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 ——专访文学评论家藤井省三教授(上)
for《城市画报》2009年5月第9期 by F VISA
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小说出现的不是韩国人而是中国人?我只是把我的记忆影像写出来而已。中国对我而言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记号”。
——村上春树
1994年6月的某一天,吉林省长春动物园。一位皮肤黝黑、表情呆板的中年游客在耐心地寻找熊猫馆。此人的背包里装着藏青封皮的日本护照,出生日期一栏标注着“12 JAN 1949”,右下方是持证人自署的“村上春树”四个汉字。和绝大多数日本人不同,他仔细读过《阿Q正传》和《史记》;描写过上海的外滩和“满洲国”的街市;此外还对中国菜怀有深深的恐惧。那个下午,他最终决定放弃寻找熊猫。但“中国”作为他的人生“记号”将继续存在下去。
为了解读出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本刊专访了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东京大学文学部藤井省三教授。采访当日教授戴着别致的波洛领带,但连续的演讲仍使他颇显疲惫。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简餐厅里,教授手握啤酒杯,佐着村上和中国的话题,目光又闪亮了起来。
F VISA×藤井省三
藤井:喝啤酒吧,有上海本地的牌子么?
F VISA:呃……只有百威、麒麟、青岛和科罗娜。
藤井:80年代在北京留学时,喝得最多的是燕京和哈啤,味道太棒了。上海记得也有光明牌和上海牌吧。
F VISA:好像只有郊区的小杂货铺才有卖了,超市里根本见不着。
藤井:那还是中国的青岛吧。
F VISA:嗯,好。不过听说青岛啤酒已经被朝日酿酒控股了。
藤井:让人想到村上说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了(笑)。
“现在我所记得的小说家就是鲁迅”
F VISA:您在大学时念的是中文系,后来在东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怎么会想起研究村上春树这个日本作家的呢?
藤井:十多年前我去台北访学,在寄宿的朋友家放下行李,便跑去诚品书店(我觉得那是全东亚最漂亮的书店了)。到了书店一进门就是大大的村上春树专柜,上面摆满了台湾译本,我看了很惊讶,其他的日本作家真的没这个待遇(笑)。当时脑子里就有了这样一个念头,觉得村上和东亚特别是中国有不一般的联系。就是这个想法让我有兴趣研究下去。
F VISA:蛮有机缘的,不过村上真的看过中国的小说么?
藤井:是的。有一位香港学者采访过村上春树 ,提过同样的问题*。村上回答说零星读过一些中国的经典名著,没有什么系统,不过很明确地说他记得鲁迅。而他阅读的时间很可能是在60年代初。当时村上家每月都订河出书房的《世界文学全集》,用村上的话来说“我就这样一本又一本地读着,度过我的十几岁时光”。而在河出书房的这套《世界文学全集》中,第47卷就是“鲁迅、茅盾选集”,里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铸剑》、《阿Q正传》等代表作。青春期的村上通过《世界文学全集》读到《阿Q正传》等鲁迅作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F VISA:村上有没有评论过鲁迅的作品呢?
藤井:村上写过一本书,叫《给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这书源自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战后日本文学讲座。书中介绍了长谷川四郎的短篇小说《阿久正话》,村上指出这篇小说是对鲁迅《阿Q正传》的戏仿。为了评论长谷川的作品,村上特地翻出《阿Q正传》重读,觉得鲁迅把和自己完全不同的阿Q这个人物描写得相当贴切,显示出了鲁迅自己的痛苦和悲哀。村上觉得这样的二重性让《阿Q正传》极具深度。
F VISA:这些都是村上的原话么?
藤井:对,这些在《给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里能找到。此外他的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也很有可能是受到《阿Q正传》的启发而作。以上可以说是村上对中国文学的直接评论。
杰氏酒吧的中国老板
F VISA:嗯,看来听爵士乐和读鲁迅没什么矛盾。回到村上自己的作品,直接写到中国的段落虽然不多,但仔细想起来都很有味道。好像他自己也说过,“中国”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记号”。您能从研究者的角度详细说一下么?
藤井:就这个吧。那就从《且听风吟》谈起。这是村上的处女作,写的是快三十岁的“我”回忆二十岁的暑假回故乡时发生的往事。小说的第一章很突然地提到主人公“死在上海的叔叔”。从上下文来看,这位叔叔应该是被征入伍,参与了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他和部队驻扎在上海郊外,在战争结束后两天,踩上了自己埋的地雷。在小说快结束的时候,“我”又一次提到了叔叔的死。那是在杰氏酒吧里和老板的对话。
F VISA:中国人“杰”。算得上是《且听风吟》里的最佳男配角了。
藤井:的确是有意思的人物。杰说再过几年想回中国去一趟,因为他每次到港口看见船就会这么想。于是“我”接着说自己的叔叔是死在中国的。杰的回答是“死掉各式各样的人啊,不过大家都是兄弟”。
F VISA:杰一定很清楚“我”的叔叔是在侵华战争里死的。
藤井:我想是的。这位杰非常低调,但很有故事。如果把《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合起来看,可以简单归纳出杰的人生。他应该出生于1928年,二战后在驻日美军基地工作,美国兵替他起了“杰(Jay)”这个英文名,中文本名反而被人遗忘了。杰在1954年辞去了美军基地的工作,在基地附近开了小酒吧,客人大多是美国空军的高级军官。1963年当越战升级的时候,杰卖掉了那家店,在远离基地的地方开了第二代杰氏酒吧。
F VISA:这么说,中日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杰都赶上了。
藤井:而且因为特殊的身份,他同时身为被害与加害国的人民,不难想象他内心的矛盾与压力。而他所开的杰氏酒吧可以说是保存了日、美、中的混战记忆。
F VISA:在“我”要回东京的那天晚上,杰请“我”喝了好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薯条装在塑料袋里让“我”带走。真是够味道的“叔叔”形象,还带着村上式的Sentimental(感伤)。对了,您能不能接着介绍一下《开往中国的慢船》。
*(指1992年11月,香港学者郑树森在普林斯顿对村上春树的采访。全文以《我一向都比较反叛——专访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为题,刊载于《联合文学》1993年1月号)
**《若い読者のための短編小説案内》(给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最初在杂志《本の話》(文艺春秋)连载(1996年1月号—1997年2月号),后于1997年10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精装本,再于2004年10月出版文库本。目前暂无中译本。
访谈下篇:http://www.douban.com/note/19587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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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近境》日文版封面,村上春树在中国东北与蒙古国交界处的诺门罕战争遗址。松村映三摄 |
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小说出现的不是韩国人而是中国人?我只是把我的记忆影像写出来而已。中国对我而言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记号”。
——村上春树
1994年6月的某一天,吉林省长春动物园。一位皮肤黝黑、表情呆板的中年游客在耐心地寻找熊猫馆。此人的背包里装着藏青封皮的日本护照,出生日期一栏标注着“12 JAN 1949”,右下方是持证人自署的“村上春树”四个汉字。和绝大多数日本人不同,他仔细读过《阿Q正传》和《史记》;描写过上海的外滩和“满洲国”的街市;此外还对中国菜怀有深深的恐惧。那个下午,他最终决定放弃寻找熊猫。但“中国”作为他的人生“记号”将继续存在下去。
为了解读出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本刊专访了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东京大学文学部藤井省三教授。采访当日教授戴着别致的波洛领带,但连续的演讲仍使他颇显疲惫。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简餐厅里,教授手握啤酒杯,佐着村上和中国的话题,目光又闪亮了起来。
F VISA×藤井省三
藤井:喝啤酒吧,有上海本地的牌子么?
F VISA:呃……只有百威、麒麟、青岛和科罗娜。
藤井:80年代在北京留学时,喝得最多的是燕京和哈啤,味道太棒了。上海记得也有光明牌和上海牌吧。
F VISA:好像只有郊区的小杂货铺才有卖了,超市里根本见不着。
藤井:那还是中国的青岛吧。
F VISA:嗯,好。不过听说青岛啤酒已经被朝日酿酒控股了。
藤井:让人想到村上说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了(笑)。
“现在我所记得的小说家就是鲁迅”
F VISA:您在大学时念的是中文系,后来在东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怎么会想起研究村上春树这个日本作家的呢?
藤井:十多年前我去台北访学,在寄宿的朋友家放下行李,便跑去诚品书店(我觉得那是全东亚最漂亮的书店了)。到了书店一进门就是大大的村上春树专柜,上面摆满了台湾译本,我看了很惊讶,其他的日本作家真的没这个待遇(笑)。当时脑子里就有了这样一个念头,觉得村上和东亚特别是中国有不一般的联系。就是这个想法让我有兴趣研究下去。
F VISA:蛮有机缘的,不过村上真的看过中国的小说么?
藤井:是的。有一位香港学者采访过村上春树 ,提过同样的问题*。村上回答说零星读过一些中国的经典名著,没有什么系统,不过很明确地说他记得鲁迅。而他阅读的时间很可能是在60年代初。当时村上家每月都订河出书房的《世界文学全集》,用村上的话来说“我就这样一本又一本地读着,度过我的十几岁时光”。而在河出书房的这套《世界文学全集》中,第47卷就是“鲁迅、茅盾选集”,里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铸剑》、《阿Q正传》等代表作。青春期的村上通过《世界文学全集》读到《阿Q正传》等鲁迅作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F VISA:村上有没有评论过鲁迅的作品呢?
藤井:村上写过一本书,叫《给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这书源自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战后日本文学讲座。书中介绍了长谷川四郎的短篇小说《阿久正话》,村上指出这篇小说是对鲁迅《阿Q正传》的戏仿。为了评论长谷川的作品,村上特地翻出《阿Q正传》重读,觉得鲁迅把和自己完全不同的阿Q这个人物描写得相当贴切,显示出了鲁迅自己的痛苦和悲哀。村上觉得这样的二重性让《阿Q正传》极具深度。
F VISA:这些都是村上的原话么?
藤井:对,这些在《给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里能找到。此外他的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也很有可能是受到《阿Q正传》的启发而作。以上可以说是村上对中国文学的直接评论。
杰氏酒吧的中国老板
F VISA:嗯,看来听爵士乐和读鲁迅没什么矛盾。回到村上自己的作品,直接写到中国的段落虽然不多,但仔细想起来都很有味道。好像他自己也说过,“中国”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记号”。您能从研究者的角度详细说一下么?
藤井:就这个吧。那就从《且听风吟》谈起。这是村上的处女作,写的是快三十岁的“我”回忆二十岁的暑假回故乡时发生的往事。小说的第一章很突然地提到主人公“死在上海的叔叔”。从上下文来看,这位叔叔应该是被征入伍,参与了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他和部队驻扎在上海郊外,在战争结束后两天,踩上了自己埋的地雷。在小说快结束的时候,“我”又一次提到了叔叔的死。那是在杰氏酒吧里和老板的对话。
F VISA:中国人“杰”。算得上是《且听风吟》里的最佳男配角了。
藤井:的确是有意思的人物。杰说再过几年想回中国去一趟,因为他每次到港口看见船就会这么想。于是“我”接着说自己的叔叔是死在中国的。杰的回答是“死掉各式各样的人啊,不过大家都是兄弟”。
F VISA:杰一定很清楚“我”的叔叔是在侵华战争里死的。
藤井:我想是的。这位杰非常低调,但很有故事。如果把《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合起来看,可以简单归纳出杰的人生。他应该出生于1928年,二战后在驻日美军基地工作,美国兵替他起了“杰(Jay)”这个英文名,中文本名反而被人遗忘了。杰在1954年辞去了美军基地的工作,在基地附近开了小酒吧,客人大多是美国空军的高级军官。1963年当越战升级的时候,杰卖掉了那家店,在远离基地的地方开了第二代杰氏酒吧。
F VISA:这么说,中日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杰都赶上了。
藤井:而且因为特殊的身份,他同时身为被害与加害国的人民,不难想象他内心的矛盾与压力。而他所开的杰氏酒吧可以说是保存了日、美、中的混战记忆。
F VISA:在“我”要回东京的那天晚上,杰请“我”喝了好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薯条装在塑料袋里让“我”带走。真是够味道的“叔叔”形象,还带着村上式的Sentimental(感伤)。对了,您能不能接着介绍一下《开往中国的慢船》。
*(指1992年11月,香港学者郑树森在普林斯顿对村上春树的采访。全文以《我一向都比较反叛——专访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为题,刊载于《联合文学》1993年1月号)
**《若い読者のための短編小説案内》(给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最初在杂志《本の話》(文艺春秋)连载(1996年1月号—1997年2月号),后于1997年10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精装本,再于2004年10月出版文库本。目前暂无中译本。
访谈下篇:http://www.douban.com/note/19587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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