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运：出版史是出版伟大的书的历史
◆ “一个出版商，不是靠他运营生意的技巧出名，而是靠他出版的书出名……造就一家伟大出版社的是伟大的书，让伟大的作者来写，由伟大的编者来编辑，按品位来设计，用娴熟的技巧来有效制作，积极而广泛地来销售。”因为出版史就是伟大的出版社出版伟大的书的历史。
◆ 《数字化时代的书：英美学术变革与高等教育出版》，(美)约翰·B·汤普逊著，Polity出版社2005年版，29.95美元。
□ 周运 （编辑，北京）
这几年国内出版界比较热闹，集团化，搞合并，忙上市。外表光鲜，看内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出版业和其他行业比，待遇较低，结果进来的编辑，能待久的不多，出现严重的人才危机。某出版集团选题缺口达到30%以上，从领导到编辑都不看书，哪来选题？出书往往要资助，品质保证不了不说，更别提品牌建设，结果对此依赖越深，伤得越重。某社去年上半年完成的任务还不到前年的一半，就因为资助少了一半，如果资助没了怎么办？不好好走市场，迟早会被淘汰，能躺着过舒服日子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了。
大学出版社不断发展蜕变
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B·汤普逊《数字化时代的书：英美学术变革与高等教育出版》（Booksinthe D igital A ge：T he T rans-form ationof A cadem ic andH igherEducationPublishing inBritainandthe U nitedStates）对英美学术出版业的分析，很有启发性。
他谈到英美大学出版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面临的困境。加斯（G eoffreyCass）七十年代初接手剑桥大学出版社，当时社里面临严重财政危机，库里积存了大量多年前印的书，还按原定价销售。他决定改变按原生产成本定价卖书的方式，要按实际价值来决定价格，趁政府冻结涨价、平抑通胀前调整了旧版书存货的价格，一下改变了出版社财政状况，不久克服危机，迎来新的发展期。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由罗森塔尔（美国Basic出版公司创办人）接手，当时累计赤字超过100万美元。他调整出书方向，着力发展大众出版，获得极大的成功。乌尔巴诺夫斯基（ F ra n kU rbanow ski）1976年接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当时赤字严重、库存积压，他改变以前全面出击的出书方向，变为6大主项：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经济学、建筑学和认知科学，一跃成为全美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而北卡来罗纳大学出版社主要归功于社会学家奥德姆（H ow ardW . O dum ）创立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当时从事美国南部研究，出版社以此为契机加强自己的出版方向，出版区域性以及南方历史、文化和自然史方面的学术作品而成为同业佼佼者。2001年，在很多美国大学社饱受销售乏力之苦时，他们出版的烹饪书《别怕调味品》卖了近2万册，《迪普妈妈的厨房》（M am a D ip‘s K itchen）卖了8万册，让出版社安然渡过难关。
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界的双璧，牛津2001年销售额5 .85亿美元，其规模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的13倍，剑桥2000年销售额1 .94亿美元，其规模是美国最大的大学社的4倍。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中最大的有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耶鲁等，而同期销售额不到4000万。剑桥选题决策由社学术委员会决定，以保证高出书品质，而牛津比较灵活，各个分社有很大自主权。
不过大学社现在对学术专著的出版兴趣下降，更喜欢出赚钱的教材，而大学老师不太喜欢写教材，更爱专著，所以出现矛盾。大学社就用出学术专著为交换条件请他们编教材。而且大学社不出专著也会损害它们在学界的声誉。美国教材竞争激烈，特别是二手教材市场发达，对新书冲击较大。所以出版社搞不断升级的新版。而英国没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学生间互相转让。
时代变了，对编辑的要求也变了，一个大学社的编辑主任回忆道：
我七十年代末到这里工作，我为之服务的那位编辑完全是被动反应型。我当他助手，看他工作的方式。他把出版计划书从收件箱里取出来，读后决定是否评审它们。他从不旅行，甚至不开车。是地球上最害羞的人，说话期期艾艾，从不对视你。到他桌前或者有人电话叫他，告诉他做什么他才会有反应。这是二十年前获得书稿的极可能的方式，没有问题。我们以前有几个编辑也这样。（第132页）
但现在编辑不出办公室看稿、见生人就脸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走出去见学者，参加会议，请人写书。“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要干的事，我是说，这是场战争，你必须战斗。”大学出版社一个优秀的策划编辑一年可以出60本书，借助新技术手段，以后还会更多。
出色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我们再看一个大学出版社的生动实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博林根丛书（B ollingen series）很有代表性，这套丛书最早由美国万神殿出版公司（P anth eonB ooks）出版，20世纪30年代晚期，美国富豪梅隆夫妇迷恋上荣格学说，因而创立该丛书。研究作品包括心理学、神话学、符号学、宗教、哲学、艺术、考古、美学、文学及“人类无意识的进化”等，1969年出书250种，包括荣格、瓦莱里、柯尔律治、乌纳穆诺等名家名作。
这套丛书移交给普大社前，亏损达100万美元之巨。1969年获得该系列后，社长小赫伯特·贝利（H erbert S. Bailey，Jr.）从同年成立的梅隆基金会取得150万美元出版资金，保罗·梅隆又追加了另外100万美金。到1982年，博林根基金增长到远远大于所需了。大学董事会因而把其中200万美金给了大学图书馆购买梅隆感兴趣的各类艺术书刊，又把200万美元给出版社支持博林根以外的学术出版。这套丛书，很好地促进了出版社的财政健全。
博林根丛书里《易经》英译本，七十年代早期成了销售量上升最快的图书，著名歌手鲍勃·迪伦和哈佛的导师蒂莫西·利里都提倡读《易经》，因而该书的销量猛增，七十年代期间，每年卖出3万册，1982年达到50万册，2004年超过了100万册（现任普大社长说是90多万）。该丛书，1970年以后，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全部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成了一笔超级划算的交易。
不过其中还有段小波折，据希夫林在《出版业》（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里讲，他们万神殿出版公司在要被大集团收购时，为了让这套丛书继续出下去，把它无偿转给了普大社，而且当时是赚钱的。普大社方面说亏损，未知孰是，或者是社里找梅隆基金会要钱的借口。接替小贝利的社长利平科特（WalterH . Lippincott）上任时，竟要停掉这套书，后被社董事会否决了。对于此事，普大社史只字未提，估计是为领导讳。
普大社出书结构是：三分之一人文科学，四分之一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百分之十八，诗歌四到六本。其中《巴林顿古希腊罗马地图集》（2000），总投资450万美元，出版社投入350万。主编塔尔伯特（J.A .T albert）和七十多位作者用了12年时间完成，售价325美元，第一印6000册很快卖完。
他们还出名家文集，如克尔恺郭尔、爱因斯坦、荣格、奥登等，投入几百万美元。出版社最大的多卷本文集《伍德罗·威尔逊文件》（1966-1994）获得极大成功，在35年里出齐了全部69卷，文集主编亚瑟·林克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在69卷中只有两处排字错误”。而《托马斯·杰弗逊文件》，从1950年开始，到2009年底，出到36卷，乐观估计到2026年完成，达到75卷的规模，到时正好是杰弗逊逝世200周年纪念。
同时他们还花功夫在畅销书上，科普作品如阿滕伯勒（S irD avid A ttenborough）的《植物的私生活》和《鸟类生活》，都是畅销书，在每年的国民图书之旅和特别的出版活动后在美国都卖出3万册。迪姆森（E lrog D im son）的《乐观主义者的胜利：全球投资回报101年》，售价99 .50美元，结果头6周，就卖出6000册。那本法兰克福的《论扯淡》，只有67页的小书却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出版者跟作者一样诧异不已。
出版社的选题委员会，委员们每年至少要读20到25部书稿，这样可以保证不会对每月最好的选题计划“说不”（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委员们就不再看稿了，除非有特别的兴趣或问题，主要依靠外面两三位专家的报告和编辑的推荐来做决定），所以国内既不读书也不看稿的社领导们如何能管理好出版社？1952年30岁的小贝利成为普大社总编时就得到过一个教训，当时他向委员会提交了7本书的选题计划，就被三人委员会枪毙了4个，令下面的编辑很尴尬，因为这样社里可供出版的书稿就不足了，因而两年后小贝利成为社长时就向选题委员会提交可供出版的更多选题以鼓舞编辑们的士气。
小贝利1954-1986年任普大社长期间是普大社发展最快的时期。出版社不但为学术发展服务，而且可以极大提升大学的知名度，一次普大校长罗伯特·戈欣访问新德里，他被介绍给一位印度学者，这位学者说：“非常荣幸，请问贵校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有关联吗？”小贝利（去年6月28日刚刚去世）在《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写道：“一个出版商，不是靠他运营生意的技巧出名，而是靠他出版的书出名……造就一家伟大出版社的是伟大的书，让伟大的作者来写，由伟大的编者来编辑，按品位来设计，用娴熟的技巧来有效制作，积极而广泛地来销售。”因为出版史就是伟大的出版社出版伟大的书的历史。◆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方都市报 2012-04-08
http://gcontent.oeeee.com/1/86/186e5a3faf947e31/Blog/ab5/00f276.html
◆ 《数字化时代的书：英美学术变革与高等教育出版》，(美)约翰·B·汤普逊著，Polity出版社2005年版，29.9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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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数字时代的图书》，张子强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
□ 周运 （编辑，北京）
这几年国内出版界比较热闹，集团化，搞合并，忙上市。外表光鲜，看内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出版业和其他行业比，待遇较低，结果进来的编辑，能待久的不多，出现严重的人才危机。某出版集团选题缺口达到30%以上，从领导到编辑都不看书，哪来选题？出书往往要资助，品质保证不了不说，更别提品牌建设，结果对此依赖越深，伤得越重。某社去年上半年完成的任务还不到前年的一半，就因为资助少了一半，如果资助没了怎么办？不好好走市场，迟早会被淘汰，能躺着过舒服日子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了。
大学出版社不断发展蜕变
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B·汤普逊《数字化时代的书：英美学术变革与高等教育出版》（Booksinthe D igital A ge：T he T rans-form ationof A cadem ic andH igherEducationPublishing inBritainandthe U nitedStates）对英美学术出版业的分析，很有启发性。
他谈到英美大学出版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面临的困境。加斯（G eoffreyCass）七十年代初接手剑桥大学出版社，当时社里面临严重财政危机，库里积存了大量多年前印的书，还按原定价销售。他决定改变按原生产成本定价卖书的方式，要按实际价值来决定价格，趁政府冻结涨价、平抑通胀前调整了旧版书存货的价格，一下改变了出版社财政状况，不久克服危机，迎来新的发展期。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由罗森塔尔（美国Basic出版公司创办人）接手，当时累计赤字超过100万美元。他调整出书方向，着力发展大众出版，获得极大的成功。乌尔巴诺夫斯基（ F ra n kU rbanow ski）1976年接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当时赤字严重、库存积压，他改变以前全面出击的出书方向，变为6大主项：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经济学、建筑学和认知科学，一跃成为全美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而北卡来罗纳大学出版社主要归功于社会学家奥德姆（H ow ardW . O dum ）创立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当时从事美国南部研究，出版社以此为契机加强自己的出版方向，出版区域性以及南方历史、文化和自然史方面的学术作品而成为同业佼佼者。2001年，在很多美国大学社饱受销售乏力之苦时，他们出版的烹饪书《别怕调味品》卖了近2万册，《迪普妈妈的厨房》（M am a D ip‘s K itchen）卖了8万册，让出版社安然渡过难关。
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界的双璧，牛津2001年销售额5 .85亿美元，其规模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的13倍，剑桥2000年销售额1 .94亿美元，其规模是美国最大的大学社的4倍。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中最大的有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耶鲁等，而同期销售额不到4000万。剑桥选题决策由社学术委员会决定，以保证高出书品质，而牛津比较灵活，各个分社有很大自主权。
不过大学社现在对学术专著的出版兴趣下降，更喜欢出赚钱的教材，而大学老师不太喜欢写教材，更爱专著，所以出现矛盾。大学社就用出学术专著为交换条件请他们编教材。而且大学社不出专著也会损害它们在学界的声誉。美国教材竞争激烈，特别是二手教材市场发达，对新书冲击较大。所以出版社搞不断升级的新版。而英国没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学生间互相转让。
时代变了，对编辑的要求也变了，一个大学社的编辑主任回忆道：
我七十年代末到这里工作，我为之服务的那位编辑完全是被动反应型。我当他助手，看他工作的方式。他把出版计划书从收件箱里取出来，读后决定是否评审它们。他从不旅行，甚至不开车。是地球上最害羞的人，说话期期艾艾，从不对视你。到他桌前或者有人电话叫他，告诉他做什么他才会有反应。这是二十年前获得书稿的极可能的方式，没有问题。我们以前有几个编辑也这样。（第132页）
但现在编辑不出办公室看稿、见生人就脸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走出去见学者，参加会议，请人写书。“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要干的事，我是说，这是场战争，你必须战斗。”大学出版社一个优秀的策划编辑一年可以出60本书，借助新技术手段，以后还会更多。
出色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我们再看一个大学出版社的生动实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博林根丛书（B ollingen series）很有代表性，这套丛书最早由美国万神殿出版公司（P anth eonB ooks）出版，20世纪30年代晚期，美国富豪梅隆夫妇迷恋上荣格学说，因而创立该丛书。研究作品包括心理学、神话学、符号学、宗教、哲学、艺术、考古、美学、文学及“人类无意识的进化”等，1969年出书250种，包括荣格、瓦莱里、柯尔律治、乌纳穆诺等名家名作。
这套丛书移交给普大社前，亏损达100万美元之巨。1969年获得该系列后，社长小赫伯特·贝利（H erbert S. Bailey，Jr.）从同年成立的梅隆基金会取得150万美元出版资金，保罗·梅隆又追加了另外100万美金。到1982年，博林根基金增长到远远大于所需了。大学董事会因而把其中200万美金给了大学图书馆购买梅隆感兴趣的各类艺术书刊，又把200万美元给出版社支持博林根以外的学术出版。这套丛书，很好地促进了出版社的财政健全。
博林根丛书里《易经》英译本，七十年代早期成了销售量上升最快的图书，著名歌手鲍勃·迪伦和哈佛的导师蒂莫西·利里都提倡读《易经》，因而该书的销量猛增，七十年代期间，每年卖出3万册，1982年达到50万册，2004年超过了100万册（现任普大社长说是90多万）。该丛书，1970年以后，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全部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成了一笔超级划算的交易。
不过其中还有段小波折，据希夫林在《出版业》（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里讲，他们万神殿出版公司在要被大集团收购时，为了让这套丛书继续出下去，把它无偿转给了普大社，而且当时是赚钱的。普大社方面说亏损，未知孰是，或者是社里找梅隆基金会要钱的借口。接替小贝利的社长利平科特（WalterH . Lippincott）上任时，竟要停掉这套书，后被社董事会否决了。对于此事，普大社史只字未提，估计是为领导讳。
普大社出书结构是：三分之一人文科学，四分之一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百分之十八，诗歌四到六本。其中《巴林顿古希腊罗马地图集》（2000），总投资450万美元，出版社投入350万。主编塔尔伯特（J.A .T albert）和七十多位作者用了12年时间完成，售价325美元，第一印6000册很快卖完。
他们还出名家文集，如克尔恺郭尔、爱因斯坦、荣格、奥登等，投入几百万美元。出版社最大的多卷本文集《伍德罗·威尔逊文件》（1966-1994）获得极大成功，在35年里出齐了全部69卷，文集主编亚瑟·林克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在69卷中只有两处排字错误”。而《托马斯·杰弗逊文件》，从1950年开始，到2009年底，出到36卷，乐观估计到2026年完成，达到75卷的规模，到时正好是杰弗逊逝世200周年纪念。
同时他们还花功夫在畅销书上，科普作品如阿滕伯勒（S irD avid A ttenborough）的《植物的私生活》和《鸟类生活》，都是畅销书，在每年的国民图书之旅和特别的出版活动后在美国都卖出3万册。迪姆森（E lrog D im son）的《乐观主义者的胜利：全球投资回报101年》，售价99 .50美元，结果头6周，就卖出6000册。那本法兰克福的《论扯淡》，只有67页的小书却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出版者跟作者一样诧异不已。
出版社的选题委员会，委员们每年至少要读20到25部书稿，这样可以保证不会对每月最好的选题计划“说不”（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委员们就不再看稿了，除非有特别的兴趣或问题，主要依靠外面两三位专家的报告和编辑的推荐来做决定），所以国内既不读书也不看稿的社领导们如何能管理好出版社？1952年30岁的小贝利成为普大社总编时就得到过一个教训，当时他向委员会提交了7本书的选题计划，就被三人委员会枪毙了4个，令下面的编辑很尴尬，因为这样社里可供出版的书稿就不足了，因而两年后小贝利成为社长时就向选题委员会提交可供出版的更多选题以鼓舞编辑们的士气。
小贝利1954-1986年任普大社长期间是普大社发展最快的时期。出版社不但为学术发展服务，而且可以极大提升大学的知名度，一次普大校长罗伯特·戈欣访问新德里，他被介绍给一位印度学者，这位学者说：“非常荣幸，请问贵校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有关联吗？”小贝利（去年6月28日刚刚去世）在《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写道：“一个出版商，不是靠他运营生意的技巧出名，而是靠他出版的书出名……造就一家伟大出版社的是伟大的书，让伟大的作者来写，由伟大的编者来编辑，按品位来设计，用娴熟的技巧来有效制作，积极而广泛地来销售。”因为出版史就是伟大的出版社出版伟大的书的历史。◆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方都市报 201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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