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Therapy 团体治疗

 忘了什么时候翻的了。。。
http://nymag.com/nymetro/news/culture/features/15495/
By Jay McInerney
                
                
       藏在一副大墨镜后面，抓着话筒架的Julian Casablancas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唱，监听器里一片模糊，主音吉他手Nick Valensi感觉贝司的声音跟邪恶力量似的把所有的音乐都吸走了，节奏吉他手Albert Hammond Jr.跟贝司手Nikolai Fraiture彼此交换着忧虑的表情，就连最淡定的鼓手Fab Moretti好像也有点心不在焉了。台上的五个家伙觉得这演出有点跑偏了。倒霉的是Franz Ferdinand的成员们还就正站在台前观摩着这场灾难。
       舞台十五码之外有个喝高了的姑娘，顶着一头简方达在《花街杀人案》里的漂白蓬发。她觉得这场演出简直碉堡了。她在零下的天气里排了26个小时的队才能成为挤在伦敦大学学生礼堂里的800多个幸运儿之一，来听the Strokes新专辑First Impressions of Earth的宣传演唱会。其实不管监听器里听起来如何，这还是场不错的演出，是他们过去几个月里排练了几百个钟头的最终成果。
       The Strokes最早是在英国出道的，他们在此一直大受欢迎，可能这就是伦敦人能比他们老家的纽约客还提早听到新歌的原因之一吧。Last Nite前奏响起的时候，那个喝高了的姑娘像穿越到1964年一样尖叫起来，我觉得头皮一紧，然后自己也笑得像个SB。听着他们在这间跟纽约的Mercury Lounge差不多大的斗室里表演很过瘾。2000年12月，我就是在Mercury Lounge第一次听到他们的，那时他们所有的歌迷加起来只能填满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间。感觉我们就像西雅图那些幸运的Nirvana铁粉第一次听见Smells Like Teen Spirit一样，仿佛在见证摇滚史上一个拉撒路被耶稣救活的时刻。不过对大多Strokes歌迷来说，Last Nite在第二年秋天才火起来。一曲终了，那个喝高了的姑娘像看穿我心思似的转过身来。“我那时候就在纽约，”她大声说道，“就是，911那会。”然后拥抱了我一下——那时她已经知道我是个纽约记者了——洒了我一身的蔓越莓伏特加。
       现在看来，那样一张尖利，亢奋，城市化的车库摇滚专辑竟会成为我们后创伤时期的主题曲，对我来说着实有些奇怪。发行于911之后几天的Is This It本可能会和那年秋天其他一堆流行文化的产物一起销声匿迹，但它却成了那个秋天的一部分。那是个布满了失踪寻人海报和炭疽热恐慌的秋天，那时下城区的空气里全是烤炉清洁剂的味道，而每个星期跟你打网球的朋友正式失踪了。也许你会想，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大概都会比较想听点熟悉的、经典的摇滚乐，但，在某种程度上，听the Strokes就像听一个地下经典摇滚电台播放的精选集，你知道那些歌你都很熟悉，却又都叫不上名。The Strokes听上去既独树一帜又博采众长。你不能准确的将他们的某段riff或人声定义为the Velvet Underground,，或是Blondie，the Cars，Nirvana，甚至Tom Petty。所有歌的作者，即主唱Casablancas，似乎能比Oasis的Noel Gallagher（只是打个比方）更好地消化那些影响他的音乐。
       但听the Strokes的时候难免会产生点似曾相识感。甚至他们的外表看上去都像幅经典摇滚众生相：穿着一身Keith Richards行头的Nick像个更英俊版的Bob Dylan；Albert的卷毛爆炸头活像Jimmy Hendrix和Mike Bloomfield；Fab蓄起胡子就像Freddie Mercury；Nikolai看起来有些像Brian Jonesy；至于垂睑的Julian，那张娃娃脸完全就是个年轻版的Rimbaud，也就是说，像一个标准的主唱。
       当然啦，这么多年过去，他们还是个纽约乐队。在当时那个市民荣誉感和来自外部的同情心泛滥的时刻，这一点似乎也很重要。除了生于洛杉矶的Albert，他们都是纽约的孩子。尽管听上去有些尖刻和阴郁——Julian的嗓音听上去总像是在凌晨三点——the Strokes无疑是十分复古的。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无关紧要。但有些呆比嘟囔着他们是山寨货，而一帮反主流文化的拥踅们在the Strokes竞争对手的挑拨下，质疑他们这几个来自私立学校和显赫家庭的公子在坊间能有多好的口碑（Julian的父亲John Casablancas开了间著名的模特学校，而Albert的父亲Albert Hammond Sr.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名曲，如与Dianne Warren合作的杰斐逊飞机那首“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另一方面，摇滚乐出版界却把他们当作吉他摇滚的救世主而热烈欢迎，the Strokes已经把听众范围扩大到足以显示他们的影响力，不过还没大到疏远了他们的核心听众——城区嬉皮们的地步。
       首张专辑势如破竹，接下来就是全球巡演，the Strokes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团体——一群年少时的发小们活在可以让成年期推迟来临的梦里。如同他们借鉴的那些70年代乐队，他们的音乐技巧毫无矫饰；就真的只是在一起对着观众唱歌和演奏而已，而这构成了他们吸引力的很一大部分。尽管Julian对聚光灯还是有些抗拒——从照片里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他总是向旁边或后面退缩，而不愿成为舞台前方的焦点——乐队仍完全要倚赖着他，不管在音乐上还是情感上。他天赋异禀，他备受追捧，可同时他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蓄意破坏的倾向。每过一段时期，这种倾向就会公之于众地爆发出来，但是你能感觉到乐队内部也要定期地应付他的冲动和坏情绪。几乎从一开始，the Strokes就让他们的歌迷疑惑他们到底是真的要一直走下去，还是在某一时刻Julian就会失控，把整个乐队搅翻天。
          两周前，在the Strokes曼哈顿东村的总部Wiz Kid办公室里，电视屏幕上播着“Sugar, We’re Going Down”——Fall Out Boy在他们那部莫名其妙的MV里长出了鹿角。这是the Strokes赶往世界巡演首站的前夜。
        “从什么时候起音乐变得这么烂了？”一贯十分乐观的Fab问道。拍照的间隙里他与队友一起躺在沙发上。
       一个窈窕的棕发姑娘Juliet出现了，手持一块笔记板，通知他们早上8点要出发去肯尼迪机场。之后我才知道这就是Julian的妻子。
       “Simple Plan才是最烂的乐队，”第二支MV播放的时候Albert说道。他用手挡住了手机话筒：“要我去听他们还不如吃屎。”然后他继续讲电话了：“嗨老妈，爱你嗯，先挂了。”
       Julian疲倦的娃娃脸一直瞪着电视屏幕。问他上一个了不起的乐队是谁时，他皱皱眉，什么也没说。正当你以为他都忘了问题是什么或准备无视你的问题的时候，他又吐出一句，“Nirvana.”
       在这五人中，Nikolai是话最少的，很难搞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现在还是会兴致勃勃地去纽约的酒吧听新的音乐，他近来的最爱是一支叫You Am I的澳大利亚乐队。当然还有Arcade Fire，他还加入了他们前不久的巴西巡演。在the Strokes成立的故事中，Nikolai可谓那个带来启蒙之光的人，大约13岁的时候，他带着一张哥哥送他的Velvet Underground的唱片来到了他的朋友、中学同学Julian Casablancas位于上东区的公寓里。
       “我听的音乐并不多，”之后Julian告诉我。“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听那些了不起的音乐人，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其他上。”他听的这些人里包括：Bob Marley,，the Doors，当然了，还有the Velvet Underground。
       第二天我们在Soho的Mezzogiorno吃披萨的时候，年龄最小、个子最高、也最坦白的的乐队成员Nick Valensi说，“我什么都乐意听。我就是喜欢音乐。现在我喜欢的是Queens of the Stone Age和System of a Down。我觉得现在是音乐发展的大好时代。我真的很仰慕Norah Jones做的音乐——天啊我真是个小基佬。”他转了转眼珠，像是在等待队友们对他说的话的反应。“我连MCR都喜欢。”穿着紧身绒外套戴着长丝巾的Nick看起来像个卡纳比街的潮男，他提出了如下理论：“人们喜欢第一张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它有点新浪潮，有点复古，那时已经没人在做那种音乐了——the Ramones, Talking Heads, Blondie, the Cars都不会重现了。那种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可就是没人做了。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空白。”
       当然了，Is This It发行后，the Hives（瑞典版Strokes）、the Vines（澳大利亚版Strokes）、the Killers（摩门教版Strokes）还有一大堆别的乐队已经让这种新-新浪潮俯拾皆是了。2003年，the Strokes发行了Room on Fire——滚石杂志称其为继Nirvana的In Utero后最受期待的第二专。虽然并不是无可取之处，Room on Fire没能再续传奇。对铁粉来说，它听上去就是个稍微逊色版的Is This It——就是说还不赖，但没那么厉害。同时黑们就紧抓着这一点不放，认为这是the Strokes本身音乐局限性的证据。
       First Impressions of Earth总体上更加野心勃勃、令人印象深刻。Julian的声音听上去还是像凌晨3点，但不再像是在路边喝多了用对讲机冲着你吼了。制作上干净了许多，没那么车库了。曲目听上去不那么难以区分了——我到现在还分不清Room on Fire里的好几首歌——乐队成员，尤其是Nick的技术越来越精湛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他们最好的一张专辑。在最好的几首歌中，有力的节奏和抓人的旋律与歌词里带着哀伤的冷嘲热讽配合得天衣无缝，Julian的歌词一如既往地幻灭，阴郁，充满讽刺。出道以来的这五年似乎预言着纽约摇滚的复兴，First Impressions of Earth表明the Strokes仍然是唯一一个能征服世界的纽约乐队。
       早期的反响很热烈。上周the Times的Jon Pareles给它打了很高的分。“Juicebox”12月一经发行，很快就成了他们首支Billboard排行第一的单曲。而我最信赖的权威人物，我11岁的儿子对First Impressions of Earth的总评是：“绝对比Room on Fire要好，至少跟Is This It不相上下——甚至更棒。”
       谈到这张专辑，the Strokes变得谨慎、自谦起来。即使伦敦的歌迷为这场表演疯狂，他们还是郁郁不乐地站在后台。“刚才真太烂了。”Albert说，演出结束后他们几个就一起蜷在更衣室与舞台之间的楼梯口。
       “马上载我去希斯罗机场。”Julian说。
       “他们到底有没有在鼓掌啊？”Fab也问，“我什么都没听到。”
       观众们开始跺脚尖叫要求返场的时候，他们才敢确信自己成功了。在伦敦和他们一起的几天里，他们的焦虑都快要把我压垮了。演出前在更衣室里，我一度以为自己要被这紧张气氛逼到情绪爆发甚至呕吐了。现在演出结束了，他们也没好到哪去。我还以为现在该是放松的时候。
       “艹，我要走了，”Albert说着，果断无视了台下“安可”的喊声。
       照片里的他们看起来已经厌倦不堪了，但对待工作他们还是相当严肃的。而那时，他们几乎确信没有人会喜欢他们这张新专辑。
       “最好的音乐人，”Julian说，“就是工作最努力的那群人，如果你足够努力，你总会体会到艺术的乐趣，这是我继父教给我的。”感恩节不久后的某天，我们正坐在东村Julian家附近的一家拉面店里。他穿着一件印着“再来一杯我就走”的T恤，外面是一件棕色的里维斯灯芯绒外套。扬声器里播放着Bob Marley的“Exodus”。一个小时之内他就要去排练了。Julian看起来完全不像个A型人格的人，事实上他看上去、听起来都一直像是刚睡醒或者分分钟要晕过去。职业道德这个词永远不会跟摇滚联系到一起，更别说跟一个这么慵懒的乐队了，可是Julian在任何层面上都可称得上是个工作狂。
       早年间the Strokes排练八小时再去下东区的各个酒吧俱乐部赶场，发传单，跟歌迷套近乎。“他们简直像军队一样纪律森严，”经理Ryan Gentles说。他常常被称为“第六个Stroke”，当时他在Mercury Lounge订场子，遇到了the Strokes并决定签下他们。乐队开始在俱乐部里扎根表演的时候，Julian每天花若干小时写歌——词，曲，吉他独奏，间奏，所有部分都要一丝不苟地完成——现在也还是如此。
       “有些自己人让我感觉这样我行我素很不好，”Julian说。
       “Julian以音乐为生，”Nick说，“我们中午才去录音室，可他能在那待到凌晨四点不眠不休。别人早都回家了，他还在那里做着混音什么的，什么都尝试一遍。他简直像台机器。有时我到达一个极限就再也听不进音乐了，必须停下来，可Julian不会。他的耳朵太尖了，在我们之中他就是那个能听出一切细节的人。在创作上他是个可以依靠的力量。跟他合作很艰难，他常常会不太好沟通，但他是那么有创造力。”
       当然了，Julian是命途多舛的。在学业方面，他在Lycée和之后的Dwight学校表现都不怎么样。他把他少年时那些躁动的梦想的成型归功于他的继父，生于加纳的艺术家Sam Adoquei。尽管他那著名的姓氏属于他的亲生父亲——据他说经过这么些年的摩擦，他们的关系已经升温了——他挂在嘴边的还是Adoquei。“他真的很了不起。他教给我关于艺术和哲学的一切。他告诉我最刻苦的艺术家才能做到最好。”Adoquei还给过他一张the Doors的精选集，这张唱片也是the Strokes历史上又一块试金石。
       午饭后，Julian带我去Adoquei的Union Square工作室见了他。他们热烈拥抱彼此，Julian给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Adoquei快活的笑容和随和的外表很快让我卸下了防备，Julian在他面前好像一下子小了好多岁，羞赧又喋喋不休，还笑个不停。他给我看了一些他最爱的画作——裸体的，静物的的，还有肖像，包括一幅描绘马丁路德金之死的耶稣受难式的大画像。画里那个反戴着棒球帽，托着金的脑袋的人物显然就是Julian。Julian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一直想要买下来，Adoquei却坚决拒绝了他的美意，“我可不收你的钱，孩子。”
       不论继父还是朋友，Julian都对身边的人施加着一种影响力。Fab和Nick说在Dwight学校的时候他就十分特立独行。“他一旦决定了自己要成为什么样子，就有了这种魔力。”Fab如是说。
       “他看着很酷，”Nick说，“但又很害羞且浑身是刺。”受到Nirvana、Pearl Jam和Nikolai那张Velvet Underground专辑的影响，Julian决定组一个乐队。Nick已经是个熟练的吉他手了，Julian说服了Nikolai来弹贝司。正当物色第二个吉他手时，他在瑞士寄宿学校Le Rosey的同学Albert给他打了个电话，Albert刚到纽约，准备去上电影学院。而他正好也会弹点吉他。
       这异常团结的五个人就兴冲冲地成立了这么个帮派。我第一次在台下见到他们是11月NME给他们拍封面照的时候，他们都戴着圣诞帽和鹿角嬉笑着，好似一群略显忸怩的男中学生在为班级演出的海报拗造型。只有一身休闲装和长围巾的Nikolai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当时我就震惊了：一是为这种Beatles式的基情，二是因为这个全美国最酷、穿得最有谱的乐队竟然愿意穿着圣诞服拍照。
       虽然有深厚的团队感情在，the Strokes的矛盾却在于，他们的民主是在一个独裁者领导下的民主。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Julian总是让其他人等他。每次演出结束后开派对或是每次拍宣传照的时候，他总是最后一个出现在酒店休息室，最后一个上车。他是个奇怪的羞怯与傲慢的结合体他说一句话的时候可以既磕磕巴巴又滔滔不绝。他告诉我他希望能提高乐队其他人的参与度，但他好像又怕自己失去控制权。尽管他一直与队友们分享歌曲版权，整个创作过程却是由他主导。据说在Room on Fire时期他就放松了点控制，虽然不知是否属实。现在大家都同意First Impressions是他们目前为止协作最多的一张专辑。
       “我原来会等到一切都完成了，就带着成品走进来，”他说，“我原来更多地是自己独自工作，现在我会少完成一点，让他们加一点东西进去。把材料慢慢煲一会，让其他人考虑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没那么紧了。Room on Fire的最后期限很紧迫。当时压力太大了，感觉必须在大家遗忘我们之前赶紧做出来一张新专辑。”
       他们的巡演日程、签的合同、Is This It发行之后蜂拥而至的名声……对这些东西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惊讶Room on Fire竟然还能被录出来。摇滚明星的那一套他们都玩了个遍：药也嗑了，公开的不当行为也见报了。“我们真是太能造了。”Fab也承认。Julian在巴黎揍了一个音乐经理人，在纽约他又要去亲记者Neil Strauss——这是Neil Strauss给滚石写的那篇声名狼藉的封面故事上说的——他们恨死这篇报道了。不管那报道是真的还是编的，它都部分还原了Julian的面目——一个喝醉了的化身博士。2002年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纽约人还能看到这些家伙在他们成名前的出入地胡来。看着Julian在破晓前从东村的酒吧里爬出来！看着文静的大个儿Nikolai把垃圾桶扔向汽车！这正符合我们对摇滚明星们的期待。令人欣慰的是似乎他们已经制造出一片下城区音乐的景象，这是自从Television在CBGB演出后我们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与女友安顿下来，差不多把乐队搁到一边了。好像不懂当个20多岁的摇滚明星的第一要义就是嗑药乱性一样，这时候他们就各自与女友同居，也不再那么凶地酗酒了。Albert与另类乡村乐团the Pierces的Catherine Pierce好上了，他在Mercury Lounge看了她们姐妹的表演后追了她快一年了。Nick爱上了英国演员、摄影师Amanda de Cadenet，也就是Duran Duran的John Taylor 的前妻。Nikolai最近跟谈了很久的对象Illy结婚了，去年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至于Fab，只要看了Us Weekly就知道他已经跟Drew Barrymore交往三年半了。他们说起自己的女人来比崔斯坦谈论伊索德还滔滔不绝。“她真美，”Fab这样说Drew，“她心里一定有一座巴比伦花园。”有天晚上她打电话过来，把他高兴坏了，硬要把我拉我电话跟前分享他们的爱情。
       终于，2004年的夏天，网上开始流传起Julian已和Juliet订婚的绯闻，Juliet已为乐队工作了好几年，2005年2月，他们结婚了。
       上个月我在伦敦的Metropolitan酒店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入住的还有一个妻子，两个女朋友以及两个孩子。Juliet刚刚回到纽约，Drew在洛杉矶拍照。和Fab喝苦艾酒喝到早上6点是我对他们酒神节般巡演生涯的惊鸿一瞥。“兄弟，”第二天下午我们又碰面的时候他说，“我醉过去的时候脸在床上，腿在地上——我膝盖好痛。”而Metropolitan那间以演唱会后的派对而闻名的酒吧也是一片狼藉了。
       内部的安定是摇滚神话的诅咒，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听着70年代后期滚石的表演，你可能会质疑这些醉生梦死对音乐有什么价值，而the Strokes似乎比其他乐队都更早、更不费力地明白了这只是个陷阱。“要是我是个13岁的小子，我当然听不进这些说教，”Nick谈起他们几个安顿下来的事情，“但我受够了这些酒吧，我受够了这些酒鬼和毒虫。我想要过有责任感的生活。我是真想来摇滚明星的老一套，还是想当个健康，有道德的人？玩乐队的人要健康谈何容易，但我就是我，我不是Sid Vicious。”
       至于Julian，这种觉醒对他的生活似乎产生了戏剧化的效应。Room on Fire之后他戒酒了，这就彻底改变了乐队内部的活力，尽管这是他们都不愿提及的。说到他们过去几年过得如何，Julian的酗酒成了大家都避而不谈的问题。据Julian自己说，他10岁时第一次喝醉，随后就在学校撒起酒疯。The Strokes成立的时候，他的酗酒问题已经不能更严重了。
       “Julian戒酒之后好沟通多了，”某天晚上在Wiz Kid办公室，Fab喝着喜力告诉我。他又顺嘴说了些别的，虽然还是怯怯地。“Julian的戒酒对乐队的活力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次Nick也说，“过去是我们四个在一起说着我们的想法，现在他也加入进来了。他比以前好说话多了。他现在会让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了。”Albert是最后一个加入乐队的，他承认还对自己在乐队的地位有点担忧，就没对此多发表什么意见，“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看到他高兴，头脑清醒，那就他好我也好。”
I hate them all
I hate them all.
I hate myself for hating them
So I’ll drink some more.
I love them all.
I’ll drink even more.
I’ll hate them even more than I did before.
—“On the Other Side”
       在伦敦的最后一晚，和Julian约好在9点吃晚饭了，于是我就没有去看Ablert和Fab邀我去的Franz Ferdinand的演出。“兄弟，你看到那日落没？”去看演出的路上Fab在酒店大厅里看见了我，就这么问我，“就跟地球上最后一次日落一样，'再见了，人类。'”
       Fab在性格上跟Julian完全是两个极端，他是那个总是逗大家开心的乐观的孩子，是乐队欢乐的核心。他让大家保持积极情绪，如果说Julian是躁郁的列侬，他就是欢乐的林哥。你会觉得是Fab帮大家渡过了艰难时刻。昨夜我们种下了深厚的友谊，聊音乐、书籍、女朋友聊了几个钟头。现在我要回想他说了什么，可我都差点认不清那天自己记的几行字了：“当时我们在加州的印地奥表演，Ryan把我介绍给Drew，我走到草坪上，心里七上八下。当时她在跟人聊史蒂芬霍金。她对我说，'你喜欢听Prodigy吗？'我说，'他们把我吓坏了。'她就说，'那你看着我吧。'天，我好爱她。”这时Fab又开始引用Vonnegut在Welcome to the Monkey House里的话。看着他走出门，我真希望能跟他一起去。
       在自己房间里候着的时候，我接到几个定时电话让我准备好跟Julian碰面。晚上11：30，我看完了一个把Michael Jackson描绘成基督的电视节目，又跟楼下餐厅叫了点东西吃。最后等他终于打来电话，已经是凌晨2点了。“你想在楼下碰头吗？”他问，“要不还是明天一起吃早餐吧。”
       “我受够了这些酒吧，我受够了这些酒鬼和毒虫。”Nick说过，“我想要过有责任感的生活。”我想告诉Julian的是，我们干脆别见面了，然后就说已经做过采访了。我真他妈太老了，我等不起他这个27岁的自私鬼。读了两章Mick Jagger的Rockstar 101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已经在纡尊降贵了呢。话说回来，8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给Jagger做专访的时候，人家还只迟到了20分钟呢。
       至少现在问到他的酗酒问题我不会觉得尴尬了，要是10点钟我跟他吃顿好的，喝两杯勃艮第，提到这个问题我还会过意不去。现在我简直是满怀期待地要看他不爽。在我看来，根据之前几周的经历，他的乖僻和傲慢可都与过去那些酗酒脱不了关系。
       的确，似乎2：10他在酒店大厅刚一坐下，就被我问了个措手不及，尽管我随之又给他指出了光明的一面，告诉他其他人都说他现在更好合作了，这是乐队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件事。“好吧，随便了，”他回应道，“他们说怎样就怎样吧。”看样明天他见到他们的时候要有话跟他们说了，这时候我已经为他们感到抱歉了，因为我还挺喜欢他们的，而他们又跟这么个暴君生活在一起。
       “我没觉得我精神上有什么变化，”他抛出一句反击。是啊，是啊，他想用眼神把我瞪下去，通常他都会得逞，但今天可不行，因为我心情实在很不好，我能一直瞪回去直到他忍不住眨眼。很长的一段沉默之后，他发出最后宣言。“问题是我没那么多喝酒的时间了。现在我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写歌了。”长长的停顿。“我喝多了会发疯。我会说不该说的话。我会想到什么说什么。”又是长长的停顿。“14岁开始我就喝得很多。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已经到达那个黑暗中的转折点了。”
       这之后他似乎发觉我情绪不对，并为自己迟到道歉。他开始用一堆话来弥补沉默。“我整天都在做采访，”他说，“英国媒体很烦，一边把你捧上天，一边又把你扔下来。”（英国媒体一直很青睐他颓废的摇滚明星范儿，NME把Julian提名到他们的Cool List，说“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把半瓶喜力拎得这么有范”）
       “就像一种内心的挣扎，嘴上说着我不在乎，一边又拼命想成功。我想把事情做好，但我讨厌别人把我想得有多与众不同。”
       我跟他说让别人等你5个小时大概不会唤起他们的同情吧。
       “我真的很抱歉，我睡着了，”他解释着，“只是今天过得很不好。我有点难受。一些支持我们的人让我感觉我行我素很不好。他们想让我干些蠢事。我觉得在我们的行事方式上，我已经作出很多妥协了。我只想做点不一样的，很多人却觉得不耐烦。我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我总是希望如果我们成功了，就完全不用别人来管。”他咬着自己的指甲，看上去抑郁得不行。
       我告诉他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就像抓着了一条鱼，紧握着重要的东西不放。你听说了那些了不起的人的事迹就想去理解他们。”他目光越过了大厅，嘴巴一张一合，好像极力想表达正确。
       “就拿MV来说，”终于他说出来，“他们对歌曲真的没好处。就像书和电影一样——你听到歌就想到MV，的确这能让歌更好卖，但这不是我想要的音乐体验。能形成自己对歌曲的概念更好。”然后他好像又重新考虑了一下，“没什么，”他用一种“当我没说”的语气说，“没什么，完全可以接受。我就是对有的事情有点困惑。一些实际的或者策略上的东西。你想让大家都开心......但到头来还是要让自己开心。”
       我试着破译他一首歌里的歌词，有点提示性，又有点隐晦。
       在单曲Juicebox里，有这样的歌词
Everybody sees me,
But it’s not that easy,
Standing in the light field,
Standing in the light field,
Why don’t you come over here?
We’ve got a city to love.
       当他在贝司、吉他和鼓声后唱出这些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好像它们不言自明，但现在，没有酒，没有旋律，没有其他人，歌词的意义变得极其含糊不清。我说你得解释得更明白点儿。
       “我是觉得巨大的成功会毁掉一些人。有的人毁于毒品，有的人毁于征服世界。我看了今天晚上那个MJ的电视节目，”他说，“你觉得如何？你认为他有罪吗？我不知道。他身边有太大的邪恶力量，让你不得不质疑他。”
       他竟然拿MJ举例子，让我觉得又有趣又诡异。
         “我觉得，”他说，“对于这种事情我会穷追不舍。”
       这时他不再录音了。两个小时之后，早上5：30，我已精疲力尽了，Julian却好像很振奋，在大厅晦暗的晨光里，他看起来如此平静和年轻。搭电梯回各自房间的时候，Julian说他卸下了一大堆怀疑、怨言和担忧之后，感觉好些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吧，他说。而我感觉好像听一个陌生人谈论他的婚姻谈了几个小时——最终那些细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你就是希望他们最后一切都好，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电梯到了我那层，Julian给了我一个拥抱，让我吃了一惊。“回头见，哥们。”他说。电梯门在我俩之间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