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喷气机离去

本文希望引进一种排除文本意义的范式或框架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行为的基本模型，即通过最基本的决策结构分析来找到中国政治决策的常规流程并讨论其部分意义。
基本设计，首先是历史纬度与制度设计经度的交叉，通过这种结构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平面来作为其余讨论的支撑。
1、制度设计前提，政治的全部被限定于解决基本利益分配。这一传统的核心命题是理解中国政治行为的逻辑原点。但这一原点在交叉了历史纬度后可能找到一些新的问题引入。
2、1870年代后工业化的真正开始不可避免的需要建立基于现代技术分工的管理系统，这一任务较之于建立在以土地分配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体系之上的中国政治系统是十分陌生的。在历史纬度上，虽然中国传统制造业拥有相当规模，但其结构被限定在以小规模生产单位为基础，通过数量聚合形成产业的组织方式之上，而现代工业（广义制造业）更多强调整个原料、加工、销售和市场体系的协调。对这种协调的真正认知与重视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历次工业化努力的结局。中国政治决策为了继续利益分配，不得不面临全新的管理责任，这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十分引人关注的问题
3、外化。这种由工业组织管理外化而生的现代决策体系成为中国决策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彻底取代原有决策体系。而且明显的，既有决策系自始自终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带有中立意味的现代决策体系从未成为改造既有决策方式的选择，而成为一种用以维持原有系统的“令人厌烦，却无法舍弃”的补充。这是理解中国政治决策与泛西方世界治理模式根本不同的关键。
通过如上分析，初步建立了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平面。在此基础上，将政治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决策对象）加入这一平面，并作为空间上的纵轴，从而形成一个严整的决策结构。当政治决策者遇到可能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由于制度设计轴线上两种系统的并存（利益分配体系、技术化的现代管理体系）和二者的地位差距，决策者面对的将是两个相互交错的决策空间，即决策选择将具有不可避免的复杂运作空间。
在理论讨论中，所有的决策都将集中在两种空间的交汇部分，即同时满足利益分配与科学决策，即最优选。但前提是这需要大量的界定成本。这与中国政治吝惜成本、强调效率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在此情境下，决策者将必然选择更倾向利益分配的边际作为决策依据。对于决策者，这是充分合理选择（即即使决策失误，利益分配上将不会承担绝对损失，这是继续政治优势地位的基础）。由此，决策预期自动演进为利益预期，同时不自觉的扩大了决策者的裁量权与希望寻求影响决策势力的游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