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百年书店的新使命
作者/埃德温·希思科特 译者/常和
来源/金融时报
昔日的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 Road)起家于砖石建筑，因书店而声名远扬。几乎每家书店外都摆着手推车与特制书架，上面放着二手书，而在它们背后的橱窗里，各种书籍放得满满当当——从低俗类小说到封面压印图案的皮革装订珍版书，应有尽有。从上世纪30年代温馨老照片中，仍可看到穿着雨衣的男士在陈旧雨篷下驻足，认真拜读的身影，在雾霾的映衬下，夜幕下的灯光显得暖意融融。
伦敦西区(West End)的书市与全英国各地一样，也因服务不同社会阶层而分成各个档次。最棒的书屋当属位于皮卡迪利的Hatchard’s（始建于1797年）；而查宁十字街则主要销售便宜的二手书。位于街道中心中段的Foyles书店，100年前就被誉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书店”，如今至少就藏书种类数而言，依然是全英国门类最齐全的书店。这家占据多个楼层的书店如今是七家连锁店的旗舰店，一度很象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旁边的Collett’s或许曾是左派最为青睐的书店，但如今却是Foyles书店至今仍延用着三位一体的苏式排队系统：顾客先排队取便条，然后到爱德华七世风格的收银台付账，最后再回到最初排队的地方取书。
尽管如此安排的目的是让收银台尽可能少地占用销售人员，然而效果却适得其反。偷盗书现象远近皆知，傲慢无礼的员工与顾客都难辞其咎（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就曾经偷过一本A·E·豪斯曼的《什罗普郡少年》(AE Housman’s A Shropshire Lad)，而这一幕就被一路追踪至此的狗仔队拍了个正着）。昔日的Foyles书店内曾显得嘈杂混乱，而读者们对此完全熟视无睹——各种书就堆放在楼梯间与储物间里。诸位苦苦找寻的书可能在书架上，也可能就在桌子底下，或者就在一大堆书（书籍分层堆放，因阳光照射而褪了颜色，书上都积满了尘灰）的最底下。但几乎肯定就能在那儿找见。
如今这些秘而不宣的做法仅仅过去了一代人（30年）时间，Foyles就在离老店原址几步之遥的新大楼里重新开张。在用木板装潢的舒适的角落房间里，我见到了书店如今的传人克里斯托弗·福伊尔(Christopher Foyle)，从这儿眺望，马奈特街(Manette Street)与查宁十字街一览无遗。“这儿过去曾是我姑妈的会客厅”，他对我说，他指的就是那位令人生畏、行事古怪的克里斯蒂娜·福伊尔(Christina Foyle)，她独断专横地执掌了Foyles书店长达半个多世纪。“1999年我姑姑去世后，这个房间就紧锁大门、无人问津，里面堆满了各种书与文件——甚至没人知道它曾是我姑妈的会客厅。”
满头银发的福伊尔身穿双排扣西服、脚穿彩色袜子，一聊起来滔滔不绝，是个魅力十足的谈伴。他指着侧窗外说：“狄更斯(Dickens)正是依据那条街构思了《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诸多人物。”事实上，他所说的那条街过去曾叫玫瑰大街（Rose Street，曾是伦敦激进思潮的温床），如今改成此名，反映的是小说中的人物——马奈特医生。看来书真的影响了这个街区的前世今生。
就在我俩聊到书店搬到紧隔壁的新址（这儿过去曾是中央圣马丁艺术学校(Central Saint Martins art school)时，设计师亚历克斯·利夫舒茨(Alex Lifschutz)与书店CEO山姆·侯赛因(Sam Husain)也在座，自2008年以来，福伊尔就一直与山姆·侯赛因共事。我问福伊尔为何又想搬新址？“我们书店已在此处开了100多年了，”福伊尔对我说，“书店显得杂乱无章、经营效率低下，它陷入了迷途。顾客当然很喜欢原先那个僻静地方，以及那种亲切感。”
这自然就让我们关心起Foyles这类大书店该如何重建。利夫舒茨（Lifschutz Davidson Sandilands建筑事务所掌门人）说得很简单：“它应该是成就奇迹的地方。”他这段话很有意思，因为说得既含糊、又高深。问题是这并非仅仅是Foyles书店、而是整个书店行业面临的问题：图书市场正不断萎缩。利夫舒茨的话算是印证了书店经营的前景未卜。“我觉得谁也无法预知10年后书店的结局，”利夫舒茨说。“但电子图书的飞速发展已开始放缓。我们充当相信：在未来半个世纪，读者仍会不断买纸质书，因此建新书店的理由很充分。”他把电子图书的问世与电灯应用相提并论：“电灯是最主要的照明方式，但蜡烛并未消失。”
事实上，蜡烛成了奢侈品，这或许就是纸质书籍如今的境况。逛旧书店时，设计精美的再版书、中欧名不见经传作家的新译著、精彩纷呈的散文集与短篇小说集以及秘境旅游指南可谓一应俱全。整个书市可能得靠J?K·罗琳(JK Rowling)、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以及E·L·詹姆斯(EL James)这些如雷贯耳的名作家支撑，但Foyles书店的经营截然不同。“通常说来，相关委员会不会同意把学校大楼改作书店，”福伊尔说，“但我们书店被视为文化机构——我们把大楼一部分辟成了艺术陈列室。”
昔日的中央圣马丁艺术学校也具有悠久历史——在伦敦看来，这属于文化的惺惺相惜，与书店的历史一样，学校的所有东西都值得保存。这幢阿泰科风格(Art Deco)的大楼（目前仍大量雕有工匠及商人的浮雕）于1939年建成，而建筑师们如今恢复了它的正面结构——青铜正门以及可爱的钢窗。这幢恢宏气派的大楼完美兼顾了文化教育与图书产业。
走进新大楼后，利夫舒茨就指着位于正厅的老舞台区对我们说：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曾在此演出。如今这儿改成了儿童读物区。在中央圣马丁艺术学校狭窄昏暗的走廊以及旧房间（墙上仍留有溅洒的颜料）里，亚历山大·麦奎(Alexander McQueen)、侯赛因·卡拉扬(Hussein Chalayan)、斯特拉·麦卡特尼 (Stella McCartney)以及约翰·加里亚诺(John Galliano)等时装设计师以及弗兰克·奥尔巴赫(Frank Auerbach)、吉尔伯特(Gilbert)和乔治等艺术家曾在此苦读。原先的室内装饰物已被一并清除，取而代之的是装有包厢的亮堂开放区域，半层楼上的包厢就能看到。这儿既没奢华的装潢，也没时尚店或大型购物中心那种巧妙掩饰。相反，店里却摆着长达4.6英里的书架，沿屋顶铺设的管道与灯饰一抬头就能看到，图书作为美观的实物反而“脱颖而出”。整个大楼分门别类进行空间划分，一清二楚——尽管如此，我可能为看到不太干净的地方而兴奋，福伊尔书店曾有的那份杂乱以及昔日中央圣马丁艺术学校那溅洒着颜料的墙壁仍在脑海中浮现。
当然，这儿并非仅是书的世界。福伊尔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现代零售就是体验的过程。Foyles书店曾是这种“增值服务”的引领者。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读书会、读书俱乐部、文学午餐会等活动时不时在Foyles书店举行。由玻璃幕墙围成的新艺术陈列区十分宽敞，可以俯瞰大楼正厅以及Ray’s jazz café咖啡厅，看来Foyles书店以及它聘请的建筑师竭尽全力想要利夫舒茨设计的新书店成为奇迹成就之地。
但是，到底成就什么奇迹却让人捉摸不定。福伊尔兄弟创业伊始（他们公务员考试失利后，把存放在母亲霍克斯顿(Hoxton)家中厨房的相关教材拿出去卖）的图书市场如今开始向网络转战；周边的二手书店仍在苦苦支撑；亚马逊(Amazon)的打折销售策略意味着顾客可以先在实体书店看好样书，然后再到网上订购（甚至可以就在店里用手机直接网订）——“书店经营者对此深恶痛绝，”侯赛因苦笑说）。正是由于捉摸不定，所以新建书店不得不大型化、灵活经营以及想方设法吸引读者。书店必须货源充足，不但要确保读者仍能找到苦苦寻觅的书籍，而且要确保读者流连忘返，从而让他们整天来泡书店。
雨果(Victor Hugo)在《巴黎圣母院》(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1931)中这样写道：“建筑艺术将不再是社会的艺术，集体的艺术，占统治地位的艺术了。人类的伟大诗篇，伟大建筑，伟大作品不会再修建起来，而是要印刷出来。”雨果亲眼看到印刷术取代了石头。如今印刷术正逐渐被更新换代周期更短的电子信息技术所取代。在伦敦这个努力保留各个独特贸易区域的城市，也许传统建筑、新书店以及纸质图书的联合能让查宁十字街作为书店一条街继续存在下去。
（原作者埃德温·希思科特是《金融时报》建筑评论家）
来源/金融时报
昔日的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 Road)起家于砖石建筑，因书店而声名远扬。几乎每家书店外都摆着手推车与特制书架，上面放着二手书，而在它们背后的橱窗里，各种书籍放得满满当当——从低俗类小说到封面压印图案的皮革装订珍版书，应有尽有。从上世纪30年代温馨老照片中，仍可看到穿着雨衣的男士在陈旧雨篷下驻足，认真拜读的身影，在雾霾的映衬下，夜幕下的灯光显得暖意融融。
伦敦西区(West End)的书市与全英国各地一样，也因服务不同社会阶层而分成各个档次。最棒的书屋当属位于皮卡迪利的Hatchard’s（始建于1797年）；而查宁十字街则主要销售便宜的二手书。位于街道中心中段的Foyles书店，100年前就被誉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书店”，如今至少就藏书种类数而言，依然是全英国门类最齐全的书店。这家占据多个楼层的书店如今是七家连锁店的旗舰店，一度很象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旁边的Collett’s或许曾是左派最为青睐的书店，但如今却是Foyles书店至今仍延用着三位一体的苏式排队系统：顾客先排队取便条，然后到爱德华七世风格的收银台付账，最后再回到最初排队的地方取书。
尽管如此安排的目的是让收银台尽可能少地占用销售人员，然而效果却适得其反。偷盗书现象远近皆知，傲慢无礼的员工与顾客都难辞其咎（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就曾经偷过一本A·E·豪斯曼的《什罗普郡少年》(AE Housman’s A Shropshire Lad)，而这一幕就被一路追踪至此的狗仔队拍了个正着）。昔日的Foyles书店内曾显得嘈杂混乱，而读者们对此完全熟视无睹——各种书就堆放在楼梯间与储物间里。诸位苦苦找寻的书可能在书架上，也可能就在桌子底下，或者就在一大堆书（书籍分层堆放，因阳光照射而褪了颜色，书上都积满了尘灰）的最底下。但几乎肯定就能在那儿找见。
如今这些秘而不宣的做法仅仅过去了一代人（30年）时间，Foyles就在离老店原址几步之遥的新大楼里重新开张。在用木板装潢的舒适的角落房间里，我见到了书店如今的传人克里斯托弗·福伊尔(Christopher Foyle)，从这儿眺望，马奈特街(Manette Street)与查宁十字街一览无遗。“这儿过去曾是我姑妈的会客厅”，他对我说，他指的就是那位令人生畏、行事古怪的克里斯蒂娜·福伊尔(Christina Foyle)，她独断专横地执掌了Foyles书店长达半个多世纪。“1999年我姑姑去世后，这个房间就紧锁大门、无人问津，里面堆满了各种书与文件——甚至没人知道它曾是我姑妈的会客厅。”
满头银发的福伊尔身穿双排扣西服、脚穿彩色袜子，一聊起来滔滔不绝，是个魅力十足的谈伴。他指着侧窗外说：“狄更斯(Dickens)正是依据那条街构思了《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诸多人物。”事实上，他所说的那条街过去曾叫玫瑰大街（Rose Street，曾是伦敦激进思潮的温床），如今改成此名，反映的是小说中的人物——马奈特医生。看来书真的影响了这个街区的前世今生。
就在我俩聊到书店搬到紧隔壁的新址（这儿过去曾是中央圣马丁艺术学校(Central Saint Martins art school)时，设计师亚历克斯·利夫舒茨(Alex Lifschutz)与书店CEO山姆·侯赛因(Sam Husain)也在座，自2008年以来，福伊尔就一直与山姆·侯赛因共事。我问福伊尔为何又想搬新址？“我们书店已在此处开了100多年了，”福伊尔对我说，“书店显得杂乱无章、经营效率低下，它陷入了迷途。顾客当然很喜欢原先那个僻静地方，以及那种亲切感。”
这自然就让我们关心起Foyles这类大书店该如何重建。利夫舒茨（Lifschutz Davidson Sandilands建筑事务所掌门人）说得很简单：“它应该是成就奇迹的地方。”他这段话很有意思，因为说得既含糊、又高深。问题是这并非仅仅是Foyles书店、而是整个书店行业面临的问题：图书市场正不断萎缩。利夫舒茨的话算是印证了书店经营的前景未卜。“我觉得谁也无法预知10年后书店的结局，”利夫舒茨说。“但电子图书的飞速发展已开始放缓。我们充当相信：在未来半个世纪，读者仍会不断买纸质书，因此建新书店的理由很充分。”他把电子图书的问世与电灯应用相提并论：“电灯是最主要的照明方式，但蜡烛并未消失。”
事实上，蜡烛成了奢侈品，这或许就是纸质书籍如今的境况。逛旧书店时，设计精美的再版书、中欧名不见经传作家的新译著、精彩纷呈的散文集与短篇小说集以及秘境旅游指南可谓一应俱全。整个书市可能得靠J?K·罗琳(JK Rowling)、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以及E·L·詹姆斯(EL James)这些如雷贯耳的名作家支撑，但Foyles书店的经营截然不同。“通常说来，相关委员会不会同意把学校大楼改作书店，”福伊尔说，“但我们书店被视为文化机构——我们把大楼一部分辟成了艺术陈列室。”
昔日的中央圣马丁艺术学校也具有悠久历史——在伦敦看来，这属于文化的惺惺相惜，与书店的历史一样，学校的所有东西都值得保存。这幢阿泰科风格(Art Deco)的大楼（目前仍大量雕有工匠及商人的浮雕）于1939年建成，而建筑师们如今恢复了它的正面结构——青铜正门以及可爱的钢窗。这幢恢宏气派的大楼完美兼顾了文化教育与图书产业。
走进新大楼后，利夫舒茨就指着位于正厅的老舞台区对我们说：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曾在此演出。如今这儿改成了儿童读物区。在中央圣马丁艺术学校狭窄昏暗的走廊以及旧房间（墙上仍留有溅洒的颜料）里，亚历山大·麦奎(Alexander McQueen)、侯赛因·卡拉扬(Hussein Chalayan)、斯特拉·麦卡特尼 (Stella McCartney)以及约翰·加里亚诺(John Galliano)等时装设计师以及弗兰克·奥尔巴赫(Frank Auerbach)、吉尔伯特(Gilbert)和乔治等艺术家曾在此苦读。原先的室内装饰物已被一并清除，取而代之的是装有包厢的亮堂开放区域，半层楼上的包厢就能看到。这儿既没奢华的装潢，也没时尚店或大型购物中心那种巧妙掩饰。相反，店里却摆着长达4.6英里的书架，沿屋顶铺设的管道与灯饰一抬头就能看到，图书作为美观的实物反而“脱颖而出”。整个大楼分门别类进行空间划分，一清二楚——尽管如此，我可能为看到不太干净的地方而兴奋，福伊尔书店曾有的那份杂乱以及昔日中央圣马丁艺术学校那溅洒着颜料的墙壁仍在脑海中浮现。
当然，这儿并非仅是书的世界。福伊尔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现代零售就是体验的过程。Foyles书店曾是这种“增值服务”的引领者。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读书会、读书俱乐部、文学午餐会等活动时不时在Foyles书店举行。由玻璃幕墙围成的新艺术陈列区十分宽敞，可以俯瞰大楼正厅以及Ray’s jazz café咖啡厅，看来Foyles书店以及它聘请的建筑师竭尽全力想要利夫舒茨设计的新书店成为奇迹成就之地。
但是，到底成就什么奇迹却让人捉摸不定。福伊尔兄弟创业伊始（他们公务员考试失利后，把存放在母亲霍克斯顿(Hoxton)家中厨房的相关教材拿出去卖）的图书市场如今开始向网络转战；周边的二手书店仍在苦苦支撑；亚马逊(Amazon)的打折销售策略意味着顾客可以先在实体书店看好样书，然后再到网上订购（甚至可以就在店里用手机直接网订）——“书店经营者对此深恶痛绝，”侯赛因苦笑说）。正是由于捉摸不定，所以新建书店不得不大型化、灵活经营以及想方设法吸引读者。书店必须货源充足，不但要确保读者仍能找到苦苦寻觅的书籍，而且要确保读者流连忘返，从而让他们整天来泡书店。
雨果(Victor Hugo)在《巴黎圣母院》(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1931)中这样写道：“建筑艺术将不再是社会的艺术，集体的艺术，占统治地位的艺术了。人类的伟大诗篇，伟大建筑，伟大作品不会再修建起来，而是要印刷出来。”雨果亲眼看到印刷术取代了石头。如今印刷术正逐渐被更新换代周期更短的电子信息技术所取代。在伦敦这个努力保留各个独特贸易区域的城市，也许传统建筑、新书店以及纸质图书的联合能让查宁十字街作为书店一条街继续存在下去。
（原作者埃德温·希思科特是《金融时报》建筑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