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儿童的读书与做工

以前一直听到种说法叫“穷得上不起学”。我的理解是，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所以才不去上学。后来才知道，第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初等教育不需要钱，甚至还有免费午餐。第二，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孩子的时间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多读一年书就少赚一年钱，这里的出入比学费可能大得多。
所以研究南亚地区17岁以下孩子们的读书和做工情况会很麻烦。大多数孩子肯定要做工。只不过有些孩子职业做工，有些孩子有时做工，有时读书。真正“职业读书”不做工的孩子非常少见。如果我们定义5-14岁，不完全读书还去从事经济活动（不一定有工资）的儿童为童工的话，那么印度就有1360万，孟加拉国有500万，巴基斯坦有330万，尼泊尔260万，就连斯里兰卡都有50万。
按照官方统计数据，尼泊尔一共2700万人，其中就有10%的童工，可见问题之严重。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超过6成的童工是男孩。而尼泊尔有54%的童工是女孩。另一个特征是，印度，巴基斯坦童工的数量都呈现下降趋势，而孟加拉国童工规模却逆势上扬，在南亚国家独树一帜。经济越是发展，童工群体越是庞大。除了能以孟加拉国缺乏对童工加以管制的法律这种解释外，家长和孩子本身的行为动机也很值得考虑。
在那些打工辍学的孩子里，有近半数是在有钱赚的地方打工，每月实实在在能拿回一些饭钱。还有近半数的孩子就是在家里帮忙务农，虽然没有直接赚钱，但通过在家帮忙，也算间接地赚了钱。还有近1成的孩子既不在家，也不是打工赚钱。按我的理解，就是沿街乞讨，捡拾垃圾或者小偷小摸，也算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了。
童工的规模很难统计，而学校的辍学率也不尽准确，因为与半工半读相对应的情况是必须存在孩子教育水平“落后于年龄”。例如有的孩子明明12岁，应该上6年级，可是他还在上4年级，这样的情形在南亚的中小学里极为普遍。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孩子去打工了一年；比如孩子一直在帮家里种地，学习跟不上，留级一年；比如最初两年家里正需要人手，没法放他出来读书，眼看10岁不能不上学了，才让他出来等等。如果考虑到有些地方允许4-5岁的孩子就提前入学，情况则更复杂。
而除了政府提供的正规教育体系以外，孟加拉国还有大量NGO以及地方组织提供的“非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对于那些受打工影响的孩子的对策显得更为灵活。由于宗教原因，孟加拉的女孩不像男孩一样可以毫无顾忌的上学，一般要进女校。但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女校，这里也需要NGO的干预。
有一些学者认为，只要在法律上禁止童工使用，推进强制性的儿童教育法，就能让儿童更好地上学，积累人力资本。但这有点一厢情愿。第一，它完全建立在当地拥有良好初等教育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和组织管理的前提之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让孩子勉强多接受两年极无效，极劣质的教育，收益显然不如直接去做童工。孟加拉国孩子的打工，是否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学校的出勤率及考试表现，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它并没有考虑到配套制度欠缺导致的很多家庭实际困难。当父母重病在床，极需照顾的时候，如果法律强制要求孩子去读书，那也未免过于残酷。
而且在外面打工和在家里帮工的孩子，辍学模式并不一样。如果在工厂打工（比如纺织女工），那么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会全方位地占用学习时间。如果在家里帮忙务农，那么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非常大。孟加拉每年雨季的时候，大片农地被淹，很多人被迫搬家，这时全国都谈不上有什么农业工作。农村的孩子们往往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回到学校好好学习。反之，等到雨季一过，大家回到被淹过的土地上耕作，孩子们的学习多半不得不中断。这在农村女孩的身上特别常见。
一个孟加拉国的孩子，他/她的读书可能性，“落后于年龄”读书的可能性，读书所占用的时间，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过这个问题。结论并不让我们意外。家庭的经济条件当然至关重要，父母两人的身体至关重要，家庭结构的变化也至关重要。如果家庭条件不好，家长患有重病，那么孩子无法正常读书的概率会大增。如果家里有一个0-4岁的孩子，那么学龄孩子半工半读或辍学的概率会大增。
同时，父母双方的教育背景也是个关键因素，母亲的教育背景更为关键，母亲对女儿的影响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一般而言，父亲总是希望孩子不要读书，尽快赚钱，对女孩尤其如此。而母亲的意见会真正决定了孩子能否长时间读书。如果母亲有中等或以上的教育背景，孩子正常读书升学的概率就会显著提高。
最近开始有一些研究把孟加拉儿童的辍学与小额贷款信用市场联系起来，这里包含着一个极好的洞见。孟加拉还有半数人口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多数农民家庭更是时刻受到风险的威胁。直接一点说，就是每年季风带来的洪水。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家庭在洪水中失去了房屋等财产，那么孩子的辍学率，半工半读率，就会显著增加。孩子的命运，往往取决于这样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
这也意味着很多家庭把学龄孩子潜在的劳动力作为一种“保险”。平时就让孩子正常地积累人力资本。如果家庭遭受到外部冲击，失去固定资产，孩子作为保险就可以去打工，帮助家庭尽快恢复正常。近年来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不断普及的小额贷款有可能打破这个循环，真正让保险和贷款来承担保险的功能，让孩子重归学校。
但是这里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如果在一个地区推行小额贷款，使得农民更容易借到钱，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把正在学校读书的孩子叫回来，在家里帮着做点小手工，小生意，贴补家用。他们并没有将小额贷款用作抵御洪水的保险，而是作为小型创业的初始资金，从而降低了孩子的入学率，对女孩影响更大。那么小额贷款作为常见的帮助农民应急和脱贫手段，到底更有助于孩子读书，还是反而影响孩子读书？目前针对地区性小额贷款水平和儿童入学率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后者。
以上都在讨论个人教育需求的问题。在教育供给维度，情况则更复杂。学校始终在与其他产业（如制造业，纺织业等）在竞争孩子。有些学校在NGO的支持下给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是提高儿童入学率的重要手段。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叫儿童就业机会）与教育发展水平的关系充满了随机性，有可能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使得孩子不得不来学校读书，也有可能是近在咫尺的赚钱机会把学生从学校拉走，女孩仍是最突出。
大家几乎一致认定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童工，对孩子未来一生的发展会有负面的影响，既有生理上的影响，如影响发育和增加致残可能，也有心理上的影响，如增加酗酒和犯罪的可能，并遗传给下一代，还有潜在的经济收益上的影响。但是如何调整政策，有效提高孩子的入学率，学界政界的意见充满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