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素材
思考带来超越,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在于人有意识,而意识的加深便在于对终极意义的思考。意识的奇妙在于,意识到意识自身的奇妙(康德的两种惊奇——心中的道德律,头上的星空,其实都是意识的内在之物)。
罗素这样定义爱情——爱情,它是一种超过了肉欲的渴望,渴望能逃脱笼罩在男人与女人一生中巨大的孤独感。事实上,统计数据表明,大部分恋情维持不长,合久必分,可是要摆脱孤独,所以分久必合。
自己若不顾及建立共识就一味宣讲他人漠然或是陌生的理念,或是以一种真理在握的姿态去和别人交流,可能无法交流,反招致反感。因为有效的交流,必须建立在共识和平等上,没有共识,如同话不投机半句多,学识或地位不平等,则近乎道不同不相为谋。
人天生就能分辨善恶,就有良心吗?如果是,为什么还需要教化,否则会堕落?如果否,那恻隐之心如何解释?据说小孩初见蛇便会害怕,是否说明了丑恶的观念是先验(天生)的?
思考者总执着于做事情的动机,以及事情有所结果的可能性以及所需条件,并因此常常拷问自己的德性、能力,以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导致自己畏首畏尾或是有优柔寡断,常因此坐失成就功业的良机,所以好的思想家,往往不是好的行动家。
人如果能谦卑一些,可以得到更多。谦卑的多听少说不仅增长见识,也能得人好感,好的听众总是比较受欢迎的。谦卑的讲礼貌,才能让人感受到真诚的尊重,自然也会报之以尊重。谦卑的学习,不仅是见贤思齐,也包括见不贤自诫,所以无论是几人行,都必有我师。
摧毁巴别塔(通天塔),是上帝对人妄图僭越越的回应吗?只怕是天太高,楼自己塌了吧。变乱人的口音,形成民族的语言隔阂是上帝为此的惩罚吗?不同的语言导致文化的多样化,岂非一件幸事?(详见《巴别塔之后》)
名教追求的虚名,即便开始时名不副实,但虚名总与浮利相联系,追求的人多了,名气大了也就副实了。如果现实是这样,谁能不低头呢?识时务为俊杰,一直都是潜规则了。水滴石穿,何况瀑布,所以名能成实,何足怪哉。然浮名实化的过程饱含了追求者的汗水,也算有点内涵。虽说实重于名,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但方向错了毕竟还是努力,不能空忙一场,比如好不容易过了独木桥混了张文凭做了大学生或是辛苦应考挤上公务员,不管才能是否配得上名位,还是争取应得的权益和回报,至少要和努力过程的汗水等价吧。于是,错误的导向也能成为主流,扭曲的市场需求仍然是王道。可见一开始的导向如何重要,若没有思想家政治家正名,则社会堕落,世界祸矣。
心在曹营心在汉的例子看多了,连萨特也难免怀疑自己早年鼓吹存在的自由,自由度究竟有多高?
真正的思想家,能于哲学的传统有所建树。君不见伟大如康德的两个世界(先验的意识、意识外的物自体)在哲学传统框架内开创了新气象,比之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现象界和本体界)毫不逊色。
无的概念从何而来?人从未感知到无(如果感知到了什么东西,就是说有,就不是无了;即便宇宙真空也有正反物质瞬生瞬灭,也非绝对的无),却有这种概念,岂非咄咄怪事?可见经验不是知识的全部来源,加之经验也不一定可靠,所以经验主义值得怀疑。
看到太多东西是与信仰冲突,而理性又无法解释,所以克尔凯郭尔这样看待信仰——因为荒谬 所以相信。
fake it until make it . 当事实尚未明确之前,信念可以引导它成真,有时候决定事物的不是确定的真理,而只是对真理的阐述、信念,进而有明确的态度和行动,最终决定了事物的发展。这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的核心便是文化决定论,即文化、宗教、思想决定了政治、经济,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恰好针锋相对,但前者有调查统计和社会学理论为依据,应该更为可信。
罗素这样定义爱情——爱情,它是一种超过了肉欲的渴望,渴望能逃脱笼罩在男人与女人一生中巨大的孤独感。事实上,统计数据表明,大部分恋情维持不长,合久必分,可是要摆脱孤独,所以分久必合。
自己若不顾及建立共识就一味宣讲他人漠然或是陌生的理念,或是以一种真理在握的姿态去和别人交流,可能无法交流,反招致反感。因为有效的交流,必须建立在共识和平等上,没有共识,如同话不投机半句多,学识或地位不平等,则近乎道不同不相为谋。
人天生就能分辨善恶,就有良心吗?如果是,为什么还需要教化,否则会堕落?如果否,那恻隐之心如何解释?据说小孩初见蛇便会害怕,是否说明了丑恶的观念是先验(天生)的?
思考者总执着于做事情的动机,以及事情有所结果的可能性以及所需条件,并因此常常拷问自己的德性、能力,以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导致自己畏首畏尾或是有优柔寡断,常因此坐失成就功业的良机,所以好的思想家,往往不是好的行动家。
人如果能谦卑一些,可以得到更多。谦卑的多听少说不仅增长见识,也能得人好感,好的听众总是比较受欢迎的。谦卑的讲礼貌,才能让人感受到真诚的尊重,自然也会报之以尊重。谦卑的学习,不仅是见贤思齐,也包括见不贤自诫,所以无论是几人行,都必有我师。
摧毁巴别塔(通天塔),是上帝对人妄图僭越越的回应吗?只怕是天太高,楼自己塌了吧。变乱人的口音,形成民族的语言隔阂是上帝为此的惩罚吗?不同的语言导致文化的多样化,岂非一件幸事?(详见《巴别塔之后》)
名教追求的虚名,即便开始时名不副实,但虚名总与浮利相联系,追求的人多了,名气大了也就副实了。如果现实是这样,谁能不低头呢?识时务为俊杰,一直都是潜规则了。水滴石穿,何况瀑布,所以名能成实,何足怪哉。然浮名实化的过程饱含了追求者的汗水,也算有点内涵。虽说实重于名,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但方向错了毕竟还是努力,不能空忙一场,比如好不容易过了独木桥混了张文凭做了大学生或是辛苦应考挤上公务员,不管才能是否配得上名位,还是争取应得的权益和回报,至少要和努力过程的汗水等价吧。于是,错误的导向也能成为主流,扭曲的市场需求仍然是王道。可见一开始的导向如何重要,若没有思想家政治家正名,则社会堕落,世界祸矣。
心在曹营心在汉的例子看多了,连萨特也难免怀疑自己早年鼓吹存在的自由,自由度究竟有多高?
真正的思想家,能于哲学的传统有所建树。君不见伟大如康德的两个世界(先验的意识、意识外的物自体)在哲学传统框架内开创了新气象,比之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现象界和本体界)毫不逊色。
无的概念从何而来?人从未感知到无(如果感知到了什么东西,就是说有,就不是无了;即便宇宙真空也有正反物质瞬生瞬灭,也非绝对的无),却有这种概念,岂非咄咄怪事?可见经验不是知识的全部来源,加之经验也不一定可靠,所以经验主义值得怀疑。
看到太多东西是与信仰冲突,而理性又无法解释,所以克尔凯郭尔这样看待信仰——因为荒谬 所以相信。
fake it until make it . 当事实尚未明确之前,信念可以引导它成真,有时候决定事物的不是确定的真理,而只是对真理的阐述、信念,进而有明确的态度和行动,最终决定了事物的发展。这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的核心便是文化决定论,即文化、宗教、思想决定了政治、经济,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恰好针锋相对,但前者有调查统计和社会学理论为依据,应该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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