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通甫：光复前后福州旗营内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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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去年看政协整理的文史资料，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福建各地的情况。其中有八旗老人伊通甫写的《光复前后福州旗营内情实录》，觉得十分珍贵。
　　该文作于1963年，作者时年70岁。文章最后一段写道:“辛亥光复后不久，福州满族人口就已大减，此后抗战期间福州两次沦陷，又有不少人散往闽西、闽北，抗战胜利后归者寥寥……所以现今福州满族人口仅及辛亥光复前的百分之二三而已。”我的满族同事，除了祖上是正白旗的，其余一无所知。可知时至今日，满族风俗已泯然无存。老人的实录可谓最后的回忆。
　　另一方面，我日常活动的区域正是当年旗营驻地。这篇文章中说到的道路、地点，有的虽已不复存在，但大略可推其方位，因而读来别有一番趣味。
　　特将该文扫校，对福州人文风俗有兴趣的朋友或可一看。遗憾的是，没能找到伊通甫老人更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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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前后福州旗营内情实录
伊通甫
　　福州旗营系于1738年前后从北京旗营中抽出南迁而来，在清朝统治垮台以前，其营中不论是编制、钱粮还是教育、训练等方面仍循传统的风俗习惯，始终保持其固有的特点，非亲历其境者不得其详。笔者出生于旗营，身历其境，兹就记忆所及，对辛亥光复前后福州旗营内部各方面情况作一概述，以供福建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参考。
一、旗营的一般情况
　　（一）编制
　　驻防福州的满族八旗员兵，从北京旗营南迁来闽时，总计不过2000余人，连同眷属也只有4000人左右。所谓八旗就是八面旗帜，即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其中正黄、正红、正白、正蓝这四面旗帜是纯色的，至于镶黄旗帜则是黄色旗帜镶上红边，镶红是红色旗帜镶上黄边，镶白是白色旗帜镶上蓝边，镶蓝是蓝色旗帜镶上白边。沿袭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定的编制，每旗规定兵员数额为300人，设协领（满语叫“钴什搭”，是四品官）1员、佐领（满语叫“牛瞻爷”，是五品官）1员、防御1员（六品官）、骁骑校l员（七品官），以下设前锋25名、匠兵5名及领催（满语叫“布什库”，等于班长）10名。在士兵中有马甲（骑兵）150名、步甲（步兵）50名，此外尚有“养育兵”（即补充兵）20名，这种编制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前夕。
　　旗营人口逐年增加，而兵员却受定额限制不能扩充，因此每遇出缺，即出现多人争夺的局面（补上了缺便有了钱粮）。为求公平合理，旗营建立了一种叫作“挑缺”的制度：凡步甲要上升为马甲，就要有能骑在马上、以袭击的步法连发三箭都射中标心的本领，而且年龄须在16岁以上。步甲出缺也不是随便一个养育兵可以随便补上的，只有年在7岁以上、并具有连发五箭均能射中百步以外的“标的”的本领者才能补充。我7岁时，就是因能连射五箭场命中标的才前往比试的。为掌握这种本领，从5岁起就要每天早晚练习拉弓、蹲裆，6岁时就要练习射箭，只有练到5支箭都能中的时才能去比试，否则只有弃权。有人不愿下苦功，所以到老还是一个“白丁”（满语叫“苏拉子”），一辈子没有粮饷，只有做小商贩糊口。随着人口的逐年增长，而编制定额始终不变，“白丁”便逐渐增加起来，人口问题因而日益严重。直至19世纪60年代，因杭州满族旗营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官兵损失大半，特由福州旗营拨百户到杭州补充缺额，福州满族人口过剩的状况才有所缓和。但是到辛亥革命前夕，人口又繁盛起来，旗营中少数青壮年以得不到钱粮，生活无出路，不得已出走南洋各岛谋生，而在旗营户口档案中则报以“死亡”二字了事。（按旗营规则，旗民未经许可不能出到旗营周围八十里，一经查出必责以四十军棍。然而管束愈严，逃亡愈甚，个中情形，外人难以洞悉。）
　　（二）粮饷
　　满族旗营以员兵众多，每月要发大笔粮饷。马甲每名每月四两二钱银子，老米一担；步甲每名每月二两五钱银子，老米五斗；养育兵未有米得，每名每月发银七钱。1900年以前，马甲与步甲尚能领到冬衣钱（每人每年三两银子)、瓦片钱（以福州多台风、屋瓦时遭损坏而发，每人每年约一两银子）和房银（即房屋修缮费，每十年发一次，每次约十两银子)，之后就取消了。我12岁时领到一次房银，当时因库银不足，将军崇善（兼摄闽浙总督）令以铜元发放，一百四十个铜元折银一两。虽然马甲、步甲有米一担或五斗，但全是粗糙不堪的陈年仓米，一经加工的损耗，实得不过半数而已。马甲、步甲多有家属，且家庭人口不断增加，所得银饷难以维持生活。尤其是1900年以后，国穷民贫的状况日趋严重，旗营中人们生活水平亦每况愈下，不但钱粮数额不见增加，而且不准自谋生活，还将冬衣、瓦片、房银等津贴取消，所以旗营官兵均感失望。协领是一旗的首长，但其薪俸每月不过三十两（折合大洋42元），其下的官员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有的骁骑校、防御等官员自己的官服（袍褂靴帽）送进当铺抵押，遇到将军传见或举行典礼时就到处借债，把官服赎出应付一下，事后依然送进当铺，这是常见之事。如东门外的庆泰当铺和仙塔街的慎康当铺等处，就都是他们的主顾。协领和其下的官员情况如此，那么，作为一品大员的将军又如何呢？当时，将军每月薪俸为一百二十两银子，折合大洋亦不过168元。将军一职一般均认为是个苦差，无人逐鹿。于是以后派到福州作将军的人，不是兼任闽浙总督就是兼任闽海关监督，将军一职遂复变成肥缺。崇善连任福州将军9年，不但兼任闽浙总督还兼任闽海关监督，卸任时满载而归，就是一个例子。
　　旗营官兵的饷银向由福建省库拨给，每月由军署右司（即军需处）造具花名册向布政司署领现银，领出后通知八旗协领衙门前往具领。由于领到的不是银锭就是元宝，无法分配，各旗负责钱粮的“领催”便将所领先送到井楼门永美钱庄兑换成碎银、大洋及“台伏”、铜元、铜钱等，后才发放给官兵。这几道手续，每过一道即打一次折扣：藩台署的天秤是第一次，将军署右司的天秤是第二次，永美钱庄的天秤是第三次，到领催手中再加一次。领催是每月轮值一次，叫做“当月”。当月领催在发薪时至少要剥吞二十余元，这还算是“有良心的”，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马甲、步甲们领到饷银后不见笑颜只见愁容，而且骂声不迭，因一包饷银中除了几个烂板大洋（俗称“烂板番”）外，其余全是铜元和“台伏”。按理说每个马甲每月所得的四两二钱银子，折成大洋应值5元8角8分（一两银子折大洋1元4角），但是由于领到手的大洋（一般是5元）是“烂板番”，若以7折算只值3元5角，被盘剥竟达5元5角之多，焉能不咒骂。
　　米粮也由省库拨给，每月由右司造具花名册送报道衙门，同时由右司发给旗营官兵每人米票一张，指定每月初三日持票至西仓领米。所拨给的米原是浦城出产的优质红米，但粮道事前将一部分米取出，再将泥土、细砂、稻谷等掺拌其间，原额2500担米，至少盗去500担。此种事情不但无人检举告发，还被视作“惯例”，因而始终不见敛迹。旗营兵丁以所领之米质劣，总要求人加工，结果一担米只剩了五斗。这样，步甲应得的半担米剩下不过二斗半，只够一人糊口，马甲所得之米也只能维持两个人，家口多的人自然生活困难。当时，从将军以下至骁骑校，所领的米质地与其他人一样，不过每年秋收后他们还领有俸米，如骁骑校可领二担纯大米，官愈高领得愈多。这种大米不用加工，而且比市上售的还好得多。
　　由于上述的情况，一般旗民的生活是困难的，但也有富裕的人家，如大斗彩巷马家和行春境寇家。这两家最初因兄弟多，又全是青壮年，而且肯下苦功夫练武，所得的钱粮很充裕。后来就拿余钱捐官做，有的当县官，有的当税务官，在任上搜刮并放高利贷，其结果自然是发了大财。
（三）服饰
　　旗营中人所穿服装分为普通装和军装两种。男人的普通装与一般人无大差异，不过足上喜穿东北式“傻鞋”。女子的普通装是旗袍，足上喜穿蓝缎绣花的双面鞋，鞋帮无后跟。至于军装，则自领催、前锋以下全着灰布袍和青布马褂。步甲兵只穿蓝布长衫，腰束丝带；足上一律着青布薄底快靴，冷天戴秋帽，暑天戴凉帽，均在帽上缀以红缨，通称红缨帽。协领以下至骁骑校，其通常的军服在冬天是蓝宁绸长袍和天青色蓝宁绸马褂，马褂周围镶有3寸宽的大绒边，前后襟及两侧开叉处有用大绒做成的云勾。其官级的高低可从帽上顶子的颜色来辨明，由高至低分别是红顶、蓝顶和白项。也有戴金顶的，那是科甲出身的人，其礼服是蟒袍黻褂，若前后胸的黻上绣着太狮图，一见即可知是个武职；若绣以仙鹤，就知是个文官。
　　妇女的头饰也值一提。人们常见旗人妇女头上梳着“大板头”（又名“京头”），但这不是平时的装束，而是做新娘时的装束。大姑娘在临出嫁前几个月就开始梳“京头”，以资习惯。嫁后一个月就改梳了。随着时日的推移，到辛亥革命前夕，嫁后三天就改梳了。辛亥革命后就再也不梳这种头了。
　　（四）兵舍、兵器与训练
　　1．兵舍
　　旗营官兵计有2400余户，当年是从北京水旱并进，经山东、江苏、浙江，过仙霞岭到达福州的。初到福州时驻北门外北校场的营房内，因该处低洼又靠近北湖，连年遭水患，乃迁到东湖附近驻扎。东以水部门、东门、汤门的城墙为界；西以大斗彩巷为起点，经大墙根、珠妈河沿，再经秀冶里，出水门街至水部门止。这一范围内的地带闽人称之为“旗下街”。正黄旗兵舍在东门与澳桥之间的东半段，西半段是正红旗；正黄旗协领衙门筑在东段末端，正红旗协领衙门筑在西段首端（即现在的汤井巷与汤门街之间路北的地段），所以两个衙门是邻居。镶黄旗兵舍在三道湾、汤门街、汤关闸和秘书巷一带，其协领衙门在三道湾内。镶红旗兵舍在河西街、得贵巷、纱帽井一带，其协领衙门在河西街内的青都观巷口对面。正白旗兵舍在医官庙、河东街北段和火巷一带，其协领衙门在澳桥下医官庙口西侧。镶白旗兵舍在蒙古营、观音堂、十全堂一带，其协领衙门位于得贵巷的纱帽井路东。正蓝旗兵舍在珠妈庙对岸的秀冶里、水门街一带，其协领衙门在高节里（靠河边）。镶蓝旗兵舍在天后宫河沿、水关闭、渡尾街、状元坊一带，其协领衙门在渡尾街西口东侧的河沿。
　　各旗营兵舍建筑堪称简陋：一式三间排的乎瓦房，一明两暗，墙壁是竹篾土墙，没有棚板、地板，六扇窗门均用木条钉成，内糊以纸，四围筑以土墙也不抹石灰。辛亥革命前夕还有不少这样的兵舍，革命后闽督军李厚基为建筑东湖营房，把它们拆除了一大半。
　　2．兵器与训练
　　1900年以前，旗营所用的兵器以火绳枪、鸟枪、抬炮（即二人抬的大鸟枪)为主，其次是弓箭、大刀、长矛、藤甲（即盾牌）、腰刀等。
　　尽管武器粗陋如是，旗兵平时仍要加以练习。先说步甲练习弓箭：练习的场所在各旗的箭道，所谓箭道，就是一个约长三百步、宽一百步的空地，空地的一端建有一个凉亭（俗叫演武厅）。在厅前百步设立标的（满语称“案看”），这标的由七尺高、二尺宽的木框制成，上面糊以白纸，如同单扇门板一般。在标的距地四尺高处贴一张剪成圆月形的红纸（直径约五寸），算是敌人头部；在距地三尺处也贴上一张，算是“敌人”腹部。每日清晨7点以前，大部分人都到箭道来练习。每人每次连发五箭，以五箭全中头部为合格，胸部次之，腹部更次之。各人所用弓箭均自备，记得当年水部门内鳌峰坊的九曲亭口有一家弓箭铺专做旗营弓箭生意，因独此一家，获利颇丰，辛亥革命后才闭歇。
　　再说骑甲练习“马上三箭”和“马上三枪”：练习的场所在东门城址和汤门城址之间的汤箭道（因场内有温泉井而有此名）。汤箭道西侧，自北至南掘有一条宽五尺、深一尺、长五百步的马道。练习马上三箭的人，左手执弓，右手牵马，在马道北端依次排列，按花名册顺序点名上马，进人马道。练习开始后要驱马快速向前奔跑，人在马上取箭一支扣在左手弓弦上，俟马跑到第一标的前将箭射出，继而向第二标的放箭。当马跑至第三标的前面时，速度已非常快，骑者若准备不及，是很难射中的。况且所射标的与步甲所射的大不相同，它以牛皮制成，为立体物（各面均为边长二尺的等边三角形），名叫“皮蹲”，放在马道左侧五十步，计有三个，两两相距仅百步，其上亦贴有剪成圆月形的红纸（半径五寸）。“马上三箭”要以皆中红心为合格，颇不容易。
　　但“马上三枪”比之难度更大，练习时用的枪是火绳枪和鸟枪，火绳枪一遇雨天就不适用，所以当时用鸟枪的居多。练习者背枪上马进入马道后，就要迅速地从腰间取出装有三钱火药的竹管，将火药灌人枪膛内；旋即从枪上取下通条塞人枪膛把火药捣实，再将通条复位；继之扳开机柄，把引火帽戴在引火嘴上，毕后迅即举枪向左侧第一靶瞄准，俟马跑到靶子前即勾动扳机。若火药燃烧爆炸形成的冲击力能使悬挂于靶子上的小红皮球摆动起来，就算命中了。所用的靶子是这样制置的：取一根三尺长的铁条，先将其一端插入土中，再在另一端装上直径为一尺的铁圈，最后把一红色皮制小球悬挂在铁圈的中心。放第二、三枪，如放第一枪一般，练习者要反应灵敏，技术娴熟，而且动作迅捷，稍有迟缓，马即跑过靶子而不及放抢了。实际上，这种严格的训练方法，并不适合作战的需要，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除上述，须提及的还有前锋营的训练，其训练场所在汤门街中间路东（科举废后，前锋营训练停止，该场所改为八旗桑蚕局。该局每年产丝不少，对旗民生活不无少补，辛亥后瓦解），从每旗抽选十人，共计八十人入营练习武艺，培养其冲锋陷阵的本领，以备战时充先锋队之用。参加训练的人要有较深厚的武术功底，训练项目为爬城、跳高、跳宽、举石锁（百斤以上）、骑术等等，俨如马戏团的武功夫，实际上也不适用。训练停止后，这批人被编为八旗消防队（当时名叫“八旗火援”），队所在得贵巷中间路北（即原镶红旗的箭道）。
此外，还有由福州将军直接主持下的三大军事训练，即秋操、演炮和马政。
　　秋操，即每年秋季将八旗全体官兵集会在东门外校场演习半天。虽然只有半天，而事先预行演习就需半个月。到了演习那一天，在三更时就要装束停当，穿上袍褂靴帽，持所用武器、旗帜，陆续出东门，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直奔东校场，在预先指定的地点集合。将军在天未明时也要到达演地，且一路威风不小，乘坐绿呢的八人大轿，出衙门时击鼓三声，并放三声大炮。炮声一响，行列最前头的两面大锣即连敲三声，叫做鸣锣开道。鸣锣的人身穿青布箭衣，套上一件绿羽毛褂子。两面大锣直径足有二尺，重达三十斤。鸣锣人在一根五尺长、二寸粗木棍为前端拴上锣，在其后端悬以石头以求平衡，扛在肩上，肩后木棍上缀着一块三尺宽正方形黄布，上写“镇闽福州将军”六个大字。大锣后面紧随十几面红漆地金字马牌和衔牌，分别写着“肃静”、“回避”、“头品顶戴”、“赏戴花翎”、“贯穿黄马褂”“兵部尚书衔”、“翰林院庶吉士”、“太子少保”、“纪录三级”、“福州将军”、“兼摄闽浙总督部管”等等。接着是八名拿着皮鞭、竹板的皂隶和十六名绿营兵（身穿大红羽毛镶大绒的马褂，下穿青布裤、青布靴，头上包一块青布）。其后是十六人组成的卫队，八人扛大关刀，八人扛大叉，由一个哨官率领。继之是一队八旗兵，由一名哨官骑马跟随，叫做“旗营马队”。这之后就是将军坐的大轿了：轿前有伞、扇各一面，由四名穿着箭衣马褂、头戴红缨帽、身佩腰刀的随从（满语叫“郭什哈”）步行随着。轿后还有八面飞虎旗，由八名绿营兵执掌，俗名“小旗队”。上述就是将军出门时仪仗队的组成情况（总督出门也如此，只少旗营卫队）。
　　这一行列出东门后向东校场进发，至演武厅前将军下轿，所有官员向前参见．俟至黎明，即由中军下令开始演习。令毕，云梯城（系演武厅左前方的一座城墙，也叫指挥台）上便放起第一声号炮，城上一名旗手手执一面长九尺、宽六尺的三角大旗（旗的周边缀着蜈蚣齿，旗中心有一用大绒剪成的“令”字），一闻炮响，就将令旗左右摇动一次，第二声、第三声炮响亦如是；俟校场南端响起战鼓后，乃将令旗悬在旗杆上。这时校场战鼓齐鸣，号角亦呜呜不止，预伏在山脚下的官兵（在距演武厅约六千尺处）面北正对演武厅，摆开一字长蛇阵。官兵排列整齐后，鼓号暂歇。顷，鼓号又起，各兵闻声即把鸟枪移至胸前，取出预先盛好火药的竹管，将火药灌人枪腔内。俟第二通鼓号一响，即从枪上取下通条插入枪膛把火药筑实，旋将通条放回原处，恢复右手执枪姿势。一闻第三通鼓号，同时举枪成预备放姿势，并装上引火帽。继之号角又鸣，即端枪向前瞄准。此时击鼓连声，继而暂寂，旋“咚、咚、咚”再起三声，第三声即是射放信号，于是各枪齐放。将军在演武厅上每见对面山脚下亮起一道长蛇似的火龙，紧接着响这一阵整齐的排枪声，便会对左右官员说：“很好!很好!”至此，演习的第一个项目进行完毕。此时天已大明，第二项演习开始：前锋营的官兵各牵骏马，在距演武厅前约百步整齐排列，向将军行礼后即上马表演各种不同骑姿。然后拥至云梯城边，奔马搭人梯爬上城墙，旋即放下软梯。俟官兵全部上了城墙，此项演习即告结束。第三项亦即最后一项是水师旗营（驻长乐县洋屿）藤甲兵演习，以长矛与盾、短刀与长刀相比试，较为精采。演毕，一年一度的秋操至此告终，将军回衙，官兵卷旗息鼓各回驻地。我因当年在秋燥中曾充中军护卫弓箭手，故对个中情形多有所知。
　　演炮，于每年初冬举行。届时各旗官兵齐到东门外溪口星星庙附近的山谷中作实弹射击，将军亦到场检阅。演习场亦有一所演武厅，厅前三百步设一靶子。靶子以铁条制成长方形架子，两脚埋人土中，架上横悬一块长四尺、宽二尺、厚一寸的铁板，铁板四周漆上黑边，中画一个径约五寸的红圈。枪兵向将军行礼后即转身面向靶子，举枪瞄准后连放三枪。若铅丸命中铁板，即会“当”地一响，监靶兵（伏在靶子左右的安全处）就敲起锣来；若未命中，则将手中小旗左右摇动。若三枪全中，由将军发给奖赏或记名补缺．接着演习二人抬炮及红衣大炮（只放空炮，不用实弹），此亦每年例行的一件大事。
　　马政，就是检查马匹，并考察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带兵官的武技，于每年春季举行，地点在汤箭道。届时旗营各官兵将自己所养的马牵来检验，以肥壮、清洁、调教得好为合格。评比时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有奖，丁等则罚。当日，各带兵官要演练“马上三箭”和“马上三枪”，优者记名候补（如遇佐领出缺，防御之优者即可补上）。以马政事关前途，各官无不奋力争取。
　　这里要补充说明两件事。一是旗营官员不一定限制在本旗当官，也可在其他旗内当官，例如原来是正黄旗人，又是正黄旗的前锋，在升官时就不限于只任本旗的骁骑校，若镶蓝旗骁骑校出缺，亦可升补，其他官员亦均如此。二是旗营马匹从何而来的问题．福州旗营中原有官马近两千匹(自马甲以上每人一匹，官员两匹)，其后因马匹衰老退役或死亡又不得及时补充，数量逐年减少。原规定每十年可补充五百匹，后减至三百匹，光绪末叶再减至一百匹，这样，每二十名马甲就只有一匹马了。
　　当时，补充的马是由中央政府拨给的官马。马匹补充期届，福州将军即在旗营中选派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员，携带摺奏前往北京。但不论这人是个什么官，到了北京如无驻京本旗佐领的介绍，这摺奏是无从投递的。例如派往北京的是正黄旗佐领，而他本人是镶红旗人，那么到京后就要去找镶红旗佐领，由后者带他去觐见。而且这佐领还须是管得着他的（一旗有好几个佐领），只有这样的一个佐领才会带他去觐见。为什么这样呢？这就要追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户籍系统了。努尔哈赤兴兵时，其军队编制是以三百人为一“牛录”(满语，等于一队)，用一名佐领率领之。在扩充军队时总是增加“牛录”，数个“牛录”设一名协领率领之，给军旗一面，而军旗共有8面（即正黄、正红、正白、正蓝、镶黄、镶红、镶白、镶蓝），于是就有了8个协领。这8个协领设一都统率领之，数个都统设以将军统帅之。从上述，可知佐领所率领的牛录是个基本单位，又知在每一面旗帜下都有好几个牛录。还须说明的，每个牛录均用其各自佐领的姓名来作番号的，如“扎拉芬佐领下的牛录”、“锡良佐领下的牛录”、“常龄佐领下的牛录”等等。多尔衮率兵进入北京后为统一天下，乃积极扩大军队，而其所扩军队是按一种特定的办法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的，例如：拨到福州用镶红旗官兵，是分别从北京镶红旗营中各个佐领之下拨出的，这样凑集起来的部队从北京出发时，备有两份花名册，一份存北京镶红旗，一份带往福州。部队到达福州后，其协领应随时将官兵死亡及出生的花名册，呈报北京镶红旗注册。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前夕。
　　现在回溯上文所提某正黄旗佐领为领马而上京呈摺奏之事：当他到北京镶红旗营内报称是福州镶红旗人时，这北京镶红旗的人就问他是属哪个佐领管下的。若答说是属“张三”佐领管下的，他们就带着他去见“张三”佐领（这“张三”乃是镶红旗某“牛录”最早一个佐领的名字，现任佐领并不叫“张三”）。见到后，现任佐领即翻查档案并询祖宗三代，所答相符后，才承认来者确是福州镶红旗人。接着询明到京的理由，福州佐领应即交出公文摺奏，至此才能约定带同觐见的日期。觐见前北京佐领须备好一份摺奏，内容大略是：镶红旗“张三”佐领下某人是驻防福州的镶红旗步甲，今有他第×世孙某某是福州正黄旗佐领，因补充马匹一事来京觐见。觐见后经批准就可以到张家口外选马了。选得马匹后从张家口赶回福州，需时两个多月。途中马匹常被私自调换，至福州时良马已不多了。
二、八旗捷胜营的编组及其训练
　　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为维持其腐朽统治，通令全国编练新军。福州将军增祺受命后，即从旗营中选出千余名青壮年，编成前后两个营，称作“八旗捷胜营”。这支新军的编制大致如下：每营辖前、后、左、右、中五个哨（相当于连），每哨分三排，每排分三棚（相当于班），每棚有列兵十二名。各营设管带（相当于营长）一员，督队官员（又称“帮带”）；各哨设哨官（相当于连长）一员，哨长（相当于排长）三员；每排有什长（相当于班长）三名，靠板（相当于副班长）三名。统辖两营的主官叫做统领（相当于团长），其下设一员帮统（相当于团副），又称教练官。八旗捷胜营的办公及训练地点在汤箭道。
　　该营用的兵器是购自德国的毛瑟枪，每枪附子弹盒一个、子弹一百发。这种枪打一发要装一发，但子弹是铅头弹，杀伤力甚强。
　　该营的薪饷：每兵每月仅一两八钱八分银子，折合大洋不过2元6角3分。每月初一各兵到本哨哨长家中领取，所领是市内钱庄发行的票条，限于市内流通。当时列兵所领的钱叫做“薪水”，原来马甲所领的四两二钱和步甲所领的二两五钱叫作“饷银”。青壮年中拿薪水的多，薪水与饷银兼得者少，主要原因是没有退役的制度，老的若不出额，少的就无缺可补。
　　该营初成立时，每人领得军服一套，皮底布靴一双，一尺宽、一丈长的青布包头一块，没有军帽。服装分冬夏两种，冬季是青斜纹布的，夏季是青麻布的。夏季不发给包头，由每人自备一张“遮阳”（其形如扇面，用布骨和青布作成）。军服是中式对襟短衫。在胸前第二钮扣下沿左边绣以“八旗捷胜营”几个字，沿右边绣以“某营某哨”。带兵官的服装也是中式，但胸前不绣字。在袖管上按官阶缝上金线和有蟠龙图案的铜钮扣。统领是三道金线两个扣（正参领官阶），管带是一道金线二个扣（协参领官阶），哨官是三道金线一个扣（正军校官阶）。各官所戴帽子依然是红缨帽，靴子大半是大绒的。1904年以后，各兵取消了包头和遮阳，改换缀有遮阳的瓜皮小帽，带兵官也改戴瓜皮小帽。不久又将小帽取消换成军帽，在军帽平顶上仍钉上一个红丝线制成的帽顶，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这是朴寿将军到任后的创举。
　　编制既定，即开始训练。初时先练习德国式操法，但是旗营中无人熟悉。而又无力聘请德国人员，虽有现成德国操典且经实习，但终未明了。适此时驻福州湘军改为陆军第十镇，旗营乃派人人其中学习，训练始得能够进行。其后清政府感于德式操法诸多不便，而采日式操法较之上算；且赴日留学生已陆续回国，正当其用，于是全国军队都改学日式操法。同时在各省成立武备学堂，聘日本人当教习以培养军事骨干。八旗捷胜营自此亦改练日式操法，并派苍庆祥、寇普亨、吴振祥、窝什图（即王桂山）、吴朗如及水师旗的赖延等到武备学堂学习。其中窝什图以学习优秀，还被送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此外，还在营内设立一所学兵营，招收旗营青少年百名，分为甲、乙两班。甲班习初中课程，兼学初级军事学和满文、英文与日文，乙班习小学课程，俟毕业，即升至甲班。甲班毕业学兵分至捷胜营补缺，并从甲班选拔优秀生人国内军事学校学习或赴国外留学，如何泽培、寇元楷、傅柏英、即敬侯（原名托钦额）、佟剑涛等人保定军官学校，寇文润留学日本宪兵学校，傅宝贵、何玉章留学日本士官学校。
　　从表面上看，捷胜营是日有长进，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其统领、管带、哨官等带兵官大多数由原来的协领、佐领、防御筹兼任，老朽保守，不思更张。以士兵论（有士兵1000多名），则纪律松弛，自由散漫，每日仅集结操场操练3小时，且遇雨即停；平时不过集体生活，散居家中，又无通讯设备可资联络（只靠一名传令兵在各街巷喊叫）。因此集中活动时队伍参差不齐、秩序纷乱，乃常有之事。
三、文化教育
　　旗营中人一般练武的多，习文的少（营中只有武职，没有文官，民刑诉讼均移交闽县衙门办理），所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各旗均设有一个叫做“弓房”的公共练武场所，备有石锁、砂袋、铁球、千斤杠、滑车、铁杠等器具（弓、箭、刀、矛及大刀等由练者自备），并有一名教师专教射箭。各旗兵丁每天卯时集聚弓房练武，辰时散回，或做小生意，或营手工业，晚饭后又集在一起比试武艺。因无人管理，有些人便在外寻衅滋事。晚间比试武艺后，集钱到酒铺吃酒（多在东门外塔头街的隆兴酒库、芝兰亭饭店和津门楼桥边的台丰酒库、亦兰居饭店以及旗汛口的一家酒库等处），酒醉后就在街上打人。经告发检举，有的协领处之四十军棍的惩罚，有的协领则袒护不办，由此至有闹出人命、商民愤而罢市的事发生。每出人命，将军常循私袒护。如1890年某日，其旗丁打死一个汉人，将军希哲（世袭侯爵）以活羊一只、老酒两坛作为赔礼了事，因此激起公愤（后以希哲调往吉林始告平息）。旗营附近（如狮桥头、津门楼、仓前、水部门、东门等地）的居民特将青壮年组织起来，以防旗兵滋事。这些地方的居民称旗兵为“旗下仔”，旗兵则叫他们为“破仔”，直至革命后始彼此和解。
　　旗营中习文的人就学于私塾或书院。书院有两处：一是东门大街的龙光书院，一是河西街的清文书院。在龙光学习的大半是青年，学的是四书五经及《左传》、《尔雅》等，并兼学满文；在清文学习的大半是少年，学的是《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等，兼学满文字母和切音。这些人中的学业优秀者也进贡院参加科举考试。考时，兼学满文的考生不但要作汉字文章，还要将汉文译成满文，合格者始得中秀才或举人，但在“秀才”或“举人”之前冠以“翻译”二字，叫做“翻译秀才”或“翻译举人”。每次科场能得中秀才或举人的不过百分之一。虽也有成为文秀才、文举人以至翰林的，但极罕见。如一个名叫钟音的人就是翰林出身的旗人，曾做到长沙知府，算是200多年间福州旗人中至为突出的一个。至于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武探花，在旗人中就很多了。
　　1905年前后，清政府废科举，设学校，龙光书院乃改为八旗中学，清文书院改为八旗公立小学。除这两所学校外，旗营中亦有人人法政、师范及三牧坊高等学堂学习。营中人从此文化大开，一般也略知国内外的时事了。辛亥革命后，八旗中学改为工厂，安置旗民生计；八旗公立小学改为省立第四小学，其中学生仍以满族居多。
四、风俗
　　（一）“满汉不通婚”的规定及实际施行情况
　　虽有“满汉不通婚”的规定，但汉人闺女可嫁满人子弟，唯满人闺女不能嫁与汉人子弟。查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有“汉不招驸马，满不点状元”的规定，换言之，即汉人不许当驸马，满人许可招驸马；满人不点状元，汉人可以点状元，这是清政府对汉民族的一种怀柔笼络政策，也可说是一种交换条件。既然上边不招汉人为驸马，那下边也就不能招汉人作婿了。其次是民族间的风俗习惯不同：汉人视女婿为“半子”，女婿到岳家赴宴坐末位执酒壶，而满人女婿到岳家则坐首席；再有满人娶亲是在半夜，汉人是在白天，这也是一个障碍。至于汉人为什么可以把闺女嫁给满人，是因为没有这个禁例；且福州满汉相处毗邻，以数代相传，有的家庭间彼此感情浓厚，遂有联姻之事。由于满女不许外嫁，老姑娘便逐渐多了起来，重男轻女思想因之加深，如此恶性循环。老姑娘过剩问题益愈尖锐起来。辛亥后除了禁例，大批满女嫁与汉人子弟，过剩问题始不复存。如任过卢兴邦部参谋长的余柏良与北洋时期久在福建军界任职的杨延英分属满汉两族，余家有姐妹三人年均及笄，但找不着对象，以两家有通家之好，本拟择其一嫁与杨，奈有禁例不能如愿。迨辛亥后余、杨二人均从保定军校归来，杨才做了余家的二女婿。我与他们是同学，其中底细知之颇深，特附记之，以证所言。
　　（二）嫁娶风俗
　　旗营嫁娶礼节多且近于浪费，爱面子人家事毕常负债累累，所以一般人视婚事为畏途。
　　嫁娶事从一开始就至为繁琐。择定对象后，男女双方家长同媒人先将双方年庚帖拿到命馆去“合婚”，以女方有“帮夫助子之命”为“上婚”。如有冲犯，则不成婚。若无冲犯，男方家长则乐甚，乃请媒人与女方家长同上菜馆吃喝（所费全由男方家长支付），约定下礼日期，此谓“订婚”。（合婚前，女方家常将年庚贴持往命馆验过，若八字不好，就求改一张假帖。这样，合婚时八字就都是好的了。男方为防此弊，则于遣媒人提亲时，千方百计地探询女方八字。）
　　订婚后便是“定婚”，届时男家要备四干四鲜礼物。如时在年关，干礼是火腿一付，松花蛋百粒，绍兴酒一坛，板鸭一对；四鲜是二十斤重鲢鱼一对，猪肉三十斤，年糕一大笼，福桔百粒。若在端阳前后，则为粽子百个，白糖十斤；中秋前后为月饼百块，活鹅一对。另外还要备一两重的金如意一对及现洋40元。这算是普通的礼物，好面子人家送的还要优厚些。
　　结婚时要办四天酒席。第一天叫作“落桌”，专为招待至亲好友中前来帮忙的人。第二天叫作“嫁妆”，是大会亲友的正日子。中午贺客盈门时，大家将嫁妆送至男家，除新房应设家具及四季衣服与门帘床帐等外，皮箱内有男方先前送的金如意和女方陪送的金手镯及簪、环等首饰．女方并请四个好命人到舅家代为布置新房，同时向男家交代所有陪送的东西。此后，新郎在一个“好命人”陪同下到女家去道谢。新郎到女家后，立在厅堂中央先向女家祖先叩九个头，然后向女家长辈各叩三个头，遇到长辈多的，新郎一起一跪要连续叩上几十个头，这规矩实不好受。新郎回家后即忙于招待客人，直至夜晚二更始大开筵席，三更起轿抬新人。四更新娘子抬进门。新娘身穿大红湖绉的丝棉旗袍——即令伏天亦如此，足穿蓝布袜和薄布底、青布帮的绣花鞋，头上梳一对抓髻，髻上插两支四季纸花，俨如一个女道童。新郎先已立在弓箭案前等候。案上斗内盛满一斗米，三支箭插于其中，弓弦搭在箭上。新娘下轿后同新郎先拜弓箭，然后拜天地祖先，继而送人洞房。洞房门口侍立二人手执腰刀，一俟新娘进房即将刀入鞘（俗称“镇煞去邪”），所发声响足使新人吓一跳。新娘进房后坐在床沿等候新郎前来掀盖头，新郎掀了盖头后，由好命人扶着出房。这时新娘要在床上面对喜神盘腿坐定，不许伸腿及大小便，不许讲话，如参禅般地直坐到次日二更，计16小时之久。为防人洞房后要大小便，新娘嫁前不得不绝食，实在要吃也只能吃些干果之类的东西，真是活受罪。新娘坐床的那一整天就是第三天，叫做“筵席”。这天，要置备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本旗长官，并请几个有功名的人作陪。这些人全着官服，循规八席，新郎要向他们叩三个头。席散后亲友们又集起来吃喝，至夜二更才散。嗣由好命人将新郎送人洞房，俟新人吃了交杯酒和长寿面，将长寿烛点燃，然后退出。至此新娘始能将腿伸直，如获大赦。第二天黎明，女家遣人送来点心，一般是红糖糯米粥，同时送来若干包有二角小洋的小红纸包交与新娘。新娘吃过点心后即由来人侍候着梳洗打扮一番，然后新郎在前，新娘在后，先拜厨神，后拜公婆。继之见过男家大小，凡小一辈的，新娘都给一个小红纸包，这叫做“见面礼”。此后女家陆续来人探望，来者必乘轿，随在轿后的佣人手捧一盘蛋糕，男方将糕放下一半，付与轿资及佣人赏钱。每来一个至少要四五角开销，如果女方亲族多，这笔开支也不小，这一天就是第四天。第五天是女家接女儿回门的日子，亦办酒请亲友看新郎。从以上婚嫁的开销来看，若是马甲，以其每月四两二钱银子、一担米的钱粮收人哪能负担得起。那这一项钱是哪来的呢？原来每个马甲都有“马底”（相当于福利金），其法是每月扣一钱银，以20年为期，应得二十四两。如遇急需可先借（我于1911年升学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时曾借过此钱，合大洋33元6角），若无借用，于本人死后由家属领回。其次是“公帮”，分为“公帮”、“红帮”、“白帮”三种，在外求学由各人饷下扣帮叫公帮，结婚叫红帮，丧事叫白帮。这样，结婚时马底合红帮，约有五十多两银子可用。此外，就是亲友的贺礼份子（通常是四百文至一元)，约可得百余元。如再不敷，就只有借债了。到光绪末叶，物价起涨，生活费用日高，再这样铺张均认为不适当，但以面子故依然难以改变。1908年光绪与慈禧相继死亡，清政府通令全国在一年内不许宴会，旗营服丧三年，停止嫁娶，凡已定婚并正筹办结婚者，限三日内从简办理。结果在三日内，旗营官兵结婚的竟达百余家，一些未定婚者亦趁此机会结婚，所费不过数元：雇一顶花轿和几个吹鼓手，把新娘抬过门就了了事。此后旗营嫁娶风俗有了改变，铺张现象已不多见。辛亥后更起大变革，通常一日内就办完喜事（但仍有人依旧俗在三更时迎娶）。
（三）丧事风俗
　　家中人亡故后，将死者遗体横摆堂中，头西脚东，未俟“姑奶奶”来到不得人殓。姑奶奶有老、小之分，老姑奶奶是死者的姐妹，小姑奶奶是死者的女儿（均就已出嫁者而言）。这姑奶奶权最大，丧事办理中，一切都听她支配。此风俗颇特别。此外，还有“出殃”之说，照此说，人死后要请道士开好‘‘殃榜”贴在灵前，上写某日某时“回殃”（指亡灵归来），全家人在这天要藏避起来以免“冲殃”，并在死者生前所住房内洒布石灰。如第二天发现灰上有痕迹，全家即放声大哭，认为魂已归来。实际上痕迹多半是鼠、猫的足印，或系小偷趁死者全家“躲殃”之机人室行窃时所留。再说丧服，孝子不披麻执杖，仅穿粗布白袍，腰系白布条，头戴青布小帽附以白帽顶。出殡时扛一白幡，父丧扛在左肩，母丧扛在右肩。女婿穿漂白布袍，腰束白布孝带，头上帽子或缎或绒均可，足上穿缎子鞋，肩上扛一小红幡，男左女右。灵枢抬到坟地人土时要姑奶奶监视着，姑奶奶说声“好”，孝子方敢填土；若姑奶奶不作声，谁都不能填土。这种风俗系自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相沿而来（笔者曾在上述地方亲眼见过）。
　　（四）祭祖风俗
　　祭祖于初到福州的祖先的忌日举行，每年一次。这一天到来时，将供奉的龛门打开，在桌上依序摆上列祖香炉，从香炉引一条用青棉线搓成的粗长线，一直引到大门内预先竖立的“梭罗杆”上。此梭罗杆是上了黑漆的一根小柱，高约丈余，距顶端约二尺处有一旗杆斗，从香炉引出来的长线就系在这个斗下。斗内放有一块四两重的肉片，是喂乌鸦的。据说清太祖努尔哈赤成大业前，某次在长白山与人一起挖人参，为附近部落的人所逐，急藏身于茅草丛中。适一群乌鸦飞来停在草丛上，追者至此见乌鸦群集，以为无人，乃向他处追寻，太祖始得活命。后来太祖以不忘乌鸦之恩，食肉时必分割一块置于旗斗任其啄食，并令部下也这样做。这就是祭祖时在旗斗内放肉的由来。祭祖时杀猪一只，将肉割成若干四方块（前此先割下一小块放人旗斗），煮熟后盛于器皿中，供在祖先牌前。这时不论何人经过门前，一见旗斗内有肉，就可进门等着吃肉。进门时不必向主人打招呼，熟人间也互不言语。到时客人自动聚集，每六人一桌，只坐三面，空出一面。坐好后，这家的长子或长孙捧来一块四方肉，跪在空着的一面之前，用刀将肉切片，盛在盘内敬客。知道规矩的客人见其将欲下跪，即说“免了罢”，后者就将肉交给厨师代切，向客人叩一个头后即离开。吃完肉，主人尚备有四炒一汤和米饭，客人吃得酒足饭饱不谢而去。如对主人道谢，主人反不悦，认为不吉利。祭祖的人家在这一天，都希望猪肉被吃得干干净净，认为这样才吉利。如客少肉剩的多，就将肉分送四邻，“以免灾祸”。
　　实际上，福州旗营中，似上述那样祭祖的并不多，因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蒙古族，自没有这样的风俗；即使满人中亦有许多人不这样办，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五、辛亥革命前旗营的内部动态
　　这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第一阶段
　　此阶段以1898年康梁等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为始。变法在福州满族旗营官兵中造成了一场震动，当时谣传各省驻防旗营将一律回老家去开垦。所谓老家，即指东北而言，而福州满族中人以祖代相传是长白山人，均认定老家是在长白山（福州北门外马鞍大夫岭及东门外的康山、金鸡山、溪口山、莲花山、上坡、提井等山的满人坟墓石碑上，均刻有“长白”二字），就连旗营中的蒙古族人也视长白山为老家（他们的坟墓石碑上也刻着“长白”二字）。无论是满族还是蒙古族，大多数的人都愿回老家去开垦，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生活困难。这时候生活费用比一百多年前初来时要多出好几倍，而旗营的钱粮依然不变，且人口日见增加，于是生活日益困难。上文提到，一个马甲的月钱粮收入仅四两二钱银子和一担老米，若其家有八口人（这样的家庭并不少见），焉能养得活？而且，这样的困难户在旗营中居了多数。为生活所迫，他们总想寻条生路，希望有所变革，因为没有变革便没有生路。所以他们一听到要回老家长白山去开垦，无不手舞足蹈，欢天喜地，盼着命令传到。不料变法失败，光绪被囚，消息传来，不啻冷水浇头，大失所望。但也有一部分人是不愿回老家的。这些人多半家口轻，没有生活包袱，终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认福州为一块福地，而回了老家，就要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下劳动，太艰苦了！尚有小部分人是顽固派，他们认为回老家就是丢失江山。这些人大多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坚决反对回老家。
　　（二）第二阶段
　　此阶段自废科举、兴学堂始至武昌起义前夕止。这时期风气大开，旗营中产生了许多知识分子，如留学日本的王桂山、王文楷、寇文润等，从福建讲武堂毕业的吴振翔、苍庆祥、冠普亨、王文均、王文佑、傅可亨等，从保定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的寇元楷、何泽培、王元溯、傅柏英、郎敬侯等，还有从福建省立各学校毕业的傅椿年、傅雪樵、佟济煦、赵友熙等。以上这些人完成学业后多不在福州旗营当差。如王桂山在北京禁卫军任教练官，郎敬侯在北京禁卫军当连长，寇文润在北京当宪兵教练官，何泽培在保定军校任队长，赵友熙在南洋爪哇当教员，佟济煦在北京皇宫供职，王文楷在福建警察学校当监督；另外还有吴鸿恩在北京任军机处章京，赵福荪在北京任度支部主事，杨雪岩、何玉环在南京任督练公所教习，以及江某（忘其名）任南京陆军第九镇工兵营管带等。这些在外面做事的人经常将外面的时事消息传到旗营中来，加之这时已经有了报纸，因是旗营的人们再不像以前那样闭塞了。风气愈开，人的知识愈有进步，旗营的知识界中人均认为革命爆发不可避免，而在目前旗营中毫无生计可言，生活日见困苦，一旦革命爆发，这数千人的生活安排是个大问题。于是有人向将军建议，从所存库银中拨出若干作为八旗生计费，施行开垦、种植、牧畜、养蚕等生产事业。但将军不以为然。旗营中便有一些人自动集资，在东湖学兵营空地上种植了500株荔枝，养了数百只鹅，由学生分段负责管理；在各大池塘内养鱼种藕，将前锋营场所改为蚕桑局种桑养蚕，并劝导旗营各户家庭妇女，勿以“嫁汉”即为“穿衣吃饭”的思想给丈夫背上生活包袱，每个妇女都要从事生产，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当时记名副都统明玉（原镶红旗协领兼捷胜营统领，时已告老退职）的家率先养蚕，起了带头作用，从此旗营妇女掀起了家庭生产的热潮，有织布的，有纳鞋底、鞋帮的，有养鸭的，有养蚕的，有做爆仗的，有扎花炮、花灯的。这样的热潮一直延续到革命前夕。
（三）第三阶段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旗营的知识界中人意识到福州即将爆发革命，因此时革命已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也抗拒不了的，为此，应准备良好的对策。大多数人主张和平解决，以不流血为上策。但将军朴寿一味主战，他认为革命党入主要是从外地来的，只要严密防守，革命党人就无隙可人，革命就不会爆发了。他还认为，第十镇统制孙道仁是绝对不会参加革命的，因为他是攻打太平军的功臣孙开华的儿子，是世受皇恩的人。因此，当有人向他透露孙的部下已全部参加革命的消息时，他坚决不相信。尽管朴寿反对，旗营中的新派依然主张和平解决，只是碍于朴寿的固执，一时不敢违抗，只有待时临机应变。一些顽固派拗不过新派的主张，于是既不言战，亦不言和，手足无措，终日在朴寿面前唯唯诺诺，一点主张也没有。
　　此后，情况一天天地紧张起来，但朴寿仍“胸有成竹”东、南、西、北、汤、井、水七个城门，城楼上驻有第十镇湘军（俗称“湖南勇”），城楼下驻有八旗捷胜营的旗兵，革命党人是进不了城的。他虽也知道仓前山、大庙山、吉祥山等处有革命党组织，并知道编有敢死队、炸弹队等，但认为这些人全是学生，“秀才造反不能成其大事”，只要派人侦察得到真情，就可以一网打尽。因此命令正蓝旗佐领兼捷胜营后营管带王斌组织侦察队。侦察队由从捷胜营内选拔出来的三十余名青壮兵士（以能说很流利的福州土话为合格）组成，授以暗号、密语、手势等，以南门外茶亭的茶座为联络站，见面装做互不相识，以吸水烟袋及喝盖碗茶的手势为联络暗号。但这些人一直到了革命爆发，依然没侦得革命党人的秘密组织究在何处。
　　在用兵上，朴寿也费了一番心机。他将捷胜营洋枪队十个哨中的七个，分别布于七个城门，将所余三个哨分别布于将军署护街、都统署护街和大斗彩巷北端的安奶庙内（实际也是为着护卫将军署的）。兵力配备如此之散，足见朴寿之蠢。但他还不以此为足，认为从水部门经东门直到汤水关闸的一段城墙是空隙地带，须派兵把守，而此时已无兵可派，乃异想天开，召集旗营原有马步甲兵五百名成立五个哨，每哨一百名，取名“八旗巡防营”，以正蓝旗协领长志主其事，以苍庆祥为教练官。这是福州辛亥起事前八天，即1911年10月31日的事。我也是这巡防营的骨干之一。我本是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学生，怎么会到福州来充当这种角色呢？事情是这样的：
　　武昌起义后南京动摇，张勋将城门关闭，大杀没有发辫的人。在校同学全无有发辫，因是纷纷逃出南京，各归家乡。我是10月30日重阳节那天回到福州的。和我一同回来的满汉两族同学共有40余人，上岸到达台江汛已是傍晚6时了。这时忽闻各城门在7时就要关闭，于是快步从万寿桥头赶往南门。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发辫，身穿学校发的新式军服，足上穿着后跟钉有细掌的皮鞋，几十人一起走在南门外的石板路上，鞋跟着地时“铿铿”连声，吓得这十里长街的店铺家家闭门，各段保甲民兵也吓得将栅门关闭（沿途早已设上许多水栅栏门），只开边门让人通行。我们都没有发辫，这似乎成了“护照”，沿途并无一人查问，商店店员和保甲以为是革命党来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惊慌。我们亦据此判知福州已处在紧张之中。我们赶到南门城口时只差10分钟就7点了。进城后其他人各自回家，而十余个满族同学被把守城门口的旗营士兵拦着请入城门官厅休息（我们和这些士兵多属亲族，彼此熟悉）。士兵们将我们团团围住，打听外面消息，我们也向他们打听福州情况。有个哨长锐某（忘其名）说：“朴寿将军是个大混蛋，将我们这哨官兵放在死地。城楼上驻的湘军已参加革命了，一旦革命爆发，各处的栅栏门一关，我们就进退两难，成了瓮中之鳖。我们主张撤退而将军不允。现在井楼门、北门、西门都有一个哨把守，我们这几百人的性命要全送在混蛋将军手里了!”言语中颇带激忿。我们问他作何打算。他说：“我们官兵已准备好便衣，以平素与湘军和附近保甲感情不坏，到时必事先得到消息，我们就溜之乎也，除此并无别的打算。”
　　翌日晨8时，从南京回来的20个满族学生到将军署报到（否则要受处罚），人署后排列在二堂左侧。顷之，将军朴寿穿着蟒袍黻褂，头戴红顶花翎，从内送客而出。客人也头戴红顶花翎，不过没有发辫。仔细一看，原来是与我们同船而来的旅客。再一打听，是新到任的福建咨议局局长。朴寿送客回来后，我们向他行大礼，跪下叩头；而叩头不能不脱军帽，这一下就露出光头来了。朴寿一见，立刻面带怒容说：“你们全是洋学生，都参加革命党了罢！”我们只回答“没有”二字。他又说：“你们既没有参加革命党，为什么没有辫子呢？”我们说：“这是陆军部的命令，哪敢违抗！”他语塞了，继之说：“你们回来得正好，现在成立了巡防营，就在隔壁箭道内。你们去见钻什搭长志，由他派你们差使。”说毕就进衙内去了。我们立刻到隔壁箭道去见长志。长志一见我们很是愕然，问我们是怎样逃回来的，见到将军没有，将军对你们没有发辫的看法，等等。我们都一一回答了，并说将军派我们到这里来听候差遣。长志说：“正好!现在成立了五个哨，你们到哨中去帮同训练，每哨四人。今天是兵丁报到日期，你们即刻去吧!”于是唤来五个哨官，把我们领到各哨去。我被分在前哨哨官何泽培的管下。这何津培刚从保定府回来，他是陆军协和速成炮兵科出身，毕业考核时名列第一，被学校留用，担任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排长，武昌起义后因学校遣散回到福州。何泽培手执新兵花名册，将我们四人带到僻静无人之处说：“将军是个大混蛋，成立巡防营有什么用？”“他将花名册打开，说：“这里的人全在50岁以上，都是我们的伯叔长辈，他们能干什么？”接着，把花名册分给我们。很快，来了一些老弱残兵，我据名册（中列25人姓名）按名呼唤，片刻集结了25人，依高矮编成一小队。通知他们午后一时开始训练，然后解散，各自回家吃午饭。这些人穿着各式各样的便衣，训练时对立正、稍息、开步走等等一窍不通，甚至有人在开步走时同时摆左手、伸左脚，令人啼笑皆非。第二天（11月1日）每人发给一支老毛瑟枪；第三天学装填子弹，有的人学了一天仍不会；第四天连射击姿势还未及学，朴寿就下令将各队分配到水部门沿东门至扬水关的城墙上去巡逻。我所率的25人被分配在水部门的水关闸城楼上，主要任务是防止革命党人爬城。这期间听到许多传言：有人说武昌城内驻防旗人全部被杀，满族妇女被蹂躏；有人说旗营组织了500人的杀汉团，以文楷为首，准备出来烧杀。据我所知，这后一说不是事实：文楷是个文人，根本就没参加什么活动。因他为人骄傲自满，在警察学校当监督过于跋扈，常得罪人；加之在日本留过学，招人妒忌，故有人造此语言以激民愤。所以当时旗营中对此说均一笑置之。而成立由500人组成的巡防营则是事实，且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福州举事前夕，第十镇统制孙道仁曾面见朴寿，好言相劝他“识大体，明大局，不要过于固执”，这时朴寿才知道孙已叛变，乃将他软禁在署。总督松寿知道后即请朴寿将孙释放，以免事端扩大。朴寿初时不肯，因他认为，只要孙发命令不许部下革命，部下就不会革命，将孙软禁就能达此目的。松寿的想法与朴寿不同，他认为革命爆发已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挡的，软禁孙道仁只会使革命爆发得更早，并将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因此再三力保，朴寿乃将孙释放。此时朴寿虽明知孙已变，情势更趋危急，但仍未回心，反变本加厉地严命旗营各户准备洋油、石灰以防不测。如果湘军进攻，即决一死战，不得已时全体自焚，并合妇孺集结一处。令下以后各旗不得不准备。对此，新派中人不以为然，顽固派则认为“理当如此，以表忠节”。
六、福州辛亥举事时旗营内部情况
　　1911年11月8日午夜福州光复之役开始，此前数日已有若干征候出现，如杂居在旗营地域内的汉族住户全部向外迁移（有的留一二人看守门户，有的将房门反锁不留一人），有些嫁给满人的汉族妇女已被娘家接回，气氛至为紧张。但旗营到这时候依然未作什么战斗准备，所以炮响之后，手足无措，情形异常混乱。因此撰写时很难找出头绪，只好按当日事态发展情况依次叙述之。
　　（一）炮晌之后
　　福州举事是以于山上的一声炮响为发端的，而响炮又是以驻在水部门城楼上的湘军所击鼓声为号的。湘军在水部门城楼上设有一个哨，该哨平日夜晚起更时击的是一面破鼓，但11月8日晚上起更时突加了一面新鼓，新旧两鼓齐鸣，与平日大不一样。守在水关闸的满族官兵（计捷胜营一个哨和巡防营一个哨，指挥所设在天后宫东侧的奎星楼内）听到鼓声均甚惊异，判断当晚定有事变发生。至五更鼓时，突不似往日般击上五声，而是乱鼓咚咚。鼓声末落，于山上即用山炮放了一声空炮，于夜静更深中震动全城。炮声一落，驻在水部门城楼上的湘军放起第一枪，随之枪声大作，部分火力集中射向水关闸的旗营哨所，另部分火力则以城下的旗营守城官厅为目标。此时官厅内只有3个老弱残兵（属旧式编制），他们被枪声惊醒，出来探望，结果全中流弹，死领催、马甲各一名，伤骁骑校一名，水关闸城楼上的捷胜营亦有一名士兵受伤。枪声停止后（枪响了不到一刻钟），只见水部门城楼上亮起一片红光，原来是湘军正准备向于山方面撤退，用煤油、稻草在城楼上放起火来。此际旗营妇女老幼大多拥到将军衙门西花厅准备自焚，留住在旗营地域内的汉族居民则成群结队地往东街方向逃跑，混乱不堪言状。
　　（二）从抵抗至投降
　　9日天明后，陆军第十镇山炮营的山炮开始从于山上向将军衙门集中射击。此时聚集在将军署西花厅的旗营妇女老幼约有千余人，内中一个妇女小腹上中了炮弹破片，立即气绝，这些人吓得乱作一团，冲出衙署大门四散奔逃，一部分躲进东门大街亲友家，大部分拥到东门大街八旗公立中学堂内。将军朴寿问左右这炮是从哪里打来的，左右答以是从法政学堂后山打来的。他一听即断定法政学堂是革命机关（没听清“后山”二字），乃命人传令凑集部队攻打法政学堂，务必将学堂内的大炮夺回。令下后就在东门大街拼凑了200余人，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闹哄哄地蜂拥而去。这些人一半冲进法政学堂，一半从八十一阶向山上进攻，枪声很是激烈。革命军炮兵阵地发现从法政学堂楼上窗口有枪弹飞来，即用炮向法政大楼轰击，学堂钟楼被炸倒塌，大钟连滑轮落在院内，被旗营某兵发现，以为是山炮，乃跑回向将军报功，将军派人到处找何泽培去拖炮。迨何泽培赶到现地，一看乃是大钟，怒气冲冲地说：“到这时候还开什么玩笑？”攻进法政的士兵即随何泽培退回到东门大街，从八十一阶往上进攻的人也因前进不得退回（于山上的炸弹队往下扔了两个炸弹）。这时防守大斗彩巷北首安奶庙的捷胜营一个哨，一部在化民营口柴火店内从墙壁所挖枪眼向外射击，阻止狮桥方面湘军进攻；主力以安奶庙的马鞍墙为掩体，在庙房顶往狮桥方面射击，阻止河左岸湘军进攻，枪声很紧，这方面的战斗似乎很激烈。其实，在狮桥头方面并没有湘军，也没有其他的起义队伍，只有少数哨兵不时向安奶庙射击而已；而这方面的捷胜营士兵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就不停地向狮桥头方面射击。有的士兵自夸能干，对邻兵说：“我已射击200多发子弹了。”邻兵说：“你没有我多，我已射出将近300发了，可惜枪膛发热。”真是可笑之至!当时就有人说这不是打仗，简直是儿戏。
　　这时候，旗营有三处起了大火：一处从水部门城楼烧起，经秀冶里烧到鳌峰坊；一处从鳌峰坊向西沿津门楼往下烧；一处从高节里“六号科甲”叶宅烧起（因中了炮弹），直烧到大王府附近。于山上炮声不绝，主要目标是将军署，但其他地方，如高节里叶宅、河西街十使庙前、秘书巷内、东门城楼以及城外金鸡山麓，皆有炮弹落下（事后传闻，是炮兵阵地上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跛足的美国传教师乱放的）。朴寿此时见兵无斗志，而且到处起火，革命军的山炮又造成很大威胁，沉不住气了，遂携同眷属逃出将军衙门，往河东街方向抱头鼠窜。这时，在蒙古营明玉家中聚有许多旗营知识界中人，正商议如何打开这一僵局，朴寿和他的眷属由统领德润陪同突然来到，大家便问他应用何法以善其后，而朴寿只是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朴寿退出后，有人说这时不能由他了，乃决定投降。即在明玉家索出白布一匹，以六尺长为一块，剪成好几块。由明玉次媳提笔写上“将军已走，停战再议”八个大字，共写有七八块布。这明玉次媳即钟音之女，吴振翔之胞姐。光绪选妃时曾到北京应选，未被选中，回福州后嫁给明五次子额勒登武。她长于书法，所以旗上的字全由她一手书写。写毕，将布拴在长竹杆上即成降旗，找七八个人将旗悬在城楼高处，但革命军方面未予理会，山炮仍不绝声。于是再制降旗，分书“愿缴军械”或“缴械投诚”等字样，在悬出降旗的同时，公推吴振翔为投降使者前往革命军指挥部。（吴振翔原是福建讲武堂第一期出身，许崇智任过讲武堂教师，许与吴因此有师生关系。吴又曾在长沙旅居，能说湘语，兼之第十镇初级干部中讲武堂同学居多，因是旗营中推吴担任使者，是最适当的）。吴手执白旗，率领数人挑着数筐洋枪机柄，经九曲亭直奔于山。行至九县奶庙山坡下时为守在该处的机关枪连所阻。机关枪连连长傅全懋（河北枣强人，从保定陆军协和速成骑兵科毕业后，分配在第十镇任用）问明吴之来意后，乃带吴到大士殿指挥部面见协统许崇智。许见吴来确有诚意，立即下令停止炮击，并命排长陈金魁随吴下山招降。陈吴二人来到明玉家与各人见面（未通知朴寿），陈说：“我奉许总指挥命前来招抚，只要旗营官兵全部缴械就不究既往，一视同仁，彼此就是一家人了。”接着传谕旗营官兵缴械，在东门大街集合，由陈率领行至九县奶庙前山坡下的机关枪阵地左侧，将枪械放置地上，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了。许崇智派来传令一名对陈说：“旗营官兵缴械后立即回去协同革命军救火。”陈照此意传达后，旗营官兵立刻各自回家取水桶等器具，接着分配地段开始救火。
（三）战事结束之后
　　我当时被分配在水部门地段救火，火熄灭后已近午夜，甚感疲倦，乃回家卧在床上，但不得安眠：一闭上眼睛，战场上的尸体惨状立刻浮在眼前，此时方感觉恐惧；而白天在战场的枪林弹雨之下，反不感觉恐惧，哪里枪声激烈就跑到哪里去凑热闹。正似睡非睡间，突传来消息：蒙古营口何芝田全家投井自尽。何系我的满汉文教师，与我有师生关系，就立即前往营救。到了何家，见许多人正在井边救人，首先救出其女云英，继之救出其子（忘其名），随后捞上芝田夫妇二人，业已气绝，当时人多手乱亦未施行人工救急法。原来何全家投井时夫妇先投，子女后投落在父母身上，井水又浅，因此未致淹毙。正在何宅忙乱之际，又有消息传来说：在珠妈庙河沿救火的文楷和玉斌二人被革命军的军警同盟会办事处长彭寿松部下逮捕，指他二人是放火者。在何家的许多人当即断定必是有人挟私陷害，因众人皆知火是水部门城楼上的湘军放的。正纷纷议论问，又有人前来报说：“河东街火巷口教弓箭的锐老师也全家投井自尽了。”于是这一群人又奔到火巷口去救人，情形与何家一模一样，也是救出一双活命的儿女（子名庸书，女名萍），说老夫妇二人毙命，众人皆云这真是无独有偶的事。正叹息间，忽听东门内有枪声传出，众人异常惊慌，胆大的就朝枪响方向奔去。行至汤井巷口东侧，见有许多人在镶红旗协领定煊门前向内观望，经打听，始知定煊已悬梁自尽。就在此时，忽有人从东面跑来叫说“东门城边失火”，众人乃一同奔往救火。跑至东门里时，见路北第三家火光烛天，原来是捷胜营哨官若钦额家失火。进门一看，天井当中燃着一团大火，细看之下，火中是自焚的几名妇孺（先捆身棉被中，再浇上洋油），已无法抢救。再至厅堂。见倒卧弟兄三人尸体，尸旁各有步枪一支，这才明白适才的枪声乃他们三人自杀时所放。计若钦额全家大小死亡十余口，只剩在北京的五弟托钦额（即郎敬侯）一人了。上述这些人何以要自杀呢？主要是受旧礼教的毒害太深了。他们中何芝田是翻译举人，其余亦全是翻译秀才，终日在家死啃四书五经，一脑子的孝悌忠信，不善交际，见识不广，思想顽固，以致“尽忠殉职”。
　　至于文楷、玉斌被彭寿松逮捕一事，后来才知其详，原来是一个叫朱一青的人所为。朱久居旗营地域内的河西街，与文楷为邻，他虽系同盟会中人，而素质不良，骄侈淫逸，家中有四房姨太太，为文楷所不耻，彼此颇有恶感。举义前夕，朱想邀功，以在革命后的新政府中取得要职，乃在同盟会中捏造事实，说他居住旗营多年，侦知文楷是杀汉团首领，组织有500人的冲锋队和放火队；说玉斌编组数十人到南台一带侦察革命军军情（有人至南台侦察属事实，但并非玉斌所组织），因是同盟会大部分人信以为实，乃捕二人。二人被捕后，革命政府曾多方调查，但未获根据。年余后彭寿松失势，二人终被释放，文楷携眷迁移北京，玉斌则赴南洋谋生。
　　11月10日晨，我在河东街得贵巷与革命军第38标管带孙葆鎔相遇。时孙骑匹白马，率荷枪士兵九人，正在街上巡查（马前举有白旗一面，上写“查奸安众”四个大字）。孙即询问寇文润家住何处（时寇在北京），我将其引到蒙古营明玉家的隔壁，孙即下马进入文润宅内。文润老母出见，孙即向前施一大礼，然后说“老伯母受惊了”，并说吴景震（革命军第39标管带）也托口信，要他代为请安（孙、吴、寇三人是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吴之胞妹系寇之未婚妻，寇、吴二人是郎舅关系）。旗营经孙巡查后，人心均有所安定。
　　是日上午，东门大街聚集了许多人，全是为着打探善后消息到这里来的。有人说又不是在逛集市，这样聚集不好，不如到汤箭道去等候命令传达，再说那里也比较方便。于是众人转至汤箭道内。此后不久即传来消息：将军朴寿已被革命军“请去”，统领德润随行，等等。大家便纷纷议论起来，有人说朴寿此去凶多吉少，有人说可能是为着商议善后事宜，均是揣测之词。午后2时左右，随同朴寿到于山上去的统领德润从营门外珊珊而来，大家急围前去打听消息。德润命大家团团围坐在操场上，他也席地而坐对大家说：“我陪将军到了于山大主殿的会客厅内，管带孙葆璐接待我们。将军说肚子很饿，孙即命人煮了4个鸡蛋。食毕，将军求见统制孙道仁，孙葆璐即答以‘代达’二字。约过30分钟，彭寿松的几名部下忽人厅把将军带走，不多时即有一人手拿一缕发辫前来说：‘这是你们将军的辫子，他已经斩首正法了。’并说：‘你不要害怕，立刻放你回去。你回旗营后即传谕大家赶快将存匿的军械全部缴出。如敢故违，一经查出，定要严办。限午后3点在将军衙门前集合，到时自然有人带你们去缴械地点……”德润说完这席话，停了片刻，又说：“你们以半数人将捷胜营库房打开，将所有枪弹取出，持往将军衙门前集会。其余半数的人赶快通知各家各户将枪缴出，也在将军衙门前集合。限3点钟以前到齐，不要逾限，更不要隐匿不缴。昨天缴的枪支只有大半数，还缺很多，今天务必一律缴出，万勿隐存，如被查出，定要杀头，到时可不要怨我了。现在时间不多了，大家赶快行动。”众人闻毕即四散飞奔，传达的传达，开库的开库，3点钟以前即有三四百人在将军衙门前聚集，体壮的一人背两三支枪，体弱的背一支，均枪口向下，枪托朝上。到了3点钟，果然来了一位军人，带着这股队伍出旗讯口，经仙塔街、津门楼、鳌峰坊、九曲亭，向缴械地点——九公奶庙前的山坡走去。到后，各个放下武器，继而整队赴南校场（第十镇的营房和练兵场设于此）。当经过天君殿、观音阁（革命军总指挥部设于此）和丹井，走到半山亭时，见亭内放着一口白木大棺材，上写“福州将军朴寿之灵枢”字样，又见亭前石阶上有一滩鲜血。接着继续往前走，过白塔寺出南门，到了南校场。进场后营门紧闭，禁止外出，大家在草地上面北席地而坐，个个心里忐忑不安。不久，第38标管带胡季高前来训话，大意是：既已缴械投诚了，就不必有什么惊慌，现在都是一家人。少时发给每人一些点心钱，可以买些东西吃，到时就可以回家了。但一直等到初更时分还不见动静，大家又狐疑起来了，有的说“情况不妙”，有的说是因为“时间未到”，有的说担心旗营里生了什么事故。正谈论间，适才发给每人一元钱的排长陈金魁率领数人举着火把前来。陈发令集合，继之对大家说：“你们都可以回家了，因为有点公事，害得大家受等了。”说毕命士兵燃起火把，正在此时，北面城墙上突响起机关枪和步枪声，子弹从头顶飞过，大家吓得迅速跳人演武厅前的壕沟内，陈排长也躲人沟内并向城上大声喊叫“不要打枪”。有人在壕内低声说：子弹均从空中飞过，不要紧的，可能是管带胡季高在向我们示威（事后证明此猜测正合事实）。片刻枪声停止，陈排长说：“好了，好了，没事了，大家走吧!”于是在陈排长率领下鱼贯进入水部门。陈排长说：“好了，我不送了。大家可以自由地各自回家。”这陈排长以后率领全排士兵进驻河西街青都观的穆公祠内，常川担任革命军与旗营间的联络。大家回家后，始知在被拘留于南校场时，革命军曾派人到旗营挨户搜查枪支，但寸草未拿。革命军的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始为大家信服。
七、善后处理及此后的一些情况
　　（一）善后处理
　　光复后第三日晨，陈金魁排长来到旗营，将知识界中人集合于八旗公立中学内开会，说他是奉命而来，要和大家商谈几件重要的事。兹将其所说各点录于下：
　　1．所缴枪械数目与所知尚不相符，希传知各户，如有将枪支弃于井内或池塘、河中的，应立即报出地点，以便派人打捞，保证决不追究。
　　2．今后当然没有钱粮了，现在政府拟用治标办法，开仓放粮，每人每日一升，就以此地（即八旗公立中学）为发放地点。无依靠的孤寡，每月发给救济费少许，以资生活。
　　3．对人员失踪及战死情况之调查要从速进行。旗民死于汉界内者由革命政府调查，汉民死于旗界内者由旗营调查，俾家属认领尸首，以便掩埋。
　　4．把八旗公立中学改为旗民生计处，将来当改作工厂，以从事生产，维持生活。
　　5．迅速造具旗民户籍册，将旗籍转入闽县籍，将户籍呈送闽县注册。
　　6．房地产问题：规定个人房产归个人私有，由个人自由处理，但地皮应归公有，有房产的人应缴纳地皮租。各旗在城外的“官山”（即公墓），其所有权应归原来山主，由其自行处理。唯旗民此后安葬，仍可不交地价。
　　陈排长最后说：“目前一切善后由前副部统胜恩负责办理，从现在起应分头办理的是：调查枪械抛弃场所和件数，调查死亡人数与死亡地点，迅速造具花名册以便放粮。我本人只负传达联络之责，至于今后如何办理，应听候政府命令。”说毕，所有在场的人即编成数组，就陈所说各项开始分头办理。此时，公立八旗中学门前已挂上“八旗生计筹备处”的牌子了。
　　我当时被编人死亡调查组内，该组经多半日的调查，得有如下结果：汉人死在旗界内的计有6人，其中5人陈尸河东街得贵巷口，1人因中枪弹而死，4人被短刀刺死，另1人尸体系从渡尾街桑园井内捞出。经了解，这6人乃省立工艺传习所（设于水关闸附近）职员，于战乱中从所内逃出，跑在最前头的1人被玉斌用骑枪射死，跑在中间的4人被几名旗民妇女刺死，跑在最后的1人拐进渡尾街时见无处可逃，乃跳井自杀。调查一星期后，尸体才由掩埋队收殓，亦未见有家属招领。
　　满人死者计4人：其中2人死于水部门官厅中，1人中枪禅而死，1人中弹后死于大火；另2人分别死于古仙桥和河西街，1人中流弹而死，1人被炮弹炸死。其后革命军方面通知尚有9人死亡，其中8人是侦探，死于南台，另一人是名叫玉朗的陆军小学学生，9日下午到学堂取被褥，因被革命军误为系来刺探军情而被杀，年仅15岁。此外便是在战后被革命军所杀的吉祥升京剧班的武丑徐春圃。徐从将军衙门内劫出皮袄一件和现大洋一满包，被革命军巡查兵发现，旋袅首示众。最初将人头悬在将军衙门西栅栏门上，后移至郎官巷口木栅上示众，这是光复后第二日下午的事。
　　光复后第三日下午，负责调查人员失踪情况的人在八旗公立中学门前贴出旗民失踪花名榜，共列300余人。这些失踪的人全是原来把守在井楼门、北门、西门、南门的捷胜营旗人官兵，9日下午9时革命军下达戒*严*令禁止通行后，他们进退不得，乃换上便衣存躲各处，不敢露面，于是上了花名榜。直到安民布告贴出后，这些人才陆续走出存躲处，并将花名榜上自己的名字涂掉。不数日，除被捕的数人外，旗人全部归来。此时已赈放粮米，继之在生计处成立染织厂，部分旗民人厂生产。将八旗公立中学撤销，所有旗籍中学生转学省立中学和师范、法政等校；将八旗公立小学改为公立大同小学（后再改为省立第四小学），满汉兼收，满族女孩亦可入学（此前满族女子不得入学校学习）。
　　（二）打破禁例
　　上面已经说过，光复后打破了“满汉不通婚”的禁例，旗民与汉民平素有深交者，均愿彼此联姻。婚礼很简单，不计妆奁不计聘礼，因此不数月间，满族闺女嫁给汉族的即达百数十人之多。
　　此外，以往旗营官兵不得离城八十里的禁例亦被打破。光复后，旗民如出笼之鸟，行动得到了自由。不少人到南洋谋生，有的先到漳州、泉州、厦门一带谋生，俟有积蓄再往海外。另有一部分人迁往北京、上海等处。早先在外省做事的人也纷将眷属接走。这样，原旗营中人走了三分之一。留在福州的人有的进工厂，有的集资营商，有的做小本经营，生活比之于领取钱粮的过去，充裕得多了。
　　（三）外国传教士在原旗营地界内的活动
　　光复后不久，即有一批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进入原旗营地界活动。如美国的美部会、美以美会在东门大街购买旗民住宅四所，在河西街购买两所，分别设立布道所和学校。法国教士在河东街买了一所旗民住宅，将其改作天主教堂。英国的安立间会派人到柴井旗营地界拉人人教。他们对贫苦的旗民施以小惠，因是引诱了大批男女老幼去做礼拜；继而设立学校免费招收了许多儿童，又设立工厂拉拢许多青年男女人厂做工，被迷惑的旗民将近千人。美国教会主其事者是两个美国女人，一称夏师姑，一称韦师姑。夏师姑派一个名叫陈炳炎的教徒替她在旗界内买房设工厂，韦师姑派一个名叫薛子隐的教徒替她在旗界内买房设教堂和学校。她们分工合作，暗自留意青年男女中何人可能成为虔诚的教徒，对看中者竭力加以培养。洋教士在传教时常说：“只要你们信耶稣，耶稣就能给你们饭吃。”而大多数被惑的旗民也正是为着吃饭而人教的。最初确也看到有几个人信教后有了饭吃，亦确有几个信教的青年经培养后被送到上海、南京等处去深造，所以才有近千人被引诱。夏、韦两个师姑经常将许多旗民聚在一起做礼拜的“盛况”拍成照片寄回本国去，从本国教友那里骗得许多资金，用以肥己。后因洋教土“给饭吃”的许诺久而不见兑现，做礼拜的人便日见稀少起来。于是教士们着了慌，分头到各户去劝导，得到的回答大多是：“你们当牧师的经常说‘只要信耶稣，就能有饭吃’，但我们信了多时仍然饿着肚皮。要使我们信教，除非在祈祷时耶稣会给我们送来大馒头，这样我们才能相信，否则是不会相信的了。我们看你们是在骗人。”这番回答搞得教士们下不了台，只得灰溜溜地离开。有的人一见教士上门，就故意在观音大士佛像前大叩其头，弄得他们啼笑皆非。此后，做礼拜的人愈见减少。有的青年是为能有机会到上海、北京等地去深造而入教的，但他们提及此要求时，教士们总是一再支吾，因是这些青年感到自己受了骗，也反教了。原在教会所办工厂做工的人也相继离开，转入革命政府所设的工厂。结果教会学校垮了，教会工厂垮了，信教的只剩数十人了。传教场所只剩了一处，即位于东门大街的晨光堂布道所，每逢礼拜天，靠几个“给了饭吃”的教友支撑门面。
　　除上述的欧美人外，日本人也在东门边设丫一个诊疗所，以提供免费治疗的好处拉拢旗民青年。有数名青年后来进了他们所设立的东瀛学校，有的被送到台湾入学。
四）李厚基对旗民的所作所为
　　北洋军阀李厚基执掌福建军政大权后，竭力扩充军队，以军队驻扎需要，乃拟在东湖建筑营房，为此，特委费毓楷为官产处长，决定：从东门边起至医官庙口止，这一线以南地段内所有旗民的住宅一律拆除，原住户由官产处发给少许补偿后悉数迁移。当时，这一地段内住有旗民约700户、2000多人口，其中，东门大街80余产，状元坊一带300余户，十全堂一带30余户，蒙古营一带20余户，得贵巷10余户，渡尾街40余户，王码头200余户。房屋被拆后，原住户无家可归，区区补偿款难以维持生计，于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四散谋生，满族人口又失散了一大半，这是福州满族人民遭受的一场大灾难。
　　在拆房的同时，李厚基又将政府原为安排旗民生计所办的染织厂夺去，改为军用被服厂，招收女工。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所得工资不到2角钱，主事者尚克扣工资以自肥。当时的厂长陶懋立（江苏泗阳人）乃李的心腹，初到闽时身穿一件破青布的长棉袍，不到二年居然狐裘披身，还在东门大街购了一所房产，并娶了一个小老婆。
　　李厚基的所作所为害了满族人民，但他反经常炫耀自己对满族人民是多么地“关怀照顾”，说若不是他来设立被服厂，“旗民早已饿死大半”，等等，让人对他歌功颂德，并忘记革命政府曾为照顾旗民所费的苦心。
　　如上所述，辛亥光复后不久，福州满族人口就已大减，此后抗战期间福州两次沦陷，又有不少人散往闽西、闽北，抗战胜利后归者寥寥（多在各县落了户），所以现今福州满族人口仅及辛亥光复前的百分之二三而已。
　　*本文作于1963年，作者时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