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桥：交三桥

   相传元代时，一个姓焦的富人在盘龙江上修了一座桥，因为其在家排行老三，所以后来该桥命名“焦三桥”。后来，因为该桥系昆明东门出来与南北路汇集的地方，属三条路交汇，百姓就把“焦三桥”改成了“交三桥”。
  交三桥是盘龙江上的一座古桥，位于人民中路的盘龙江上，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桥边上还有一家著名的回族饭馆“映江楼”。映江楼是解放前就很红火的一家回族饭店，因为菜做得好，尤其是牛肉凉盘和牛肉汤锅，更是远近闻名。这里经常是食客盈门，座无虚席，去迟了还须排队等座。昆明解放后，映江楼由国家经营，生意照旧红火，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整条人民路扩建，映江楼被拆掉了，近百年历史的交三桥更宽了，更现代化了，但却失去了往昔古朴的历史风采。食客坐在映江楼上，一边把盏慢饮，一边观赏着盘龙江上穿梭过往的渔舟，渔舟上兀立的渔鹰，摇橹的舟子，撒网的渔夫，一幅活生生的盘龙江上渔家乐生态图，这样的场景，早已成过往烟云，从盘龙江上永远地消失了。
　
“交三桥惨案”：1941昆明血色记忆
　■ 都市时报记者 尹翔
　　放学了。小学生龚达文和同学一起，走出位于昆明岔街的学校。突然，他听到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爆炸的是轰炸机上投掷下来的炸弹。被炸的地点位于交三桥。待飞机飞远，硝烟散去，龚达文和同学跑到了现场，远远就闻到尘土和血腥味。被炸的地方遍地瓦砾，破碎的尸体成堆……
　　1941年12月18日的交三桥大轰炸，是日军轰炸昆明，造成伤亡最惨重的一次。
　　被战争重创的生活
　　1941年那个冬天，龚达文15岁，上小学六年级。一年前经人介绍，他成为滇剧泰斗栗成之的弟子。彼时，昆明人喜欢滇剧，龚达文住在师傅家，放学回家，往往会在庭院里练上几嗓子。
　　出生于1936年的著名作家张昆华，小时候常由祖父看管，冬日的昆明阳光柔暖，他的祖父会把他拉上背，到盘龙江西岸逛一逛。
　　而位于武成路的张学成毛笔店，一如既往地早早开门营业。店里的制笔师傅端坐在铺面顶楼，开始做活。
　　然而，只要日军的轰炸机飞临昆明上空，生活的常态就会瞬时改变。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日军对当时中国重要的战略后方——昆明，进行肆无忌惮的轰炸，持续了5年。
　　在昆明感受到可怕的空中袭击，让“跑警报”一词近乎成为中国两代知识分子中尤为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西南联大师生的记载中，有关那段岁月的史实和感悟不胜枚举，当然，也有趣事。据记载，一次“跑警报”时，从事现代文学创作的沈从文，跟研究先秦《庄子》的刘文典跑到了一块儿。刘边跑边对沈说：“我跑是为了国粹，学生跑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你干吗跑啊？”
　　交三桥修罗场
　　1941年12月18日早晨，越南河内天还未亮，10架日本轰炸机便已起飞，目的地是555公里外的昆明。
　　日军飞机起飞的线报传到了昆明，五华山一座高100多米、碉堡般的瞭望台挂起了一个红灯笼，同时，宪兵手持旗子骑上单车，奔上大街通告市民“紧急疏散”。飞机离昆明越来越近，这时的五华山瞭望台升起了第二个灯笼，空袭警报响起。
　　然而，龚达文说，空袭警报在12月18日那天预报得并不精准。当二次空袭警报才响起来，日军飞机就出现在了昆明上空。
　　此时的张昆华被他的爷爷背起来，往交三桥外的农田跑。当时的交三桥，挤满了大量出城躲避的市民。张昆华说，当时三桥路面相较狭窄，但是交通要道。所谓“交三桥”，是因为那里“南有太和街，北有环城路，东有小猪场路”，这三条城外的街道交汇于大东门前盘龙江上的溥泽桥，交三桥因而得名。
　　一辆抛锚的军车挡在了路中间，从三个主要道路方向来的人被堵在了这里。张昆华的爷爷背着孙子，拼命地在人潮中挤出一条路来。
　　此时，昆明大部分地区都听到了刺耳的飞机轰鸣。龚达文和他的小伙伴一从状元楼的学校出来，七八个同学便一路狂奔，向金汁河边有大树的地方躲避。
　　排在前面的飞机已经到了交三桥。人们惊慌地看到，飞机左边机翼抖了一下，那种被龚达文称为尾部泛着刺眼金色——“金光闪闪”——弹尖朝向地面的炸弹，扑向下面密集的人群。
　　巨大的爆炸响起，龚达文狠狠抱紧一棵河边的柏树，而张学成笔庄来不及跑的师傅迅速躲到了桌子底下。
　　日机在交三桥附近陆续投下炸弹，一颗、两颗、三颗……投完炸弹的日机还转身，对地面进行轮番的机枪扫射。
　　张昆华的爷爷不敢跑了，他把张昆华放在田里，然后趴在孙子身上，为他挡住可能飞来的弹片。这时的交三桥，尘土、石块混合着人体的血雾，一片听不到声音的哭喊。
　　龚达文已经记不清抱着那棵大树有多久了。直到日机已经离开很久，他才敢松手。几个孩子出于好奇跑到了交三桥，“尸骨遍地，有断头的，有断脚的，偶有稍微完整的遗体，衣服也成了破衣烂衫，有的遗体则成了尸块”……这位现年88岁的失明老人，穷极满是皱纹的脸上肌肉，横着脸、嘬着嘴、挤着眉地回忆着日军轰炸之后的惨状。
　　后来，张昆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了那一天。他说，他永远记得，当时“田地里的油菜花蚕豆花上溅满了殷红的鲜血，道路边的老朴树枝干上，挂着同胞们被炸断了的肠子和炸碎了的衣衫……”。他甚至不愿意向都市时报记者说太多。他说，自己老了，很敏感，过多地去回想，自己会“很感伤”。
　　据记载， 1941年12月18日，日军飞机在昆明交三桥、麻园、席子营、北沙河埂、吹箫巷和环城东路一带共投下23枚炸弹，炸死365人，史称“交三桥惨案”。
　　炸弹欠下的血债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12月，5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共投下近3000枚炸弹，造成昆明死伤近三千人，炸毁房屋两万余间。
　　龚达文记得，有一次轰炸就在眼前：
　　龚达文和街坊一起向坟地跑去，在那里，人们借助坟包的地势，在坟角周围挖了躲避炸弹的壕沟。当他跑到沟里，还来不及趴下，就看见一架“白森森”的日军飞机从头顶上方低处轰鸣而过。他清楚地看到，两边机翼分别携带着三颗炸弹。
　　刚慌乱地趴下，他便感到好像有人在他背部狠狠踢了一脚，随即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接着是碎土石块冰雹般落了下来。日机飞远了，大家开始爬起来互相呼喊，但他记得很长时间里怎么也听不到声音，只记得人们大声呼喊的样子，嘴巴大张着。
　　龚达文记得，还有一次离自己很近的爆炸，是发生在岔街附近。彼时当地有铁轨穿过，一颗炸弹投下，不仅炸出一个“锅底形”大坑，还将一旁笔直的铁轨推到五六米之外，弯成一个月牙形状。铺在轨道下的碎石则下雨般落到竹林里。
　　“我没拉住一个街坊……不然那个人不会死的。”龚达文记得，那个街坊是街口油辣子铺的老板。听到警报后，大家都跑到防空洞了，这个老板突然说“钱忘了收”，便起身向外跑，和他在一块的龚达文没拉住他。
　　那位街坊跑回铺子，把刚刚才锁上的外层、里层、侧门的锁逐一打开，用衣服包好钱之后，再一次关好所有的门。但这时，死亡从天而降。
　　龚达文说，日机第一次炸岔街片区的时候，就将一个湖北商人在拓东路的会馆给炸平了。据称，那位湖北来滇人士持续不断投入，建设了一个用琉璃装饰的豪华大院。但是，这显眼的大院招来了日军的炸弹。
　　日军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轰炸过后，还会撒下传单。龚达文还记得，上边写的是“大东亚共荣圈”、“打倒欧美列强”一类的话。
　　狙击日本轰炸机
　　“欧美列强”此时在哪里？他们中的一支空中力量就在昆明。他们是来华助战的美国军人。
　　1941年12月20日上午9点45分，日军十架飞机再次从越南起飞，直奔昆明。骄狂的日军飞行员不会料到，这一次他们不会全身而退了——一天前，当时还是上校的陈纳德命令在华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第1、2中队驻防云南，战斗机转场进驻昆明。
　　在20日的战斗中，没有战斗机护航的十架日军轰炸机，遭到了美国志愿航空队24架P-40B战斗机的强力围剿。最终，美国志愿航空队以9：0的战绩大胜日军，捷报传遍全国。
　　12月20日的空战，拉开了中国西南地区重夺制空权的大幕。而两天前的“交三桥惨案”，无疑是中国抗日史上最接近黎明前的一场“黑暗”。
　　实际上，当更多地史料被发掘的时候，人们发现，空战胜利的背后，有着宋美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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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美龄与抗战中的昆明
　　■ 都市时报记者 尹翔
　　抗战胜利69周年前夕，一张宋美龄视察轰炸后街头景象的照片被发现。发现这张照片的，是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该会会长孙官生称，这张照片正是摄于昆明街头。
　　有关宋美龄与昆明的历史研究甚少。孙官生研究了多年飞虎队抗日历史，公开发表和出版多种文章和书籍之后，又通过考证史料发现，宋美龄与抗战中的昆明不仅有着不解之缘，还有许多可为之称道的历史贡献。
　　宋美龄与昆明的不解之缘
　　对宋美龄与抗战中昆明的研究，是今年72岁的孙官生研究飞虎队和抗战史的深化过程。
　　孙官生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飞虎队的专家之一。他在上世纪90年代时担任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云南日报总编辑时，即受“飞虎将军”陈纳德遗孀陈香梅女士之托，在国内主流媒体率先宣传援华抗战的“飞虎队”，拥有大量有关“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的著述，并于此后组建了飞虎队研究会，成立云南飞虎队博物馆，考察出包括飞虎队公墓在内的大量重要抗战史发现。
　　这次，由都市时报独家披露的这张宋美龄照片，孙官生认为拍摄时间是在昆明某次遭受日军轰炸之后。他认为，宋美龄身旁的人，极似当时“云南王”龙云的二房夫人。
　　孙官生对日军轰炸昆明期间的历史有全面的研究。在此之前，他曾依托原有统计，得出一个结论：日军在对昆明长达5年多的轰炸中，“损毁房屋之多，超过了重庆大轰炸”。
　　多年的抗战史研究，孙官生发现，宋美龄与昆明有着不解之缘。他称，早在1935年宋美龄第一次随蒋介石到昆明时，便“爱上了昆明”。
　　宋美龄对昆明干净的市容和文明的市风印象深刻。她在文章中曾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 （宋美龄：《蒋夫人言论汇编》）
　　宋美龄还特别注意到：“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孙官生表示，这一文明习俗在今天已是常态，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街头，还是非常罕见的。
　　很难确定宋美龄在抗战中到过昆明多少次。但孙官生指出，在抗战中的许多重要时刻，作为中国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宋美龄曾多次来到昆明，“对中美飞虎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空军之母”称号的由来
　　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首开对日空战，并创下对日机9：0的战绩，从而免使昆明再度发生 “交三桥惨案”那样的悲剧。但是，1941年的这个冬天对美国人而言同样是难以接受的悲痛，因为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中国对日展开空战实际是持续到抗战结束的，陈纳德因此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一笔不可抹杀的功绩。孙官生表示，陈纳德之所以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是与宋美龄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陈纳德在接受宋美龄邀请后，刚到中国时，发展环境十分恶劣。据称，陈纳德刚来到中国时，蒋介石曾送给他一张大额支票，用于打点各方，“自如活动”。
　　陈纳德拒绝了那张支票，不过，随后的一些问题，他也无能为力。孙官生说，彼时中国空军飞行员多是富家子弟，往往是靠走后门进入的航校。在这样的环境下，蒋介石曾一度信赖的意大利飞行教官，往往随便应付了事。这使得真正的飞行训练和空战中问题百出，损失惨重。
　　宋美龄知道在那样的培养条件下飞行员的真实水平。一次，她目睹一批去上海执行夜间轰炸任务的飞行员返航降落时， 11架飞机中有5架着陆时失事，造成4名飞行员丧生。而因为训练不严格而导致高昂的损失，孙官生说，类似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陈纳德试图努改变这种现状，他提出，在昆明航校训练不合格的学员，要坚决清退，即使是正规的中国空军军官，也必须进行基本的飞行测试等六条措施。
　　这遭到昆明航校的中方首脑周至柔的异议，周甚至向重庆方面报告。但最终，作为航空委秘书长的宋美龄坚定地站到了陈纳德一边。被置于严格管理之下的昆明航校，很快刹住了走后门的风气，招收学员 “千军万马，只取其一”。
　　据飞行员陈炳靖回忆，在航校十二期招收学员上，“全国各地共有四万多名青年人投考空军，一共才录取三百人，但真正能飞出来，没有被淘汰而毕业的只有107人”。
　　孙官生在研究当时的飞行员回忆史料时发现，陈纳德治军很严格，学员入学首先是初检，随后复检笔试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时事等的考卷。而到了昆明航校，还要进行一次严格的体格检查。学员入学之后，还将接受严格的培训，训练合格的，会送到美国接受训练；而不合格的学员则直接清退。至于那些送到美国接受训练而不合格的，则会留作地勤。
　　严格培训中国的空军，是陈纳德一生最显赫的成就之一。陈纳德曾写道：“到战争结束时，中国空军已是一支配备有素质良好的地勤和空勤人员的战斗力量。如果在训练和装备情况相同的情况下，我相信作为空军人员的水平，他们要高于日本人。”
　　陈纳德的成就背后，有着宋美龄一以贯之的坚定支持。宋因此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
　　战役关键时刻的空军之力
　　有关1942年5月中国抗日军队在怒江“惠通桥”阻挡日军的历史，多数说法是中国守桥军队炸断惠通桥，彻底阻断日军进军云南腹地的步伐。
　　但是，孙官生指出，历史并没那么简单。他的理由在于，虽然桥被炸断，但彼时已有一小股日军力量乔装成难民过了怒江，到达怒江东岸，而在怒江西岸的日军已经将卡车、装甲车和重炮散布于西岸20英里长的蜿蜒的山坡路上，正等待工兵在怒江上搭浮桥。
　　情况是危急的。日军有先进的摩托化部队，在此之前，4月30日，日军第56师团攻占缅甸腊戌后，迅即组成一个装甲车先导部队，于5月2日攻下畹町，随后遮放、芒市、龙陵等地也相继沦陷。至5月5日，日军已进抵惠通桥，且有一部渡过了怒江。孙官生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日军借其先进装备，一旦渡过怒江，最大的可能是迅速攻占昆明，那么唯一能向中国运送军需物资的道路就被彻底切断，“意味着中国的抗战完结”。
　　而此时扼守惠通桥的地面部队，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指挥的七十一军所属三十六师。
　　三十六师在5月8日上午消灭了怒江东岸的日军，此时抗日军队需要趁势反攻，争取主动。而这时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空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之前，陈纳德在5月6日便紧急致电宋美龄说：“目下情况紧急，除非炸毁公路和桥梁，并组织有力的反击，不然，日军可能驱车直捣昆明。”宋美龄回电予以批准，同时表示，“感谢他们（志愿队）的忠诚，并望在此危亡之关键时刻再立新功”。接到回电，陈纳德立即部署次日飞虎队的行动。
　　5月7日拂晓，一位名叫希尔的飞虎队战士，率领有4架P-40型飞机的小队从昆明起飞。这个飞机挂架上全带有杀伤弹，腹架上还有高爆炸弹。另外，一起赶赴怒江的还有4架P-40型护航机。
　　此时，日军工兵已经赶到怒江西岸，开始准备搭浮桥，西岸的盘山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日军部队。
　　希尔的8架飞机飞临保山上空时，正是一场大雨过后的晴空，能见度极好。他们迅速发现了日军。在一个峡谷口，希尔投下了高爆炸弹，炸崩了山坡，滚落的山石堵住了日军的退路。与此同时，希尔率领的小分队对盘山路上的卡车进行分头轰炸，又用机枪进行俯冲扫射。
　　当轰炸机组投完弹之后，护航的4架战斗机又飞下来，用机枪猛攻燃烧的日军浮桥和架桥设备。日军开始溃逃。
　　随后几天里，中国空军的一队轰炸机和10余架苏制双引擎轰炸机也投入作战。陈纳德集中所有空中力量，于5月8日击溃日军，让滇缅公路上仅存的敌军退回缅甸。
　　5月12日，陈纳德给宋美龄拍去电报，汇报战果：
　　“志愿队昨天炸毁或击毁75至100辆向南行驶的日军卡车。这支纵队的尾部正在进入畹町市，其头部在该市以南。20多辆卡车正在燃烧，还有更多的已损坏。轻型坦克上有火力还击。从怒江以西的侦察显示，只有间隔很远的零星车辆在行驶，估计在畹町以北日军的兵力已不足一个营。今天早晨，沿怒江的侦察未发现敌人行踪。”
　　“飞虎队和中国空军在怒江上空挽回了中国失败的命运。宋美龄救了昆明”。孙官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