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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他乡是故乡》，出自《菊花夜行军》
词：钟永丰、夏晓鹃；曲：林生祥；主唱：黎氏玉印（越南籍）
天皇皇，地皇皇，无边无际太平洋
左思想，右思量，出路(希望)在何方
天茫茫，地茫茫，无亲无故靠台郎
月光光，心慌慌，故乡在远方
朋友办，识字班，走出角落不孤单
识字班，姊妹班，读书(识字)相联伴
姊妹班，合作班，互信互爱相救难
合作班，连四方，日久他乡是故乡
 
据说，“三农”专家林生祥那把用了十几年的吉他上，贴着四张贴纸，分别是“我等就来唱山歌”、“WTO滚出去”、“支持媒体公共化”和“滚动的农业，声援杨儒门”。这几个标签基本上就是他前几张专辑主旨的写照了。但是，林生祥的歌声中，很少有直接的控诉，而是用故事和诗来反映问题。这也就使得他的音乐在尖锐的内核中，有着很抒情的姿态。
他最近那张歌唱客家女性生存状态的《野生》，让我想起了先前《菊花夜行军》中另一首描绘女性，并且十分动听的《日久他乡是故乡》。
 
第一次听这首歌以为是客家话。后来听北大的小崔同学唱了一遍，当时还奇怪这歌竟然能用普通话唱，回来再听一遍才发现，这本来就是一首国语歌，只不过发音有点奇怪。然后，查了主唱，是黎氏玉印，越南人，嫁到台湾，即所谓的“外籍新娘”
。
在台湾，“外籍新娘”是一个很受关注的社会问题。黑手那卡西在《黑手三》中唱过，我之前写王心心的时候也能看到“外籍新娘”这个身份对她成长历程的影响。据统计，台湾社会约有近40万外籍新娘（台湾总人口大约是2000多万），在这些外籍配偶当中，以越南女子最多，几乎占了所有外籍配偶的六成。
台湾的外籍配偶现象，起因是一些弱势的台湾适婚男子为了传宗接代，透过婚姻中介业，以“挑”老婆的方式来完成终身大事。而外籍新娘选择嫁到台湾，也多半从经济考虑，希望嫁到富裕的台湾后，能够赚钱改善家人的生活状况。
 
娶“外籍新娘”的台湾人多居于乡下地区，也多是底层的工人或农民。也就是说，无论是外籍新娘还是他们的配偶，都是台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且，就是大陆的城市人歧视农民工一样，台湾的主流社会对这些外籍新娘移民也怀有敌视态度，据一份2003年的台湾《大地地理杂志》进行的“东南亚籍及大陆女性配偶议题”民间调查，半数受访者对新女性移民现象感到忧心，六成民众认为应限制女性配偶来台人数，而两成民众认为不应给予东南亚及大陆女性配偶平等的待遇。
因此，为弱势群体争夺话语权的社运团体，也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另一半”。
 
《日久他乡是故乡》歌词中提到了“识字班”，这首歌也被当作识字班的班歌——当时，林生祥的女朋友正在组织识字班，她也是外籍新娘识字班的创办人之一（据说她现在的工作是帮钟永丰的妹妹钟秀梅一起做客家女性的调研）。
“外籍新娘识字班”1995年创办于高雄美浓，因为美浓爱乡协进会的一些人，看到了来自东南亚的外籍新娘们因语言不通、不认识字，连带小孩去看医生都困难，因此决定创办“识字班”，以学习中文为基础，建立他们学习的平台，协助新移民走出困境。之后的2003年，识字班演化成“南洋台湾姐妹会”。
该组织的顾问之一，夏晓娟（钟永丰的妻子）曾撰文专门介绍识字班与姐妹会的工作内容，其中提到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以认识中文为媒介，协助“外籍新娘”走出孤立无援的处境，进而促成她们逐渐形成自主发声的组织，为自身争取权益。
 
林生祥是一名客家歌手，“客家”这个群体的出现也是因为移民。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牵强的把这首歌成为是“新时代客家悲歌”。
查歌词的来历，看到有人给了一首梅州客家刘氏认宗诗、送子出门诗：
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皆吾境，日及他乡即故乡；早晚勿忘亲命语，晨昏须顾祖炉香；苍天佑我卯金氏，二七男儿共炽昌。
是不是所有客家人都有“日久他乡是故乡”的感慨呢？反观我们现在的社会，众多的城市移民，不管是学生、商人还是农民工，除了春运的那次集中迁移，大多已经模糊了故乡与他乡的界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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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试图以新视角提出旧议题──相较于因政策不公与结构失衡而导致的农业问题，《野生》所聚焦的“女性”命运，揭示“重男轻女”文化现象，更为古老地存在于传统农村宗族社会中。自上世纪以来，经受现代化与全球化剧烈冲击，原该一生缚于家务与农事劳动的女性，初次转型扮演“出外人”，迸发出“在家是零星，出外像野生”的生命力。
专辑以女性生命史出发，从出生时的感叹“哀哉妹落地”（野生）；到临终之际仍一心执念（转妹家）的姑婆；书写幅度横跨生与死，内容涵盖形塑性别差异的童年经验（莫哭）；旁观家族冲突却无发言权的小妹（分家）；押老本养猪的母亲（姆妈，莫惊惊胆胆大）；离家北上的心绪（木棉花、南方）等。
一
从最初交工乐队的《我等就来唱山歌》到如今的《野生》，林生祥对于农民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种树》之前，他的音乐更多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讨论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冲突（我等就来唱山歌），以及在冲突的关系中农民的命运（菊花夜行军+暗临）。其中，有热血的呼喊，也有冷静的思索，这是一个厌倦城市却又习惯了城市的人对未知前途的忧虑。
《唱山歌》有着极明显的目的性，就是反对修建美浓水库，是针对城市对农村自然环境的入侵。《菊花夜行军》则从社会环境角度，基于一个明确的社会背景，表达了城市化（或者叫现代化）对农民生共存基础的破坏。
这段历史背景，与WTO有关——1970年代，台湾加入WTO开始稻米进口，农业进入黄昏，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但是接下来，股市崩盘、房价飞涨，怀揣梦想进城的台湾南部农村青年梦碎一地。他们大批地失业、返乡，依赖都市汇款以弥补不足的农村经济更显窘迫。交工乐队解散后，林生祥与瓦窑坑3合作的《临暗》，可以算是《菊花夜行军》的姊妹篇，延续了对农民在城市生存困境的思考，唱的是阿成返乡之前在城市的凄惨遭遇。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林生祥保留了更多社运的精神，有很浓的批判味道，甚至像一个愤青。据说，在林生祥那把用了十几年的吉他上，贴着四张贴纸，分别是“我等就来唱山歌”、“WTO滚出去”、“支持媒体公共化”和“滚动的农业，声援杨儒门”。这几个标签基本上就是前几张专辑主旨的写照了。
 
二
作为一个在客家农村长大的人，并随着回乡务农，林生祥已经慢慢习惯于站在农民自身角度来思考问题，最新的两张专辑明显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前三张专辑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讲述农村对抗城市的故事，是站在彼岸的评判。而《种树》与《野生》所蕴含的平静，则感觉林生祥已经放低姿态回到此岸，是作为客家农民的一份子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述身边人的故事。
讲述，而不是呼喊；表达，而不是说服，这就是林生祥的转变。所以他说：“我并没有要用音乐去指向未来的路，我没那个资格，我只是把一些很认真、很努力在这边生活的人，把他们很美丽的故事，变成我的音乐。”
正因为做自己的音乐，林生祥赢得了尊重。因为把自己当做客家农民的普通一员，他的音乐引起客家族群的共鸣。所以，有些客家人听《野生》会欣慰的感觉到，歌中唱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唱的就是自己的事——对于非客家人，《野生》不同于以前专辑的地方，就是更加精准的唱出了客家文化的独特之处，而之前的演唱，可以延伸为所有农民或者原住民所面临的困境。而引发人们对客家文化的关注，正是林生祥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依旧在探讨问题，依旧充满思考，却是满怀深情，不温不火。
 
三
说起客家人，我又想起了另一个客家乐队，好客乐队。这个乐队同样源于交工乐队，但是却走了与林生祥不一样的路。个人认为，林生祥的音乐明显要比好客乐队更加打动人。虽然他们也在歌唱土地和农业，但是却明显难脱城市人的习气，他们的拘谨、刻意以及对待乡土的小心翼翼，都显示了他们的身份局限。
可以说，好客乐队更像是以一个游人或者隐者的身份来对待乡村的生活，那是对自然环境、对健康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一种外来者对自然的索取，而不是像农民本身对待土地一般，有认同，也有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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