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本文摘自：《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
作者：岚枫，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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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过很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
1928年，上海，中国公学。
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课上，一个年轻的教师站在学生们面前，说不出一句话，在这样令人窘迫的沉默里，他背过身，提笔在黑板上写：“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善意地笑了，宽容了他的惊惶。
他便是沈从文。
他是诗人徐志摩推荐来的，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接纳了他。这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行伍出身，只有一张小学毕业文凭，却被聘为大学讲师，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他唯一的凭借，便是才华。
他的学生里有一位十八岁的少女，极其清秀美丽，是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牗的三小姐，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
她便是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父亲张冀牗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在合肥老家，张家有万顷良田，光是收租就能收十万担。张冀牗担心久居合肥会让子女沾染世家子弟奢华的积习，遂举家搬迁到上海，尔后，又迁居到了苏州，从此在这婉约清嘉的江南古城定居了下来，成为苏州城里的“名门”。
张兆和还有三个姐妹，分别是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的大姐元和，嫁给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二姐允和，和嫁给著名汉学家傅汉思的四妹充和。张家的四朵姐妹花都是大家闺秀，相貌秀美、知书达理，而且精通昆曲。小说《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鹃曾说“张氏四兰，名闻兰苑”，文学家叶圣陶也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兆和与沈从文，一个生长在富饶秀丽的江南古城，温柔富贵乡里长大的名门闺秀；一个来自蛮荒之地的湘西山间，是曾参军，凭着一股热情闯入都会的清贫男子。他们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人，然而，奇妙的缘分将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
他写道：“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他还写道：“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
在信中，沈从文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他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把她当做顶礼膜拜的女神。
一个男子爱一个少女到这种程度，有时都叫人忍不住怀疑，他究竟是爱那个叫“三三”的姑娘，还是爱着他自己心中构建出的“女神”幻影。
沈从文的情书如狂风暴雨一般，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来，那些信，几乎封封都能当做美文来读。这让人联想起了徐志摩，那个推荐沈从文来中国公学的诗人，他也曾写下无数诗句，那首《再别康桥》成了流传于世的名篇。他也像沈从文一样，将一颗心都融化在那些诗里，双手捧着敬献给他热恋的女神林徽因。
可是，他们都被拒绝了。
张兆和对沈从文很冷淡，他的信，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
后人评说，这是因着“女神”们与生俱来的理性，然而，她们那时都还只是少女，恐怕还未必那样清醒明白。
不过，哪怕从少女的心思去揣摩，谁会爱上一个在自己面前全无自尊的男子呢？更多时候，少女们会因为崇拜而爱上一个人吧，那是个仰慕英雄的年龄阶段。
沈从文那时出版了很多小说，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人也生得清秀斯文，他全然可以借着教师的名义，去接近张兆和，比如替她修改几次作业，或者扯上几个文学话题，在她面前侃侃而谈，显示自己渊博的学识。
又或者，他可以耐心地倾听，始终微笑着，让她沉浸在他的“懂得”里。胡兰成就是这么做的，也许，很快，少女张兆和也会像张爱玲一样爱上他。
可是，沈从文并不是胡兰成，他去世的时候，张家四姐充和为他写挽联，形容他是“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充和是了解他的，他确实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的爱澄澈极了，全然不涉心机与手段，他就那样单纯地全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了她。
这件事在整个中国公学讨论得沸沸扬扬，给张兆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不甘心也不愿意陷入这样的桃色新闻里。于是，她带着沈从文的一沓子情书去见了胡适校长。
没想到，胡适并不站在她这方，反而大力夸奖沈从文的天才，说他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
胡适这话并不算夸张，沈从文并没受过多少教育，他自学成才，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来自天赋。就如胡适预见的，后来，他凭着一部《边城》成了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
张兆和的回答倔强而骄傲，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这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胡适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可是，胡适的劝导没能改变什么，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写着信。
1930年，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大学任教，他的情书从上海写到了青岛。也许是那海滨城市比上海宁和，他的信也变得端然静好起来。
“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沈从文的态度转变了，他不再寻死觅活，于是，张兆和的态度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她在日记中写：“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她想到沈从文居然守候了这么久，坚持不懈地写了这么多信，更何况，信写得那样好。当他用温暖庄重的方式表达他的深情时，她“顽固不爱”的心有了动摇。
如此一晃便是四年。
1933年暑假，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了，回到苏州，沈从文便从青岛来到苏州九如巷张家探访。
那天，张兆和正好去图书馆看书了，沈从文以为是张兆和避而不见，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才知道他就是那个写了许多情书的沈从文。允和邀他进门坐坐，他却执意走了。
也许是他黯然的神情打动了允和，张兆和回来的时候，允和便要她去旅馆看望沈从文，允和对兆和说：“你去了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于是，张兆和去了，站在旅馆门外，老老实实地将姐姐的话一字不落背出来：“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说完便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两人一起回了张家。
沈从文是有备而来的，带了一大包礼物送兆和，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的著作，这些都是托巴金选购的，其中还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为了买这些礼物，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兆和也极有教养，她觉得礼物太贵重，便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张家的姐妹对沈从文都很友善，“五弟寰和还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从文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沈从文的感动叫人微微心酸，不过是一瓶汽水，他却是这样受宠若惊，铭刻于心。
也许，就像钱锺书的那篇有名的《猫》中影射的，“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沈从文心里是有些自卑的。然而，“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却是事实，并非他的敏感所致。
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清华外文系出身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国学名家刘文典更是公开表示轻蔑，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对一起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这还是发生在沈从文成名之后，成名了尚且如此，成名前的处境可想而知。那时，沈从文刚从湘西来到北京，向北京各大杂志和报纸的副刊投稿，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行伍出身的沈从文曾受过“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诸多冷落，可以想象，当他拜访门第高华的张家时，怀着怎样一种忐忑的心情，所以，当他听到兆和不在家的消息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张兆和避而不见，是心里潜藏的自卑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当允和请他进门坐坐的时候，他也连忙推辞，匆匆离开。
他担忧高贵的张家瞧不起他。
好在有了小五的那瓶汽水。那个炎热的夏天，那瓶冰凉透彻的汽水成了他心底最清甜的回忆，因为那意味着他在张家受到了欢迎。
从那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四年的时光如水，“顽固爱着”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顽固不爱”的“三三”的心。
沈从文又请二姐允和去征询张父的意见，并向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是极开明的人，他向来主张自由恋爱，曾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所以他欣然认可了沈从文。
于是，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一个“允”字，既是她的名字，又表达了意思，被后人称作“半个字的电报”。
兆和还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又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时光里，沈从文的创作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迸发，著名的《边城》就写在那段时间，小说中那“黑而俏丽”的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张兆和生得眉清目秀，皮肤微黑，在中国公学被叫做“黑凤”。
因为母亲生病，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在路上，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张兆和也愉快地回了。往来书信后来汇集出版了，就是《湘行书简》。
《湘行书简》完全可当做优美的散文集来读，信中沈从文叫张兆和“三三”，而张兆和叫他“二哥”。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两人的信用清丽的语言表达着绵绵的思念，款款的深情。
若是一切在1934年截然而止，该多好。童话里，那些历尽艰难的王子最后终于娶到了美丽的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惜，这不是一个童话。
三年后，抗战爆发了。
1938年，沈从文离开了北京，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张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离的日
子里，他依旧给她写着信，她也依旧回着，这时期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
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两个人都不善理财，家中没有多少积蓄，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却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面对困窘的生活，面对纷飞的战火，童话也褪了色，优美诗意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徒留下一片现实的苍白。
在《飘零书简》里，“三三”走下了神坛，其实她也根本无意做个“女神”，她不过是个寻常女子，拖着两个孩子，独立面对窘迫的生活，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
然而，沈从文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腾起，将她的家常抱怨归结为移情别恋，所以他急匆匆地写信告诉兆和，如果她爱上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与其让她来告诉他，她爱上了别人，不如自己抢先一步说了，还能保全一个风度和体面。
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她回道：“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也许张兆和这一生都不曾体会过沈从文的自卑。
建国后，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反动”，世态炎凉又一次在他们面前呈现，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从文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她只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中国公学里的那个女学生，不再是九如巷张家那个明媚的少女，她已经是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要面对柴米油盐，盘点一家人的生计，从小衣食无忧让她忍不住对现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责。
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还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责备加上世俗的批判这双重压力下，他几乎精神失常。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她永远也没法重头来过了。
二姐允和回忆她去看望沈从文——
“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这事过了没多久，沈从文就去世了。
他至死都深爱着张兆和，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为她的一个笑容、一句赞赏“欢喜得要飞到半空中”，为她的一次生气、一个抱怨而陷入无穷的苦恼里，甚至想去轻生。
他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终于，他还是回到了故乡，归葬在了湘西灵秀的山水里。
他坟地的对面是一片悬崖，崖上蓬勃生长着大丛的虎耳草，《边城》里的翠翠，只有在梦中才能摘到。他爱过的“那个正当年的人”，便似那悬崖上的虎耳草，这一生他没有摘到，于是，他将生生世世守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