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二）

作者：雅克·拉康
译者：李新雨
                
                
　　然而，在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之前，似乎还是要问，这部短篇小说的目的以及我们对它产生的兴趣——就它们相一致而言——是否不存在于别的地方。
　　根据我们粗陋的语言，我们能否将这个故事是作为一件侦探疑案讲述给我们的事实当作一种简单的合理化呢？
　　事实上我们有权将这个事实看作是不太可靠的，请注意从一桩罪行或不法行为开始而引发这样一件疑案的一切——即其性质及其动机，其工具及其实施，发现作案者的过程以及证实其罪行的途径——在这里打从每一次情节波折的一开始就被仔细地排除了出去。
　　与罪犯的种种阴谋及它们在其受害者身上造成的影响一样，这个欺诈其实打从一开始就明显是人尽皆知的。问题——当作者将其暴露给我们的时候——仅限于以归复为目的的对与这个欺诈有关的那个对象的寻找，而且当作者把问题解释给我们的时候，其解决办法就已经获得，这似乎是十分故意的。作者就是靠这个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么？为了在读者身上引起某种特殊的兴趣，事实上作者会有些信赖于某种类型的惯例，但是我们别忘了此处第二次出现的“迪潘”[1]是一个原型，因为只从第一次那里得到其类型，作者就玩弄惯例未免太早了点。
　　然而将这一切缩减为一则寓言则是另一种过分的极端，这则寓言的教诲会是这样的，有些信件的秘密有时对于夫妻和睦是必需的，为了将这样一封信件保持在目光的遮蔽之下，只需将信件摊在我们的桌子上，甚至将其重要的那一面翻过来。这是一个圈套（leurre），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不会劝告任何人去尝试它，怕他相信了这个以后会失望。
　　因此在这里没有别的疑难，只有警察总监那边的某种导致失败的无能——倘若不可能是我们不大情愿承认的迪潘那边的某种不和谐的话，这种不和谐存在于他用以向我们介绍其方法的那些虽然确实非常尖锐但又在其综述中并不总是切中要害的意见与他用以实际干预的方式之间。
　　假如要把这个障眼法（poudre aux yeux）的感觉推进一点，我们就会马上想要知道，从只有其主角的身份才能使其避免落入市井闹剧的第一幕开始，一直到结尾时大臣似乎注定要遭受到嘲弄的精彩结局，是不是人人都遭到了愚弄在此取悦了我们。
　　而且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因为在这里我们将同我们的读者一起重新发现我们曾经在某处顺便给出的现代英雄的定义：“他们因在慌乱情境下的种种可笑业绩而闻名”①。
　　但是我们自己是否也为这个业余侦探的风度迷住了呢？这是一种新式的爱充好汉者的原型，但还没有当代“超人”的那股乏味劲。
　　说个俏皮话——它反而足以让我们在这个故事中注意到一种如此完美的逼真性，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真理在其中显示了其虚构的安排[2]。
　　因为这正好就是此逼真性的种种原因带领我们走上的道路。在首先进入其过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觉察到了一场新的戏剧，我们说它是第一场的补充，因为第一场人们称之为无言的戏剧，但是第二场的兴趣玩味的则是辞说的种种特性②。
　　显然，其实这场真实戏剧中的那两个场景都是在一个不同的对话期间讲述给我们的，只有持有了我们在我们的教学中强调指出的那些观念，才能认识到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使叙述更加有趣，而是说这些对话本身，在产生自言语诸多功效的相反运用中，抓住了从中产生另一场戏剧的张力，我们的词汇将把它作为在象征秩序中得以维持的戏剧与第一个戏剧区分开来。
　　第一组对话——在警察总监与迪潘之间——就像是在一个聋子与一个耳聪者（qui entend）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它代表了人们通常为了那些最为含混的结果而在交流概念中将其简化的东西的真正复杂性。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例子中懂得了交流何以给出只在其传递中包含一个单独的意义的印象，理论常常就停留在这个印象之上，仿佛耳聪者使那个意义与之相配合的充满意指的评论因为没有为失聪者所觉察而可以被当作是中性化的。
　　然而，如果只保持这组对话的报告的意义，那么其逼真性似乎就取决于准确性的保障。但是假如我们证明了它的程序，它就会比它看似的样子更加丰富：正如人们将看到的那样，如果我们仅限于我们第一个场景的叙述。
　　因为这个场景借以传达给我们的双重甚至三重的主观过滤——迪潘的朋友兼熟人（我们往后将把他称作故事的总叙述人）对总监由此让迪潘知道的故事即王后就此给他作出的报告的叙述——并不仅仅是一种偶然安排的结果。
　　如果说事实上原初叙述者达到的极端排除了她曾经篡改过这些事件，那么人们就可能会错误地相信，总监在此得到授权替她讲话只是因为想象力的缺失，如果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有了对此的专利。
　　信息如此传递的事实向我们保证了一件绝非自明的事情：即它完全属于语言的维度。
　　在座的诸位都熟知我们在这方面的评论，特别是我们用所谓的蜜蜂的语言的陪衬来阐明的那些评论：一个语言学家③从中只能看到一种有关对象位置的简单信号装置，换句话说即一种比其他功能更加分化的想象功能。
　　我们在此强调的是，这样一种交流形式并非不存在于人的身上，尽管对他而言这个对象就其给定的自然性来说可能会逐渐消失，鉴于它通过象征（symbole）的使用而遭到的崩解。
　　其实大家可以在仇恨同一对象的两个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交流中来理解这个等价物：除此之外这一相遇只有在一个单独的对象上才是可能的，这个对象是由双方相互拒绝的存在的种种特征来定义的。
　　但是这样一种交流却无法以象征的形式来传递。它只被维持在与这个对象的关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在同一“理想”中聚集不定数量的主体：一个主体与他者在如此组成的人群里的交流将仍然不可缩减地受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关系的中介[3]。
　　岔出这段话并不只是在此重提一些原则说给远方的那些人听，他们将无视非言语交流归咎到我们身上：通过限定辞说重复之物的作用范围，这段游览也为症状重复之物的问题做好了准备。。
　　这样，间接的关系便澄清了语言的维度，而且总叙述人在重复它时也没有“经由假设”给它添加任何东西。不过他在第二组对话中的职责却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第二组对话与第一组对话就像我们在别的地方从语言中区分出的那些极性一样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这些极性就像词跟言语一样是相互对立的[4]。
　　这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从准确性的领域过渡到了真理的辖域（registre）[5]。然而这个辖域——我们大胆地认为我们不必再回到这里——却完全处在别的地方，确切地说是处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在它所在之处主体除了构成一个“绝对他者”的主体性本身之外什么也得不到。为了在此指出他的位置，我们将满足于提及一则对话，此对话在我们看来相当质朴，不愧为一个犹太笑话，其中能指与言语的关系就出现在它达到顶点的恳求之中。“为什么你对我撒谎”，那人气急败坏地叫道，“是啊，为什么你对我撒谎，跟我说你要去克拉科夫，以便让我相信你要去朗伯格，而事实上你去的是克拉科夫？”[6]
　　作为对迪潘方法的介绍而呈现给我们的那些疑难、争论之谜、悖论甚至俏皮话的涌现可能会给我们的心智强加一个相似的问题——假如它们是由某个装出弟子摸样的人当作心里话托付给我们的，这便没有给它们增添什么委托的效力。这就是遗嘱不可避免的声望：证人的忠诚是一顶风帽，它蒙蔽了人们的双眼使人看不到对证词的批评。
　　再说，还有什么比在桌子上翻转纸牌的动作更加令人信服呢？它是如此的令人信服以至于我们片刻间就相信这位魔术师的确如他宣告的那样示范了其把戏的过程，而他却只是以一种更加纯粹的形式更换了他的把戏：这一时刻让我们测定了能指在主体中的至上性。
　　当迪潘从以其认同于对手的伎俩在单双数游戏中哄骗了其所有同伴的那个小神童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他便是如此操作的，对此我们已经指出他无法既抵达其心理制作的最初水平，即主体间交替的观念，而又没有马上绊倒在其返回的困难（butée）之上④。
　　为了使我们眼花缭乱，我们对此也没少听说到过拉·罗歇福柯[7]、拉·布吕耶尔[8]、马基雅维利[9]、和康帕内拉[10]的名字，但是同这个孩子的本领相比，他们的名声便显得徒劳无功了。
　　至于尚福尔[11]，他的格言“一切公众的想法、一切公认的习俗十有八九都是愚蠢的，因为它们中了绝大多数人的意”[12]，肯定会满足所有那些想逃脱其法则的人，准确地说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就让迪潘把法国人将“分析”这个字眼在代数学中的应用说成是弄虚作假好了，这不大有机会伤害到我们的自尊，再说为了其他目的而解放这个术语也不影响一个精神分析家觉得自己处在对它行使自己权利的处境之下。而且他还有一些会让拉丁文的钟爱者们满意的语文学评论：他提醒他们而不再就此俯允地说“ambitus并不意味着雄心，religio并不意味着宗教，homines honesti并不意味着老实人”，你们中间有谁不会乐于回忆起……这些词对于研习西塞罗[13]和吕克莱修[14]的人而言的意义。大概坡在自娱……
　　但是我们却产生了一个猜疑：这种博学的卖弄是不是注定了要让我们理解我们戏剧中的这些主词（maîtres-mots）呢⑤？这位魔术师没有在我们面前重复他的把戏，他这次没有以给我们拆穿其秘密来诱骗我们，但是却在此提高了他向我们真实地将其阐明的赌注，不让我们从中看到一点一滴。以他虚构的一个存在来让我们“真正地上当”，这大概就是幻术师所能达到的顶点了吧。
　　难道不就是这样一些效果使我们可以一本正经地像谈论真实的人物那样去谈论许多想象的英雄吗？
　　况且当我们开始理解马丁·海德格尔在“去蔽”（αληθής）[15]这个词中给我们揭示真理的游戏的那种方式时，我们只是重新发现了真理在那里总是传授给其恋人们的一个秘密，由此他们掌握了正是在真理隐藏自己的地方，它才把自己“最真地”呈现给他们。
　　因而，迪潘的话很难使我们那么明白地相信它们，不过我们还是得就此作出尝试来抵御相反的诱惑。
　　因此就让我们在他的足迹摆脱我们的地方去发现他的足迹吧⑥。而且首先是在他用来说明总监失败之理由的批评之中。我们已经看到这显露在总监第一次谈话时毫不在意的那些私下的讥笑之中，对此他除了放声大笑没有别的办法。正如迪潘对他的暗讽，因为问题太简单甚至太明显它才显得晦涩不堪，而这一事实对他而言决不比使点劲揉搓胸脯来得更有意义。
　　一切的产生都是为了给我们引入这个人物的低能的观念。此一观念得到了有力地表达，因为他及其同伙们决不会设想到什么超出一个普通的无赖为了隐藏一件物品而所能想象到的地方：从写字台隐蔽的抽屉到可拆卸的桌板，从椅子上拆下的软垫到其镂空的椅脚，从镜子背面的锡箔到书籍装订的厚度。
　　而在这点上，从讥笑总监犯下的错误到由大臣是诗人推断出他跟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作者推断说，这里的错误尽管并不是没有说明什么，但是它只能就此保持一个中项的错误周延（fausse distribution du moyen terme）[16]，因为它还远没有得出所有诗人都是疯子的结论。
　　是的，但是关于是什么在藏物地点上构成了诗人的优势——即使他同时还显得是一位数学家——我们自己却拿不准了，因为作者在这里突然打破了我们的势头，把我们拖进了一个针对数学家们的推理而产生的恶劣争执（mauvaises querelles）的树丛之中，据我所知，与其说他们从未对他们的公式表现出这么多的眷恋，不如说他们把这些公式等同于进行推理的理性。至少我们将会证明，与坡看似具有的经验截然相反，我们有时会在我们的朋友里凯（Riquet）面前禁不住犯点小差错，他的在场就在此向你们保证了我们在组合分析中的闯入并未将我们引入歧途，这些小差错（根据坡的看法会让上帝大为不悦）跟质疑“x^2+px或许并不绝对等于q”是一样严重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意外的灾祸要防备，我们就此给坡以驳斥。
　　因此作者花费了那么多心智不就是为了将我们的心智从他先前指出的既成事实中转移出来么，即警察到处（partout）都搜查过：关于警察并非毫无根据的假定信一定处在其中的这个范围，我们应当在空间穷尽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这可能是在理论上的，但是这个故事的妙趣就在于从字面上（au pied de la lettre）来对待它，规划这个行动的“坐标”（quadrillage）给我们提供的是那么的精确，说是“毫发之际也逃不出”（qu'un cinquantième de ligne échappât）搜查者的勘测。由此我们便有权询问信在任何地方（nulle part）都找不到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注意到了作者用更高级的藏匿概念告诉我们的一切都给我们解释不了信何以逃脱搜查的严密，因为这封信确实包含在彻底搜查过的范围里面，正如迪潘的发现最终将其证明的那样。
　　在所有这些对象当中，这封信是否应该被赋予“无有”（nullibiété）的性质呢？我们使用的这个术语是以《罗格特》为标题而知名的词汇表从威尔金斯主教[17]的符号乌托邦（utopie sémiologique）中重新采用的⑦。
　　显然，有点过于不言自明（a little too self evident）⑧，信与地点其实有着一些“古怪”（odd）的关系，对此没有任何法语单词具有这个英语品质形容词的全部意义。波德莱尔经常用来翻译它的“奇异”（bizzare）只是一个近似词。我们说这些关系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它们正好就是能指所维持的与地点的关系。
　　你们知道，我们的计划并不是把他们变成一些“微妙”的关系，我们的意图也不是将信混淆于心智，即便我们是通过气压传送（pneumatique）收到它的，而且就能指——你们或许开始理解它了——物化了死亡的机构（instance de la mort）而言，我们完全承认一个致死倘若另一个赋予生命的话。但是如果我们首先强调的是能指的物质性，那么这种物质性在许多方面就都是不同寻常的，其中第一个方面就在于它不支持分割。把一封信切成小片，它仍然是它所是的那封信，而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不是格式塔理论以其整体概念中潜在的生机论所能说明的⑨。
　　语言对能听见它的人作出自己的判决：通过使用被用作部分小品词的冠词[18]。正是在那里——如果说心智是活着的意指（signification）——心智并非更不特别地显得比信更加适于量化。首先这个意指本身容许我们说：这个充满意指（plein de signification）的话语，如同人们认出一个行动中的意图（de l’intention）、人们悲叹不再有爱情（plus d’amour）、人们积累仇恨（de la haine）、人们耗尽忠诚（du dévouement）、与如此多的自负（tant d'infatuation）相调解的是永远存在的吹嘘（de la cuisse à revendre）和男人的争斗（du rififi chez les hommes）[19]。
　　但是对于信而言，无论我们在哪个意义上来把握它——活版印刷的零件、书简还是造就文人（lettré）的东西[20]——我们都会说我们所言之物要“在字面上”（à la lettre）来理解，说邮局有“一封信”（une lettre）在等您，甚至说您有“几封信”（des lettres）——但从不说哪里都“没有信”（de la lettre），不管它以什么名义涉及到您，即便在用它来指定延误的信件时也不这么说。
　　这是因为能指是独特的单位，它在其本质上只是一个缺位的象征。因此关于被窃的信我们就不能像说其他对象那样说它一定在某处“或”一定不在某处，而是说与其他对象不同，在它所在之处，在它所到之处，它将在“和”将不在。
　　其实让我们更加仔细地来看看警察遇到了什么。至于他们用来搜查那个遭到其调查的空间的过程，作者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漏掉：从把这个空间划分成不同体积，不让一点空隙从中逃脱，到探查软垫的针头，在缺乏探查硬物的钻头时再到显示螺旋钻在其钻孔边缘留下的灰尘甚至那些细小裂口的微开的显微镜。随着他们的网逐渐地收紧，他们摇摇书页还不满足又一页一页地翻过一遍，难道我们没看到这个空间就像信一样一叶一叶地掉落下来了吗？
　　但是这些搜查者具有的关于实在（réel）的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搜寻将把实在转化成它的对象。这个特征或许可以让他们将这个对象与所有其他对象区分开来。
　　这大概过于要求他们，并非由于他们的短见，而是由于我们的短见。因为他们的低能既不是个体那类，也不是团体那类，它属于主体的来源。正是此一现实的低能不停地对自己说，不管一只手能把它隐没在多么遥远的世界深处，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永远地藏在那里，因为另一只手会到那里与它重聚，而且被藏起来的东西也从来只是”不在其位置上的东西“（ce qui manque à sa place），就像图书馆里的一册书一时忘记放在哪里时其登记卡片上所说的那样。其实这册书说不定就藏在隔壁的架子上或者旁边的格子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是因为人们可以从字面上说的只是这个不在其位置上的东西，只是这个可以改变位置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属于象征的东西。因为对于实在来说，无论我们能给那里带来怎样的动荡，它都总是在那里，而且不管怎样都总是在其位置上，它将这个位置粘在自己的鞋底上带着走，也不知道什么能把它驱逐出去。
　　再来看看我们的警察[21]，这些在信藏起来的地方拿起它的人，他们又怎么会得到那封信呢？在他们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查看的这个东西上面，除了与他们已知的外观特征不符合的东西之外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呢？A letter，a litter，一封信，一张废纸。在乔伊斯的小圈子里人们曾模棱两可地玩弄过这两个英文单词的同音异义⑩。警察此刻搬弄着的这类废品，因为只撕碎了一半并没有给他们交出其另外的本质。用另一种颜色盖在封印（cachet）上的一个不同的印戳，信封上地址的另一种特色（cachet）的字迹，都是最不可破获的藏物地点（cachette）[22]。而如果说他们停留在了这封信的背面——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收信人的地址是写在背面的——那是因为这封信对他们而言除了这个背面就没有别的面了。
　　事实上他们从它的正面又能查获什么呢？——它的信息，就像人们为了我们控制论的星期天的欢乐而表达的那样？……但是难道它没有让我们想到，这个信息已经抵达了它的收信人那里，而且它甚至还带着无关紧要的一角纸留在他那里，这角纸现在不亚于原件的代表着它。
　　如果人们可以说一封信在履行了它的功能之后就填满了它的命运，那么归还信件的仪式就不大会得到允许来充当爱神节日[23]中火焰熄灭的闭幕式了。能指不是功能性的。况且如果这封信，如果它仅限于一个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在此追随其欢愉的上流社会的活动（mobilisation）便没有意义了。因为把它分享给一班警察不会是一种非常妥当的保守秘密的方法。
　　人们甚至可能会承认，相比于它给大臣提供情报的那个意义而言，这封信对王后来说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假如这个意义不是更加棘手的话。事态的进行并不会因此而明显地受到影响，即使这封信严格地说是所有不知情的读者不可理解的，这些事情还是照样会发生。
　　因为它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正如总监对于大家的嘲笑向我们夸张地保证的那样，因为“这份文件，假如给他不会说出其名字的第三个人看到”（这个名字就像于布王咬着的猪尾巴那般显眼）[24]，“他对我们说，就会给一个属于最高阶层的人的荣誉造成问题”，甚至“这个令人敬畏的人的安全也会由此而受到威胁”。
　　因而不仅是那个意义，而且信息的文本在流传开来时也会是危险的，而这个文本看似的平常无害则是更加危险的，因为其中一个保管者可能在无意中犯下的轻率会增加那些风险。
　　因此没什么可以挽救警察的处境，即使改善他们的“文化修养”也改变不了什么，“书写残存”：他们可以从奢华版本的人文主义那里学到由“言语飞逝”结束的谚语的一课[25]，但这也是无济于事的。谢天谢地，书写保留了下来，而言语的情况也是一样：因为来自言语的不可磨灭的债务至少用它们的转移丰富了我们的行动。
　　书写将一个疯狂骑兵的空头汇票在风中卷走。而且，倘若没有这些飞舞的纸页，那就不会有什么被窃的信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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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① 参见《言语和语言的功能与领域》，第244页。
② 要完全领会下文，读者就必须（用英语或法语）重读那篇广泛流传的短文《被窃的信》。
③ 参见：爱弥儿·本弗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动物的交流与人类的语言》，载于《迪奥热纳》第一期，以及我们的《罗马报告》第297页。
④ 参见我们的导论，第58页。
⑤ 起初我给这三个词加上了意义，如果结构不足以说明，其中每个词都可以评论这个故事，尽管结构是致力于这么做的。
　我在此取消了这一非常不完善的标示，因为在我重读这则重印本的时候，有人向我证实说，在那些出卖我的人的时代（还有今天，1968年12月9日）之后会到来另一个时代，那时人们为了搞明白而阅读我的著作。
　那个时代出现在这一页之外。
⑥ 我们愿在本尼福斯特先生面前重提某些词的对立意义问题，无论这些词原始与否，他之前曾出色地纠正了弗洛伊德在语文学的领地上研究该问题的错误途径（见：《精神分析学》第一卷，第5-16页）。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得到解决，必须在其严格性中得出能指的机构。布洛赫（Bloch）与冯·瓦尔特伯格（Von Waltburg）将我们在本句中使用的动词“dépister”第一次出现时的意义（“摆脱”）在法语中出现的时间追溯到了1875年（译者注：本句中“摆脱”与“发现”用的是同一个动词“dépister”）。
⑦ 乔治·路易·博尔赫斯（Jorge Lois Borges）在他的那部与我们论述的门类如此和谐的作品中吃透了这部乌托邦，其他人又给出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评论。参见《当代》1955年6月-7月号第2135-36页与1955年10月号第574-75页。
⑧ 作者强调。
⑨ 这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哲学家——在其用以从一和多元出发进行推论的那些因反复思索而褪色的例子中——不会同样地运用撕成两半的白纸和中断的圆圈，甚至打碎的花瓶却不讲切断的蠕虫。
⑩ 参见：《Our Examination Round his Factification for Incamination of Work in Progress》，莎士比亚公司，欧登大街12号，巴黎，1929年。
译注：
[1] 事实上，此处的“迪潘”是第三次出现在坡的小说中。
[2] 参见《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拉康在那里写道：“正是从言语中真理得到了那个将其建立在一个虚构结构中的标志”（Ecrits, 1966, 808）。
[3] 对此请参见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SE XVII, 116）。
[4] 拉康在此可能指涉的是《言语和语言的功能与领域》。
[5] “registe”一词的本意是“登记”，我在此遵循褚孝泉将其译作“辖域”。
[6] 参见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你真是一个骗子！”那人大叫道，“如果你说你要去克拉科夫，你就是想要我相信你要去朗伯格。但是我知道其实你要去的是克拉科夫。那么为什么你对我说谎呢？”（SE VIII, 115）。
[7] 拉·罗歇福柯（La Rochefoucauld, 1613-1680），法国思想家、道德学家，著有《箴言录》。
[8] 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 1645—1696），法国讽刺作家、道德学家，著有《品德论》。
[9] 马基雅维利（Machlavel,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君主论》。
[10] 康帕内拉（Campanella, 1568—1639），意大利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太阳城》。
[11] 尚福尔（Chamfort, 1741—1704），法国作家、道德学家，著有《思想、格言与轶事集》。
[12] 引自：尚福尔《格言与思想》第二部，第42页。
[13] 西塞罗（Cicéron，前106—前43），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雄辩家，著有《论神性》、《论国家》、《论法律》等。
[14] 吕克莱修（Lucrèce，前99—前55），古罗马诗人、哲学家，著有哲学长诗《物性论》。
[15] 希腊语中的“althes”即“真理”在字面上就是“去蔽”的意思。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真理作为存在的根本特征就在于真理的既去蔽又遮蔽。而拉康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并非全部”（pas-tout）的真理观，即真理的“半说”（mi-dire）。
[16] 拉康在此引用的是波德莱尔的译文，而坡在原文中使用的是拉丁文“non distributio medii”，即“中项不周延”的逻辑错误，它是指如果中项在前提中一次也没有被断定过它的全部外延（即周延），那就意味着前提中的大项和小项都分别只与中项中的一部分外延发生联系，因而就不能通过中项的媒介作用，使大项与小项发生某种必然的确定联系，因此也就无法在推理中得出确定的结论。具体的说就是，从“所有疯子都是诗人”并不能推论出“所有诗人都是疯子”的结论，因为“有些诗人不是疯子”。
[17] 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英国主教、语言学家，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世界语”的倡导者。在他的思想号召下，英国涌现出了一大批语言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罗格特（Roget），他继承了威尔金斯大量研究成果，并由此编纂出了影响深远的《罗氏词汇》。
[18] 法语中的部分冠词用于不可数名词和抽象名词前，包括du，de la，de l’和des四种形式。本段中斜体表示的均为部分冠词。
[19] 拉康在此映射的可能是法国编剧奥古斯特·勒·布勒东（Auguste Le Breton, 1913-1919）的作品《男人的争斗》（见：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53年），由法国导演朱尔斯·达辛（Jules Dassin, 1911-2008）在1955年搬上银幕。关于“男人的争斗”，可参见拉康在《论精神病的可能治疗》中的说明（Ecrits, 1966, 566）。
[20] 法语中的“信”（lettre）一词同时具有以上几种含义：铅字、书简、文学。
[21] “再来看看我们的警察”（pour revenir à nos policiers）在此处呼应的是拉伯雷《巨人传》中的“言归正传”（pour revenir à nos moutons）。在下文中，拉康将三个主体喻作“鸵鸟”，说他们比“绵羊”（moutons）更加温驯（见：Ecrits, 1966, 30）。
[22] 拉康在此句中就“封印”（cachet）、“特色”（cachet）和“藏物地点”（cachette）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23] “爱神节日”（fêtes de l'amour）可能影射的是法国巴洛克作曲家吕利（Jean-Baptiste Lully, 1632—1687）在1672年上演的田园剧《爱神与酒神的节日》（Les Fetes de l’Amour et de Bacchus）。
[24] 于布王是法国剧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 1873-1907）创作的戏剧人物。
[25] 言语飞逝，书写残存”（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拉丁谚语。
[26] 此句中的“飞舞”与“被窃”用的是同一个动词“vo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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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Il ne paraît pas de trop cependant, avant de nous engager dans cette voie, de questionner si la visée du conte et l'intérêt que nous y prenons, pour autant qu'ils coïncident, ne gisent pas ailleurs.
Pouvons-nous tenir pour une simple rationalisation, selon notre rude langage, le fait que l'histoire nous soit contée comme une énigme policière?
A la vérité nous serions en droit d'estimer ce fait pour peu assuré, à remarquer que tout ce dont une telle énigme se motive à partir d'un crime ou d'un délit, - à savoir sa nature et ses mobiles, ses instruments et son exécution, le procédé pour en découvrir l'auteur, et la voie pour l'en convaincre, - est ici soigneusement éliminé dès le départ de chaque péripétie.
Le dol est en effet dès l'abord aussi clairement connu que les menées du coupable et leurs effets sur sa victime. Le problème, quand on nous l'expose se limite à la recherche aux fins de restitution, de l'objet à quoi tient ce dol, et il semble bien intentionnel que sa solution soit obtenue déjà, quand on nous l'explique. Est-ce par là qu'on nous tient en haleine? Quelque crédit en effet que l'on puisse faire à la convention d'un genre pour susciter un intérêt spécifique chez le lecteur, n'oublions pas que « le Dupin » ici deuxième à paraître, est un prototype, et que pour ne recevoir son genre que du premier, c'est un peu tôt pour que l'auteur joue sur une convention.
Ce serait pourtant un autre excès que de réduire le tout à une fable dont la moralité serait que pour maintenir à l'abri des regards une de ces correspondances dont le secret est parfois nécessaire à la paix conjugale, il suffise d'en laisser traîner les libellés sur notre table, même à les retourner sur leur face signifiante. C'est là un leurre dont pour nous, nous ne recommanderions l'essai à personne, crainte qu'il soit déçu à s'y fier.
N'y aurait-il donc ici d'autre énigme que, du côté du Préfet de police, une incapacité au principe d'un insuccès, - si ce n'est peut-être du côté de Dupin une certaine discordance, que nous n'avouons pas de bon gré, entre les remarques assurément fort pénétrantes, quoique pas toujours absolument pertinentes en leur généralité, dont il nous introduit à sa méthode, et la façon dont en fait il intervient.
A pousser un peu ce sentiment de poudre aux yeux, nous en serions bientôt à nous demander si, de la scène inaugurale que seule la qualité de ses protagonistes sauve du vaudeville, à la chute dans le ridicule qui semble dans la conclusion être promise au ministre, ce n'est pas que tout le monde soit joué qui fait ici notre plaisir.
Et nous serions d'autant plus enclin à l'admettre que nous y retrouverions avec ceux qui ici nous lisent, la définition que nous avons donnée, quelque part en passant, du héros moderne, « qu'illustrent des exploits dérisoires dans une situation d'égarement 1 ».
Mais ne sommes-nous pas pris nous-mêmes à la prestance du détective amateur, prototype d'un nouveau matamore, encore préservé de l'insipidité du superman contemporain?
Boutade, - qui suffit à nous faire relever bien au contraire en ce récit une vraisemblance si parfaite, qu'on peut dire que la vérité y révèle son ordonnance de fiction.
Car telle est bien la voie où nous mènent les raisons de cette vraisemblance. A entrer d'abord dans son procédé, nous apercevons en effet un nouveau drame que nous dirons complémentaire du premier, pour ce que celui-ci était ce qu'on appelle un drame sans paroles, mais que c'est sur les propriétés du discours que joue l'intérêt du second 2.
S'il est patent en effet que chacune des deux scènes du drame réel nous est narrée au cours d'un dialogue différent, il n'est que d'être muni des notions que nous faisons dans notre enseignement valoir, pour reconnaître qu'il n'en est pas ainsi pour le seul agrément de l'exposition, mais que ces dialogues eux-mêmes prennent, dans l'usage opposé qui y est fait des vertus de la parole, la tension qui en fait un autre drame, celui que notre vocabulaire distinguera du premier comme se soutenant dans l'ordre symbolique.
Le premier dialogue - entre le Préfet de police et Dupin - se joue comme celui d'un sourd avec un qui entend. C'est-à-dire qu'il représente la complexité véritable de ce qu'on simplifie d'ordinaire, pour les résultats les plus confus, dans la notion de communication.
On saisit en effet dans cet exemple comment la communication peut donner l'impression où la théorie trop souvent s'arrête, de ne comporter dans sa transmission qu'un seul sens, comme si le commentaire plein de signification auquel l'accorde celui qui entend, pouvait, d'être inaperçu de celui qui n'entend pas, être tenu pour neutralisé.
Il reste qu'à ne retenir que le sens de compte rendu du dialogue, il apparaît que sa vraisemblance joue sur la garantie de l'exactitude. Mais le voici alors plus fertile qu'il ne semble, à ce que nous en démontrions le procédé : comme on va le voir à nous limiter au récit de notre première scène.
Car le double et même le triple filtre subjectif sous lequel elle nous parvient : narration par l'ami et familier de Dupin (que nous appellerons désormais le narrateur général de l'histoire) - du récit par quoi le Préfet fait connaître à Dupin - le rapport que lui en a fait la Reine, n'est pas là seulement la conséquence d'un arrangement fortuit.
Si en effet l'extrémité où est portée la narratrice originale exclut qu'elle ait altéré les événements, on aurait tort de croire que le Préfet ne soit ici habilité à lui prêter sa voix que pour le manque d'imagination dont il a déjà, si l'on peut dire, la patente.
Le fait que le message soit ainsi retransmis nous assure de ce qui ne va pas absolument de soi : à savoir qu'il appartient bien à la dimension du langage.
Ceux qui sont ici connaissent nos remarques là-dessus, et particulièrement celles que nous avons illustrées du repoussoir du prétendu langage des abeilles: où un linguiste 3 ne peut voir qu'une simple signalisation de la position de l'objet, autrement dit qu'une fonction imaginaire plus différenciée que les autres.
Nous soulignons ici qu'une telle forme de communication n'est pas absente chez l'homme, si évanouissant que soit pour lui l'objet quant à son donné naturel en raison de la désintégration qu'il subit de par l'usage du symbole.
On peut en effet en saisir l'équivalent dans la communion qui s'établit entre deux personnes dans la haine envers un même objet : à ceci près que la rencontre n'est jamais possible que sur un objet seulement, défini par les traits de l'être auquel ]'une et l'autre se refusent.
Mais une telle communication n'est pas transmissible sous la forme symbolique. Elle ne se soutient que dans la relation à cet objet. C'est ainsi qu'elle peut réunir un nombre indéfini de sujets dans un même « idéal » : la communication d'un sujet à l'autre à l'intérieur de la foule ainsi constituée, n'en restera pas moins irréductiblement médiatisée par une relation ineffable.
Cette excursion n'est pas seulement ici un rappel de principes à l'adresse lointaine de ceux qui nous imputent d'ignorer la communication non verbale : en déterminant la portée de ce que répète le discours, elle prépare la question de ce que répète le symptôme.
Ainsi la relation indirecte décante la dimension du langage, et le narrateur général, à la redoubler, n'y ajoute rien « par hypothèse ». Mais il en est tout autrement de son office dans le second dialogue.
Car celui-ci va s'opposer au premier comme les pôles que nous avons distingués ailleurs dans le langage et qui s'opposent comme le mot à la parole.
C'est dire qu'on y passe du champ de l'exactitude au registre de la vérité. Or ce registre, nous osons penser que nous n'avons pas à y revenir, se situe tout à fait ailleurs, soit proprement à la fondation de l'intersubjectivité. Il se situe là où le sujet ne peut rien saisir sinon la subjectivité même qui constitue un Autre en absolu. Nous nous contenterons, pour indiquer ici sa place, d'évoquer le dialogue qui nous paraît mériter son attribution d'histoire juive du dépouillement où apparaît la relation du signifiant à la parole, dans l'adjuration où il vient à culminer. « Pourquoi me mens-tu, s'y exclame-t-on à bout de souffle, oui, pourquoi me mens-tu en me disant que tu vas à Cracovie pour que je croie que tu vas à Lemberg, alors qu'en réalité c'est à Cracovie que tu vas? »
C'est une question semblable qu'imposerait à notre esprit le déferlement d'apories, d'énigmes éristiques, de paradoxes, voire de boutades, qui nous est présenté en guise d'introduction à la méthode de Dupin, - si de nous être livré comme une confidence par quelqu'un qui se pose en disciple, il ne s'y ajoutait quelque vertu de cette délégation. Tel est le prestige immanquable du testament : la fidélité du témoin est le capuchon dont on endort en l'aveuglant la critique du témoignage.
Quoi de plus convaincant d'autre part que le geste de retourner les cartes sur la table? Il l'est au point qu'il nous persuade un moment que le prestidigitateur a effectivement démontré, comme il l'a annoncé, le procédé de son tour, alors qu'il l'a seulement renouvelé sous une forme plus pure : et ce moment nous fait mesurer la suprématie du signifiant dans le sujet.
Tel opère Dupin, quand il part de l'histoire du petit prodige qui blousait tous ses camarades au jeu de pair ou impair, avec son truc de l'identification à l'adversaire, dont nous avons pourtant montré qu'il ne peut atteindre le premier plan de son élaboration mentale, à savoir la notion de l'alternance intersubjective sans y achopper aussitôt sur la butée de son retour 4.
Ne nous en sont pas moins jetés, histoire de nous en mettre plein la vue, les noms de La Rochefoucauld, de La Bruyère, de Machiavel et de Campanella, dont la renommée n'apparaîtrait plus que futile auprès de la prouesse enfantine.
Et d'enchaîner sur Chamfort dont la formule qu' «il y a à parier que toute idée publique, toute convention reçue est une sottise, car elle a convenu au plus grand nombre », contentera à coup sûr tous ceux qui pensent échapper à sa loi, c'est-à-dire précisément le plus grand nombre. Que Dupin taxe de tricherie l'application par les Français du mot : analyse à l'algèbre, voilà qui n'a guère de chance d'atteindre notre fierté, quand de surcroît la libération du terme à d'autres fins n'a rien pour qu'un psychanalyste ne se sente en posture d'y faire valoir ses droits. Et le voici à des remarques philologiques à combler d'aise les amoureux du latin : qu'il leur rappelle sans daigner plus en dire qu' « ambitus ne signifie pas ambition, religio, religion, homines honesti, les honnêtes gens », qui parmi vous ne se plairait à se souvenir... de ce que veulent dire ces mots pour qui pratique Cicéron et Lucrèce. Sans doute Poe s'amuse-t-il...
Mais un soupçon nous vient : cette parade d'érudition n'est-elle pas destinée à nous faire entendre les maîtres-mots de notre drame ? 5 Le prestidigitateur ne répète-t-il pas devant nous son tour, sans nous leurrer cette fois de nous en livrer le secret, mais en poussant ici sa gageure à nous l'éclairer réellement sans que nous y voyions goutte. Ce serait bien là le comble où pût atteindre l'illusionniste que de nous faire par un être de sa fiction véritablement tromper.
Et n'est-ce pas de tels effets qui nous justifient de parler, sans y chercher malice, de maints héros imaginaires comme de personnages réels ?
Aussi bien quand nous nous ouvrons à entendre la façon dont Martin Heidegger nous découvre dans le mot alethés le jeu de la vérité, ne faisons-nous que retrouver un secret où celle-ci a toujours initié ses amants, et d'où ils tiennent que c'est à ce qu'elle se cache, qu'elle s'offre à eux le plus vraiment.
Ainsi les propos de Dupin ne nous défieraient-ils pas si maniestement de nous y fier, qu'encore nous faudrait-il en faire la tentative contre la tentation contraire.
Dépistons donc sa 'foulée là où elle nous dépiste 6. Et d'abord dans la critique dont il motive l'insuccès du Préfet. Déjà nous la voyions pointer dans ces brocards en sous-main dont le Préfet n'avait cure au premier entretien, n'y trouvant d'autre matière qu'à s'esclaffer. Que ce soit en effet, comme Dupin l'insinue, parce qu'un problème est trop simple, voire trop évident, qu'il peut paraître obscur, n'aura jamais pour lui plus de portée qu'une friction un peu vigoureuse du gril costal.
Tout est fait pour nous induire à la notion de l'imbécillité du personnage. Et on l'articule puissamment du fait que lui et ses acolytes n'iront jamais à concevoir, pour cacher un objet, rien qui dépasse ce que peut imaginer un fripon ordinaire, c'est-à-dire précisément la série trop connue des cachettes extraordinaires dont on nous donne la revue, des tiroirs dissimulés du secrétaire au plateau démonté de la table, des garnitures décousues des sièges à leurs pieds évidés, du revers du tain des glaces à l'épaisseur de la reliure des livres.
Et là-dessus de dauber sur l'erreur que' le Préfet commet à déduire de ce que le ministre est poète, qu'il n'est pas loin d'être fou, erreur, argue-t-on, qui ne tiendrait, mais ce n'est pas peu dire, qu'en une fausse distribution du moyen terme, car elle est loin de résulter de ce que tous les fous soient poètes.
Oui-dà, mais on nous laisse nous-même dans l'errance sur ce qui constitue en matière de cachette, la supériorité du poète, s'avérât-il doublé d'un mathématicien, puisque ici on brise soudain notre lancer en nous entraînant dans un fourré de mauvaises querelles faites au raisonnement des mathématiciens, qui n'ont jamais montré, que je sache, tant d'attachement à leur formules que de les identifier à la raison raisonnante. Au moins témoignerons nous qu'à l'inverse de ce dont Poe semble avoir l'expérience, il nous arrive parfois devant notre ami Riguet qui vous est ici le garant par sa présence que nos incursions dans la combinatoire ne nous égarent pas, de nous laisser aller à des incartades aussi graves (ce qu'à Dieu ne dût plaire selon Poe) que de mettre en doute que « x2 + px ne soit peut-être pas absolument égal à q », sans jamais, nous en donnons à Poe le démenti, avoir eu à nous garder de quelque sévice inopiné.
Ne dépense-t-on donc tant d'esprit qu'afin de détourner le nôtre de ce qu'il nous fut indiqué de tenir pour acquis auparavant, à savoir que la police a cherché partout : ce qu'il nous fallait entendre, concernant le champ dans lequel la police présumait, non sans raison, que dût se trouver la lettre, au sens d'une exhaustion de l'espace, sans doute théorique, mais dont c'est le sel de l'histoire que de le prendre au pied de la lettre, le « quadrillage » réglant l'opération nous étant donné pour si exact qu'il ne permettait pas, disait-on « qu'un cinquantième de ligne échappât » à l'exploration des fouilleurs. Ne sommes-nous pas dès lors en droit de demander comment il se fait que la lettre n'ait été trouvée nulle part, ou plutôt de remarquer que tout ce qu'on nous dit d'une conception d'une plus haute volée du recel ne nous explique pas à la rigueur que la lettre ait échappé aux recherches, puisque le champ qu'elles ont épuisé, la contenait en fait comme enfin l'a prouvé la trouvaille de Dupin.
Faut-il que la lettre, entre tous les objets, ait été douée de la propriété de nullibiété : pour nous servir de ce terme que le vocabulaire bien connu sous le titre du Roget reprend de l'utopie sémiologique de l'évêque Wilkins 7 ?
Il est évident (a little too 8 self evident) que la lettre a en effet avec le lieu, des rapports pour lesquels aucun mot français n'a toute la portée du qualificatif anglais : odd. Bizarre, dont Baudelaire le traduit régulièrement, n'est qu'approximatif. Disons que ces rapports sont singuliers, car ce sont ceux-là même qu'avec le lieu entretient le signifiant.
Vous savez que notre dessein n'est pas d'en faire des rapports « subtils », que notre propos n'est pas de confondre la lettre avec l'esprit, même quand nous la recevons par pneumatique, et que nous admettons fort bien que l'une tue si l'autre vivifie, pour autant que le signifiant, vous commencez peut-être à l'entendre, matérialise l'instance de la mort. Mais si c'est d'abord sur la matérialité du signifiant que nous avons insisté, cette matérialité est singulière en bien des points dont le premier est de ne point supporter la partition. Mettez une lettre en petits morceaux, elle reste la lettre qu'elle est, et ceci en un tout autre sens que la Gestalttheorie ne peut en rendre compte avec le vitalisme larvé de sa notion du tout 9.
Le langage rend sa sentence à qui sait l'entendre : par l'usage de l'article employé comme particule partitive. C'est même bien là que l'esprit, si l'esprit est la vivante signification, apparaît non moins singulièrement plus offert à la quantification que la lettre. A commencer par la signification elle-même qui souffre qu'on dise : ce discours plein de signification, de même qu'on reconnaît de l'intention dans un acte, qu'on déplore qu'il n'y ait plus d'amour, qu'on accumule de la haine et qu'on dépense du dévouement, et que tant d'infatuation se raccommode de ce qu'il y aura toujours de la cuisse à revendre et du rififi chez les hommes.
Mais pour la lettre, qu'on la prenne au sens de l'élément typographique, de l'épître ou de ce qui fait le lettré, on dira que ce qu'on dit est à entendre à la lettre, qu'il vous attend chez le vaguemestre une lettre, voire que vous avez des lettres, - jamais qu'il n'y ait nulle part de la lettre, à quelque titre qu'elle vous concerne, fût-ce à désigner du courrier en retard.
C'est que le signifiant est unité d'être unique, n'étant de par sa nature symbole que d'une absence. Et c'est ainsi qu'on ne peut dire de la lettre volée qu'il faille qu'à l'instar des autres objets, elle soit ou ne soit pas quelque part, mais bien qu'à leur différence, elle sera et ne sera pas là où elle est, où qu'elle aille.
Regardons en effet de plus près ce qui arrive aux policiers. On ne nous fait grâce de rien quant aux procédés dont ils fouillent l'espace voué à leur investigation, de la répartition de cet espace en volumes qui n'en laissent pas se dérober une épaisseur, à l'aiguille sondant le mou, et, à défaut de la répercussion sondant le dur, au microscope dénonçant les excréments de la tarière à l'orée de son forage, voire le bâillement infime d'abîmes mesquins. A mesure même que leur réseau se resserre pour qu'ils en viennent, non contents de secouer les pages des livres à les compter, ne voyons-nous pas l'espace s'effeuiller à la semblance de la lettre?
Mais les chercheurs ont une notion du réel tellement immuable qu'ils ne remarquent pas que leur recherche va à le transformer en son objet. Trait où peut-être ils pourraient distinguer cet objet de tous les autres.
Ce serait trop leur demander sans doute, non en raison de leur manque de vues, mais bien plutôt du nôtre. Car leur imbécillité n'est pas d'espèce individuelle, ni corporative, elle est de source subjective. C'est l'imbécillité réaliste qui ne s'arrête pas à se dire que rien, si loin qu'une main vienne à l'enfoncer dans les entrailles du monde, n'y sera jamais caché, puisqu'une autre main peut l'y rejoindre, et que ce qui est caché n'est jamais que ce qui manque à sa place, comme s'exprime la fiche de recherche d'un volume quand il est égaré dans la bibliothèque. Et celui-ci serait-il en effet sur le rayon ou sur la case d'à côté qu'il y serait caché, si visible qu'il y paraisse. C'est qu'on ne peut dire à la lettre que ceci manque à sa place, que de ce qui peut en changer, c'est-à-dire du symbolique. Car pour le réel, quelque bouleversement qu'on puisse y apporter, il y est toujours et en tout cas, à sa place, il l'emporte collée à sa semelle, sans rien connaître qui puisse l'en exiler.
Et comment en effet, pour revenir à nos policiers, auraient-ils pu saisir la lettre, ceux qui l'ont prise à la place où elle était cachée? Dans ce qu'ils tournaient entre leurs doigts, que tenaient-ils d'autre que ce qui ne répondait pas au signalement qu'ils en avaient? A letter, a litter, une lettre, une ordure. On a équivoqué dans le cénacle de Joyce 10 sur l'homophonie de ces deux mots en anglais. La sorte de déchet que les policiers à ce moment manipulent, ne leur livre pas plus son autre nature de n'être qu'à demi déchiré.Un sceau différent sur un cachet d'une autre couleur, un autre cachet du graphisme de la suscription sont là les plus infrangibles des cachettes. Et s'ils s'arrêtent au revers de la lettre où, comme on sait, c'est là qu'à l'époque l'adresse du destinataire s'inscrivait, c'est que la lettre n'a pas pour eux d'autre face que ce revers.
Que pourraient-ils en effet détecter de son avers ? - Son message, comme on s'exprime pour la joie de nos dimanches cybernétiques ?... Mais ne nous vient-il pas à l'idée que ce message est déjà parvenu à sa destinataire et qu'il lui est même resté pour compte avec le bout de papier insignifiant, qui ne le représente maintenant pas moins bien que le billet original.
Si l'on pouvait dire qu'une lettre a comblé son destin après avoir rempli sa fonction, la cérémonie de rendre les lettres serait moins admise à servir de clôture à l'extinction des feux des fêtes de l'amour. Le signifiant n'est pas fonctionnel. Et aussi bien la mobilisation du joli monde dont nous suivons ici les ébats, n'aurait pas de sens, si la lettre, elle, se contentait d'en avoir un. Car ce ne serait pas une façon très adéquate de le garder secret que d'en faire part à une escouade de poulets.
On. pourrait même admettre que la lettre ait un tout autre sens, sinon plus brûlant, pour la Reine que celui qu'elle offre à l'intelligence du ministre. La marche des choses n'en serait pas sensiblement affectée, et non pas même si elle était strictement incompréhensible à tout lecteur non averti.
Car elle ne l'est certainement pas à tout le monde, puisque, comme nous l'assure emphatiquement le Préfet pour la gausserie de tous, « ce document, révélé à un troisième personnage dont il taira le nom » (ce nom qui saute à l’œil comme la queue du cochon entre les dents du père Ubu) « mettrait en question, nous dit-il, l'honneur d'une personne du plus haut rang », voire que « la sécurité de l'auguste personne serait ainsi mise en péril ».
Dès lors ce n'est pas seulement le sens, mais le texte du message qu'il serait périlleux de mettre en circulation, et ce d'autant plus qu'il paraîtrait plus anodin, puisque les risques en seraient accrus de l'indiscrétion qu'un de ses dépositaires pourrait commettre à son insu.
Rien donc ne peut sauver la position de la police, et l'on n'y changerait rien à améliorer « sa culture ». Scripta manent, c'est en vain qu'elle apprendrait d'un humanisme d'édition de luxe la leçon proverbiale que verba volant termine. Plût au ciel que les écrits restassent, comme c'est plutôt le cas des paroles : car de celles-ci la dette ineffaçable du moins féconde nos actes par ses transferts.
Les écrits emportent au vent les traites en blanc d'une cavalerie folle. Et, s'ils n'étaient feuilles volantes, il n'y aurait pas de lettres volées.
1. Cf. P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P. 244.
2. La complète intelligence de ce qui suit exige bien entendu qu'on relise ce texteextrêmement répandu (en français comme en anglais), et d'ailleurs court, qu'est la lettre volée.
3. Cf. Émile Benveniste, " Communication animale et langage humain ", Diogène, n° I, et notre rapport de Rome, P. 297.
4. Cf. notre introduction, P. 58.
5, J'avais d'abord mis une touche, pour ces trois mots, du sens dont chacun commenterait cette histoire, si la structure n'y suffisait, à quoi elle se voue.
J'en supprime l'indication, trop imparfaite, pour ce qu'à me relire pour cette réimpression, une personne me confirme qu'après le temps de ceux qui me vendent (encore ce 9-12-68), un autre vient où l'on me lit, pour plus d'explique.
Qui aurait place hors de cette page.
6. Il nous plairait de reposer devant M. Benveniste la question du sens antinomique de certains mots, primitifs ou non, après la rectification magistrale qu'il a apportée à la fausse voie dans laquelle Freud l'a engagée sur le terrain philologique (cf. La Psychanalyse, vol. 1, p. 5-16). Car il nous semble que cette question reste entière, à dégager dans sa rigueur l'instance du signifiant. Bloch et Von Wartburg datent de 1875 l'apparition de la signification du verbe dépister dans le second emploi que nous en faisons dans notre phrase.
7. Celle-là même à qui M. Jorge Luis Borges, dans son œuvre si harmonique au phylum de notre propos, fait un sort que d'autres ramènent à ses justes proportions. Cf. Les Temps modernes, juin-juillet 1955, p. 2135-36. et oct. 1955. p- 574-75.
8. Souligné par l'auteur.
9 Et c'est si vrai que la philosophie dans les exemples, décolorés d'être ressassés, dont elle argumente à partir de l'un et du plusieurs, n'emploiera pas aux mêmes usages la simple feuille blanche par le mitan déchirée et le cercle interrompu, voire le vase brisé, sans parier du ver coupé.
10. Cf. Our examination round bis factification for incamination of work in progress,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12, rue de l'Odéon, Paris, 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