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麟

王西麟：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以前我就对《夜宴》有看法，对《夜宴》故事本身我持批评态度。我们的作家怎么能拿《夜宴》这样的题材写歌剧？歌剧是可以写的，不是不可以。但是今天中国的老百姓面临着什么？改革的艰难历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态度，这个是鲁迅精神，但现在歌剧中没有这个精神，所以我对这个歌剧的题材比较失望。后来又出了《东方红日》，我看了以后，我看不下去了，跑了。说到第五代作曲家，有些人对《东方红日》也很有意见，对《东方红日》的批评比我还激烈。这就涉及很多问题，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们思想的质朴，他们的人文背景和批判精神丧失了。张艺谋搞《英雄》，郭文景作《东方红日》，说明80年代成长的一些知识分子思想的软弱，批判精神的丧失，我对这两件事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对于第五代曾经有过的贡献我还是很承认的，关键是怎么样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文思想，开掘自己的人文资源，提升自己的人格高度，越是在这种金钱污染的情况下，越要提升自己的人格价值，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态度。但是他们现在离开这个东西了，远远地离开这个东西了。“朱门酒肉臭”哇。这是非常不良的现象。郭文景也获得很多荣誉称号，我个人这种荣誉称号一个也没有得到，但对于这些称号我是持有看法的，这个称号我不能说不好，但在称号之下怎么能保持自己的艺术良知和人文良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文章里谈到何训田，谈到陈其钢。对陈其钢作品的看法我也早就有了。我想，俄国作家的良知、萧伯纳的良知、米兰·昆德拉的良知，我们都忘记了，这是非常不好的。郭文景已经被音乐学院的四堵墙给封住了，看不到社会的其他方面。音乐界整个的人文背景非常浅薄，历史知识非常浅薄，整个都在钻技术，是非常孱弱的。音乐家不关心思想界，这是非常不好的。不关心思想界，音乐作品怎么会深刻地开掘历史深度哇？这个问题在音乐界很贫乏，音乐作品在人文深度的开掘都非常弱，包括谭盾和陈其钢。陈其钢很脆弱的，包括写女人、写《逝去的时光》，就说明很脆弱。中国历史这么深刻，你们是“文革”以后送出去的，为什么不吸收一些“文革”中的经验教训写一些深刻的作品？他们没有回答历史对他们的深刻要求，也没有思想家批判历史这样的深度，没有思想批判的深度，整个音乐界不是开掘人文背景的深远和人文资源的深度，没有这些开掘音乐是不可能深刻的，是不能达到今天历史要求的。
　　但话又说回来，我不是强求别人一律听我的，这是创作不是专制，我不是新专制主义者。音乐的进步有着广阔的道路，这是好的，有纯艺术的音乐，有欧洲的音乐，有多种题材形式的音乐，艺术路子很宽，这是好的。但根本的主流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类命运关注的作品，是整个艺术的主流，马勒、西贝柳斯，这些人代表着这样的思潮，还有潘德列斯基。潘德列斯基写集中营、写广岛受难者，这就是人类艺术家的良知，整个人类对艺术家良知的呼唤，我认为音乐家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我谈到皇帝戏，我认为电视里面的皇帝戏是非常可耻的，是非常违背历史的。长时间里统统的歌颂皇权，歌颂皇帝一个比一个好。给老百姓散布了极大的毒素，我觉得他们是反历史主义的，知识分子丑陋的东西、软弱的东西和孱弱的东西都出来了，我觉得非常恐怖。我们缺乏横向比较，清朝康熙时代是俄国彼得一世在改革，他把俄国提升到新的时代。彼得一世对俄国的进步有重大贡献。现在总说清朝多好多好，别的不谈是不对的。我认为二月河的皇帝戏是反历史主义的，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现在听不到历史学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