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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与国史、方志并列为三大史学支柱”说质疑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08-07 09:28:48 / 个人分类：修谱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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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末，随着国学复苏，作为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的民间家谱续修也得以回归，逐步由地下到地上，由默默无闻到大张旗鼓。政府要员由坚决反对，到不闻不问，最后有的亲自参与，或担当领导，或献资筹资，或撰写序文，或鼎力建祠。不仅宣传力度巨大，而且庆典场面隆重。最终舆论导向渐趋一边倒，于是，“家谱与国史、方志并列为三大史学支柱”之说，充盈于网络和谱序等各类文章之中，成为引领家谱续修的一面大旗。
 
近日，因参与编纂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修谱指南》一书，碰到诸多具体问题，对此说有所怀疑。于是网络搜索，最终未找到此说出自当今何人或何部门何单位之何文本，似乎缺乏权威性；再将被视为中国修谱权威的《谱牒文化》杂志通览一遍，仍未找到令人明确而信服的答案，更是疑窦丛生。
 
毫无疑问，家谱肯定属于史学范畴，但作为“史学支柱”，本人认为既缺乏历史依据，又缺乏现实基础，更没有法理依据。理由有三：
 
一、纵观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从未有家谱作为“史学支柱”之史实。诚然，此说与方志学的奠基者清代章学诚（1738—1801）不无关系。章说：“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此说用排句并列，但在逻辑上层层递减，显而易见。又将方志收集之资料归为“六科案牍、职官治绩、谱牒、经史诗文、金石拓片、乡饮宣讲闻见录”六类，毫无疑问，谱牒为方志编辑的资料来源之一。后清末民国大家梁启超（1873—1929）承其义说道：“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综上所述，国史与方志、家谱的关系不言自明。再看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家和鲁迅、钱穆等文化大家对于家谱或家族的论述，均无法直接得出“并列为三大史学支柱”之结论。
 
其次，比较而言，历史上国史和方志属于显学，可谓堂而皇之，名正言顺；而家谱作为隐学，一宗之事，一族之事，犹如一家之事，是不能公开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夫妻间床第之语可以肆无忌惮，但大庭广众之下则万万不可；虽文明开化之后，出于艺术的追求可以裸体写生，但在公共场所裸奔则颇为不雅。
 
另外，从章学诚作为方志学奠基者的史学地位可知，方志本身虽然历史悠久，可奠基史学理论，则从章始。方志本身在清以前也从未被学者或统治者视为史学支柱，故不必说家谱了。因此，我们无法从清以前各种著作中找到家谱是史学支柱说的凭证。
 
二、无权威辞书作依据。辞书记录的辞条，可谓面广量大，既是历史语言的写实，又是现代文明的写真。封建时代只有《字典》，没有《词典》，而现代辞书总体而言，都深深地打上“文化革命”的烙印，一切革命的和现代文明的词汇均有录入。然而，查遍《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与家谱有关的常用词“字辈、入谱、挂线、出嗣、入嗣、顶嗣、兼嗣、兼祧及谱头”等等皆无法查到，而与国史帝王家谱相关的“世系、世表”等有之。可见，反映平民家谱的词汇还未得到现代辞书的认可，就这一点看，家谱用词在辞书上既没有历史传承，也没有现实基础，故根本不用去查《辞源》了。倘若家谱属于史学支柱之一，有关常用词汇会在词典中不录用吗？
 
三、新修族谱资料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新修家谱，有的在《凡例》或有关地方强调：家谱内容不作法律依据。由此可见，家谱资料在现实社会是没有明确的法定地位的，这与国史、方志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国史和方志提供的史料，毫无疑问必须作为重要的历史依据，虽然国史和方志中的材料仍然有误差或失实的可能，但在无确凿的历史证据和完整有效的修改程序来推翻的前提下，其法定权威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几乎可谓铁证如山。
 
当今，家谱在中断了半个多世纪后再度续修，有人从家谱上得到证实，我们是“黄帝后裔某某的多少代裔孙”，于是族人无不欢欣鼓舞。可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士往往付之一笑。不说民间百姓修谱缘起于何时，姑且说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一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口头禅。把炎帝和黄帝推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人文情结”，这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所公认的。但是，人文情结的传递不等于人类遗传的基本事实。在文字产生以前的上古文明时期，历史信息大多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当以炎帝、黄帝及蚩尤最具代表性。就以这三个部落而言，按单列计算，每个部落少则上百人，多则数千人。就后代遗传而言，若按男子至少每部落百人计算，那炎帝本人则充其量不过为部落男子的百分之一，则其余九十九人的子孙后代，都不能直接算成是炎帝的子孙吧？因此，如若将人文情结直接当作人类遗传之史实，实在是太荒谬了。更何况家谱就作伪方面而言，与方志和国史相比，简直是大巫见小巫而已。
 
综上所述，“家谱与国史、方志并列为三大史学支柱”之说，既不属历史写照，也不是现实反映，更没有法定依据。当然，作为一家之说，倡导家谱续修，颂扬平民史册，与章学诚的方志说一样，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人作为一个家谱爱好者和史志爱好者，也同样从内心感到欣慰。可是，从实事求是的观点出发，总觉得“家谱与国史、方志并列为三大史学支柱”之说是颇值得商榷的，但愿它能成为今后史学探究的一个方向，成为史学写作的未来导向，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