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和隐者
西藏奇人米勒日巴为了报复被伯父和姑母夺走家产的耻辱，努力地学咒术和降雹术，结果仇人的屋宇倒塌，造成生灵涂炭，全村的耕地毁的寸草不生。他感到自己罪业深重，希望改修正法，找到一位上师，救度他命死后得往生净土世界。38岁时成了玛尔巴大师的弟子，玛尔巴师傅故意用苦行折磨他，米勒日巴像奴仆般生活，他背着巨石到周围的山顶上去建房子，建好后师傅又让他把房子拆掉，吩咐他再次将拆下来的石头背到其他的山顶重新建房……如此往复，米勒日巴徒手建了九座房子，玛尔巴大译师才传授他佛法和修习方法。
学成之后，米勒日巴离开师傅独自前往与世隔绝的深山里，多年来他就生活在寒冷的洞穴里，潜心地修习所授的全部教法。米勒日巴为了把时间都用于修行，只吃洞口的植物，以至于自己的身体都成变绿色的了。
记得有个故事说：岗波巴完成了修行，准备离开上师米勒日巴。米勒日巴光着双脚，放在他头上加持。岗波巴请求师傅给予最后的指导。米勒日巴只简单的说：“没什么可教的了，你所需的只是更加努力。”随后，他不再说什么了。 当岗波巴开始离开，涉过一条小溪时。上师知道此生再也见不到这位徒弟了。于是他大声喊道:“我有一个很殊胜的秘密教法！它太珍贵了，以致无法随便给人！”岗波巴回过头来。米勒日巴突转腰身，把他的破衣衫撩起，露出像马蹄一样坚硬、疤痕累累的屁股。那是长久坐在坚硬石头上打坐所造成的。“孩子，这是我最后的法教！”
米勒日巴之所以成了大成就者，全赖于苦行，也就是少谈理论，注重实修。这对于读书人而言，著书立说无疑是第一要旨，苦与乐是相对的，很少人能做到绝对的“苦行”。
明末清初的遗民谈迁却是个鲜明的例外，为母守丧在家的他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间错误失漏处很多，他立意要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此后他背负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广搜资料，终于用五年时间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余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不料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愤重写。又经四年辛苦，终于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1653年），六十岁的他，携书稿进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朝的遗臣故旧，搜集各类遗闻、遗事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谈迁这个明代的“司马迁”，书稿的遗失意味着二十多年的心血前功尽弃，这种打击对于年近花甲体弱多病的他来说无疑是场灭顶之灾。很快他从阴影中走出来，“吾手尚在，宁遂已乎？”。
谈迁的故事在我上高中就很了解，它至今仍让我震颤。在这个普遍信仰缺失的年代，一个人很难独守住内心纯粹的部分，“钱奴”、“名奴”、“权奴”到处是人，最后是人之命死之奴。
谈迁同时代的名士傅山一生不仕清朝，隐居在古寺庙里安贫乐道，他写文章不师法古人；他的字画有着"孤标傲世"的情怀，完全是自身个性的抒发；他凭高超的医术谋生计，对待病人一视同仁，有时治病优先穷人。那些名声不好的富人和官吏来求医，他常常婉词谢绝。一切富贵荣华，他都不放在眼里，在他身上看到的依然是中国古代文人推崇的“气节”和“清高”。
谈迁和傅山这样的隐者，在世俗的眼光下看似迂腐，甚至有些泥古不化。在文人尊严丧尽，独立精神丧失，为物质所役使的今世，我们无法成为隐者，但是可以成为行者，写那些有真正价值的文字，为这个时代立言。时世事移，可还有亘古不变的。存于后世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作者和他们留下的最真实刺眼的文字。作为一名诗人再草根再天才再背时也比不过黄仲则，他早已为最不幸的诗人写下最惨的境况，如今无论是写作或摄影还是绘画，都是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个存在过的证据而已。
学成之后，米勒日巴离开师傅独自前往与世隔绝的深山里，多年来他就生活在寒冷的洞穴里，潜心地修习所授的全部教法。米勒日巴为了把时间都用于修行，只吃洞口的植物，以至于自己的身体都成变绿色的了。
记得有个故事说：岗波巴完成了修行，准备离开上师米勒日巴。米勒日巴光着双脚，放在他头上加持。岗波巴请求师傅给予最后的指导。米勒日巴只简单的说：“没什么可教的了，你所需的只是更加努力。”随后，他不再说什么了。 当岗波巴开始离开，涉过一条小溪时。上师知道此生再也见不到这位徒弟了。于是他大声喊道:“我有一个很殊胜的秘密教法！它太珍贵了，以致无法随便给人！”岗波巴回过头来。米勒日巴突转腰身，把他的破衣衫撩起，露出像马蹄一样坚硬、疤痕累累的屁股。那是长久坐在坚硬石头上打坐所造成的。“孩子，这是我最后的法教！”
米勒日巴之所以成了大成就者，全赖于苦行，也就是少谈理论，注重实修。这对于读书人而言，著书立说无疑是第一要旨，苦与乐是相对的，很少人能做到绝对的“苦行”。
明末清初的遗民谈迁却是个鲜明的例外，为母守丧在家的他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间错误失漏处很多，他立意要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此后他背负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广搜资料，终于用五年时间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余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不料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愤重写。又经四年辛苦，终于完成新稿。
顺治十年（1653年），六十岁的他，携书稿进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朝的遗臣故旧，搜集各类遗闻、遗事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谈迁这个明代的“司马迁”，书稿的遗失意味着二十多年的心血前功尽弃，这种打击对于年近花甲体弱多病的他来说无疑是场灭顶之灾。很快他从阴影中走出来，“吾手尚在，宁遂已乎？”。
谈迁的故事在我上高中就很了解，它至今仍让我震颤。在这个普遍信仰缺失的年代，一个人很难独守住内心纯粹的部分，“钱奴”、“名奴”、“权奴”到处是人，最后是人之命死之奴。
谈迁同时代的名士傅山一生不仕清朝，隐居在古寺庙里安贫乐道，他写文章不师法古人；他的字画有着"孤标傲世"的情怀，完全是自身个性的抒发；他凭高超的医术谋生计，对待病人一视同仁，有时治病优先穷人。那些名声不好的富人和官吏来求医，他常常婉词谢绝。一切富贵荣华，他都不放在眼里，在他身上看到的依然是中国古代文人推崇的“气节”和“清高”。
谈迁和傅山这样的隐者，在世俗的眼光下看似迂腐，甚至有些泥古不化。在文人尊严丧尽，独立精神丧失，为物质所役使的今世，我们无法成为隐者，但是可以成为行者，写那些有真正价值的文字，为这个时代立言。时世事移，可还有亘古不变的。存于后世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作者和他们留下的最真实刺眼的文字。作为一名诗人再草根再天才再背时也比不过黄仲则，他早已为最不幸的诗人写下最惨的境况，如今无论是写作或摄影还是绘画，都是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个存在过的证据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