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老爷子坎坷又奇特的婚恋史

                                 华老爷子坎坷又奇特的婚恋史
                               蓟州孟凡生作于2009年4月7日
     又到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了，在祭扫先人墓地的时候，突然想起已经过世二三年的邻居“华老爷子”来。“老爷子”的称呼在农村很普通，它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年岁大的人，年轻人称他们为“老爷子”；二是指辈分高的人，不论年龄大小，晚辈们称他们为“老爷子”；三是指弟兄排行中年龄最小的人，哥哥们也称他们为“老爷子”。本文所说的华老爷子是第二种含义，因为他家在庄亲辈中辈分较高，村里同龄的和比他年长的一般称他为“老叔”，也有些同龄的和比他年龄小的人一般称他为“老爷”，“华老爷子”则是村里对他的统称和尊称。华老爷子家与我家只是相邻，并非同姓，他长我六岁，我却要称他为“老爷”，称他妻子为“老奶奶”。华老爷子是我县城里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他在村里所参加的生产活动与其他农民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他的婚恋史却与大多数人不同，值得一写。
     一、水中望月的初恋
     华老爷子是1942年生人，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了小学和初中的时期。华老爷子生的相貌堂堂，堪称“帅哥”，在小学和初中读书时都是运动员，也可以称的上学生中的“体育明星”了，所以也很讨女同学的喜欢。尤其是受到自幼与华老爷子青梅竹马的莲的青睐，莲与华老爷子住在同一条街里，从小就在一起上学，一起玩耍，可谓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读初中以后，进入青春期，两人进入朦胧的初恋阶段，虽不是形影不离，却也是常在一起幽会。所以，周围的大人们都说他俩在“搞对象”。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成不了”，理由是莲家是在村里租房居住的非农业户，那时非农业家的子女初中毕业后，如果考不上高中（那时考高中比现在考大学还难，多数初中生考不上高中）上不了大学，是由国家安排工作的。所以非农业家的子女与农村青年有一道天然的鸿沟。只要华老爷子不能上高中上大学有工作，两人就不可能成婚。
     果然，1960年初中毕业后，莲被县里分配到三河县（当时三河县、大厂县都划归蓟县管辖）的一个乡里当了小学教师，华老爷子则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在当时交通不方便，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这对初恋的情人也就属天各一方，只能靠书信来往了。开始莲还给华老爷子写几封信，后来书信逐渐稀少。再后来，三河县与大厂县又恢复原来的县级建制，莲与华老爷子就成了不同县的居民了，二人的联系也中断了。华老爷子自愧家中房屋少人口多经济条件差，也就对莲不抱希望了。
     由于蓟县城里地少人多，农闲时男劳力一般都要到田边地头或者山里去砍柴割草，或卖青草给一些单位用来喂马（当时汽车很少，党政机关、国办中学、企事业单位都养马车），或卖柴草给一些非农业居民用来做饭（那时双职工家也是租民房居住，烧柴灶做饭。当时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马树奎、副县长董山林、郑志超是双职工，都租农民的房子居住）。华老爷子也和其他男劳力一样，冬季经常上山割柴，到集市上去卖。
     大约在1962年或者是1963年（当时已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已开放自由市场）冬季的一天上午，在蓟县城西关柴草市上，穿着一身破棉衣守候在“拱车子”（独轮手推车）旁卖柴草的华老爷子，意外的遇到了衣着整齐推飞鸽自行车赶集的莲。华老爷子高兴的不知说什麽好，四目相对之后，莲很诧异的说出第一句话：“华，你怎末这样了，险些认不出你了。”华老爷子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但还是邀请莲到自己家里吃午饭，莲说：“我先去办点别的事，中午去看大妈（指华的母亲）。”华老爷子很快卖了柴草，买来猪肉，高兴地告诉家里人见到了莲，和她答应中午来家吃饭的消息。家里人当然也很高兴，虽然对婚事已不抱希望，但婚姻不成情意在，旧友相逢一起叙谈别后的情况也是值得庆贺的。于是准备好饭菜，可是等到过了晌，莲也没有来。这就使华老爷子及家人彻底失去了对莲的美好印象。
     由于当时的社会风俗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样开放，现在的中学生谈恋爱敢在大街上搂抱亲热，华老爷子与莲谈恋爱时只是情感上的依恋，并无肌肤之亲，而且两人也从未正式谈婚论嫁。所以，这次初恋有如水中望月一般，只是给了华老爷子一点点精神享受。
    二、犹如肥皂泡一样的再恋
    1960年至1965年，这几年华老爷子一直在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并且一度被选为生产队长。当时电影《我们村的年轻人》深受大家喜欢，尤其是几对主人公的恋爱故事已成为青年们谈论的话题。当时生产队里有两个高小毕业的姑娘，一个被大家戏称“孔淑珍”，一个被大家戏称“小翠”（都是影片中的人物），成为小伙子们追逐的目标。
大约在1963年或1964年的时候，当时担任生产队长的华老爷子，把比他年龄小四五岁的“小翠”搞到手了，两人爱的很深。由于都是成年人了，爱的很实在，不管是中午休息时间还是晚上的花前月下，两人只要有机会，就在一起幽会，真是如漆似胶干柴烈火。时间不长，两人就“那个”了，他俩搞对象的事很快在本生产队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社员中公开化了。
    对这门子亲事，华老爷子的父母当然支持，可是“小翠”的家里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一是城里人多地少村里穷，二是华老爷子家里房屋少，劳力不多家里穷。这两点理由都是客观存在的。当时我村是缺粮村，一年要吃多半年的“购粮证”，村里也没有副业厂子，除了少数有手艺的人搞点“小自由”挣点钱外，社员们也就是砍柴割草卖点钱，买粮食吃。当时华老爷子与其他社员一样，夏天可以在比较近的地方，打柴割草。冬季砍柴常去的地方是本县洪水庄乡和罗庄子乡的一些山上，一般距城里三四十里地，凌晨一两点钟出发，带些白薯和菜馅饼子做干粮，帯一背壶水。推着“拱车”走到天亮，在山坡上吃点干粮算早餐。然后到山上用镰刀割柴草，到中午一个人大约可以割二百斤左右，打好捆装上“拱车”，吃冷干粮算喝凉水算午餐。休息一会儿，推着装满柴草的“拱车子”下山回家。遇到大岭坡和小岭子坡等坡陡路段，就需两个人互相帮忙，一个人在前边拉纤，一个人在后边推，才能上去。下大坡时要“使闸”（自己装配的刹车装置，无刹车的拱车子是不能去远山打柴的），所以去山里打柴都需几个人结伴而行的。因为回来是重车，中途休息次数较多，回到家也就天黑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在蓟县山上割的大多都是“白草牙子”、“黄麦草”等草本植物，有时其中也夹带一些“荆树棵子”等地矮灌木，俗称“茅柴”，根据其软硬程度不同，每百斤可卖二到三元钱（当时中专毕业的小学教师试用期工资每月29.5元，一年后定级34.5元）。去这些地方打柴一个大集之间可以去三趟，每逢大集就去卖柴。砍柴最远的地方是兴隆县的茅山，往返一次一百四五十里地，头天晚上十点钟出发，推着“拱车”走到天亮，到茅山的上坡上用小镐头或镰刀凿砍一些比较高的灌木（老百姓所称的“架梢”和“枝子”，每百斤可卖三块五到四块多钱）。到中午一个人可砍二百多斤到三百来斤，回来时从下午要走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到家。在家休息一天，第四天再去茅山。这样一个大集之间可以去两趟。有青壮年男劳力的家庭可以靠割草砍柴挣钱买粮食吃，妇女和老头们只是到生产队去泡工分，没钱挣只好靠救济了，所以说村里穷是真的。
    说华老爷子家穷也是真的，当时华老爷子上有六七十岁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在学小妹，只他一个好劳力。房屋只能容两代人分室居住，不能供两代人分家单独起火做饭。因此，抛开恋爱双方的主观因素，客观的看，“小翠”父母表示反对的意见也应该算正确的。他们到公社的民政部门去登记结婚，由于“小翠”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民政助理就以七天考虑期限为由，让他们先回去慎重考虑，七天后再来办结婚证。结果在这需要慎重考虑的七天里，“小翠”的父母以上述客观理由做通了“小翠”的思想工作，使其改变了嫁给华老爷子的念头。不再出来与华老爷子约会，也不再出门干活，不长时间就从乡下找了一个日子比较好过的婆家，出嫁到他乡去了。这样华老爷子的即将成为现实的一次美好的婚姻，又像肥皂泡一样好景不长，很快就破碎了。
     三、 噩梦般的第一次结婚
     一转眼到了1965年底和1966年初的样子，华老爷子已经不再当生产队长，改为到大队组织的“驮运组”蹬“二等车”了。那时的所谓“二等车”，类似现在的“出租车”，就是用自行车驮运人或者货物。那时交通工具落后，县委书记、县长们下乡都骑自行车。公安人员去乡下抓犯人就需雇“二等车”，把犯人带上手铐脚镣让他坐在“二等车”上，两个民警骑自行车在后边押着。当时农村正搞“四清”运动，许多进行内查外调的工作人员也要租坐“二等车”，类似现在的“打的”乘坐出租车。“驮运组”是一个我们村集体副业单位，大约从1963年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允需农村搞“四大自由”时就成立了。它类似“出租车司机联合会”，每个有加重自行车愿意载“二等”的社员，可以参加“驮运组”，把自己挣得的脚费按规定数目交给交给生产队，由队里记工分，多余的部分归自己，运气好的一个月可以落几十元，是一种比到地里干活要实惠的工作。有些青壮年男劳力与现在驾驶“三蹦子”拉脚一样，就去“驮二等”了。华老爷子当然也是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了，但开始没有自行车，只能打柴卖。后来就用卖柴的钱买辆大水管架子的自行车（不是国家工厂制造的，是个体工人用自来水管焊成车架，用实心铁板制成后坐，用能承重150公斤的车圈、辐条和轮胎攒成的自行车，现在已绝迹），到“驮运组”去驮二等。由于不用泥里水里的下地干活，而且也属工作需要吧，驮二等的人穿的衣服比较整齐干净一些（这样客人才爱坐你的车），加上华老爷子长的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又直年轻气盛、风华正茂。于是又引出一场噩梦般的姻姻。
     上世纪60年代，蓟县东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疯姑娘，也称“小花”，又称“小疯子”。人长得也算漂亮，说一口北京话，常穿一身城市人的服装，既不土气也不俗气。只是精神不正常，但不是狂躁型精神病，而是老百姓俗称的“气闷心”，嘴里经常叨叨咕咕，语无轮次。听人传说她大学毕业后刚到北京某个中央机关部门工作，因男友出国将她抛弃而疯的。单位负责治疗一段医治不好，就送回原籍蓟县马伸桥来安置，由国家也就是县民政部门负责她的生活费用。后来“小花”的病情好转，精神基本正常了，民政局安排她到盘山烈士陵园的花圃去上班，每月几十元工资。每到回家公休后她都要从西关汽车站坐“二等车”去盘山上班（因当时县城到盘山无汽车班车），她不愿坐年岁大人的车，愿意坐年轻小伙的车，尤其愿坐华老爷子的“二等车”。有时华老爷子不在车站，她就到“驮运组”来找华老爷子，也要等他送。于是有的年龄大的同事就凑“小花”说：“你这么喜欢他，就嫁给他得了。”“小花”还真的同意了。同事再凑华老爷子，华老爷子本来没往这方面想过，架不住大家凑，加上自己也老大不小了，家庭条件又不太好，所以也就同意了。在1965年冬或是1966年春的时候，二人就到民政部门办了结婚证。就算明媒正娶的结婚了。这是华老爷子的第一次婚姻，对女方来说，也可能她是真的爱上了华老爷子。可是对华老爷子来说，和这种女人既没有多少语言上的沟通，更谈不上感情上的交流。她也不会侍候公婆和丈夫，也不会做家务，还需要像小孩子一样哄着她，哪里谈得上爱不爱呢。当然，两人在肉体上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如果是一个从未谈过恋爱，从未得到过女人的温暖的老光棍，还可能愿意接受这种妻子。可华老爷子是一个经过两次恋爱的青年人，怎么能适应这种婚姻呢。只好把痛苦埋在心底，期盼着妻子的精神状况变的和正常人一样。可遗憾的是结婚后不过两三个月，“小花”的病又复发了。也不上班，在家里用土合泥做不少小泥人，屋里窗外摆满了，被华老爷子的老父亲都给摔了，她就大哭大闹，又要离婚。华老爷子怎么劝说也不管事，她的病越发严重了，于是华老爷子只好和她离了婚。这段婚姻前后不过半年，这半年之中华老爷子好像在梦中度过的。离婚后，才算清醒过来。
     四、做梦都想不到的美好结局
     日月如梭时光如流水，转眼就到了1967年夏秋之际，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姑娘突然来到华老爷子的家中。正是她的到来，使华老爷子这个已对婚姻丧失信心的大龄青年，得到了做梦都想不到的美好姻缘。
      姑娘的父亲与华老爷子的母亲是表兄妹，华老爷子称他为表舅。表舅全家都居住在北京市里，来的姑娘是表舅的大女儿，也算是华老爷子的大表妹。她是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1964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当时大学里停课闹革命，造反的两派学生打派仗，她是哪派也未参加的逍遥派。那时正是知识分子受批判，工农兵走红的社会背景，她在学校闲着没事，就骑自行车来蓟县，到表姑姑家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她虽然是第一次到华老爷子家来，但是在以前华老爷子和母亲去北京表舅家串亲时，见过这个姑娘的，互相也认识。大表妹在华老爷子家住了十几天，华老爷子就用二等车载着她到田地里，大山上都转了转。让她看一看农村都是什么样子，告诉她各种庄稼和蔬菜的名称等等。在这十几天中，大表妹与华老爷子的家里人一起，吃的是糙粮粗米清淡菜蔬，体现到农村生活的艰苦。十几天的接触，使大表妹对这位表兄产生了好感。当她得知这么一个又帅气又能说会道的农村大龄青年，因为家里穷找不到媳妇时，便像观音菩萨一样产生了怜悯心和同情心。
     回到学校后，大表妹在学生食堂中，用农村的生活水平要求自己，每天少吃点馒头和大米饭，节省二三两细粮票（那时非农业人口供应的粮食是粗细粮按比例定量的），又多吃咸菜少吃炒菜，背着父母，硬是从每月15元的生活费中节省点钱。过了几个月，用节省的细粮票和伙食费买了一袋子白面，用自行车驮到蓟县送给华老爷子家。在这儿住几天，走时又从华老爷子家要点自家腌的老咸菜带回大学去吃。又过几个月，大表妹又用节省下来的细粮票和伙食费买来一袋白面送到华老爷子的家中。这样一来二去的，大表妹和华老爷子接触越来越多，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竟成了一对热恋的情侣。开始华老爷子的家人及周围的邻居们还不相信，这个北京生北京长的大学生会真的嫁给一个庄稼汉，何况是华老爷子这种家境贫寒的庄稼汉。就连华老爷子本人对大表妹所承诺的大学毕业后就结婚，也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但是，世上就真有愿意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的人，大表妹就是如此。她爱上了华老爷子，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所以，她在大学上学时节衣缩食，为农村的华老爷子的穷家送来白面，改善自己所爱的人的生活。在1968年底大学毕业后，大表妹就与华老爷子登记结婚了，这样华老爷子的大表妹就被称为华老奶奶了。
    华老奶奶被分配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工作后，虽然有工资了，可粮食供应还是分粗细比例的，所以她还是和在学校那样省吃俭用，自己多吃粗粮省下些细粮票，为华老爷子家中买些大米和白面来。华老奶奶因为在工厂正式上班了，不像在大学停课闹革命那么时间充裕了，回蓟县婆家的机会少了。就让华老爷子经常去北京，顺便从家里带些老咸菜、玉米面等粗粮。而华老爷子从北京回来时，总要带些大米白面以及肉和油。所以大家都说华老爷子找了个好媳妇。这时华老爷子的父亲已经驾鹤西去，小妹也结婚外嫁，家庭负担有所减轻。华老爷子也不再蹬“二等车”了，而是买了一辆汽油东风三轮车拉客人，成为有驾照的出租车司机了。
华老爷子之所以能够“鸟枪换炮”，应该说是华老奶奶功不可没。这期间，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华老奶奶也从北京调回蓟县，在一个工厂工作。华老爷子在家中院内又盖了8间房。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走红，华老奶奶被任命为该厂总工程师、副厂长，单位又分给他们一套房。华老爷子的母亲也跟着儿子儿媳住到了统一供暖的家属房内，到84岁才过世。华老爷子的两个孩子也都参加工作，各自成了家。所以大家都说华老爷子最后的婚姻既是奇特的又是美好的。
    遗憾的是华老爷子晚年得了一种怪病，有时走路走着走着突然全身瘫痪倒地不动，但神智清醒，过一会儿又能恢复正常。到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到60来岁时患重度脑血栓卧床不起，由已退休的华老奶奶服侍了好几年，很是辛苦。这中间我曾去看他，只见他躺在床上，全身都不能动弹，甚至连说话都吃力，只是两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再后来，华老爷子与世长辞，华老奶奶才解脱了重负，自己在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