城跟警察的车跑了20分钟后，我就发现，像猪这样一个野蛮的形象，不仅仅是指警察这些人的；当我跟着警察拍摄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野蛮的事情，而这些警察也不得不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刚才说的，并不是为警察的野蛮行径找借口，实际上他们的野蛮行经是不可原谅的，我所说的只是我们不能够把这种野蛮行径置于人类的行为之外，事实上这正是人类行为的某个方面。我们只要看看人们之间是怎样互相攻击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需要警察来管一管，我们必须做一些努力，来控制和限制人类的这些行为。《法律与秩序》这部片子在结构上可以体现我的这一认识，片于是以一组幻灯片开场的，你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脸，这些人都是罪犯，来自不同的种族，我的目的就是反映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特点；在电影中的第一个谈话段落是有一个人，他被指控严重袭击他人的罪行；接下来的另一个段落，是另一个人在和警察对话，他说我要把法律掌握在手中，来为我服务，这些人，或许犯有罪或者被控犯有罪，而另一些人他们是想通过法律对这些犯罪来进行报复，那么这里的目的就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必须要警察，警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电影前半部分的一一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心理学家在向一个想当警察的人询问：你愿不愿意杀人？这样的场景表明了，警察有一种权利，但也要小心谨慎，他们的头脑和心理上都应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警察是我们社会当中唯一的、合法地行使暴力的组织。所以我的电影的这些段落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合法与非法地行使暴力。比如说，一个妓女被控卖淫；一个人的车子撞另一个人的车子，这些是非法的；警察去阻止对一家商店的打劫，这是合法的。我提到这些细节，就是想说明，我是用我的电影来表明人类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并以复杂的方式来解释它，而不仅仅是使它成为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的主张、或造就简单的意识形态的主角。
在美国有许多电影制作人，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把电影意识形态化了，而这使他们电影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因为他们电影当中的思想质量下降了。我在《法律与秩序》片子里就是想指向一种思考一不管成功与否一通过描叙与警察相关的东西，比如说警察的训练、警察的职责，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些背景知识，比方警察他们所受的教育背景、他们的工资情况。我希望大家来思考：是不是坎萨斯城人民都愿意拥有这样一个警察局？如果这个警察局并不太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是不是有兴趣改变呢？同样，我在《医院》这部电影中，也是想通过医疗来折射出所有其它的社会问题。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由于人们生活在贫困中，他们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文盲、破碎的家庭、吸毒和犯罪，他们最后都汇聚到医院当中，与医疗方面的问题发生关系。
我是依据怎样的目的来安排每一个段落的，即是希望它上升到一个抽象的层次，在这个抽象的层次上，电影就成了一个对社会问题的隐喻（metaphor）。例如，在《法律与秩序》的最后，可以看到我用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大街上，有一个男的和两个警察在一起，还有一个女的、一个孩子和另一个男的。这个段落实际上是这部电影的总结，在电影当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破碎的家庭、这个男人不得不和他的妻子、孩子分离，而且他没工作，而妻子又和其他人有染，这时有人把警察叫来了，而警察也不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办，那个男的没有律师，警察唯一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人从身体上分开，机械地把他们分开。当时没有任何社区服务来为他们提供类似的帮助，比方说咨询服务、为这个男人找到工作等等。所以这个男人忿怒的情绪就没法得到释放。在影片的结尾，他冲到街上，实际上是冲向影片的开头。影片的结尾就是因为它表明了这是整个循环的终结。我希望大家在看这个结尾的时候，可以引起思想上的回应和共鸣，想一想，为什么造成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它还不能得到解决？同样，我要说明的另一个例子也可以在《医院》这部电影中找到，开头的时候是在手术台上，医生在用非常、非常高度科学的方法来解除一个病人的肺癌；影片结尾部分是在教堂，人们在做礼拜，又在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在西方，教堂和医院，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你可以在法国建筑上都能看到。所以我的电影要表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以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困惑和痛苦。
在纪录片工作中，我想说我所做的另一个努力是，我必须要把我拍的纪录片同新闻片有所区别。因为新闻片是让你比较迅速地通过一个瞬间得到一个现象；再者，配上解说的话，这就表明了这个主持人、或解说人自己的观点。有的时候对纪录片来说，会出现一种模糊的状态。事实情况是怎样，并不是由个人去诠释的，至少对纪录片来说，它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这个故事由一、两个句子来归纳，而在于在50分钟、或长达两个小时的片长中提供了多少有意义的内容。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纪录片不是以一种归纳总结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所做的事情是：对于一个要拍的题目，是在拍片过程中去研究。当我脑子里去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到制作结束，一般来说，要经过一年时间，而不是非常仓促地一挥而就。
我非常强烈地感到，作为纪录片制作者要考虑这一点：作为一部现实的、直观的纪录片，并不仅仅表现在银幕上，观众的经验、想法、价值观可以起作用。我所使用的制作纪录片的方法，只是为了让观众考虑自己和这个影片的关系。当然，我并不想告诉你们应该怎样考虑。在我看来，阐述性的纪录片就是在简化内容，把你当作一个不是很聪明的人，而不是把你当作有很成熟的理解力的人，所以他要解释所发生的是什么。我所使用的拍摄纪录片的方法，是假设所有的观众和纪录片工作者一样聪明，由于这个原因，我从不把观众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当作我拍片的前提。比如说，如果要我在拍片之前，考虑美国观众的教育背景、价值观以及他们会期待些什么，或者假设我的片干将要在中国放映，我和中国是如此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我如何才能知道我的观众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这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而且可能会导致错误，使我不能非常成功地做出我的记录片。当然，好莱坞的影片商是这么考虑的，因为他们要从影片中得到金钱回报，所以他们要考虑观众不同的兴趣和智力情况。但作为纪录片，我的制作方法是把观众看作和纪录片制作者一样的地位、一样的聪明。这就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喜欢在电影中用旁白？这是因为旁白只让我觉得自己象三岁的孩子，而且是一个笨孩子。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表明，要是一部电影有效应，必须把观众当成成年人，必须设想他们作为成年人，应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从观众中得到的反映就是，如果你在电影中放旁白的话，观众会觉得他们没有被当成成年人看待。我想纪录片不应该把所有发生的事件简单化，因为如果你加了旁白的话，你好象就向观众在作解释，但是，你拍摄的整个事情是很复杂的，不可能用一个解释来完成。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我第一次拍摄《高中》这部电影时，我的电影对这所学校的观点是持非常尖锐的批判的，我不喜欢这样一所学校，都是费城的白人，而且教学内容、课程安排是非常空泛的，另外，教师都在教导学生一切要随大流。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不但乏味而且对学生有害。当我这部电影在波士顿放映时，有一个女政治家来看这部电影，她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政治家，她当时跟我谈的一段对话简直可以当作一段情景喜剧。她在我面前说，祝贺你，怀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吗？我和她在价值观上简直是截然不同，我觉得荒唐的地方她却感觉好极了。
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它使我认识到，现实生活是存在模糊性（ambiguity）的。同时它也表明，真正的电影并不发生在银幕上，而是发生在来看电影的人的头脑和眼睛中，所以你们坐在这里看电影，银幕在前方，而真正的电影就发生在你们大家中间，每个人对电影的内容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和评价，而如果你用了旁白，等于是你要向观众解释你的观点，而且有些情况下，现实生活中是有些不能理解的问题，你也在强迫观众去理解。我认为电影当中，一系列段落的发展和积累，就是向你表明，在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神密的现象，也就是说，你并不能阻止认识到这样的事物存在着，因为你并没有开始认真思考它。我还在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话中找到了证据，他说任何你能够解释清楚的事情，都是不重要的事情。我想，这句话适用于我的影片，也适用于我现在的发言。
我的拍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三个人就可以工作，一个人负责扛摄影机拍摄，一个人负责录音，另外一个人做助手。我拍摄时，大多数不使用灯光，摄影师是肩扛拍摄，我不需要刻意地要求被拍对象做什么事情，一般来说，事先也不是做大多的设想研究，这是和美国其他一些记录片制作人有所不同的。对我来说，事先要做的准备，是要对场地做一些考察，可能需要一、两天的时间，主要是对所拍的地理环境、机构和人有一个熟悉和了解，这样对我着手拍时有用，然后开始拍片。
拍片开始，我对要拍的对象有一个总的设想，但不是很具体，这种设想主要是这个片子的主题。我的制片过程中要长达一年，从制片开始到产生结果，可能是一个使别人感到吃惊的结果。在拍片过程中，我可能一个片子要拍几个星期，有时可以短一些，或长一些。我的一部片子一般有120分钟，短的有90分钟。从拍摄技术来说，相比很多纪录片制作人，我是比较老派的，一般来说，拍完后我也不需要看这个片子，因为既没有资金的保证，也没有时间方面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