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空洞的浓墨重彩

在看完《黄金时代》时，我头脑里首先浮现的问题大概是创作者的初衷，同时特别有兴趣的是突然爆发的“萧红热”现象。在我看来，《黄金时代》试图对萧红的人生再现的努力与诸多文字背后的形象有着属于影片作者的一厢情愿，它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的筛选，更多的是对于形式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像是编剧协助导演完成一次非传统电影呈现的挑战，似乎既让编导的权力范围变得模糊不清，又失去了电影语言的魅力。半纪录片式的方式更多的弥补了霍建起版《萧红》文字上的贫乏，但似乎除此与看起来的真实性并无太多值得言说之处。它为了间离而栽倒了形式之中，但是否能称得上一部及格的电影呢，这似乎得从萧红与那个时代说起，因为这部电影强烈依附于此，除去这一切，“黄金”与“时代”都将不复存在。
文字之意与时代之殇
文字承担了《黄金时代》表意的重要部分，从电影语言的角度来看，间离效应的产生与合适旁白转场这样截然的对立居然也同时出现让实验性彰显无遗。很显然人生经历的文本直接表现成为电影的重要特色之一，它们产生了“半纪录片性质”——间离加采访形式，“旁白”——传统的叙事转场功能，“字幕”——已成的文字与现实的交叉。这一切都保留了刻意设计后的“自然”，给人一种似乎坦诚的真实感，但放之于时空中立刻让人感受到表演的质感，如此设计将人物抽离出了时代。在演员打破第四堵墙的陈述中，文字与时代的彻底断裂大概也就是电影最大的弊病了。属于作家的萧红，在电影中呈现的创作的片段十分稀少，文字是否勾连了她的往事，她的内心与所处的时代，电影并未给出合理的答案，更何况3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在五四运动带来的影响下发生迅速变化，抗日战争与之撕扯在一起，对于这个时代的伤痛的记叙仅仅是弥漫在电影里的是无形的炮火与空袭后的灾民们。看不出它们是怎样共同影响主角，也看不出左翼文学与东北作家群深深的交集。
                
                
也许李樯更多的是组接了多人叙述中关于萧红的部分，存在的仅仅是事件而并非完整的属于人物从外到内的连续性，于是这些文字叙述看起来是临时拼凑的，而为了去让它变得稍微不那么乏味，闪回闪进却丰富不了这个人物，说到底存在于电影中更多的是文字的信息，而非人物对信息的表演性质的展现。形式使得这种空让人觉得困倦，在一个现代人不熟悉的时代中去了解一位流于表面的女作家，怎么会给不了解的观众以兴趣呢？何况，对于萧红的研究者来说，编剧导演对时代、人物和角色之间的故事都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见和带着肯定事实态度的略加修改可以说没有提供什么价值。这毕竟是艺术作品。
我对整部电影感到最为可惜的就是文字-人物-时代这个重要链条的断裂，空洞的骨架支撑了干瘪的文字模拟了这种必要的联系，最后发现真正理解这部电影是熟悉萧红与她作品的人，而作为向普通观众展示这个女作家身心的任务却失败了。看不到情绪因何而变，时局与转变由旁白简单带过，或者可以说《黄金时代》是一个缺乏干货的电影。左翼文学的兴起，感情经历对萧红的影响，她那些痛苦与独自承担的时刻，皆草草带过，同情怜悯不解这些足以带动观众的引导全部扔在一边。并非说要置身于此，但总是间离电影也就真正离间了角色和观众了。
人生、叙述与电影长度
《黄金时代》的电影长度也是争论的一个重点。而我更质疑的是相对于短暂人生的叙述长度，或者说用“长”不能准确形容，而应是叙述的“紧密度”，也就是影片节奏所带来的直观感受。如果相对于编剧李樯整理资料的广度（其实我觉得仅仅是人物角度的广度），这些讲述所形成的关于人物及人生的覆盖全是结果的展示，看似的丰富是资料的堆砌而非对人物逐渐转变的充实，我们并不知道二萧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一起的，萧军为何频频出轨，萧红为何选择端木，骆宾基又是怎么跟端木萧红熟识？甚至萧红似乎与那些属于她笔下的文字无关，作为一个作家影片给予她的不是案头工作而是在不同时刻的抉择。观众陌生的接近影片中的萧红，直到结束时似乎才发现，他们不过是远远的旁观者，他们看不到萧红的痛苦挣扎，看不到她的消极和孩子气，看不到她的浪漫与踟蹰。
所以在眼前的更像是一篇文字叙述，文字长度构成了电影的长度，但电影却只有文字的质感了。有长度却没有深度，影像的魅力被极度制约了，这样的长度便成为了累赘。在李樯的处理中，萧红的人生被牢牢地与萧军绑在一起，可能正是李樯对两人的偏爱，而对于萧红的人生并非只有萧军一人能够呈现，在果断看到编剧用萧军幸福生活“补刀”萧红后，我突然发现似乎之后萧红的颠沛流离与《呼兰河传》的创作被彻底扔到了一边，继续带着负面思维处理端木，她在端木的胆小怯懦中与战乱下不断耗尽人生的部分却处理的不伦不类，不知道遵循的是哪一条规则，高潮就这样陨落了，加上了一个俗套的结尾画上了句点。
                
                
我想那些有关所谓编导尊重人物而去创作的坚持划上休止，我认为他人观点的庞杂反而弱化了主角，同样掩藏在其下的还有编剧与导演的私人喜好，《黄金时代》是编导与旁观者的萧红，而不是试图揭示她而让我们所了解的萧红。从电影角度来看，她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物，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女性，更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家，当这些破绽集中在一起时，就好比拿到了历史残片而失落难过了。
气质、主题还是精神不合？
当看到许鞍华与李樯谈到他们创作《黄金时代》的初衷时，我陷入了久久的质疑中。文学相比于电影，它同样是对时代的复写，它比电影更为隐蔽，正因如此电影会试图还原那些文学创作者的人生，但可以确定的是，影像虽然直接但却是不完整的，它距离真实的位移与文字对时代的反映是相似的。如果说李樯是喜欢萧红的文字，如果说他仅仅是从他人传记中抓取属于萧红的片段，那肯定是有偏差的，而显而易见的是，萧红文字中所传达的气质与朋友们对她的评述的状态是迥异的，《黄金时代》并未将观众代入文字的气息中，而让世俗成为所有呈现的表面的内容。不过仔细想想，许鞍华正是描绘生活中普通人见长的导演，也许在她看来，呈现这一切会有着她所期待的效果，如《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只是她自认为民国是自由的，而非想到写在萧红人生上的是生存而非仅仅是生活，她将激烈降低了一个层级停留在生活的层面上，就像电影里的那句台词“饥寒和贫穷谁不晓得呢，可没人像她写的这么触目惊心”，生存的部分仅仅停留与语言之中而非影像之内了。
在编导的理解中，“黄金时代”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停留于萧红的文字与汤唯的表演中么，萧红经历了坎坷的一生，留下属于自己故乡与生活的文字，面对二十世纪最可怕的时代，她如何将其喻之为黄金时代呢？若将黄金时代视为对文字的比喻的话，那也许正如电影的海报一样，那并非属于文字模拟时代的珍重，也并非角色对于时代的珍重，而仅仅只是那些文字在李樯与许鞍华的眼中变得珍重，它们值得将人物浓墨重彩，描金贴银，而在我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也许我会拍一版自己认知状态下的萧红，这个当时不合时宜现在看来正常的女性，需要的大概就是内里的精神，或者说是她用生命用文字都无法拥有的东西，我想的答案跟我写在北电考卷上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她需要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