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摘

   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共和宪政秩序“已经完全崩溃，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恢复的合理前景，那就不能公正地谴责永久的绝对统治的建立；因此，建立永久的绝对统治从根本上不同于建立僭政。当永久的绝对统治确实必要时，能公正谴责的只是建立和施行这一统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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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凯撒主义现象是一回事，当前流行的凯撒主义概念是另一回事。当前流行的凯撒主义概念当然与古典原则不相容。……凯撒主义从根本上与一群堕落的民众、一种低等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的一种衰败关联起来。凯撒主义预设了公民德性或公共精神的衰退——倘若不是灭绝——而且必然把这一条件永久化。凯撒主义属于一个堕落的社会，并因社会的堕落而繁盛。凯撒主义是正义的，而僭政是不义的。但说凯撒主义是正义的，就像说应得的惩罚是正义的一样。凯撒主义本身并不值得选择，正如应得的惩罚本身并不值得选择一样。卡图拒绝去看时代的要求，因为他太过清楚地看到时代所要求的东西堕落的且日益堕落的品性。认识到凯撒主义的低等（重复言之，因为凯撒主义无法同应承受凯撒主义的社会分开），要比认识到凯撒主义在某些条件下是必要的的因而是正当的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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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有一个原因使古典作家几乎对“后宪政的”统治保持沉默。如果共同福祉要求绝对统治取代宪政统治，这一变革就是正当的。但强调这一事实意味着质疑现有宪政秩序的绝对神圣性，意味着鼓励一些危险的人通过促成这一事态把问题搞乱：在这种事态中，共同福祉会要求他们建立绝对统治。有关凯撒主义的正当性的真正学说是一种危险的学说。凯撒主义与僭政的真正区别太过细微，无法在日常政治中使用。人们最好永远不了解这一区别，最好把潜在的凯撒看作潜在的僭主。如果人们有勇气依此行事，这一理论的错误就成为实践上的正确，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在政治上将凯撒主义等同于僭政，这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凯撒们能够照顾好自己。
                 ——摘自L.S：重述色诺芬的《希耶罗》，载《什么是政治哲学》中译本，p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