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

 
  发起、整理：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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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与答卷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谁对你产生过或者正在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那些活跃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舯年代文坛的作家中。是否有谁给予你的写作以一种根本的指引?
　　韩东：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50、60、70、8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与我的写作有继承关系。他们的书我完全不看。
　　鲁羊：两个问号的答案是不一致的：没有!使劲地想，也不可能想出谁来。
　　黄梵：没有。我希望有，但是没有。
　　李小山：觉得那时的人长得又矮又小，躲在政治家的石榴裙下，显得智商很低(80
年代后有了些改观)。
　　吴晨骏：影响有，主要是影响我的情绪，如散布于全国的一批通俗作家，使我的情绪变得很坏。没有准对我有根本的指引。
　　陈卫：“不可忽略”的影响：没有。
刘立杆：1.希望有，但是没有。2.也许我们的作品会给予那些老作家一种根本的指引。
　　朱文：没有。没有。
　　张旻：有过影响，但不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不存在“根本的指引”。
　　夏商：没有。更加没有。
　　赵波：没有，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有靠自己。
　　张新颖：说不出来；没有。
　　羊羽：没有。没有。
　　沈东子：写作人只接受良心的指引。
　　海力洪：无。否。
　　东西：没有。没有谁给予写作一种根本的指引。
　　张梅：没有。
　　翟永明：说没有是无情的，说有却是虚伪的，的确没有!
　　于坚：根据我对文学的经验和理解，基本上不存在提这个问题的基础。
　　金仁顺：没有。没有能谈上“根本指引”的作家。
　　刘庆：十年前喜欢读的作家现在都差不多倒了胃口，我是想学也没了榜样。
　　夏季风：谁也没有。没有。
　　李森：没有谁，没有。
　　李修文：除了朋友，没有谁。宋朝以后就再没有人给过我指引。
　　赵凝：没有谁。绝对没有。80年代有不少作品让我感到可笑和作呕。
　　朱也旷：没有谁指引我的写作。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作家是50年代以前的作家。
　　贺奕：可以不回答吗?
　　朱朱：这像在诱供，可爱的朱文，没有。
　　朱辉：不可忽略？没有；根本?没有。
　　林舟：没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和“根本的指引”对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永远不会有。
　　赵刚：无。
　　王大进：没有，或许喜欢过马原和余华。没有人给过指引，自己完全在浑沌中摸索。
　　魏微：无。无。
　　楚尘：路过一个粪坛，如果不能绕道而行，就得忍受阵阵恶心的气味。
　　蒋波：没有。没有。
　　西飏：同行之间的影响不可能避免。谁能指引谁？
　　徐江：我尊重某些年长于我的当代作家及他们的劳动。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谁对我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当然指引更谈不上。
　　侯马：对我有点影响的当代诗人。主要是我的同龄人或同时代人，也就是生于50、60年代，活跃于80、90年代的人(有的没活跃)。这一批人自动放弃了汉语诗歌的遗产，他们相互启发，得到的东西百倍于从前人处得到的。
　　棉棉：徐星的小说对我产生过严重影响，我(17岁)因此开始写作，后来孙甘露的小说把我吓坏了，我(19岁)停止写作。25岁我开始重新找到写作，再也没有任何人对我的写作构成一丝一毫的影响。相信将来电不会有人会对我的写作构成影响。从来没有任何人给予我的写作以一种根本的指引。而且我觉得“指引”这两个字在这里显得特可笑。
　　林白：很难认定“不可忽略的影响”和“根本的指引”。
　　述平：(1)北岛那一代诗人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2)没谁。
　　刁斗：(1)(2)马原。
　　葛红兵：不可忽略的影响：马原。但不是指引。
　　罗望子：残雪产生过。“指引”我的作家则没有。
　　李冯：(1)韩东。(2)没有。
　　顾前：(1)马原吧。(2)没有。
　　荆歌： (1)只是有一些影响，比如格非、马原、余华、韩东、朱文等。(2)没有。
　　杨克：1980年，在大学期间，应该承认北岛为代表的艨胧诗人对我的写作曾有过影响，他们使我与过去的诗从根子上“断裂”。没有人曾给我的写作以根本的指引。应该没有。
　　王彪：余华对我有影响。至于根本的指引，则想不起是谁。
　　凌越：在读书期间，我曾受到朱朱的影响，那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对另一个十八岁青年的影响，直到今天，我认为这种影响都是重要的。
　　吕德安：在我的写作初期，黑大春(他那个人化写作倾向)的影响显而易见。根本的指引？没有。
　　田柯：中国当代作家中，余华对我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目前还存在着。我对50、60、70年代的作家知之甚少，他们对我没多大影响。
　　金海曙：(1)朱文。(2)没有。
　　李大卫：我曾受到古龙的影响，此外我还是钱钟书、李碧华和席幕容的热情读者。
关于当下议论较多的80年代，我认为那是一个诗歌和翻译的时代。
　　邱华栋：对我的写作没有根本性指引，但鲁迅一代、王蒙一代、张承志莫言苏童一代对我有历性的影响。
　　郜元宝：在我认真的时候，我不想接受任何人的影响，也不喜欢任何人的影响，但在我稍有懈怠时，这影响常常会乘虚而入。这很令我苦恼，但我仍想在苦恼中走完自己的路。
　　二、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
　　林白：在强烈的敌意中某种肯定性的评论有意义，但“指引”是不可能的。
　　朱也旷：绝大多数当代文学批评家既缺乏足够的才智，也缺乏足够的艺术敏感。
　　贺奕：没有。
　　李冯：(1)没有重大意义，但也不是毫无意义。(2)我不关心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在虚拟的指导中有快乐，那我还是嘉许的。
　　金海曙：没有。没有。
　　田柯：我一般不太关心批评家说什么。批评似乎永远没有真正地进入作家的写作之中，所以按照批评家的指引来写作，那将是可笑的或者说是办不到的。
　　赵凝：没有意义。否。
　　邱华栋：没有。批评家有权评论，但他们没有能力“指导”。作家是野兽，评论家总想把作家装进笼子。
　　李大卫：批评是文学中的特殊专业，与某种亚理士多德式的智力传统有关，指导写作从来不是其应有之义。我本人对于文化批评抱有兴趣，但这种兴趣更多限于社会学和“文学生态学”方面。至于中国那些“评以载道”、“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的评论家，本人懒得替他们操心。
　　韩东：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的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
　　朱朱：没有。我希望读到诗人写的评论。
　　侯马：评论家在另一个领域工作，其中不是没有聪明的，少。
　　荆歌：无。无。
　　罗望子：无意义。无指导。
　　顾前：没有。没有。
　　楚尘：没有。一帮势利的家伙干不出什么事情。
　　刘立杆：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永远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而国内这些文学批评与批评家总想骑到主人头上拉屎。
　　王大进：没有意义，批评和写作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他们有权说话，我也有权不听。
　　赵刚：相对于90年代青年作家而言，当代文学批评远远落后于创作，因此对于我的写作毫无意义，同样也不可能对我的写作有指导意义。
　　朱文：没有。指导?那是笑话。最好的文学批评都是作家写的。批评家这个行当很特殊，容易让人变态，或者说，变态的家伙容易选择这个行当。一个批评家只要保证自己在职业生涯中不变态，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评论家了。
　　鲁羊：在较好的情况下，批评与写作是相安无事的。或者说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写作而已，谁能指导谁呢?
　　李小山：批评家很像小摊贩，在吵吵闹闹的市场上东张西望，等待识货的买主出现。
　　黄梵：毫无意义。没有，他们的才智全部落在了文学外面。
　　陈卫：没有。我个人尚未听见谁，尤其 是评论家说出我作品真正的好和坏。
　　吴晨骏：没有重大意义。文学评论家可以是我的朋友，但我想他们还不至于指导我的写作。
　　魏微：没任何意义。无。
　　林舟：两个都没有。批评与写作遵循各自的游戏规则。理想的状况是相互映照的，恶劣的情形是前者强迫后者就范。不幸的是这种情形现在太多。
　　葛红兵：有。我就是从阅读批评文本走向写作。但我认为评论家并不能指导写作。
　　朱辉：任何时空中的文学批评都是搞研究，所有的研究都滞后于事实。
　　夏商：没有。同样没有。
　　西飏：当代文学批评是一门学科，一碗饭。怎么可能。是文学家的存在使评论家有饭吃。
　　棉棉：无任何意义。我不需要也不接受任何指导。谁在试图指导我的写作，谁就在试图毒害我的灵感，而我的灵感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爱。我认为谁也做不到毒害我的灵感，做不到，所以就是没权利。
　　张旻：只有个别文学批评是可以阅读的，但写作是个人的事。完全没有权利，才智和特权是两码事。有人想这么做，他们毫无才智可言。
　　蒋波：没有。他们的才智和我的写作无关。
　　羊羽：没有。也许个别人真是有才智的，但绝不能也无权利进行这种指导。
　　赵波：当然没有，最讨厌自以为是地对别人进行指导的人，谁都没有这个特权，即使他(她)有足够的才智。呼吸平等。
　　郜元宝：作为一个评论者，我对自己同行们的声音倾听得很不够，但我并不想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迄今为止，我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足以震动的声音——我希望什么时候真有这种声音产生。在此之前我只好主要倾听自己。
　　张新颖：(1)我本身被认为是从事批评的人(其实不是)，但当代批评对我的写作没有重大意义。(2)没有。一个好的写作者不应该过于关心这一类的问题。
　　沈东子：写作对批评家有意义，而文学批评只对批评家有意义。
　　海力洪：无。否。
　　东西：没有。没有。
　　述平：(1)批评是批评，写作是写作。(2)没有。正像我们也不能指导他搞批评一样。
　　刁斗：(1)(2)没有。
　　刘庆：评论家和作家往往背道而驰，他们忙活的是自己的“事”。
　　金仁顺：(1)没有。(2)这得具体分析。
　　张梅：没有。
　　杨克：对写作而言，批评总是滞后的。批评是另一种写作，与文学作品的写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好比卖衣服，有人卖西装，有人卖牛仔裤。
　　夏季风：毫无意义。没有。
　　王彪：(1)没有。他们于他们的，我干我的。(2)通常情况下是创作指导了批评。这有点讽刺性，但事实确实这样。
　　吕德安：毫无意义。荒唐。
　　徐江：批评是批评家的事。写作是创作者的事。当代文学评论对我的写作毫无意义。至于批评家是否有权或有才智指导本人写作，说“是”那是假话，说“不是”，不会伤害许多脆弱而善良的心。但我是个诗人、作家，不是慈善家。
　　李修文：绝对没有意义。他们可能有权利，但他们往往没有才智。
　　翟永明：我倾向于认为批评是另一领域的写作，与我无关。
　　予坚：哈哈!哈——!
　　李森：(1)批评家的文本本身如果不能独立存在的话，这种批评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它还有可能将一些作者或读者引向歧途。(2)即使是世界上一流的批评家，也没有能力对作家的写作进行指导，除非被指导者是作协会员。
凌越：无。他们没有。
　　三、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你产生任何影响吗?你认为相对于真正的写作现状，这样的研究是否成立?
　　朱文：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列出来，实在没有多大必要。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能在愚弄学生上获得充分的满足就好了。
　　夏商：幸运的是我没有读过大学中文系。所谓“学院派”研究，对真正的写作而言，作用几等于零。
　　羊羽：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这种所谓研究是极其愚蠢的，现在或许像样子一点。但仍然和真正的个人的写作无关。
　　西飏：没有。不成立。
　　棉棉：我高中没毕业，我在音乐、亲情、友情、爱情中学习，我不通过其他方法学习，所以没机会了解，我不了解，所以没有影响，不了解，所以就是不知道。
　　张旻：曾经产生过可怕的影响。根本不能成立。
　　鲁羊：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古典式的文献研究，它缺乏的是热血和生命。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它吸活体的血，然后输入某些有毒液体，以怨报德。它靠什么活，往往它就伤害什么。
　　刘立杆：饭店里的苍蝇觉得自己比茅厕里的苍蝇优越，实际上还是苍蝇。大专院棱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我的影响，就像只苍蝇对我的影响一样。
　　荆歌：(1)全然不知，谈何影响?(2)可能是在那里瞎折腾。
　　罗望子：没有影响，因为没有看过读过。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这研究无意义。
　　顾前：没有。不成立。
　　楚尘：没有。毫无必要。
　　李小山：体制化对人的独立精神的剥夺显而易见，大专院校(及专业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们，手里捧着书本，眼睛却盯着交通警察的指挥棒。
　　黄梵：没有。只要不摒弃功利色彩，这样的研究于作家于文学史没有意义，属文学噪声。
　　韩东：大专院校内的当代文学研究首要的意义在于职称评定，次要意义在于培养一批心理变态的打手。它与当代文学评论有很大的重叠部分。相互重叠之处有如双重的昏昧与阴暗——深夜时分的窨井。
　　魏微：形同虚设。不成立。
　　赵刚：没有影响。不成立。
　　朱也旷：没有影响。
　　赵凝：没有影响。不成立。
　　贺奕：有影响，就是感到奇臭。
　　金海曙：没有。不成立。
　　沈东子：这是中文系师生的事，他们总得做些什么，才可以被称为中文系。
　　海力洪：无。否。
　　东西：没有。不成立。
　　刁斗：(1)不。(2)我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研究了什么与如何研究。
　　金仁顺：绝不可能。大专院校内的文学研究纯属多余。
　　述平：(1)研究只是研究。(2)不成立。
　　张梅：没有。不成立。
　　杨克：没有多少影响。这类研究的取舍大多是中庸的，或人云亦云。
　　夏季风：没有影响。不成立。
　　吕德安：没有。不成立。
　　徐江：无有影响。不成立。
　　侯马：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我要努力排除他们对我的影响。
　　王彪：现代文学的某些研究我有兴趣，但谈不上影响。痴人说梦太多，能否成立? 真是天晓得!
　　李修文：作为一个中文系出身的人，它们几乎让我活不下去。
　　于坚：我的写作就是建立在对此的无视之上的。
　　翟永明：从未有过。并不成立。
　　李森：(1)我从来对学院式的研究不感兴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研究的才能和品质，他们多数是现行体制中混伙食的人。(2)不成立。
　　赵波：没有进过大专院校，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个空话。不成立。
　　田柯：大专院校里的现当代文学对我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我看来，他们总是误解作家和作品。简单地说，他们研究的东西根本不是作家写出来的东西。
　　林白：不了解情况。
　　陈卫：我没念过大学，因此不能回答。
　　吴晨骏：没有影响。文学研究是一门职业，我无权干涉别人去干好他的职业。
　　林舟：前一个问题对我个人而言，是熟悉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后一个问题，不成立，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朱辉：没有影响。成立，它是它自己。
　　王大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之所以会有不停的研究，无疑就是离本相太远。
　　朱朱：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都能改变人们的论调，对于一个门类，一种机构，甚至一个国家，他创立和挽救……
　　凌越：没有。这种研究当然成立，只是在国内很少能够发现。事实上，那些文学研究专业人士的成果显得相当业余。
　　刘庆：我没读过中文系，也不看“学者”们的学问。写作和研究是两回事。
　　郜元宝：作为其中的一员。这样的“学术研究”对我倘若说有影响，那也一定是沮丧多于欣喜。当这样的研究抛弃各种研究的架势时，偶尔也可以作为“真正的写作”而成立。
　　张新颖：(1)产生过好的影响：也产生过坏的影响。(2)不能一概而论，绝大部分不能成立。
　　蒋波：没有。可以成立。
　　邱华栋：大专院校的研究赞助很有必要，但我对自己是否被研究兴趣不大。写作是生长的，不可预知的，研究是静态的，是打死老虎的。
　　李冯：(1)有一点儿影响，因为我本人的背景是曾做过大学老师。(2)我以为在大学体系内，这样的研究是可以存在的。
　　李大卫：此问题涉及“校园政治”，我于此是个外行。我认为学生应该更多地熟悉成熟的古典作品，虽然其作者多是些“死了的男人”。
　　葛红兵：是。
　　四、你是否重视汉学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他们的观点重要吗?
　　于坚：我对他们的评价，就像对待一个初中生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那样。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即使只有小学生的水平，也会在中国那些“知识分子写作”的人那里获得教授的待遇。
　　翟永明：汉学家在作对他们自己有意义的事。至于我，并不在意他们的评价和斓点。
　　吕德安：毫不重视。无所谓。
　　鲁羊：不太清楚，也不太重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观点有什么紧要。我认为他们需要更好地学习，免得说傻话。
　　李小山：汉学家与跨国公司的老板基本梧仿，他们只想着有机会来中国捞一笔。
　　黄梵：不重视，他们的才智明显不足。他们参与不了母语的批评体系，便转而搞一些外国文学的杂耍。
　　韩东：除非将当代文学降低到汉语拼音水准，否则汉学家的权威便是令人可笑之事。当然他们能促成某些事情。但他们因为幼稚而损坏的方面将更多更深重。汉学家是一伙添乱的人。
　　张旻：据我有限的了解，汉学家是一些对中国文学认识肤浅的人，只有更为肤浅的人才会重视他们的观点。
　　朱文：不重视，不重要，汉学家与汉语作家的关系如果变得滑稽起来，那一定双方都有原因，就像施虐狂与受虐狂，旁人体会不到他们的乐趣。
　　夏商：“汉学家”相类似于唱意大利咏叹调的中国人。他们的“声音”肯定是咬字不准的。
　　赵波：不重要。汉学家只是一帮用评价别人(不管说得对不对)来混饭吃的人。捞取资本用来谋生路而已。
　　沈东子：通常来说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相当于中文系大二学生的水平。
　　刘庆：正儿八经的中国人都弄不懂自己，何况一知半解的什么汉学家。
　　李修文：一群傻×。
　　海办洪：否。否。
　　东西：他们的观点不重要，他们的评无关紧要。
　　刁斗：不。
　　张梅：不重要。
　　夏季风：不重视。不重要。
　　李森：不重视。不重要。那些阿谀汉学家的作协会员是可耻的。我突然想起了文化殖民主义这个概念。
　　刘立杆：汉学家是狗屎，重视汉学家观点的是狗。
　　顾前：不重视。不重要。
　　楚尘：否。他们什么也不懂。
　　王大进：一点也不。
　　赵刚：不。
　　荆歌：同意鲁羊的观点。
　　罗望子：汉学家的评价往往依据两点，其一是用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来挂靠某个作品，其二是对作品中复制西方话语模式部分感兴趣。他们的观点对作家的名声重要，对作家的写作则不重要，还可能起相反的作用。
　　吴展骏：我和汉学家没有交道，故而我听不到他们的观点。
　　葛红兵：不。
　　陈卫：我不知道谁是“汉学家”。
　　张新颖：汉学家是一种神话，“重视”他们的评价和观点有一种势利的因素。所以
(1)不重视；(2)绝大部分不重要。
　　西飏：汉学家是谁，他们的观点又是什么?
　　棉棉：什么是汉学家我真的不知道。任何人的观点对我的写作都毫无意义，我不需要和任何人沟通关于我的写作。
　　侯马：我不歧视汉学家，我对他们实行国民待遇。
　　徐江：汉学家是谁?干嘛的?
　　王彪：不知道汉学家都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
　　述平：无所谓。
　　凌越：我看过几篇汉学家的文章，他们的视角往往很独特，有一种远距离观察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又显得非常粗糙，不够细致，有时候甚至是强人所难。
　　田柯：不重视汉学家的评价。
　　赵凝：不重视。我认为不重要。
　　贺奕：不认识，不了解，不相信。
　　金海曙：(1)不重视；(2)毫无意义。
　　李冯：一丁点儿。不重要。
　　林白：曾有过口头夸奖，听了之后很高兴，但从未对人说起，随后便忘记了。若这种夸奖来自朱文，我会更高兴。
　　朱辉：不了解。无所谓。
　　魏微：暂时还没有评价。不重要。
　　林舟：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
　　金仁顺：没人评价过我，他们的重要与否建立在他们是否真实和准确上。
　　羊羽：没有汉学家有过这种评价。我也设想不出他们会说出些什么。所以不知道重要不重要。
　　郜元宝：作为一名评论者，我很想听听作家们直率而审慎的回答。
　　杨克：能有所沟通我并不认为是坏事，但并非坐标。具体要看是什么观点、针对什么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抽象地说重要不重要。
　　朱朱：接触过的汉学家只是翻译了我的作品。我当然乐意自己的作品被翻译，虽然在翻译之后已经不是我的作品。他们的真诚，他们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超越国界的，超越政治和语言的)比他们的观点重要。
　　李大卫：中国对西方的文学交流中存在着巨额逆差，因此需要某些“贸易补偿”措施，这就是汉学家们的事业。问题在于汉学≠文学。这就像外语系出身的中国学生没有几个懂得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一件正常而且必要的工作，重要的是中国作家应该在面对拥有文学进出口权的人士时保持基本的尊严。反抗一种权势不应成为投身于另一种权势时自抬身价的筹码。
　　朱也旷：谈不上重视，但汉学家的观点有可取之处。在其他方面，譬如中国古代科技史方面，国外的研究是占领先地位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文学方面，研究不够成熟。原因也许在于，“当代”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挑战。
　　邱华栋：在中国尚处于第三世界的这样一个文化处境下，被汉学家关注、翻译是好事。但他们在国外影响力有限，是个小旁支，他们的观点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冷战结束后，“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降低了。
　　五、你觉得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等人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新偶像吗?他们的书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
　　韩东：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是90年代文化知识界推出的新偶像，在此意义上他们背叛了自身，喂养人的面包成为砸向年轻一代的石头。对于活着并埋头于工作的艺术家而言他们更像是呼啸而过的噪音。
　　吴晨骏：偶像崇拜在任何时代都是邪恶的。没有影响。
　　赵刚：人为的因素将他们推向了偶像地位，因此他们的作品只对那些将他们推向偶像地位的人有利用价值，对我没有影响。
　　鲁羊：至少在写作方面，我不崇拜任何偶像，提及诸人可能是很好的学者、诗人、作家，但是他们的书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
　　陈卫：(1)偶像?可怕。海子值得研究。王小波见过这个名字，没读过他的任何作品。其他人不知道。(2)海子使我避免某种不良发展，对我的写作本身没有实质性影响。
　　李小山：任何偶像都是对创作的扼杀。陈、顾、王等人，单个看当然不错，作为文化现象，毫无疑问是现实的悲剧。
　　荆歌：(1)因为柳如是这个妓女是我们吴江人，所以对陈寅恪这个名字尝有所闻；顾准则不知其人；海子的诗和王小波的小说读过，写得可以。但都不崇拜。(2)毫无影响。
　　罗望子：偶像是个搞笑的词语。四人中我只读过王小波的少数作品，较喜欢的是《红拂夜奔》，谈不上受影响。特别讨厌他的随笔，他有一个固定句式“我在美国的时候……”似乎他到美国之后才长大的。
　　黄梵：不。他们的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也是可怕的，只有不同声音的存在才能令我满意。
　　刘立杆：偶像总是很可怕的东西，通常只会扼杀人的智力和煽动起莫名其妙的狂热。只有生活之书而非偶像之书对我的写作会产生大的影响。
　　郜元宝：对我没有影响。我怎么会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奉为偶像呢?即使初恋时也没干过这等傻事，何况这些人，我至今还没有真正喜欢上呢。
　　张新颖：(1)不认为；(2)没有。
　　棉棉：这是个什么古怪的问题?一个我所认为的好作家不会有偶像，也不会崇拜任何人。我没研究过他们的书，所以没有影响。
　　赵波：没必要崇拜任何人，没有新的(或旧的)偶像。喜欢王小波的书，但对我的写作无影响。这是两回事。
　　羊羽：绝不应是偶像。如果一定要用“偶像”这两个字造句的话，那我只能说：打倒一切偶像。像陈黄恪，我是愿意读一读的，也会生发些想法，这算不算就是影响?至少绝无直接的影响。
　　西飏：他们应该是中文系师生的偶像。没有影响。
　　蒋波：不是，也没有必要是，没有。
　　于坚：回答这种问题我觉得很愚蠢。
　　朱文：不。没有影响。
　　沈东子：写作人没有偶像，也不应参与造神运动。
　　张梅：(1)没有谁是新偶像。(2)沒有影响，我不了解他们。
　　东西：不是，毫无影响。
　　刁斗：(1)不。(2)任何阅读都有可能给阅读者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会触及到阅读者的写作，或这种触及的程度有多大，则难作判断。
　　刘庆：不应该。只是看看。
　　述平：不是，无。
　　金仁顺：当然不。没有。
　　凌越：没有人应该成为偶像。没有影响。
　　海力洪：否。无。
　　夏季风：不崇拜。没有影响。
　　王彪：读过海子不到十首诗，王小波的几篇随笔，顾准几篇论文，陈寅恪一篇也没
　　读过。王小波的某些随笔比较好玩，因此有些印象。离崇拜太远，而且这个词有点可怕。
　　李修文：不是。没有影响。但是我很害怕因为不崇拜他们而被别人视为白痴。
　　侯马：不应该。反对造神，反对用死人压活人。
　　徐江：陈寅恪有学问；顾准有想法；海子有些才气，但疯劲儿也大；王小波有时机智，却又较真儿。你想崇拜哪一个?他们的书可以看，但影响谈不上。
　　杨克：否。我反对所有的造神运动。他们的人格精神是镜子，可以照自己的灰尘。但并未反光而照亮我的写作。
　　吕德安：没有影响，更不可能崇拜。翟永明：我很喜欢陈寅恪和王小波，顾准和海子我也认为是很好的学者和诗人。他们的书我很欣赏，但不会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
　　朱也旷：我反对一切偶像，无论新旧。他们的书对我没有影响。
　　金海曙：(1)不是。(2)没有影响。
　　贺奕：不。无。
　　赵凝：无偶像。无影响。我写我自个的
　　东西，与他人无关。
　　田柯：写作的个性化和立场更多地是为个人规定的，外在的影响只能是肤浅的。我喜欢他们，但不崇拜他们。正像我喜欢自己，但不崇拜自己一样。
　　顾前：当然不是。我喜欢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楚尘：没有理由崇拜。没有影响。
　　王大进：尊敬他们的某种人格，但我反对作为偶像的一种。我不知道。
　　葛红兵：没有影响。
　　魏微：我喜欢他们。没有影响。
　　朱朱：海子的“速度”——生的速度和写的速度，对我产生过影响，他使我更慢、更耐心。其他几位，我略知陈寅恪。
　　林舟：他们各自有让人佩服的地方，但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什么新偶像。他们的书对我的写作目前没有什么影响，以后如果有影响的话，可能是他们书后面的东西。
　　朱辉：上述四人很了不起。但我不能认同“偶像”的措词。所以第一个回答是否定。他们的书对我有影响。但相对于漫长的写作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仅可以测量到的刺激罢了。
　　张旻：不。我喜欢王小波的散文，在阅读的时候。
　　夏商：对他们某些气质和作品表示谨慎的尊重。似有若无。
　　李冯：(1)不谈新偶像，我个人尊敬陈，喜欢王，不喜欢顾与海子。(2)王小波有过触动。
　　邱华栋：不是偶像，但他们预示了一种写作的可能及一种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强权社会、商业社会中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有影响。他们是不错的。其中海子、王小波对我的写作有部分影响。
　　林白：海子及王小波的书在我的书桌上，但并没有成为“偶像”，他们的书也许对我有影响。
　　李大卫：我不崇拜偶像，只对死者抱有一般的敬意。陈寅恪的书尚未读过；顾准的事迹令我十分感动；海子的去世令人惋惜，他是一个好人，虽然作为诗人他不够成熟；王小波是我喜欢的作家，其作品给过我巨大的快乐。谈论死者是件敏感的事。根据布尔迪约的时髦理论，死亡也是流通于“文化场”中的“象征性股份”；然而在文化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究竟是谁在分享那些股份带来的红利?逝者已已，某些幸存者的灿烂泪光是否因高度含金量所致?希望受过社会学和人类学训练的朋友们关心一下这个问题。
　　李森：我阅读过他们的作品，但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我认为他们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我的偶像。
　　六、你读过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福科、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吗?你认为这些思想权威或理论权威对你的写作有无影晌?它们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是必要的吗?
　　张旻：没有读过。没有必要，文学是自生的。
　　赵波：读过罗兰•巴特。无任何影响。中国文学自成体系，当然我感觉它浩大而空洞。
　　羊羽：读过一些。关于“影响”的回答同上题。世界上有些事情也许是重要的。但没什么事是必要的。
　　西飏：读过一些。无影响，可有可无。
　　蒋波：读过一些。没有影响。不是必要的。
　　郜元宝：读过一些，偶尔有些影响，但这影响只能给我带来焦虑，因为我因此又丧失了若干表达自我的能力。没有必要。
　　夏商：读过少许。微乎其微。没有必要。
　　张新颖：(1)读过；(2)应该有一些；(3)不一定“必要”，不必奉若神明．但也不必排斥。
　　棉棉：没有读过。无影响。有没有必要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林白：买过前两位的著作，知道他们的只言片语，他们对我的写作没有任何影响。
　　贺奕：读过。有影响，就是要把它们彻底排除。
　　金海曙：(1)些许。(2)没有。(3)不必要。
　　赵凝：读过一些。影响不大。无所谓必要不必要，喜欢就读一些，不喜欢就放一边。
　　李冯：(1)读过一些。(2)一点点。(3)看怎么谈论这个问题，他们本身有益无害，但谈论过头，可能就过犹不及。
　　李大卫：我只读过海德格尔的短文《我的现象学之路》，很漂亮，他的其它作品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海氏属于西方思辨哲学中最为艰深的那个传统，而我根本不懂哲学。这里所说的哲学，决非是对思想的再思想。我的智力只停留在康德所谓的“现象世界”，超越不到那个袖珍化的、凌空蹈虚的“本体世界”。巴尔特、福科、本雅明的作品我能看懂一些，我喜欢他的文风，特别是B尔特，有种蒙田式气质，但更女性化一点。谈到法兰克福学派，我想指出他们的理论在中国尚属屠龙之技。中国的文化工业，较之美国，其背后的政治资本、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之问的互动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几条盗版光盘生产线?在我们中国，究竟是谁拥有“操作性的影响力”?是迪斯尼还是斯大林?所以那些以耳食为业的文学活动家即使真能拼凑出“二十八个半真正的法兰克福”，也克服不了任何问题。
　　邱华栋：读过。不过，哲学太累。文学是非常想象力和感性的。我还弄不明白他们对我有多大影响，它们对中国文化建设有用，对文学则不是很直接。
　　朱也旷：读过一些，但对写作影响不大。我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学很有必要，假如他也包括在开列的名单中。
　　田柯：读过一点。他们的思想对我没有构成多大影响。早一些时候，他们对中国文学很有必要，现在不了。
　　述平：读过一些，没什么影响，也无必要。理论就是理论。
　　金仁顺：读过一点。我没觉得他们是权威。无所谓。
　　刘庆：读过不多一点。没有影响。我看没什么必要。
　　刁斗：(1)读过。(2)与五(2)的目答相同。(3)至少对我不是，如果我也算作“进行中的中国文学”之河中的一滴水的话。
　　东西：未读过。无影响。没有必要。张梅：读过一些，但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也许有用，但谈不上必要。
　　沈东子：读过片断，无意再谈。
　　于坚：读过海氏、罗兰•巴特。中国有句古话叫“藏于下于天下”。如此而已。并非必要的。完全可以不读。我只是有阅读的爱好而已。
　　吕德安：读过一些。没有影响。不知道，没有想过其必要性。
　　徐江：读过，不多。靠理论开导自己写作的作家绝对是个蠢货。它们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可有可无。
　　侯马：这些名字很震人，我都不好意思说读过。没影响，不知道必要不必要。
　　杨克：读过一些。不太清楚，未仔细查证。可有可无。
　　李修文：读过一些。没有影响。有必要才怪，他们又不是我叔叔。
　　王彪：读过一些，没一本读完的。希望自己有点兴趣，可以深刻一点，但又觉得“深刻”得有点累。
　　李森：(1)我读过他们的书，了解他们的理论，但对我的写作没有影响。写作是另一码事情。(2)作家可以读各种书，但千万不要用任何理论来指导中国文学。
　　夏季风：读过一些，无影响。没有必要。
　　海力洪：一些。无。否。
　　凌越：读过一些。没有必要。
　　翟永明：读过罗兰•巴特的部分作品，其余的望而生畏。因此也不可能对我产生影
响。
　　朱文：没有。没有。没有必要。
　　鲁羊：读过一些，甚至很认真地，我没有将它归于权威，只是对有关思想和说法感兴趣，它们对“进行中的鲁羊”仅仅意味着某方面的读物。
　　陈卫：(1)一个字都没读过。(2)没有影响，我不喜欢明显受哲学观念影响的作品。(3)我没有想过“进行中的中国文学”这一说法。对我个人的文学毫无必要。
　　李小山：他们都是一些不错的知识分子，但是距我们的现状太远，我相信推动中国文学前进的动力在其自身内部。
　　刘立杆：我买过几本，就像买《扬子晚报》一样，对它们的阅读也像读《扬子晚报》一样。他们之于进行中的中国文学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但可能对一部分中国当代作家是必要的，因为壮阳药永远是有市场的。
　　黄梵：读过。没有直接影响，如果有，至多也只是态度，中国文学不需要外部的哲学参照。
　　顾前：读过一点。没有影响。不是必要的。
　　楚尘：读过。没有。几乎没什么必要。
　　赵刚：读过一点。有一些模糊的影响，但是对于进行中的中国文学没有必要。
　　吴晨骏：我读不懂他们的书，故而他们的书对我毫无意义。至于中国文学……，我认为“中国文学”似乎不存在。对我来说，理论权威和“中国文学”都只是空洞的名词。
　　王大进：翻阅过。没有。没有。
　　魏微：读过一些。没有影响。当然不必要。
　　朱辉：读过一些。没有影响。可有可无。
　　荆歌：(1)好像读过一些，不过忘了。(2)没有影响，就像不消化的桑椹之类吃进去后随粪便排泄掉了。(3)不知道。
　　韩东：至于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福科、德里达等西方理论和思想权威在中国先后登场应视为文化交流的繁荣昌盛。他们的出现是时尚性的、符号化的。和90年代的新偶像们一样，他们是居心叵测者手中的一块石头，对工作中的艺术家而言他们是干扰性的噪音。
　　罗望子：零星地读过。发生在我的写作与探索之后，殊途同归罢了。相比较而言，我更希望出现中国权威或中国学派。
　　林舟：读过一点。在不经意处有契合，但不至于产生一方照亮另一方的影响。我没有将他们作为思想权威或理论权威。它们对进行中的中国文学没有必要，但可能因具体从事文学的人而异。
　　葛红兵：细读过。有影响。对我最重要的是萨特，不是上述的那几位。
　　朱朱：对你问题中提及的几位人物，我对福科兴趣极浓。写作者不必谋求一致，我记得爱尔兰诗人希尼在一篇文章中称罗兰•巴特是一位“美学的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