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结束银行“大到不能倒”之困局
在关于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所有辩论中,两个最重要的挑战显而易见。
第一是恢复银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正确地位。银行业不应依赖于纳税人提供的安全网。银行家和金融家是最拥护资本主义纪律的人,他们应当遵守这些纪律。
第二个挑战是以比以往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全球金融业。回首以往,监管者必须承认,游戏规则没有跟上银行业、资本市场和保险逐步融合的趋势;也没有针对逐渐加剧的宏观经济失衡作出修改。
迄今为止,舆论主要着眼于巴塞尔协议中银行资本要求的变化,这一点当然至关重要,但是G20的改革计划还必须超越传统的政策选择。
首先,它必须解决“大到不能倒”的问题。换句话说,G20必须落实一套管理金融机构有序倒闭的可信机制,无论相关机构多大、多复杂、国际化程度多高。
当亏损超过股本,而又无法从外部融资时,不管是什么企业都必须进入清算或重组程序。就银行业而言,清算必然涉及巨大的成本和无序,因为金融合约会被平仓,基本的服务(支付、信贷、风险转移)会被停掉。
这就是为什么全球监管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着眼于所谓的“解决机制”,力求通过一项旨在保持基本功能连续性的程序,让债权人分担损失。G20国家已同意立法建立共同的解决机制。这是一个突破,使“大到不能倒”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可信的解决机制将确保债务持有人,以及股权持有人,自负亏损。这样一来,债权人将有巨大的动力来监督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有利于加强市场纪律。
第二个改革重点是确保监管当局认识到资本市场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它们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宏观审慎”议程。信贷的大幅增长和资产价格的飙升如果超出了金融公司的承受能力,就会破坏整个体系的稳定。一种重要的宏观审慎手段是对资产负债表结构或融资条件制定临时可变动的指标,比如最低资本要求或最低保证金要求,以反映风险的加剧。
以这种方式拿走大酒碗,可能产生抑制繁荣的有益作用,但无论如何,当繁荣转为低迷时,金融体系将能够更好地承受,而不至于出现系统性危机。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只着眼于企业安全与健全的稳定机制是短视的。各企业之间风险暴露的网络越复杂、越不透明,金融体系的压力就越大。要修正这一点,就必须提高资本市场的透明度,简化银行、经纪商和基金之间风险暴露的网络。
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把主要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一个中央基础设施,以及确保中央交易对手的结构和规则是安全的。此外还可对最大型、最复杂的企业的风险暴露情况实施更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一边着手简化金融网络,一边又使之复杂化。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改写银行业的社会契约,会激励银行业的一些高风险元素在银行以外重新诞生。假如高风险的结构在审慎监管和特别解决机制的范围以外得到构建,就不符合社会的利益。
为协助ZF当局在这方面的努力,各国央行应当在短期融资市场(回购、证券借贷、商业票据等等)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培育健全的操作实践。
这一切对英国来说尤为重要。伦敦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极高,来自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不利于稳定的因素,都可能回荡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我国的经济。
总而言之,如果断言政策制定者完全明白如何正确处理所有这些问题,那将是愚蠢的。的确,正因如此,有些人可能提出,应该等到经济复苏更为稳固、进行更翔实的研究之后再来推行改革。
但拖延会削弱信心,而信心是经济持续复苏的关键条件之一。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结束“大到不能倒”的困局,使银行业回归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当地位。
第一是恢复银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正确地位。银行业不应依赖于纳税人提供的安全网。银行家和金融家是最拥护资本主义纪律的人,他们应当遵守这些纪律。
第二个挑战是以比以往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全球金融业。回首以往,监管者必须承认,游戏规则没有跟上银行业、资本市场和保险逐步融合的趋势;也没有针对逐渐加剧的宏观经济失衡作出修改。
迄今为止,舆论主要着眼于巴塞尔协议中银行资本要求的变化,这一点当然至关重要,但是G20的改革计划还必须超越传统的政策选择。
首先,它必须解决“大到不能倒”的问题。换句话说,G20必须落实一套管理金融机构有序倒闭的可信机制,无论相关机构多大、多复杂、国际化程度多高。
当亏损超过股本,而又无法从外部融资时,不管是什么企业都必须进入清算或重组程序。就银行业而言,清算必然涉及巨大的成本和无序,因为金融合约会被平仓,基本的服务(支付、信贷、风险转移)会被停掉。
这就是为什么全球监管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着眼于所谓的“解决机制”,力求通过一项旨在保持基本功能连续性的程序,让债权人分担损失。G20国家已同意立法建立共同的解决机制。这是一个突破,使“大到不能倒”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可信的解决机制将确保债务持有人,以及股权持有人,自负亏损。这样一来,债权人将有巨大的动力来监督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有利于加强市场纪律。
第二个改革重点是确保监管当局认识到资本市场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它们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宏观审慎”议程。信贷的大幅增长和资产价格的飙升如果超出了金融公司的承受能力,就会破坏整个体系的稳定。一种重要的宏观审慎手段是对资产负债表结构或融资条件制定临时可变动的指标,比如最低资本要求或最低保证金要求,以反映风险的加剧。
以这种方式拿走大酒碗,可能产生抑制繁荣的有益作用,但无论如何,当繁荣转为低迷时,金融体系将能够更好地承受,而不至于出现系统性危机。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只着眼于企业安全与健全的稳定机制是短视的。各企业之间风险暴露的网络越复杂、越不透明,金融体系的压力就越大。要修正这一点,就必须提高资本市场的透明度,简化银行、经纪商和基金之间风险暴露的网络。
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把主要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一个中央基础设施,以及确保中央交易对手的结构和规则是安全的。此外还可对最大型、最复杂的企业的风险暴露情况实施更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一边着手简化金融网络,一边又使之复杂化。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改写银行业的社会契约,会激励银行业的一些高风险元素在银行以外重新诞生。假如高风险的结构在审慎监管和特别解决机制的范围以外得到构建,就不符合社会的利益。
为协助ZF当局在这方面的努力,各国央行应当在短期融资市场(回购、证券借贷、商业票据等等)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培育健全的操作实践。
这一切对英国来说尤为重要。伦敦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极高,来自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不利于稳定的因素,都可能回荡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我国的经济。
总而言之,如果断言政策制定者完全明白如何正确处理所有这些问题,那将是愚蠢的。的确,正因如此,有些人可能提出,应该等到经济复苏更为稳固、进行更翔实的研究之后再来推行改革。
但拖延会削弱信心,而信心是经济持续复苏的关键条件之一。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结束“大到不能倒”的困局,使银行业回归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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