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钱穆吕思勉的比较
严耕望曾曰近代史学四大家乃是陈寅恪，钱穆，吕思勉，陈垣。除了最后一家没有拜读过，其他在平时林林总总都阅读了一点了。三者之著作一见有使人五体拜倒之感觉。推断其三人不仅天资卓著，记忆力超群，而且理解力惊人，并均喜孜孜钻研而不喜应酬，因其著作皆非灵感突发奋笔所能得，需穷阅史籍数千乃至万卷才能也。故并阅三家传记，做一比较，希有所得。
1 家世，父母
钱家居无锡，为七方桥钱家，与钱博基，钱钟书为同族不同支。到钱穆代，虽不复有豪富之产，然钱父为乡绅，一族之长，一乡之望。
陈祖父宝箴为晚清重臣，曾任湖南巡抚。而父三立散原老人为地方诗风之领袖，故家学算是三者中最好的。
吕思勉父亲为教师，母亲是名士的女儿，能书能文。算是小门小户。
2 蒙学，积累
钱穆小时有国学积累，9岁到18岁在新式学堂读书，既有根底深厚的老师，也有具新气息的学人，获益匪浅。之后一直担任教师角色，从小学教师成为中学教师，钱10年半的乡教，其实是10年半的苦读，既无名师指点，也少学友切磋，一路摸黑前进。所积累往往在各个学校，乡县的图书馆，时教师中又往往有出类拔萃，可以交流者，比如无锡三师的钱博基等等，加之教师事务清闲，往往有更多时间可以读书。由顾颉刚引荐为燕京大学讲师，使得踏上全国舞台，后又在北京大学任教。共党执政后有去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之后又去台。
陈家祖父父亲都赞同变法，所以接受的新思想比较多。散原不要儿子应科举考试，而要他们受西式教育，接受西洋知识，除家塾外，另教数学，音乐，绘画等。但是陈家子弟的旧学根基也很好。陈十三岁得以和兄衡恪去日本留学，辗转到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等，故习得多门外语，此为陈氏后有惊人博学之根本。每到一地，陈并未猎取任何学位，只潜心学习，故杨步伟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玩的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傅斯年）和寅恪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到37岁回国，之后任教清华十年，为研究之高峰期。之后流落岭南。
吕思勉六岁开始念书，12岁后是父亲教授，大约是想让儿子博取功名的。16岁得了秀才。喜欢读书报，收集民谣，往往将所读标注清晰，渐成厚本。旧学功底十分深厚，二十四史通读三遍。吕为人低调内向，并不如钱口才好，也没有陈世家的底子，而且并没有去全国文化中枢的北平，只在光华任教，所以并不如钱陈有名。《蠹鱼自讼》自述：“读书读的太多了，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就很怕和人家交往了，这实在是自己的畸形发展，倒总觉得和人家交往，浅而无味，俗不可耐。于是把仅有的外向性都磨尽，变成极端的内向性了。”
3 流派，态度
纵观陈寅恪一生，对西学不排斥也不崇拜，只是作为学问来研究，在陈的思想里没有中西文化的冲突。当时处于五四时期，颇有偏激的全盘西化之观点。陈为纯粹的学者，并不在五四那样冒进的年代随流，他的思想温和稳健，坚持中西的综合和创造，不喜当时对本国文化无信心，事事迁就西洋的态度，很是难得。这在共党执政之时亦有体现。
钱穆出身乡绅家庭，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和敬意”，坚决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主张，而且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始终不承认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抗的事实。钱穆的史学理论体系大体形成在20世纪30年代末，以1940年《国史大纲》的完成为标志。自《国史大纲》完成后，形成和科学派，唯物史观不同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由历史研究转为文化研究，发扬中国文化成为其一生的学问宗主和志业所在。
吕思勉初时向往大同，钦佩康梁，大约17岁时，又信服法家。22岁后开始教书，以后一直如此。47岁时开始服膺马列主义。
4 文风，所长
陈寅恪的史学比较注重考据，而他有的是这方面的优势，因早年留学国外数十年，精通法德日英，藏蒙金西夏等等诸国文字，故所引的资料往往是别的史家不能引的，往往只能望之兴叹。因为长久游学，陈寅恪对于西方的治史方法很有研究，注重考据，所以往往在一点上下功夫，所得往往石破惊天。治学精而新。所长为佛教史，魏晋隋唐史。
钱穆的书常常娓娓道来，以观点新颖，比喻生动贴切。但由于生长和游学的关系，钱穆对于旧文化有很深的感情，感觉不能突破古代的观点。他能将一个很泛滥的问题讲的通彻明了，但是又有自己的见解，能讲出新意。比如讲中西历史静动特色的比较，“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化，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此等比喻非博学和善思两者兼备之人而不能得。所长为春秋秦汉史。
吕思勉的书往往体系全备，因他曾将二十四史读过三遍，所以不仅能写通史，断代史，也能将政治，交通，文化等等单列成书，令人惊叹。治学全而广，读他的书，就像在汪洋大海里畅游，心想他如何能喝的下这许多水。似乎均为所长。
5 子女
陈生女三人，长女流求，习医；次女小彭，习生物；三女美延，习化学。
侄钱伟长，习物理。
女吕翼仁为教师？
6 交集
吕思勉曾为钱穆师。而陈寅恪和钱穆则为多年同事。
1 家世，父母
钱家居无锡，为七方桥钱家，与钱博基，钱钟书为同族不同支。到钱穆代，虽不复有豪富之产，然钱父为乡绅，一族之长，一乡之望。
陈祖父宝箴为晚清重臣，曾任湖南巡抚。而父三立散原老人为地方诗风之领袖，故家学算是三者中最好的。
吕思勉父亲为教师，母亲是名士的女儿，能书能文。算是小门小户。
2 蒙学，积累
钱穆小时有国学积累，9岁到18岁在新式学堂读书，既有根底深厚的老师，也有具新气息的学人，获益匪浅。之后一直担任教师角色，从小学教师成为中学教师，钱10年半的乡教，其实是10年半的苦读，既无名师指点，也少学友切磋，一路摸黑前进。所积累往往在各个学校，乡县的图书馆，时教师中又往往有出类拔萃，可以交流者，比如无锡三师的钱博基等等，加之教师事务清闲，往往有更多时间可以读书。由顾颉刚引荐为燕京大学讲师，使得踏上全国舞台，后又在北京大学任教。共党执政后有去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之后又去台。
陈家祖父父亲都赞同变法，所以接受的新思想比较多。散原不要儿子应科举考试，而要他们受西式教育，接受西洋知识，除家塾外，另教数学，音乐，绘画等。但是陈家子弟的旧学根基也很好。陈十三岁得以和兄衡恪去日本留学，辗转到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等，故习得多门外语，此为陈氏后有惊人博学之根本。每到一地，陈并未猎取任何学位，只潜心学习，故杨步伟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玩的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傅斯年）和寅恪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到37岁回国，之后任教清华十年，为研究之高峰期。之后流落岭南。
吕思勉六岁开始念书，12岁后是父亲教授，大约是想让儿子博取功名的。16岁得了秀才。喜欢读书报，收集民谣，往往将所读标注清晰，渐成厚本。旧学功底十分深厚，二十四史通读三遍。吕为人低调内向，并不如钱口才好，也没有陈世家的底子，而且并没有去全国文化中枢的北平，只在光华任教，所以并不如钱陈有名。《蠹鱼自讼》自述：“读书读的太多了，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就很怕和人家交往了，这实在是自己的畸形发展，倒总觉得和人家交往，浅而无味，俗不可耐。于是把仅有的外向性都磨尽，变成极端的内向性了。”
3 流派，态度
纵观陈寅恪一生，对西学不排斥也不崇拜，只是作为学问来研究，在陈的思想里没有中西文化的冲突。当时处于五四时期，颇有偏激的全盘西化之观点。陈为纯粹的学者，并不在五四那样冒进的年代随流，他的思想温和稳健，坚持中西的综合和创造，不喜当时对本国文化无信心，事事迁就西洋的态度，很是难得。这在共党执政之时亦有体现。
钱穆出身乡绅家庭，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和敬意”，坚决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主张，而且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始终不承认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抗的事实。钱穆的史学理论体系大体形成在20世纪30年代末，以1940年《国史大纲》的完成为标志。自《国史大纲》完成后，形成和科学派，唯物史观不同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由历史研究转为文化研究，发扬中国文化成为其一生的学问宗主和志业所在。
吕思勉初时向往大同，钦佩康梁，大约17岁时，又信服法家。22岁后开始教书，以后一直如此。47岁时开始服膺马列主义。
4 文风，所长
陈寅恪的史学比较注重考据，而他有的是这方面的优势，因早年留学国外数十年，精通法德日英，藏蒙金西夏等等诸国文字，故所引的资料往往是别的史家不能引的，往往只能望之兴叹。因为长久游学，陈寅恪对于西方的治史方法很有研究，注重考据，所以往往在一点上下功夫，所得往往石破惊天。治学精而新。所长为佛教史，魏晋隋唐史。
钱穆的书常常娓娓道来，以观点新颖，比喻生动贴切。但由于生长和游学的关系，钱穆对于旧文化有很深的感情，感觉不能突破古代的观点。他能将一个很泛滥的问题讲的通彻明了，但是又有自己的见解，能讲出新意。比如讲中西历史静动特色的比较，“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化，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此等比喻非博学和善思两者兼备之人而不能得。所长为春秋秦汉史。
吕思勉的书往往体系全备，因他曾将二十四史读过三遍，所以不仅能写通史，断代史，也能将政治，交通，文化等等单列成书，令人惊叹。治学全而广，读他的书，就像在汪洋大海里畅游，心想他如何能喝的下这许多水。似乎均为所长。
5 子女
陈生女三人，长女流求，习医；次女小彭，习生物；三女美延，习化学。
侄钱伟长，习物理。
女吕翼仁为教师？
6 交集
吕思勉曾为钱穆师。而陈寅恪和钱穆则为多年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