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G20峰会为何难有“经济最大公约数”

（图注：2013年9月5-6日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在圣彼得堡举行，金融和经济问题是本次峰会的主要讨论议题。图片源自网络）
 
 在2009年的被公认最成功、标志G20 “具备实力”的伦敦峰会，虽然花钱不多，但大会秀团结，小会谈正事，餐会爆消息，对于鼓励各国携手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淖，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然而这样的场面并未在此次的圣彼得堡出现。此次G20平台这个“大会”，反倒成了“秀不团结”的尴尬所在。本应是核心的经济议题被冲淡，各成员国就连对共识的共同寻找，都显得有些虚应故事。G20圣彼得堡峰会为何难有“经济最大公约数”？
 
 虽然许多评论家都指出，G20出现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针对只有工业化国家参与的G8峰会而特意设置的、让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共处一张
平台对话的新机制，是对G8平台的一种“反动”。但毋庸讳言，对手往往是最直接的模仿对象，G20在许多层面上形似G8，比如为期两天的正式会期，比如安
排得紧凑无比的礼仪性会议日程，又比如“会场里开大会、会场边和会场外开小会”这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景象。
 
 本来嘛，类似G20这样的峰会，原本就是搭一个大会的框架、平台，给三山五岳、平素忙到四脚腾空的各国领导人们一个聚在一起的借口，然后创
造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呼朋引类，各自开各自的小会，有交情的巩固交情，有过节的消弭过节，需要抱团取暖、居间调停的，G20有场地有空间，有媒体关注也有
私密所在，丰俭随意，口味由人，是“最不坏”的沟通平台。
 
 当然，要让这样的“大会套小会、小会联餐会”的“套娃式平台”运转正常，至少不至于一拍两散，就需要有一个“最大公约数”，也即最基本的共
识。G7的最大公约数，是竭力维持工业化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主导权，这个最大公约数明晰、易理解，认知度高，G7的“神仙会”效率也就相对较
高；加入俄罗斯后的G8，却反倒相对模糊了这一最大公约数，出现扯皮、掣肘，影响共识和效率，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1999年理论上形成G20集团到2009年被公认最成功、标志G20“具备实力”的伦敦峰会，在缓慢的成型过程中，成员多且杂的G20
峰会也缓慢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最大公约数，如以讨论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全球经济治理题材为主，强调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间沟通等等。2009年伦敦峰
会上，G20各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在协调各国财政金融政策、共同应对全球性金融风暴袭击方面，不仅切实发挥了“团结求共识”的作用，而且给全球
苦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人们以极大的信心鼓励，让大家开始相信“再糟也糟不到哪里去”，只要G20有共识，全球经济终究是有办法的。
 
 在2009年的伦敦，虽然花钱不多，伙食据说也不精致，但大会秀团结，小会谈正事，餐会爆消息，场内有热点，场外有新闻，会上有火花，会后有联想，对于鼓励各国携手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淖，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然而这样的场面并未在此次的圣彼得堡出现。
 
 首先“主要谈经济”的最大公约数，因叙利亚化武危机的横空出世而险些守不住。最终虽在东道主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尊重传统”为由一再坚持下勉
强守住，“化武话题”还是身不由己地抢占了餐会和小会的许多“制高点”，而这些场合，原本是留给经济、金融、全球治理话题的“精读”和“精加工”的。“套
娃式平台”中，大平台好比大河，小会、餐会这类小平台好比小河，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此番在圣彼得堡，小河被叙利亚等非经济性事物“分流”，峰会本身这
条大河，自然也就掀不起什么能吸引眼球的波澜。
 
 其次，即便是谈论经济、金融、全球治理这些“正题”，类似2009年伦敦时曾出现过的团结、共鸣和默契，此次在圣彼得堡也绝少出现。有欧洲
主流媒体绞尽脑汁地总结圣彼得堡峰会的各经济话题，无可奈何地发现，“全球协调反偷漏税行动”这个虽不能说不重要、却绝非普遍关心的问题，居然是G20圣
彼得堡峰会与会各国最大、最确定的共识所在。这种鸡肋式成绩单充分表明，本届峰会在经济层面所寻找到的全球性共识，是何等的稀少。甚至，还存在一种更无力
的感觉：如果说伦敦之后、圣彼得堡之前的几届峰会还仅仅是缺乏共识，此次峰会各成员国就连对共识的共同寻找，都显得有些虚应故事。
 
 如果说以往(尤其伦敦)的G20峰会，是“大会秀团结，小会谈正事”，那么此次峰会却变成需抱团取暖的这几个或那几个国家利用小会秀团结，G20平台这个“大会”，反倒成了“秀不团结”的尴尬所在。
 
 坦率地说，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能怪花了6000万美元却吃力不讨好的东道主俄罗斯，不能怪突然爆发搅局的叙利亚危机，也不能怪G20机制本身太缺乏效率，而是因为相较于2009年，如今的G20成员国间在经济话题上，的确不再有当初那么多的共识。
 
 当年“次贷”风暴一夜飚起，金融危机漫卷全球，不论发达国家、新兴国家，无不在这轮全球性金融风暴冲击下脚步踉跄、心存恐慌，稳定金融秩
序，堵塞隐患和漏洞，团结一致协调各国经济、金融政策，共同摆脱衰退泥淖，成为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正是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这种不分穷国富国、大国
小国的危机感，促使各国放下纠缠多年的一些分歧龃龉，珍惜G20平台这样难得的机会。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感驱使下，类似“给新兴国家更多全球金融政策话语
权”这样近乎“虎口夺食”的话题，也才有了讨论并获得进展的可能性。
 
 而这种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危机感，圣彼得堡峰会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很显然，远不如2009年时。
 
 美元地位问题、全球金融政策协调问题、投资市场监管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但在人人自危的2009年便可在G
20中达成广泛共识，而在如今各国复苏步幅长短不一、各家所面临的危机和当务之急变得多元化的今天，每个国家所关心的首选经济话题已发生明显分化：有的惟
恐美联储“退出机制”启动、从而结束量化宽松，担心此举会导致外来资金回流，造成本币大贬值和外来投资大规模抽逃，有的却庆幸自己总算平安躲过“美联储印
钞机”的暗算；有的希望继续实施积极财税政策，为本国停滞的GD
P增速升温，有的却认为流动性已经太大，退出机制应随时启动。而对于何时退出量化宽松，从目前流出的美联储高层会议记录可知，美联储内部也一直两种观点对
立，始终形不成协调一致的共识，支持和反对尽快结束量化宽松的内部两派，都谙熟“借力打力”手法，利用传媒探口风、散消息，以争取更多支持者。在这种情况
下，立场、利益不同的G20成员国，又如何去找寻“经济最大公约数”？
 
 同样，2009年伦敦峰会另一个重要共识点———给新兴国家更多全球经济话语权，本就是工业化国家在自身陷于灭顶之灾时无奈的妥协。如今时过境迁，缓慢复苏中、危机感逐渐淡化的工业化国家对拱手将更多话语权送人，显然也不会再有很大积极性。
 
 “一天开幕、一天闭幕”，且大会、小会、餐会都味同嚼蜡的局面虽尴尬，但平台本身并没有问题。G20本应是“果”，即展现各成员国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而很难去做“因”，利用有限的时间和平台，让二十个各怀心思的国家去勉为其难谈出些共识来。
 
 （文章来源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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