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杂语性”和“时空体”(笔记)
杂语性
杂语性之内在对话:
“在我们所分析的话语内在对话性(内在是区别于外在的表现于布局结构上的对话)的现象中,对他人话语、他人言辞采取一定的态度,这属于风格的任务。风格有机地包容着自内向外的表态,包容着自身因素与他人语境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风格的对内政策(诸因素的结合),受到它的对外政策(对他人话语的态度)的决定。话语仿佛生活在自己语境和他人语境的交界处。”63
诗中通常不包括但也不排斥杂语性,杂语在诗中通常是作为被描述而不是描述对象:
“纯粹的诗歌体裁,也可能引进杂语(即表现各种社会思想的其他种语言),主要是在人物的话语中。不过杂语在这里算是对象。它在这里实际上是作为某种东西来表现的,同作品真正的语言不是处于同等的地位上,因为这是被描绘的人物姿态,而不是去描绘它物的话语。杂语成分进入到这里,不是作为另外一种语言——对带来独有的特殊观点、能道出自己语言所不能道的另外一种语言;而是作为被描绘的一种东西。诗人即使讲起他人的东西,也是使用自己的语言。为了展示他人的世界,他从来不利用更符合这个世界的他人语言。说到小说家,就是说自己的东西,他也总想使用他人的语言(例如运用讲述人不标准的语言、特定社会思想集团的代表使用的语言),时常用他人语言的规矩来规范自己的世界。” 67
对“杂语性”的描述:
“在语言和思想生活的每一具体的历史时刻,每一社会阶层中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不仅如此,每一种年龄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词汇,自己特殊的情调体系。而后者反过来随着社会阶层不同、学校不同,以及其他导致分化的因素不同而不断变化(武备中学、古典中学、实科中学的学生语言,就是不同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社会典型性的语言,不管它们的社会圈子有多么小。甚至还可能有作为语言社会分野的家庭习惯语,例如托尔斯泰描绘的伊尔坚耶夫一家的讲话,就有着自己特殊的词汇和独特的情调体系。71”
“在杂语的所有这些“语言”之间,存在着极为深刻的方法论上的差异。要知道,它们的区分和形成,完全依据着各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功能原则上,有的是内容题材原则,还有的是真正的社会方言原则)。所以各种语言不是互相排斥,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如乌克兰语、叙事诗语、早期象征主义的语言、大学生的语言、儿童的语言、小知识分子语言、尼采派的语言等等)
实际上,可作为我们比较方法依据的这个共同方面,还是存在的。杂语中的一切语言,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区分出来,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视点,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72
日常生活中的杂语性,小说杂语性的前提:
一个人不能轻易地将他人的语言据为己有,“有许多词要顽强地抵抗,有的即使被说话者用于自己口中,也仍然是他人的词”74
“农夫还没有学会看一种语言(以及相应的那个语言世界)时,用另一种眼光(看日常生活的语言以及日常的世界,用祈祷的语言,或用歌唱的语言。或者反过来。)
一旦在这位农夫的意识中,不同语言以批评的眼光相互映照起来,一旦发现它们不仅是不同的语言,而且是构成杂语现象的语言,而且是构成杂语现象的语言,与这些语言密不可分的思想体系及对世界的态度都是互相对立的,绝非和平相伴,一旦如此,这些语言的无可争议、天经地义便占不住脚了,于是开始了在不同语言之中的积极的选择活动。” 77
“任何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人,他的生活语言平均不少于一半是他人的话语(思想上很明确是他人的话),而在转述的时候准确和冷静(说偏颇更确切些)的程度是极其不同的。
当然,远不是所有转述出来 的他人话语,在文字上都可以打进引号里去。要求在笔语中打上引号的那种独立和纯粹的程度(站定于说话人的意图,由说话人自己掌握这个程度),在日常生活的语言里远不是那么常见的。
。。。
对日常生活语言来说,说话人及其话语不是艺术描绘的对象,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转述对象。所以这里可以说不是描绘方法,而是转述方法。这些方法是极其纷繁多样的;无论是他人话语的语言修辞面貌,不审解说镶嵌、改变原意、更换语气的方法,莫不如此,从直接逐字的转述他人话语,直到对他人话语恶意地歪曲摹拟,甚至给以诋毁。”126
“在日常生活里,讲到说话人、他人话语的那些话,都不超出词语表面的含义,不超出所谓此时此境的重要性,话语比较深层的涵义和情态没有动用。但到了我们脑海里的思想意识中,在我们脑海接触思想意识世界的过程中,说话人这个话题便具有了另一种意义。一个人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就是有选择地掌握他人话语的过程。”128
“他人话语的权威性和内在的说服力,尽管是有着深刻区别的两种范畴,却可以结合在一个他人话语之中,同时既有专制的力量,又有内在的说服力。不过这种结合是难得见到的。思想形成的过程通常有个特点,就是上述两个范畴截然分离:专制的话(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语言,父亲、成年人、教师的话等等)对人的意识来说不具备内在的说服力;而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又没有专制的地位,没何权威者支撑,常常根本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社会舆论、官方科学、评论界),甚至是不合法的。思想话语中这两个范畴的斗争和对话性的相互关系,通常便决定着一个人思想发展的历史。”129
“这里说的,是人类话语命运中一次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是一次彻底的转折:话语在文化上、涵义上和情态上的意向,摆脱了唯一一种统一语言的桎梏,这是至为重要的;由此也就不再把语言理解为至高无上的神话,不再把一种语言看做是思维的绝对形态。为了做到这一点,仅仅揭示文化世界存在着杂语现象,本民族语中存在多种话语现象,是很不够的。还必需揭示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后果。而这一点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155
早期小说历史中杂语小说的代表幽默小说
“外观最为醒目上,同时历史上又十分重要的一种引进和组织杂语的形式,是所谓的幽默小说提供的。它的经典性的代表,是英国的菲尔丁、斯摩莱特、斯特恩、狄更斯、萨克雷等人,在德国是吉佩利和让.保罗。”82
愚蠢的和不愚蠢的严肃:“视观念性语言为不真实的虚伪语言、有意歪曲现实的语言——这些在拉伯雷创作中达到了差不多毫无掩饰的地步。然而,与谎言抗衡的真理,在这里却几乎根本得不到直接的意向表现、语言表现,没有自己的语言。这个真理只能通过讽刺性摹拟,在揭露谎言的语气中体现出来。真理的伸张,只能通过把诺言引向荒谬;真理自己倒不寻求语言,害怕被语言搅得扑朔迷离,害怕栽到慷慨陈辞的泥潭中去。”93
“如果需要那种庄严,他可以一连几天、几星期成为世上最严肃的人。他讨厌的是做作的严肃、遮掩无知和愚蠢的严肃。”93
屠格涅夫的小说是比较单纯的杂语性:
“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感觉到,作者同他语言的各个不同因素,保持着远近不等的距离;这些不同因素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和世界、不同的视野。我们在作者语言的不同因素中,鲜明地感到作者及其最终的文意有着种种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屠格涅夫作品中,社会杂语主要是用于人物的直接讲话、人物的对话中。不过,杂语又分布在人物四周的作者语言中,形成了人物所特有的领区。构成这种领区的成分,是半人物语言、各种形式隐蔽表现的他人话语、散见各处的他人语言的个别词语字眼、渗入作者语言中的他人情态因素(省略号、诘问、感叹)。领区是这样或那样附着于作者声音之上的人物语言有效作用的区域。”100
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杂语性特征
“同他人话语发生尖锐紧张的相互作用,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在人物的话语中,有着同他人话语深刻而未了结的冲突,涉及生活方面(“他人议论我的话”)、生活伦理方面(他人的裁决,他人的承认和拒绝),最后还有思想意识方面(即不同人物的世界观构成没有完结也无法完结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话语,是一个同他人话语生活在生活和思想各方面进行斗争(永无完结的斗争)的舞台。因此,人物的这些讲话都可看作是转述和镶嵌他人话语的多种形式的佳例。第二,就连作品(小说)的整体,作为作者的话语,同样也是那种永无完结、本质上不可终结的对话,包括不同人物(作为不同观点的化身)之间的对话,以及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话语不会被完全地压制下去,它总是自由的公开的(如同作者本人的话语一样)。对人物及其话语的考验,从情节上看是完整结束了的,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内在地却是没有完成、没有结果的。”136
杂语性之“内在对话”和“外在对话”:
“重要主人公声音所及的势力范围,无论如何应该大于他直接说出的原话。小说中一些重要主人公周围的领区,在修辞上都有着深刻的特色:在领区内居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各样的混合语式;而且这个区域总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话。这里出现了作者同他的人物之间的对话,但这不是分解为你来我往的语句的戏剧性对话,这是小说中特有的一种对话,外表是独白式的结构。”106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它极其深刻而又广泛地发掘了小说杂语和内在对话性的一切艺术潜力。”110
史诗的非杂语性,和小说的杂语性对比:
“史诗主人公的思想立场,对整个史诗世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所以主人公没有什么特殊的思想观点,这观点的周围也不可能存在别的什么观点。史诗主人公当然可以作长篇的讲话(而小说主伀可以沉默不语),不过他的话语从思想观点上看没什么特别之处(只能有外表的特点,即布局和情节上的作用),同作者的话语是融为一体的。就是作者在这里同样也不强调自己的思想观点,他的思想观点是同唯一可能的普遍的思想观点相吻合的。史诗里只能有一个统一的视角。小说中有许多个视角,而主人公一般只在自己特殊的视野中行动。”121
基于杂语性的“风格”定义
“实际上,这里甚至谈不上风格,只不过是叙述的形式罢了。这里恰恰出现了叙述形式取代风格的情形。风格必需要求话语对自己所讲的对象、自己的说话人、以及对他人话语采取一种重要的创造性的态度。风格力求使材料有机地溶合于语言,而语言有机地溶合于材料。风格绝不是在这个叙述之外再讲述些什么业已成熟并形诸语言的东西、已为人知的东西。风格要么直接渗透到对象之中去(如在诗歌里),要么像在小说中那样,折射出自己的意向来(要知道就连小说家也不是直述他人话语,而是塑造他人话语的艺术形象)。譬如说诗体的骑士小说,尽管过去同样具有材料和语言分离的特点,却在克服这种脱节现象,使材料同语言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特殊类型的真正的小说风格。最初的欧洲小说,就是作为叙事性作品诞生和形成的,这一点在很长时间里决定了欧洲小说的命运。”167
时空体
巴洛克小说
“巴罗克小说的历史意义是极其巨大的。几乎一切类型的现代小说,本源上都是巴罗克小说的不同因素。作为此前整个小说发展历史的继承者,由于广泛用了全部这笔遗产(诡辩小说、《阿玛基斯》、牧人小说),巴罗克小说得以在自身中综合所有这些因素;后来这些因素便发展为独立的类型而分别存在,如问题小说、惊险小说、历史小说、心理小说、社会小说等不同因素。在以后的年代里,巴罗克小说成了材料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小说的多种主题,有多样的情节,有各种场景。现代小说的大多数主题在比较研究中会发现它们渊源到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再后来是东方)。
给巴罗克小说取名为“考验小说”,是公平的。在这方面,它是诡辩小说的终结。而诡辩小说也曾是考验小说(考验离别情人的忠诚和贞节)。不过在巴罗克小说里,对英勇精神的考验,对英雄忠心的考验,对他白玉无瑕的考验,能够更有机地把大量纷繁的小说材料组合起来。在这里,一切全是试金石,是考验巴罗克英雄主义理想所要求主人公的种种方面和品质的手段;应用考验的思想,深刻而牢固地把材料组织起来。”177
“巴罗克型考验小说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发展成两个支系:英雄传奇小说(刘易斯、拉德克里弗、华尔蒲尔等人);2、激情心理感伤小说(理查逊、卢梭)。考验小说的特征在这两个变体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在后一类里。这里表现出弱者、“小人物”一种特别的英雄化倾向。”
220
“新小说”
“新小说与此相反,一方面写人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又写人一定程度上的两面性,写活人的并非十全十美,写其中善与恶混合、强与弱的混合。生活连同它的事件,已不再作试金石,不再作考验定型主人公的手段(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再是刺激主人公定型品格的发展的因素)。如今,生活连同它的事件受到成长这一思想主题的光照,展现出来的已是最初形成并表现主人公个性及其世界观的那些生活经历、学校、环境。成长和教育的思想主题,使人能够用新的方法组织主人公周围的材料,并在这些材料间发现全新的方面。
成长和教育的思想主题同考验的思想主题,在新小说中完全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两者能够深刻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欧洲的伟大小说,多数是两种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183
小丑、傻子、骗子的修辞性作用,他们的杂语性,在小说组织中的功能:
“在小说中,小丑的修辞功能和骗子、傻子的功能一样,完全决定于对杂语的态度(对杂语中各高级层次的态度):小丑有权用不被人承认的语言说知,有权恶意地歪曲为人承认的语言。
总之,骗子模拟讽刺高昂语言以进行开心的哄骗;小丑狠命歪曲这些高昂的语言,使之面目全非洲 最后是傻子对高昂语言的天真不解——这三个对话性范畴在小说萌芽期组织起了小说的杂语,到了现代获得了特别鲜明的外在表现,体现在骗子、小丑、傻子这几个象征性的形象之中。在其后的发展中,这几个范畴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分明,摆脱开上述几个固定不变的外在象征的形象,但却继续保留了自己在组织小说风格方面的童心我。这几个范畴决定了小说中对话的特点。小说对话向来是植根于语言本身内在的对话性上,也就是说来源于操不同语文的人们相互间的不理解。”196
考验小说总结:
“考验小说在巴罗克风格中达到鼎盛之后,却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失去了自身的纯粹性。不过以考验主人公的思想为基础而构建的小说类型,仍继续存在,当然是因传记小说和教育小说所创造的全部成果而变得复杂了。考验思想所具有的布局力量,有助于深刻而有效地以主人公为中心组织起各种不同的素材,把紧张的惊险性与深刻的问题性以及复杂的心理感受结合在一起。这种布局能力决定了考验思想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发展史中所具有的意义。例如,考验的思想(当然它已深受传记小说,特别是教育小说成就的影响而变得复杂和丰富了)成了法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基础。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小说,按其基本构成类型来说,是考验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异常深刻地体现了巴罗克传统)。在十九他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中,应当提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长篇小说按构成类型而论,正属考验小说。
考验思想本在在 为 贵金属以展中纳入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内容;诸如对天赋、才华、颖慧的考验是一种类型(在后期浪漫主义作品中),另一变体是法国小说中对拿破仑式新贵们的考验,还有对生物学上的身体状况及对生活适应性的考验(左拉),对艺术天赋又同时对艺术家生活能力的考验,最后,是对自由派改革者、尼采信徒、非道德论者、解放型妇女的考验,以及十九世纪下半叶三流小说中的一系列变体。考验小说又有一种特殊的变体,就是考验人的社会才干和价值的俄国小说(“多余人”的主题)”223-224
歌德
“重要的是另一种东西。第一,这里表现出歌德特有的一种态度,即他不喜欢与世隔绝的过去,不喜欢囿于自身和只为自身的过去;而这一过去恰好是浪漫主义者所欣赏。他希望看到这一过去与活生生的现在有必然的联系,希望理解这一过去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一个孤立的隔绝的小段过去,对他来说,不啻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甚至是可怕的“幽灵”。所以,他把河岸的碎石与那个“消失了的幽灵”相对抗,因为凭这些碎石可以完整地看出整个山地的性质和地球必然的过去。他十分清楚导致这些碎石今天必然地出现在这里,这河岸上的那一漫长持续发展中的地位。过去与现在丙者之间的那种偶然的机械混合,已不复存在这 因为一切在时间中都占有其牢固和必然的位置。
第二,也是歌德的历史时间礼堂所具有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即过去本身应是有创造力的,应是在现在中起着积极作用的(哪怕对现在起着消极作用的、不希望出现的作用的)。这种积极的、有创造力的过去决定着现在、并与现在一起给未来指明了一定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未来。”245-246
“歌德的创造性想象施于任何地方,首先是要使它能建楼盖房、栖身一息。歌德观察任何地方,都只能取这个可称为建筑和生息的视角。任何地方,倘若脱离了人及人的需求,脱离了人的积极性,对人来说,便失去了任何明显可见的内涵和意义。因为,要理解评价一处地方的标准、评价的尺度,理解这地方人们的活动范围,只能采取建设者的视角,只能从如何把这块地方变成历史生活一部分的观点出发。”247-248
“现实世界的这一不断进行着的圆形化和整体化过程,可以从歌德的创作历程中观察出来。一张出色的欧洲山脉分布图,在他看来,就已是一个事件。游记、其他地理书籍、考古书籍以及历史书籍,在歌德的参考书库中所占的比重,是十分可观的。
这一具体化、直观化、整体化的过程,刚刚才告结束。因此这一切在歌德的作品中才显得惊人的新颖和鲜明。从罗马和西西里岛拓展开来的“历史轨迹”是全新的东西,世界历史给人的充实感本身,是新颖的、鲜活的(赫尔德语)。”262
作为一种时空感觉的“处所崇拜”
“由文学作品所引发出来的这种特殊的“处所崇拜”,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一个典型特征,它表明了艺术形象与实际现实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艺术形象仿佛感觉到了一种本能的追求,要以一定的时间,特别是要以一定的具体而明显可见的空间处所来维系。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形象本身要求有艺术的现实性(这一点,当然完全不需要非有准确的地理位置不可,非有行动地点的“非杜撰性”不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正是形象要直接指出其所处的现实的地理位置;重要的不是形象内在地如何符合真实,而是把形象看作是实际存在过的事件,即在真实的时间里完成的事件(由此得出感伤主义的一个特征:把人的艺术形象作为活生生的人看待,塑造形象以及观众接受形象所遵循的艺术上有意为之的“幼稚的现实主义”,也出于此)。艺术形象与地理上和历史上具体而直观的新世界之间的关系。这里是极简单但又明确而同样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处所崇拜”首先证明了对艺术作品中的空间和时间的全新感觉。”264
作为一种时空感觉的“传奇小说"
"从实质上说,这两点之间完全不应该有什么事,因为男女主人公之恋从开始就无可怀疑,在小说的整个过程中绝对毫无变化工 两人都保持了童贞;结尾的成婚同小说开头的一见钟情直接呼应,似乎在这两者之间什么都没发生,似乎婚礼是在相识的第二天大功告成。传记生活中的两个直接相邻的点之间所阵风现的间隔、停顿、空白(整个小说恰恰不是建立在这些之上),一能进入传记时间的序列中去,而是置身于传记时间之外。它们不改变主人公生活里的任何东西,不给主人公生活增添任何东西。这也正是位于传记时间两点之间的超时间空白。
如果是另一种情况,比方说经过许多奇遇和考验之后,主人公们一开始突发之情得到了巩固,事实上真地受到考验并取得了新的品格,变成了牢固的经得起风险的爱情,或者主人公们自己变得成熟了,互相有了更好的了解,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很晚以后的一种欧洲小说了,主已完全不是传奇小说,尤其绝不是希腊小说。"280
希腊小说的时空体
“到了希腊小说中,人及其所经历事件在公共雄辩体中的统一性,同样具有外在的形式主义的和假定的性质。总的来说,我们在希腊小说中发现的所有种种不同成分(包括来源不同和本质不同),能够汇合成几乎百科性的大型体裁,只有靠极端的抽象化,靠描写得笼统,舍弃一切具体的和地域性的东西。希腊小说的时空体,在各种大型的小说时空体中是最为抽象的。
这一最抽象的时空体,同时又是一种最静止的时空体。在这个时空体里的世界和人,是绝对现成而毫无变动的。任何形成、成长、变化的意向,在这里都找不到。小说描写的情节发展到结尾,世界本身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消灭,或者说被改造,或者起了变化,或者重新再建。这里只是证实了原来的一切一如过去。传奇时间不留痕迹。
古希腊罗马小说的第一种类型便是这样。它的有些方面,当我们论及把握小说时间的方法如何进一步发展时还要谈到。我们已经 出,这一小说类型,特别是它的某些因素(例如传奇时间本身),在后来的小产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灵活性。”303
“传记”的时空体
“传记时间如果就一生中与历史事件不可分离的那些人生经历来说,是不可倒转的。但如果就性格而言,这个时间是可以倒转的:这个或那个性格特征可以出现得早些或晚些。性格特征本身是没有时序的。它们的种种表现在时间表上可以互换位置。性格本身既不会长大,也不会改变;它只是充实,从开初不完整、没显示出来、支离破碎,最后变得充实完整。由此可见,揭示性格的道路,并不会导致为适应历史现实而改变性格和形成性格;这条道路只能导致性格的完成,也就是说只能充实从一开始就已确定了的性格。这就是普鲁塔克型的传记。
第二类传记可称作分析型。它的基础是包含一些特定项目的一种模式,全部传记材料分配在这些项目之中: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战时表现、对朋友的态度、值得记录的名言、美德、罪过、外貌、风度等等。个性的不同特点和品格,取自主人公一生中不同性质和不同时间的事件经历,分门别类列入上举的各个项目中。每一个特点,都举其人生活中一二事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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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语性之内在对话:
“在我们所分析的话语内在对话性(内在是区别于外在的表现于布局结构上的对话)的现象中,对他人话语、他人言辞采取一定的态度,这属于风格的任务。风格有机地包容着自内向外的表态,包容着自身因素与他人语境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风格的对内政策(诸因素的结合),受到它的对外政策(对他人话语的态度)的决定。话语仿佛生活在自己语境和他人语境的交界处。”63
诗中通常不包括但也不排斥杂语性,杂语在诗中通常是作为被描述而不是描述对象:
“纯粹的诗歌体裁,也可能引进杂语(即表现各种社会思想的其他种语言),主要是在人物的话语中。不过杂语在这里算是对象。它在这里实际上是作为某种东西来表现的,同作品真正的语言不是处于同等的地位上,因为这是被描绘的人物姿态,而不是去描绘它物的话语。杂语成分进入到这里,不是作为另外一种语言——对带来独有的特殊观点、能道出自己语言所不能道的另外一种语言;而是作为被描绘的一种东西。诗人即使讲起他人的东西,也是使用自己的语言。为了展示他人的世界,他从来不利用更符合这个世界的他人语言。说到小说家,就是说自己的东西,他也总想使用他人的语言(例如运用讲述人不标准的语言、特定社会思想集团的代表使用的语言),时常用他人语言的规矩来规范自己的世界。” 67
对“杂语性”的描述:
“在语言和思想生活的每一具体的历史时刻,每一社会阶层中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不仅如此,每一种年龄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词汇,自己特殊的情调体系。而后者反过来随着社会阶层不同、学校不同,以及其他导致分化的因素不同而不断变化(武备中学、古典中学、实科中学的学生语言,就是不同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社会典型性的语言,不管它们的社会圈子有多么小。甚至还可能有作为语言社会分野的家庭习惯语,例如托尔斯泰描绘的伊尔坚耶夫一家的讲话,就有着自己特殊的词汇和独特的情调体系。71”
“在杂语的所有这些“语言”之间,存在着极为深刻的方法论上的差异。要知道,它们的区分和形成,完全依据着各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功能原则上,有的是内容题材原则,还有的是真正的社会方言原则)。所以各种语言不是互相排斥,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如乌克兰语、叙事诗语、早期象征主义的语言、大学生的语言、儿童的语言、小知识分子语言、尼采派的语言等等)
实际上,可作为我们比较方法依据的这个共同方面,还是存在的。杂语中的一切语言,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区分出来,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视点,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72
日常生活中的杂语性,小说杂语性的前提:
一个人不能轻易地将他人的语言据为己有,“有许多词要顽强地抵抗,有的即使被说话者用于自己口中,也仍然是他人的词”74
“农夫还没有学会看一种语言(以及相应的那个语言世界)时,用另一种眼光(看日常生活的语言以及日常的世界,用祈祷的语言,或用歌唱的语言。或者反过来。)
一旦在这位农夫的意识中,不同语言以批评的眼光相互映照起来,一旦发现它们不仅是不同的语言,而且是构成杂语现象的语言,而且是构成杂语现象的语言,与这些语言密不可分的思想体系及对世界的态度都是互相对立的,绝非和平相伴,一旦如此,这些语言的无可争议、天经地义便占不住脚了,于是开始了在不同语言之中的积极的选择活动。” 77
“任何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人,他的生活语言平均不少于一半是他人的话语(思想上很明确是他人的话),而在转述的时候准确和冷静(说偏颇更确切些)的程度是极其不同的。
当然,远不是所有转述出来 的他人话语,在文字上都可以打进引号里去。要求在笔语中打上引号的那种独立和纯粹的程度(站定于说话人的意图,由说话人自己掌握这个程度),在日常生活的语言里远不是那么常见的。
。。。
对日常生活语言来说,说话人及其话语不是艺术描绘的对象,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转述对象。所以这里可以说不是描绘方法,而是转述方法。这些方法是极其纷繁多样的;无论是他人话语的语言修辞面貌,不审解说镶嵌、改变原意、更换语气的方法,莫不如此,从直接逐字的转述他人话语,直到对他人话语恶意地歪曲摹拟,甚至给以诋毁。”126
“在日常生活里,讲到说话人、他人话语的那些话,都不超出词语表面的含义,不超出所谓此时此境的重要性,话语比较深层的涵义和情态没有动用。但到了我们脑海里的思想意识中,在我们脑海接触思想意识世界的过程中,说话人这个话题便具有了另一种意义。一个人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就是有选择地掌握他人话语的过程。”128
“他人话语的权威性和内在的说服力,尽管是有着深刻区别的两种范畴,却可以结合在一个他人话语之中,同时既有专制的力量,又有内在的说服力。不过这种结合是难得见到的。思想形成的过程通常有个特点,就是上述两个范畴截然分离:专制的话(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语言,父亲、成年人、教师的话等等)对人的意识来说不具备内在的说服力;而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又没有专制的地位,没何权威者支撑,常常根本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社会舆论、官方科学、评论界),甚至是不合法的。思想话语中这两个范畴的斗争和对话性的相互关系,通常便决定着一个人思想发展的历史。”129
“这里说的,是人类话语命运中一次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是一次彻底的转折:话语在文化上、涵义上和情态上的意向,摆脱了唯一一种统一语言的桎梏,这是至为重要的;由此也就不再把语言理解为至高无上的神话,不再把一种语言看做是思维的绝对形态。为了做到这一点,仅仅揭示文化世界存在着杂语现象,本民族语中存在多种话语现象,是很不够的。还必需揭示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后果。而这一点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155
早期小说历史中杂语小说的代表幽默小说
“外观最为醒目上,同时历史上又十分重要的一种引进和组织杂语的形式,是所谓的幽默小说提供的。它的经典性的代表,是英国的菲尔丁、斯摩莱特、斯特恩、狄更斯、萨克雷等人,在德国是吉佩利和让.保罗。”82
愚蠢的和不愚蠢的严肃:“视观念性语言为不真实的虚伪语言、有意歪曲现实的语言——这些在拉伯雷创作中达到了差不多毫无掩饰的地步。然而,与谎言抗衡的真理,在这里却几乎根本得不到直接的意向表现、语言表现,没有自己的语言。这个真理只能通过讽刺性摹拟,在揭露谎言的语气中体现出来。真理的伸张,只能通过把诺言引向荒谬;真理自己倒不寻求语言,害怕被语言搅得扑朔迷离,害怕栽到慷慨陈辞的泥潭中去。”93
“如果需要那种庄严,他可以一连几天、几星期成为世上最严肃的人。他讨厌的是做作的严肃、遮掩无知和愚蠢的严肃。”93
屠格涅夫的小说是比较单纯的杂语性:
“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感觉到,作者同他语言的各个不同因素,保持着远近不等的距离;这些不同因素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和世界、不同的视野。我们在作者语言的不同因素中,鲜明地感到作者及其最终的文意有着种种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屠格涅夫作品中,社会杂语主要是用于人物的直接讲话、人物的对话中。不过,杂语又分布在人物四周的作者语言中,形成了人物所特有的领区。构成这种领区的成分,是半人物语言、各种形式隐蔽表现的他人话语、散见各处的他人语言的个别词语字眼、渗入作者语言中的他人情态因素(省略号、诘问、感叹)。领区是这样或那样附着于作者声音之上的人物语言有效作用的区域。”100
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杂语性特征
“同他人话语发生尖锐紧张的相互作用,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在人物的话语中,有着同他人话语深刻而未了结的冲突,涉及生活方面(“他人议论我的话”)、生活伦理方面(他人的裁决,他人的承认和拒绝),最后还有思想意识方面(即不同人物的世界观构成没有完结也无法完结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话语,是一个同他人话语生活在生活和思想各方面进行斗争(永无完结的斗争)的舞台。因此,人物的这些讲话都可看作是转述和镶嵌他人话语的多种形式的佳例。第二,就连作品(小说)的整体,作为作者的话语,同样也是那种永无完结、本质上不可终结的对话,包括不同人物(作为不同观点的化身)之间的对话,以及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话语不会被完全地压制下去,它总是自由的公开的(如同作者本人的话语一样)。对人物及其话语的考验,从情节上看是完整结束了的,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内在地却是没有完成、没有结果的。”136
杂语性之“内在对话”和“外在对话”:
“重要主人公声音所及的势力范围,无论如何应该大于他直接说出的原话。小说中一些重要主人公周围的领区,在修辞上都有着深刻的特色:在领区内居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各样的混合语式;而且这个区域总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话。这里出现了作者同他的人物之间的对话,但这不是分解为你来我往的语句的戏剧性对话,这是小说中特有的一种对话,外表是独白式的结构。”106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它极其深刻而又广泛地发掘了小说杂语和内在对话性的一切艺术潜力。”110
史诗的非杂语性,和小说的杂语性对比:
“史诗主人公的思想立场,对整个史诗世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所以主人公没有什么特殊的思想观点,这观点的周围也不可能存在别的什么观点。史诗主人公当然可以作长篇的讲话(而小说主伀可以沉默不语),不过他的话语从思想观点上看没什么特别之处(只能有外表的特点,即布局和情节上的作用),同作者的话语是融为一体的。就是作者在这里同样也不强调自己的思想观点,他的思想观点是同唯一可能的普遍的思想观点相吻合的。史诗里只能有一个统一的视角。小说中有许多个视角,而主人公一般只在自己特殊的视野中行动。”121
基于杂语性的“风格”定义
“实际上,这里甚至谈不上风格,只不过是叙述的形式罢了。这里恰恰出现了叙述形式取代风格的情形。风格必需要求话语对自己所讲的对象、自己的说话人、以及对他人话语采取一种重要的创造性的态度。风格力求使材料有机地溶合于语言,而语言有机地溶合于材料。风格绝不是在这个叙述之外再讲述些什么业已成熟并形诸语言的东西、已为人知的东西。风格要么直接渗透到对象之中去(如在诗歌里),要么像在小说中那样,折射出自己的意向来(要知道就连小说家也不是直述他人话语,而是塑造他人话语的艺术形象)。譬如说诗体的骑士小说,尽管过去同样具有材料和语言分离的特点,却在克服这种脱节现象,使材料同语言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特殊类型的真正的小说风格。最初的欧洲小说,就是作为叙事性作品诞生和形成的,这一点在很长时间里决定了欧洲小说的命运。”167
时空体
巴洛克小说
“巴罗克小说的历史意义是极其巨大的。几乎一切类型的现代小说,本源上都是巴罗克小说的不同因素。作为此前整个小说发展历史的继承者,由于广泛用了全部这笔遗产(诡辩小说、《阿玛基斯》、牧人小说),巴罗克小说得以在自身中综合所有这些因素;后来这些因素便发展为独立的类型而分别存在,如问题小说、惊险小说、历史小说、心理小说、社会小说等不同因素。在以后的年代里,巴罗克小说成了材料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小说的多种主题,有多样的情节,有各种场景。现代小说的大多数主题在比较研究中会发现它们渊源到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再后来是东方)。
给巴罗克小说取名为“考验小说”,是公平的。在这方面,它是诡辩小说的终结。而诡辩小说也曾是考验小说(考验离别情人的忠诚和贞节)。不过在巴罗克小说里,对英勇精神的考验,对英雄忠心的考验,对他白玉无瑕的考验,能够更有机地把大量纷繁的小说材料组合起来。在这里,一切全是试金石,是考验巴罗克英雄主义理想所要求主人公的种种方面和品质的手段;应用考验的思想,深刻而牢固地把材料组织起来。”177
“巴罗克型考验小说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发展成两个支系:英雄传奇小说(刘易斯、拉德克里弗、华尔蒲尔等人);2、激情心理感伤小说(理查逊、卢梭)。考验小说的特征在这两个变体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在后一类里。这里表现出弱者、“小人物”一种特别的英雄化倾向。”
220
“新小说”
“新小说与此相反,一方面写人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又写人一定程度上的两面性,写活人的并非十全十美,写其中善与恶混合、强与弱的混合。生活连同它的事件,已不再作试金石,不再作考验定型主人公的手段(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再是刺激主人公定型品格的发展的因素)。如今,生活连同它的事件受到成长这一思想主题的光照,展现出来的已是最初形成并表现主人公个性及其世界观的那些生活经历、学校、环境。成长和教育的思想主题,使人能够用新的方法组织主人公周围的材料,并在这些材料间发现全新的方面。
成长和教育的思想主题同考验的思想主题,在新小说中完全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两者能够深刻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欧洲的伟大小说,多数是两种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183
小丑、傻子、骗子的修辞性作用,他们的杂语性,在小说组织中的功能:
“在小说中,小丑的修辞功能和骗子、傻子的功能一样,完全决定于对杂语的态度(对杂语中各高级层次的态度):小丑有权用不被人承认的语言说知,有权恶意地歪曲为人承认的语言。
总之,骗子模拟讽刺高昂语言以进行开心的哄骗;小丑狠命歪曲这些高昂的语言,使之面目全非洲 最后是傻子对高昂语言的天真不解——这三个对话性范畴在小说萌芽期组织起了小说的杂语,到了现代获得了特别鲜明的外在表现,体现在骗子、小丑、傻子这几个象征性的形象之中。在其后的发展中,这几个范畴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分明,摆脱开上述几个固定不变的外在象征的形象,但却继续保留了自己在组织小说风格方面的童心我。这几个范畴决定了小说中对话的特点。小说对话向来是植根于语言本身内在的对话性上,也就是说来源于操不同语文的人们相互间的不理解。”196
考验小说总结:
“考验小说在巴罗克风格中达到鼎盛之后,却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失去了自身的纯粹性。不过以考验主人公的思想为基础而构建的小说类型,仍继续存在,当然是因传记小说和教育小说所创造的全部成果而变得复杂了。考验思想所具有的布局力量,有助于深刻而有效地以主人公为中心组织起各种不同的素材,把紧张的惊险性与深刻的问题性以及复杂的心理感受结合在一起。这种布局能力决定了考验思想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发展史中所具有的意义。例如,考验的思想(当然它已深受传记小说,特别是教育小说成就的影响而变得复杂和丰富了)成了法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基础。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小说,按其基本构成类型来说,是考验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异常深刻地体现了巴罗克传统)。在十九他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中,应当提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长篇小说按构成类型而论,正属考验小说。
考验思想本在在 为 贵金属以展中纳入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内容;诸如对天赋、才华、颖慧的考验是一种类型(在后期浪漫主义作品中),另一变体是法国小说中对拿破仑式新贵们的考验,还有对生物学上的身体状况及对生活适应性的考验(左拉),对艺术天赋又同时对艺术家生活能力的考验,最后,是对自由派改革者、尼采信徒、非道德论者、解放型妇女的考验,以及十九世纪下半叶三流小说中的一系列变体。考验小说又有一种特殊的变体,就是考验人的社会才干和价值的俄国小说(“多余人”的主题)”223-224
歌德
“重要的是另一种东西。第一,这里表现出歌德特有的一种态度,即他不喜欢与世隔绝的过去,不喜欢囿于自身和只为自身的过去;而这一过去恰好是浪漫主义者所欣赏。他希望看到这一过去与活生生的现在有必然的联系,希望理解这一过去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一个孤立的隔绝的小段过去,对他来说,不啻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甚至是可怕的“幽灵”。所以,他把河岸的碎石与那个“消失了的幽灵”相对抗,因为凭这些碎石可以完整地看出整个山地的性质和地球必然的过去。他十分清楚导致这些碎石今天必然地出现在这里,这河岸上的那一漫长持续发展中的地位。过去与现在丙者之间的那种偶然的机械混合,已不复存在这 因为一切在时间中都占有其牢固和必然的位置。
第二,也是歌德的历史时间礼堂所具有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即过去本身应是有创造力的,应是在现在中起着积极作用的(哪怕对现在起着消极作用的、不希望出现的作用的)。这种积极的、有创造力的过去决定着现在、并与现在一起给未来指明了一定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未来。”245-246
“歌德的创造性想象施于任何地方,首先是要使它能建楼盖房、栖身一息。歌德观察任何地方,都只能取这个可称为建筑和生息的视角。任何地方,倘若脱离了人及人的需求,脱离了人的积极性,对人来说,便失去了任何明显可见的内涵和意义。因为,要理解评价一处地方的标准、评价的尺度,理解这地方人们的活动范围,只能采取建设者的视角,只能从如何把这块地方变成历史生活一部分的观点出发。”247-248
“现实世界的这一不断进行着的圆形化和整体化过程,可以从歌德的创作历程中观察出来。一张出色的欧洲山脉分布图,在他看来,就已是一个事件。游记、其他地理书籍、考古书籍以及历史书籍,在歌德的参考书库中所占的比重,是十分可观的。
这一具体化、直观化、整体化的过程,刚刚才告结束。因此这一切在歌德的作品中才显得惊人的新颖和鲜明。从罗马和西西里岛拓展开来的“历史轨迹”是全新的东西,世界历史给人的充实感本身,是新颖的、鲜活的(赫尔德语)。”262
作为一种时空感觉的“处所崇拜”
“由文学作品所引发出来的这种特殊的“处所崇拜”,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一个典型特征,它表明了艺术形象与实际现实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艺术形象仿佛感觉到了一种本能的追求,要以一定的时间,特别是要以一定的具体而明显可见的空间处所来维系。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形象本身要求有艺术的现实性(这一点,当然完全不需要非有准确的地理位置不可,非有行动地点的“非杜撰性”不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正是形象要直接指出其所处的现实的地理位置;重要的不是形象内在地如何符合真实,而是把形象看作是实际存在过的事件,即在真实的时间里完成的事件(由此得出感伤主义的一个特征:把人的艺术形象作为活生生的人看待,塑造形象以及观众接受形象所遵循的艺术上有意为之的“幼稚的现实主义”,也出于此)。艺术形象与地理上和历史上具体而直观的新世界之间的关系。这里是极简单但又明确而同样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处所崇拜”首先证明了对艺术作品中的空间和时间的全新感觉。”264
作为一种时空感觉的“传奇小说"
"从实质上说,这两点之间完全不应该有什么事,因为男女主人公之恋从开始就无可怀疑,在小说的整个过程中绝对毫无变化工 两人都保持了童贞;结尾的成婚同小说开头的一见钟情直接呼应,似乎在这两者之间什么都没发生,似乎婚礼是在相识的第二天大功告成。传记生活中的两个直接相邻的点之间所阵风现的间隔、停顿、空白(整个小说恰恰不是建立在这些之上),一能进入传记时间的序列中去,而是置身于传记时间之外。它们不改变主人公生活里的任何东西,不给主人公生活增添任何东西。这也正是位于传记时间两点之间的超时间空白。
如果是另一种情况,比方说经过许多奇遇和考验之后,主人公们一开始突发之情得到了巩固,事实上真地受到考验并取得了新的品格,变成了牢固的经得起风险的爱情,或者主人公们自己变得成熟了,互相有了更好的了解,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很晚以后的一种欧洲小说了,主已完全不是传奇小说,尤其绝不是希腊小说。"280
希腊小说的时空体
“到了希腊小说中,人及其所经历事件在公共雄辩体中的统一性,同样具有外在的形式主义的和假定的性质。总的来说,我们在希腊小说中发现的所有种种不同成分(包括来源不同和本质不同),能够汇合成几乎百科性的大型体裁,只有靠极端的抽象化,靠描写得笼统,舍弃一切具体的和地域性的东西。希腊小说的时空体,在各种大型的小说时空体中是最为抽象的。
这一最抽象的时空体,同时又是一种最静止的时空体。在这个时空体里的世界和人,是绝对现成而毫无变动的。任何形成、成长、变化的意向,在这里都找不到。小说描写的情节发展到结尾,世界本身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消灭,或者说被改造,或者起了变化,或者重新再建。这里只是证实了原来的一切一如过去。传奇时间不留痕迹。
古希腊罗马小说的第一种类型便是这样。它的有些方面,当我们论及把握小说时间的方法如何进一步发展时还要谈到。我们已经 出,这一小说类型,特别是它的某些因素(例如传奇时间本身),在后来的小产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灵活性。”303
“传记”的时空体
“传记时间如果就一生中与历史事件不可分离的那些人生经历来说,是不可倒转的。但如果就性格而言,这个时间是可以倒转的:这个或那个性格特征可以出现得早些或晚些。性格特征本身是没有时序的。它们的种种表现在时间表上可以互换位置。性格本身既不会长大,也不会改变;它只是充实,从开初不完整、没显示出来、支离破碎,最后变得充实完整。由此可见,揭示性格的道路,并不会导致为适应历史现实而改变性格和形成性格;这条道路只能导致性格的完成,也就是说只能充实从一开始就已确定了的性格。这就是普鲁塔克型的传记。
第二类传记可称作分析型。它的基础是包含一些特定项目的一种模式,全部传记材料分配在这些项目之中: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战时表现、对朋友的态度、值得记录的名言、美德、罪过、外貌、风度等等。个性的不同特点和品格,取自主人公一生中不同性质和不同时间的事件经历,分门别类列入上举的各个项目中。每一个特点,都举其人生活中一二事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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