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名

                
                
杨伟名，陕西户县县城北街“七一”村人。其父杨万有，小名根娃，原居住石井乡下庄，幼失怙，流落县城，在南街景家当“拾撂娃”，因聪慧，被做饭的万家寡妇收养，遂过继万家，顶门立户，加万在杨后，取名杨万有。后娶妻生子，长子杨伟名，小名长水，撑立杨姓门户；次子早亡，三子万志成，撑立万姓门户。
                
                
杨新民仍在一家饭馆帮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杨伟名的儿子
　　 杨伟名从小在县城北街长大成人，受地方文化熏陶，后成为一位哲人。其年谱如下：
　　 1922年农历12月30日，出生于县城北街顺成巷一个小磨坊家庭。
　　1932年至1934年（10至12岁），在县城北街卜家私塾馆、赵家私塾馆，受教于卜玉符（秀才）、王丙元、李向才等门下，学习两年半，熟习《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幼学琼林》等启蒙课程。
　　1934年至1936年（12至14岁），就读于同巷王庭瑞家私塾馆，受教于理学名士王震京（蓝田牛兆廉高足，三原贺复斋徒孙）门下，熟习《四书》及《五经》中的《书经》、《诗经》等，又强记50篇古文，奠定了一定程度的旧学基础。
　　 1937年（15岁），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奈辍学。
　　 1938年至1939年（16至17岁），一边种庄稼、做生意，一边自学邻居好友谢志安的高小、初中、户县师范、知行农专课程，积累了一定的近代中等教育知识基础。
　　 1939年（17岁），通过在咸阳等地学习及亲友帮忙，自己用木匠工具，制作了一架20稔的纺线机。同年，弟弟万志成出生。
　　1940年（18岁），被拔壮丁，随旧军队走南闯北三年，1942年下半年回家。
　　 1942年（20岁），母亲不幸病亡。
　　 1945年（23岁），与前妻马氏结婚。此以后的20余年间，因邻居鲁和是县邮局邮递员，每天中午都要带着未投递完的报纸回家吃饭，此间，杨伟名如饥似渴，对报纸都要浏览，学习充实，了解时事政治及国内国外的社会问题。
　　 1946年（24岁）7月，闻一多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杨伟名在陕西商报发表文章，悼念闻一多先生。同年，长女彩英出生。
　　 1948年（26岁），次女新会出生。
　　 1948年底，即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借做贩销文具小百货生意，参与一定的外围工作。
　　 1949年（27岁）正月11日，父亲亡故。2月，中共在户县的地下工作者穆向林在张乐山（医生）家介绍杨伟名入党。
　　 1949年5月，参加了解放户县工作，任罗什乡副乡长。
　　1949年6月，因家庭拖累，支前未去，派往咸阳地干班学习未去，脱离党组织。
　　 1952年（30岁），儿子新民出生。
　　 1954年（32岁），组建“七一”互助组、初级社，担任会计。10月6日，前妻不幸因病亡故。
　　 1956年（34岁），组建高级社，担任会计。时因杨伟名博学强记，会计技能卓越，县上组织基层（村、队）会计培训班，杨曾担任辅导员，给基层会计讲课。
　　 1957年（35岁），在个人的努力追求下，再次被组织接纳为中共党员。同年9月，弟弟万志成参军入伍，到天水步校服役。
　　 1958年（36岁），进入人民公社，担任大队支委、文书、会计、调解主任。同年与在县城摆地摊的河南许昌妇女刘淑贞结合，重新组建了家庭。
　　 1960年（38岁）9月，针对不懂装懂、伪科学、瞎指挥在小麦播种量上的不正常干预，写成《谈谈小麦播种量》一文，认为“密植合理尺度必须在广大群众多年来的经验中寻求”，“他们学会了按照‘茬口’的不同、地质的瘠肥、时间的早晚、地墒的饱欠等不同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播种量，并能按各个地块土质的性能播种适宜的品种”，应该“把‘因地制宜’的权利，下放到生产队、小队级的基层领导中去”，“上级领导同志的‘亲自监督’也就不必要了”。该文分送社、县两级政府。
　　 1961年（39岁）3月，针对所谓的连年“自然灾害”，就社会“物资供应困难”，从七个层次，用7000余字写成《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一文，文中讲：“目前的‘物资供应困难’，尤其是生活日用品的供应困难，主要是‘农业欠收’的结果。造成‘农业欠收’的原因，除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外，‘人为因素’也是一个主要方面。而所谓‘人为因素’，除去冬整风整社运动中所及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以外，还有一些更重要情况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生活日用品的按人定量供应与农业方面采取的‘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之间存在着问题”，把问题主要归咎在国家政策上。继续讲“我们目前农村的口粮供应方法，是‘大平均’的方法，也就是一个公社乃至一个县或数个县，几乎一个口粮标准的方法。除口粮标准采取‘大平均’供应外，其它副食品和日用生活必需品也都相继采取了按人定量的方法。这样，完全可以设想，口粮供应采取‘大平均’的方法，就意味着‘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在粮食——唯一的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这一项是受了限制。当副食品以及其它日用必需品采取按人定量供应的时候，同样也就意味着‘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在许多主要日用生活必需品方面受到了限制。进而如果说，所有日用生活必需品全部按人定量供应，那就等于‘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在全部生活资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才是病根。“按‘多劳多得’的原则，旨在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农业战线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行全民“定量供应”，“多劳多得”没意义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调动）也就很成问题了”。人们缺少了劳动热情，“多打了（粮食）不能多吃”，就出现问题，“这里试将北街生产队近来社员群众的工作情绪举例如下：1、合作化初期，社员争着做活，常因做活发生争执，使小队长、组长从中为难。现在却变成有活派不出去，并且争着做轻活，重活都不愿做。2、从前两人每天铡草最低六、七百斤，还有达千斤以上的，现在两人每天铡草三百斤左右，有时还低到二百斤以下……5、从前锄二遍包谷，每人每天锄二、三亩，现在仅锄一亩左右，质量远远不如前……”结果如何呢？“北街生产队1960年秋季粮食收获总计：谷子500亩，亩产165斤，总产83,200斤；包谷1040亩，亩产190斤，总产195,300斤”。应该如何呢？“根据土质、人力、粪源、水利条件、社员出勤率、当年自然条件，并结合多年产量经验，包谷亩产380斤，谷子亩产300斤(前者1.23石，后者1.11石)，是完全有把握的”。结果“总产量相差约25万斤”。这才是“农业欠收”“物资供应困难”的根子。在杨伟名看来，“必须首先消除‘定量供应’与‘多劳多得’之间存在的矛盾”，通过“多劳多得”的杠杆作用，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通过提高生产解决“物资供应困难”，这是根本的办法。该文后来分送省、地、县、社，3月13日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有复函。
1961年4月，针对“平均主义”对农村各项工作的严重危害性，在粮食公购征购、大办食堂、供给制等三个层次，写成《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一文，认为“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问题，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中没有提及，我认为可以把这个问题补充进去，并在我县本年工作安排试行或施行。同时，立即由咱县委将此建议通报或直接提向我党中央，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如能立见采用，对祖国各项建设事业当裨益匪浅”。“关于农村办食堂问题，已经不是尚未经过试验的新生事物，而是已经经过几年试验，无论农村领导同志和群众，都有了切身体验的事情了。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曾明确指出：“‘办食堂必须坚持群众的自愿原则’，我认为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一项规定，我们希望这项规定在实际执行中能得到坚持和贯彻”。关于供给制，杨伟名认为“从形式上看，也符合共产主义的人道精神，但从促进走向共产主义的效果看，却又是另一回事情”。“供给制实行以来，老弱病苦虽受实惠，但对生产不产生什么效果，有的在生活方面对供给制产生依赖思想，生产反而情绪消极”，杨伟名对这项政策持否定态度。该文分送省委、县委、公社党委。
　　 1961年5月，针对强迫命令、瞎指挥、盲从在养猪问题上的反映，写成《北街生产队大办“千猪场”的教训》一文，言：“60年4月间，北街生产队（大队）遵照上级号召，办起了‘千猪场’”。“全厂猪数108头，前5个月，略有减少；入冬3月，减速加大；入春数月，因病死亡，头数猛降。截止5月份分队时，仅只剩猪8头”。其历时1年，“共花费人民币14,360元，减去生猪售价1040元(包括最后剩下的8头折价)，损失13,320元”。对这一瞎折腾的原因，杨伟名写道：“1、原来办‘猪场’时，生产队(大队)的领导同志仅只听凭上级号召，没有很好的和群众商量，对于办‘千猪场’的条件没有作充分的估计。2、上级‘大办猪场’的号召，本身即属强迫命令，生产队领导干部在强行催逼的形势下，实无从容估计的余地。3、猪场饲料管理人员缺乏管理经验及专门的养猪知识。4、集中养猪，一头生病，易于流毒其余，造成大量死亡。5、生产队领导干部，因受‘瞎指挥’等歪风影响，工作分量日趋繁重，对养猪工作实‘无暇及此’，这是这一区域当时社会的真实记录。
　　 1961年10月20日，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中三级所有制以大队为基础，基础偏高一事，写成《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案的修正意见》一文，建议下调一级，明确以生产队为三级所有制的基础。并从生产队的规模、干部配备、土地划分、性质、核算方式、“三包一奖”的变通延用、大队经营范围、大队收入分配、生产队粮食分配、如何“服从国家计划”、农村粮食互补余缺等十二个方面，论述了施行方式，其后，又预测了效果。该文当时以贾生财的名义送往省、地、县、社及中央，1961年10月28日，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有复函。时至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明确“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与杨伟名、贾生财提出的建议一模一样。
 1962年（40岁）2月16日，针对上级不顾实际，闭门造车在“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战线上的‘瞎指挥’”，写成《评单式记账法》一文，呈递省、地、县、社。2月26日省财政厅有复函，后该记账法被取消。1961年11月11日，针对对人民来信来访不重视问题，写成《致县委信》一文，言：“党的领导机构者，‘脑’也；散布在广大地区的基层组织者，‘耳目’也。尽管‘脑’能保持高度的清醒，如果少了‘视四处之目’，‘听八方之耳’，仍将归于无用。只有充分‘耳目’的视听作用，这个高度清醒的‘脑’才能够‘成竹在胸’的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反之，如果有‘目’不能使其‘视’，有‘耳’不能使其‘听’，那就虽非‘盲聋’，实乃‘盲聋’也”。建议各级领导机构对来自下面的建议，应有一个“较为详尽而满意的答复”，“党的各级组织机构之间，应尽快的相互‘挂’起‘钩’来，好让经验广泛交流，认识一律相通，上下联成一气，集思广益无涯”。该文以贾生财名义送达县委。
　　 1961年12月12日，完成《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一文，依据“社会主义初期”理论，运用人的骨骼和肌肉的关系，生动的阐述了“国营的计划经济和在国民经济中应占的比重与非计划经济的明确界线和范围问题”。认为：“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或40%，但也绝不影响对其余70%或60%的领导作用。就象一个人的体重为100斤，骨骼占30%或40%，但骨骼总是在支撑着其余70%或60%的肌肉。而肌肉尽管占的比重大，总是附着于骨骼而为骨骼所支撑。并且肌肉故虽需要骨骼的支撑，而骨骼倒更需要肌肉的保护。就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看，应该说：不是骨骼的支撑能力的不足，倒是肌肉对骨骼的保护作用的不够。而所以致此者，实由于肌肉已十分瘠薄使然”，“于是，我们应立即把‘计划经济’的范围收缩到应有的程度，同时相应的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尽可以放心，‘非计划经济’范围的繁荣、壮大，绝不能‘泛滥’到足以影响‘国民计划经济’的领导作用。我们知道：孙悟空的一个跟斗可以翻十万八千里，但却翻不出我佛的手掌”。关于收缩“计划经济”的范围，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今天仍是“十六大”报告中“两个毫不动摇”中涉及的某些核心内容之一。该材料分送省、地、县、社。1962年3月30日，咸阳行署王世俊专员有复函。
　　 1962年3—4月，写下《目前农村工作十谈》前三谈，未能写完。
1962年5月10日，写成《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9000余言上书，从“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过’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烦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十三个层次，阐述了“社会主义初期”的基本社会矛盾和党在农村工作中应施行的基本政策。“前言”开宗明义讲，“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忆‘撤退延安’”就当时社情民意讲：“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就解决问题的办法讲：“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却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面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做‘全面彻底’地‘调整’，直至克服困难为止”。
　　 杨伟名用扎腰带来比喻国家的经济状况：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杨伟名讲：“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杨伟名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历史进程有清醒的认识，言：“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可能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在“后记”中就这个问题继续补充说：“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这个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任务，实际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建设任务；这个“社会主义初期”的概念，第一次由杨伟名在这里提了出来。
　　 杨伟名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患了“并发症”，象“‘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迁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表现，统属于‘病之标’”；“病之本”则是“过”，即计划经济的过宽过大，合作化进程的过急过快，社会主义制度超越经济基础的提前建立，对中、小工商业改造上的政策过“左”，对自由市场限制得过死等，因此他提出了“退”，“需要再退几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工商业方面，大体遵循孙中山先生‘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的原则；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在前边已经讲了；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问题在“后记”中巧妙的用“社会主义初期”的概念敷衍了，但精神是一言贯通下来的，真正的味道在这里。
　　 针对“民主集中制”，杨伟名建议建立“双程轨道”制，言：“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衔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见’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反‘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地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地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地‘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进一步讲：“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如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它！”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环境下，针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计划供应”的“繁锁的哲学”政策，杨伟名如数家“珍”。以鸡蛋为例，杨伟名讲：“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十八斤，所辖生产队九个，每队平均二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1、供销社的同志送来红糖九斤。2、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3、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4、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5、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6、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各队找补价款。7、大队通知各队领取奖售粮——包谷1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8、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9、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用作帐务处理。10、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今天看来，当时的社会行为着实让人捧腹。杨伟名继续讲：“关于鸡蛋收购的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蛋的一位同志说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单，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购？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但改变鸡蛋统购统销政策，岂是这位“同志”能决定的？杨伟名在鸡蛋收购问题上继续讲：“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止此而己，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杨伟名在这里实际是以收购鸡蛋为例，对商品经济的一种哲学思考。“价值法则”在此时此刻被提出来应对社会问题，比顾准同志1956年提出的“价值规律”问题晚6年，却以“法则”去“规律”，思考更深刻，更深邃。
　　 该文与贾生财、赵振离共同署名，分送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西北局、中央、专署、《陕西日报》社及华县张涛、潼关刘统发、渭南师道铎、西安刘庚（市长）、省委宣传部吴刚。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反响强烈。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会议上点名批评的“三个共产党来信”。
　　 1962年5月21日，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接到《怀感》有登记。
　　 1962年5月25日，省委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郭明远阅后有批示：“转请户县县委阅。并找杨、贾、赵谈谈”。同日，西安市市长刘庚给杨、贾、赵有复信。
　　 1962年5月28日，省委办公厅来信来访办公室又接到刘庚转来《怀感》，附言：“送给省委，请予研究处理。”
　　 1962年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34期对《怀感》做了简要摘登，送各常委、秘书长、主任。
　　 1962年6月21日，省委宣传部“宣教动态”第十二期副刊刊登了《怀感》，略有删节，发送书记处各同志、西北局宣传部、中宣部。
　　 1962年6月23日，咸阳专署专员王世俊有复信，讲：“来信提到许多问题，这对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有益的”。将来信印发专署有关部门“研究参考”，聘杨伟名为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62年6月28日，中宣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怀感》，题为《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
　　 1962年7月2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复信杨伟名：“来信反映了农村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而这些都引起了有关同志的注意。来信讲的意见、看法，有些我以为是不对的，如单干等等；有些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如有关价格等问题；有些是对的，如收购的烦琐哲学等”。
　　 1962年7月初，省委三届四次会议期间，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同志根据刘澜涛同志的指示，专门来户县，找有关人事谈话，聘杨伟名为《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
　　 1962年7月28日，中宣部《宣教动态》第73期又刊登了《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怀感》，言：“这篇文章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主席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1962年8月上旬，省长赵伯平从北戴河会议上打电话给省委，询问此事。
　　 1962年8月16日，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了《怀感》，送各省委常委阅。
　　 1962年9月7日，省委副秘书长蒋锡白，宣传部副部长方杰，咸阳专署副专员杭尚增，户县县委书记安生高先后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信中有“错误观点”。
　　 1962年9月10日，省委办公厅给书记处写了《关于户县三个党员来信的处理情况的检查报告》，说：“对于这样的一封倾向性极为明显、错误观点极为系统的来信”，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一般信件处理了”，“致使省委常委同志未能及时全面地了解这一重大政治倾向性的问题。”
　　 1962年9月13日，中共户县县委将杨伟名等人信件印发给县级和城关公社机关支部，在脱产干部中研究讨论，并下发《通知》，讲：“从材料内容来看，关于当前形势的看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集体化道路等，属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其观点、立场是非常错误的。”“希望同志们将这份材料认真阅读，其错误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要错，加以细致的研究讨论。”
　　 1962年9月17日，杨伟名写检讨，题为《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言不由衷。
　　 1962年9月26日，户县县委上呈《关于杨伟名等三个党员联名来信的调查和处理情况的报告》，认为三个党员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但根据他们只是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的情况，再不作组织处理。”
　　 1962年10月11日，省委在给西北局、中共中央的《关于纠正单干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情况的报告》中说，宣传单干的言论，“在户县三个党员的一封信中讲的比较系统”，“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
　　 1962年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向省委写了《对户县三个共产党员〈当前形势感怀〉的初步处理情况的报告》，说：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1962年10月19日，咸阳地委向省委报告，同意户县对三个党员的处理意见。
　　 1962年10月25日，省委在给西北局、党中央呈递的《对户县三个共产党员〈当前形势怀感〉的处理情况的报告》中说：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说三个党员提出开放自由市场，“完全是一种冲垮统购统销，损坏计划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社会主义阵地日益缩小的荒谬主张”。说三个党员提出“搞二三十年新民主义建设”是“明显地要退到资本主义道路”。并要把三个党员的错误观点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道路斗争教育。
　　 1962年10月27日，省长赵伯平同志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会议上对三个党员来信的批评。
　　 1962年10月29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省委三届五次会议上说：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单干”，“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我们以‘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1962年10月30日。省委给咸阳地委、户县县委批复，讲：“杨伟名等在《当前形势怀感》中所提出的主张，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绝不可以无动于衷，任其蔓延。地委个别负责同志甚至赞扬和支持他们，这是十分错误的。——并要指出他们滥发信件，广为散播，在组织上也是有原则错误的，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应由党的监委议处。如果他们确实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能诚恳检讨，可以不给纪律处分。”
　　 1962年12月1日，户县县委监委报告：“杨伟名等三名党员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讨，认识很好，且他们只是向组织反映情况，没有实际行动。”经研究，并报县委同意，拟“党内不给纪律处分”。
　　 1963年（41岁）元月4日，咸阳地委监委同意户县的意见。
　　 1963年元月21日，陕西省委监委同意户县的意见。
　　 1963年6月23日，杨伟名与其妻刘淑贞，其子杨新民合摄一影，内有邻居鲁小毛，杨伟名在该照片上题诗一首，文为“摄影有感偶题：一胎两男喜孪生，不幸离母襁褓中。居鳏孤楚难抚养，乳娘分忧感衷情。流水光阴匆匆过，双双各长十齿龄。今朝依傍欣合影，愁絮收敛露笑容。”
　　 1966年（44岁）底，杨伟名被造反派揪往北街小学批斗，县文化馆馆长谢志安陪桩。
　　 1967年（45岁）春节，杨伟名撕掉造反派贴在自己门上的“单干单干，分田到户才能发家致富；修正修正，赫鲁晓夫真你老祖宗”的白纸对联。换上自己用红纸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春联，同时在门扇上贴上了一幅斗方，左为毛泽东的《送瘟神》词第二首上半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右侧写自己的心志：“砥柱触天立中流，时光如水荡泥土。无私无畏即自由，真理在胸笑在手”。
1967年10月，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属下的一个专案调查团负责人、治院学生刘景华受命整理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黑材料”，当看到刘澜涛的一大“罪状”，就是“纵容和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猖狂向党进攻”时，产生了杨伟名一个区区农民怎么会“向党猖狂进攻”的疑问。等他详细阅读了杨伟名的罪证《当前形势怀感》，也深深的被《怀感》里的理论征服了。刘景华冒着政治风险私下来到户县寻访杨伟名，促膝相谈，遂成为知音。他们频频通信，谈论时局。那时杨伟名不顾个人安危，公然批评文革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非常危险；说学习毛选“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临渴掘井”、“教条主义”；指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
　　1968年（46岁），刘景华因为实在看不惯“文革”的倒行逆施，拍案而起，接连写出了10余份揭露“文革”错误的大字报，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造反派顺藤摸瓜，又找出杨伟名这个“黑后台”，把他们称作“杨刘反革命集团”。5月5日上午，西安的造反派学生直奔户县，与户县造反派联合，在县城西街城关公社院内批判杨伟名，有“文斗”，有“武斗”，根本不给杨伟名说话的机会，拳打脚踢，其“杨伟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响彻会场。其时，造反派告诉杨伟名，他的同党刘景华已经被判死刑。
　　1968年5月6日傍晚，遭受了一天批斗的杨伟名回到家里，让儿子民民唤回出嫁的两个姐姐，彼此见了一面，叮咛相互照料之后，晚上夜深人静，和妻子刘淑贞各自洗净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双双服毒自杀。死前虽叫回两个女儿，另有十五岁的儿子在侧，但没有遗言，遗书仅一单页十行纸，言：欠西街某某钱款多少，欠羌寨某某亲友粮食多少，曲抱村某某欠他包谷多少。叮咛弟弟，望念手足之情，照顾民民（儿子），如能让学个木匠手艺，也好将来谋生。杨伟名家的板楼上原是生产队的保管室，后来清点物品，什么东西都不少，唯少了一瓶1059剧毒农药。
1968年5月7日，天下着大雨，儿子民民欠款180元，在乡党的帮助下，从蓝田商人手里购买了两副怙木白板棺材，草草收葬了父母的遗体，装上牛拉的大车，天哭人哭，在一片哭声中，将父母的遗体掩埋在了远离县城的涝河西侧的高台地上。时围观的群众很多，均被一位公社干部喝斥：“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赶快离开！”群众被驱散。第二天，其弟在临潼从乡党张自明处听说家中出事，当晚赶到西安，9日上午赶回家探视，被巷口一位老太太拦，告知有造反派警戒，未敢回，晚上才潜回家中祭拜先兄先嫂亡灵。
　　1968年杨伟名死后，儿子民民成为孤儿，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只挣4分工，约合人民币0.16元，生活极具艰难。
　　1979年6月19日，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亦认为“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观点则是错误的。如否定三大改造，否定合作化运动，把整个形势说成漆黑一团等，都是不客观的。”
　　1984年，原省委副书记陈元方同志来户县指导《户县志》的编纂工作，言杨伟名有副总理之才，建议给杨伟名立传，将其收入县志。
　　1987年4月，户县出版《户县志》，将《当前形势怀感》附录在后，并加了编者按。
　　1989年《长安》杂志第2、3期合刊刊登仝德甫、杨涛同志的文章《死谏：杨伟名罹难纪实》。
　　1995年7月，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户县工会干部仝德普同志《乡村哲人》散文集，该书后半部以报告文学形式详细陈述了杨伟名生平及《怀感》的价值。
　　1997年2月，第二期《共产党员》杂志刊登雷敬轩、王一仕的文章《户县三个共产党员来信的处理经过与反思》。
　　1998年2月，《时代与人》杂志刊登仝德甫同志的文章《历史的误伤》。
　　1998年3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同志《大国寡民》一书，附录了《当前形势怀感》，卢跃刚同志认为，这是该书的灵魂。讲：“这是1962年！这是中国农民经过灾难的肺腑之言！他们指出了中国问题的要害！陈述之坦率，暴露之大胆，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理论之深刻，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动，如果不加说明，简直不敢相信出自农民之手！其时，能与之比肩者几何？”继续讲：“我们在《一叶知秋》中可以看到他们生存的环境，可以看到他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站在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土地上，直面现实，毫不躲闪，毫不隐讳地揭示重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其真心灼见，足以与顾准交相辉映”。“陕西60年代产生了杨伟名，应该是陕西人的一个安慰，这还不够，应该是中国人的一个安慰”，“整个民族应该向杨伟名致敬”。
　　1998年7月31日。《中国经济时报》重新刊登了《当前形势怀感》，并配发了历史学家雷颐先生的文章《令人震撼的〈一叶知秋〉》，言：“文章理论水平之高，对当前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叹止……杨伟名作为‘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1998年9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鄢烈山的文章《天公何辜》，言：“从古到今，九州大地降生了多少人才，可惜都被‘我们’毫不留情的践踏了，但愿今日的‘杨伟名’、‘顾准’、‘萧瑞怡’们从此可以得到善待。”
　　1998年11月20日，《陕西农民报》刊登李宗临、赵小娥的文章《不应忘却的回忆》。
　　1999年1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刘学金的长篇报道《三十年前的先觉与死节》
　　1999年2月，《税收与社会》杂志第二期以13000余字篇幅，刊登屈超耘的文章《一位农民思想家和他的万言书》，杂志“开卷语”以《知否，知否，应是一叶知秋》为题签，言：这“一是向这位默默无闻、以身殉真理的农民思想家致以崇高的敬意；二是从他的文章中找寻科学思想得来的路径；三是为我们今日的深入改革提供精神的烛照。”
　　1999年10月，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仝德普同志《清晨有约》散文集。书中“岁月不淹”部分再次介绍了杨伟名及其对社会问题深邃卓越的深度思考。
　　1999年12月，《税收与社会》杂志刊登屈路影的文章《寻访农民思想家的知音》。
　　2002年2月，《陕西史志》刊登刘华珍的《一叶知秋四十年祭》，并全文刊登了《当前形势怀感》。
　　2002年5月，《陕西史志》再次刊登了王一仕的文章《平凡人的伟大》。
　　2002年7月10日，户县县委宣传部组织户县各界18人士召开“关于杨伟名思想研究座谈会”，会议认为：“杨伟名是户县人，陕西人，甚至是中国人的骄傲。他是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农民才子，更是农民英雄……他胸怀坦荡，忧国忧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胆有识，才华过人，杨伟名的思想态度鲜明，逻辑慎密，理论透彻，见解精辟，有系统性，前瞻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并建议：“1、成立‘杨伟名思想研究会’；编辑《杨伟名文集》；3、拍摄相关杨伟名的电视纪实片；4、举办杨伟名生前实物展；5、修建杨伟名墓园及整修故居；6、举办杨伟名事迹报告会；7、组织撰写论文；8、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宣传活动。”
　　2002年7月中旬，户县文化体育局向县人民政府行文，建议以图书馆为基础，建设《杨伟名图书馆》。
　　2002年8月21日，《中国青年报》第九版整版篇幅刊发卢跃刚同志《不平常的悼念》一文，纪念《当前形势怀感》公布四十周年。
以上来自：一个被屈服的农民－－－－杨伟名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74672.shtml
其他参考资料：
1、杨伟名：30年前的先觉与死命
http://news.qq.com/a/20110524/001184.htm
2、冬至，杨伟名与我们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198111.shtml
3、向一棵小草致敬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920/13/3480717_55088336.shtml
4、无私无畏即自由
http://www.xiancn.com/gb/rbpaper/2004-09/10/content_336171.htm
5、仝德普作品：乡村哲人
http://read.189.cn/book/wz/10000035500552.html
6、仝德普作品：清晨有约
http://read.189.cn/book/wz/10000035498934.html
http://vip.du8.com/books/sep4rae.shtml
7、帅好：如何纪念农民杨伟名之一学习尊重生命的天然权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c1a8d010002ef.html
8、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76199.htm
9、“民间顾准”农民先觉者杨伟名
http://news.sina.com.cn/c/2009-09-19/022216321797s.shtml
10、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4%BC%9F%E5%90%8D
11、敢担道义是我师——怀念仝德普老师
http://www.xhume.com/thread-141963-1-1.html
12、杨伟名，中国改革的先驱者——赵丰
来源：中国画乡网（http://www.hxw163.com：http://www.hxw163.com/news/2012/0427/51569.html
13、乡村哲人杨伟名夫妻自杀始末
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0/823/1082319405293K8A78606689JBHICK659D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