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危机与反-危机2

前两天同学打电话给我，你能帮我贴几张海报吗？
什么海报？
一本书的宣传。
事情是这样的：书是李承鹏的书，叫《李可乐抗拆记》。他们要在北大搞新书见面会，洪晃高晓松一干人等也要出席，可他们还要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做宣传，不做所为何来。
不管怎样，我冒着严寒和大风和诸多眼光在学校贴了几张海报——虽然保安很快就撕下自己批判去了。
作为回报，他们给我寄了两本书。
一本给了同屋，一本给了朋友。
可我为什么这样“无私”呢？
这样的抗拆文学，真正是写实的吗，写实到底意味着什么？直接的真实在哪里？
拆迁现象已是常态，就像阿甘本所说，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例外状态都成了常态（我们搞不好就成了赤裸生命）。可为什么会有拆迁呢？我们不是要发展的吗？发展不是硬道理吗？是的，我们当然要发展，我们想要开小汽车，我们想要大赚一笔，我们想要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之，我们想要享受生活（我们都颇有路易十六的风范：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当然，是享受现代生活，享受自由生活，也就是，享受美国生活。可既然要发展，那就不能不有积累，不能不有私有产权，不能不
引入资本。
我们的策略是引入资方，让资方自由发展，让劳方竞争（与斯密的建议相反）。结果呢，就是竞争意识的不断增强（回想中学时的作文，竞争话语可谓无处不在），自我成就取向的不断巩固，我们只能靠自己，与别人进行竞争——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而在我们看来，这是自然的，我们只能适应。在某些西方理论家看来，没有比中国人更自由主义的民族乐——古今皆然，我们从来都不想国家或社会团体的干涉，或者说，我们从来不关心公共事务，我们所想的，就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话语在的古希腊崛起来表征民主的诞生来说，话语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占据统治地位，所谓巧言令色鲜以仁，孔夫子的这句话设定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心性结构。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帝力何有於我焉，而我们却不知民主为何物。
于是，当资方横行，劳方内讧，尤其是权方被资方所挟持的时候，资方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尤其是地方政府吃土地财政饭的时候，那些房产商和各种外资合资法人就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政府不过是他们的agent罢了。而当他们想要一块地的时候，谁还能阻止他们呢？上访？可我们诉诸的不还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呢？中央政府难道和地方政府有根本区别吗？
可他们为什么想要一块地呢？这难道不是我们想要的“发展吗”？拆迁不也是发展的前提吗，那我们现在又为什么不要了呢？我们不要的到底又是什么呢？
当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因素形成一个历史集团——政治为经济所挟持，文化成为经济背后的动力，我们所面对的危机只是拆迁这么简单，只是维护个人权益这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