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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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论自由
　　“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
　　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虽然，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语，已渐成青年辈之口头禅矣。新民子曰：我国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为物果何如矣。请论自由。
　　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对于教会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国对于外国而保其自由也。生计上之自由者，资本家与劳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复分为三：一曰平民对于贵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国民全体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对于母国而保其自由是也。自由之征诸实行者，不外是矣。
　　以此精神，其所造出之结果，厥有六端。（一）四民平等问题：凡一国之中，无论何人不许有特权（特别之权利与齐民异者），是平民对于贵族所争得之自由也。（二）参政权问题：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三）属地自治问题：凡人民自殖于他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与其在本国时所享之权利相等，是殖民地对于母国所争得之自由也。（四）信仰问题：人民欲信何教，悉由自择，政府不得以国教束缚干涉之，是教徒对于教会所争得之自由也。（五）民族建国问题：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六）工群问题（日本谓之劳动问题或社会问题）：凡劳力者自食其力，地主与资本家不得以奴隶畜之，是贫民对于素封者所争得之自由也。试通览近世三四百年之史记，其智者敝口舌于庙堂，其勇者涂肝脑于原野，前者仆，后者兴，屡败而不悔，弗获而不措者，其所争岂不以此数端耶？其所得岂不在此数端耶？试一述其崖略：
　　昔在希腊罗马之初政，凡百设施，谋及庶人。共和自治之制，发达盖古。然希腊纯然贵族政体，所谓公民者，不过国民中一小部分，而其余农、工、商及奴隶，非能一视也。罗马所谓公民，不过其都会中之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属地也，非能一视也。故政治上之自由，虽远滥觞于希腊，然贵族之对平民也，母国之对属地也，本国人之对外国也，地主之对劳力者，其种种侵夺自由之弊，亦自古然矣。及耶稣教兴，罗马帝国立，而宗教专制、政治专制乃大起。中世之始，蛮族狸披，文化蹂躏，不待言矣。及其末也，则罗马皇帝与罗马教皇，分司全欧人民之躯壳灵魂两界，生息于肘下而不能自拔。故中世史者，实泰西之黑暗时代也。及十四五世纪以来，马丁·路得兴，一抉旧教藩篱，思想自由之门开，而新天地始出现矣。尔后二三百年中，列国或内争，或外伐，原野餍肉，谿谷填血，天日惨淡，神鬼苍黄，皆为此一事而已。此为争宗教自由时代。及十七世纪，格林威尔起于英；十八世纪，华盛顿兴于美；未几而法国大革命起，狂风努潮，震撼全欧，列国继之，灵［云］滃水涌，遂使地中海以西，亘于太平洋东岸，无一不为立宪之国，加拿大、澳洲诸殖民地，无一不为自治之政，直至今日，而其机未止。此为争政治自由时代。自十六世纪，荷兰人求脱西班牙之轭，奋战四十余年，其后诸国踵兴，至十九世纪，而民族主义磅礴于大地。伊大利、匈加利之于奥大利，爱尔兰之于英伦，波兰之于俄、普、奥三国，巴干半岛诸国之于土耳其，以至丙今波亚之于英，菲律宾之于美，所以死亡相踵而不悔者，皆曰“非我种族不得有我主权”而已。虽其所向之目的，或达或不达，而其精神一也。此为争民族自由时代。（民族自由与否，大半原于政治，故此二者其界限常相混。）前世纪（十九）以来，美国布禁奴之令，俄国废农傭之制，生计界大受影响，而廿卅年来，同盟罢工之事，所在纷起，工厂条例，陆续发布，自今以往，此问题遂将为全地球第一大案。此为争生计自由时代。凡此诸端，皆泰西四百年来改革进步之大端，而其所欲以去者，亦十之八九矣。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自由毋宁死”之一语，耸动之，鼓舞之，出诸壤而升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戏，熣璨哉自由之花！於戏，庄严哉自由之神！
    今将近世史中争自由之大事，列一年表如下：
    <表格，略>
　　由此观之，数百年来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为之原动力者耶？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时不同，其国不同，其所需之种类不同，故其所来者亦往往不同，要其用诸实事而非虚谈，施诸公敌而非私利一也。试以前所列之六大问题，覆按诸中国，其第一条四民平等问题，中国无有也，以吾自战国以来，即废世卿之制，而阶级陋习，早已消灭也。其第三条属地自治问题，中国无有也，以其无殖民地于境外也。其第四条信仰问题，中国更无有也，以其无殖民地于境外也。其第四条信仰问题，中国更无有也，以吾国非宗教国，数千年无教争也。其第六条工群问题，他日或有之，而今则尚无有也，以其生计界尚沈滞，而竞争不剧烈也。然则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唯第二之参政问题，与第四之民族建国问题而已。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则甲不求而自来；苟得其甲，则乙虽弗获犹无害也。若是夫吾侪之所谓自由，与其所以求自由之道，可以见矣。
　　自由之界说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夫既不许侵人自由，则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顾谓此为自由之极则者何也？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斯二者盖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个人之自由为自由也，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国人若也。绅士武断于乡曲，受鱼肉者莫能抗也；驵商逋债而不偿，受欺骗者莫能责也。夫人人皆可以为绅士，人人皆可以为驵商，则人人之自由亦甚矣。
　　不宁惟是，首善之区，而男妇以官道为圊牏，何其自由也；市邑之间，而老稚以雅片为菽粟，何其自由也。若在文明国，轻则罚锾，重则输城旦矣。诸类此者，若悉数之，则更十仆而不能尽。由是言之，中国人自由乎，他国人自由乎？顾识者楬橥自由之国，不于此而于彼者何也？野蛮自由，正文明自由之蟊贼也。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其一举一动，如机器之节腠，其一进一退，如军队之步武。自野蛮人视之，则以为天下之不自由，莫此甚也。夫其所以必若是者何也？天下未有内不自整，而能与外为竞者。外界之竞争无已时，则内界之所以团其竞争之具者亦无已时。使滥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团体之自由焉，则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将为他群之奴隶，夫复何自由之能几也？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钳束我自由者也。彼英人是已。天下民族中，最富于服从性质者莫如英人，其最享自由幸福者亦莫如英人。夫安知乎服从之即为自由母也。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嚣嚣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谓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审夫泰西之所谓自由者，在前此之诸大问题，无一役非为团体公益计，而决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骜者所可托以藏身也。今不用之向上以求宪法，不用之排外以伸国权，而徒耳食一二学说之半面，取便私图，破坏公德，自返于野蛮之野蛮，有规语之者，犹敢然抗说曰：“吾自由，吾自由。”吾甚惧乎“自由”二字，不徒为专制党之口实，而实为中国前途之公敌也！
　　“爱”主义者，天下之良主义也。有人于此，汲汲务爱已，而曰我实行爱主义可乎？“利”主义者，天下之良主义也。有人于此，孳孳务利已，而曰我实行利主义可乎？“乐”主义者，亦天下之良主义也，有人于此，媞媞务乐己，而曰我实行乐主义可乎？故凡古贤今哲之标一宗旨以易天下者，皆非为一私人计也。身与群校，群大身小，诎身伸群，人治之大经也。当其二者不兼之际，往往不爱已，不利已，不乐已，以达其爱群、利群、乐群之实者有焉矣。佛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之说法，岂非欲使众生脱离地狱者耶？而其下手必自亲入地狱始。若是乎有志之士，其必悴其形焉，因衡其心焉，终身自栖息于不自由之天地，然后能举其所爱之群与国而自由之也明矣。今世之言自由者，不务所以进其群、其国于自由之道，而惟于薄物细故、日用饮食，龂龂然主张一已之自由，是何异箪豆见色，而曰我通功利派之哲学；饮博无赖，而曰我循快乐派之伦理也。《战国策》言：“有学儒三年，归而名其母者。”吾见夫误解自由之义者，有类于是焉矣。
　　然则自由之义，竟不可行于个人乎？曰：恶，是何言！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择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梃而杀人焉，大罚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饮一食、一举一动，而皆若节制之师者，正百体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此犹其与他人他体相交涉者。吾请更言一身自由之事。
　　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虽然，人莫不有两我焉：其一，与众生对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人间者是也；其二，则与七尺对待之我，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是也。（孟子曰：“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物者，我之对待也，上物指众生，下物指七尺即耳目之官，要之，皆物而非我也。我者何？心之官是已。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惟我为大，而两界之物皆小也。小不夺大，则自由之极轨焉矣。）是故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亦曰：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夫人强迫我以为奴隶者，吾不乐焉，可以一旦起而脱其绊也，十九世纪各国之民变是也。以身奴隶于人者，他人或触于慈祥焉，或迫于正义焉，犹可以出我水火而苏之也，美国之放黑奴是也。独至心中之奴隶，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脱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如蚕在茧，著著自缚；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吾请言心奴隶之种类，而次论所以除之之道。
　　一曰，勿为古人之奴隶也。古圣贤也，古豪杰也，皆尝有大功德于一群，我辈爱而敬之宜也。虽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为圣贤、为豪杰者，岂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使不尔者，则有先圣无后圣，有一杰无再杰矣。譬诸孔子诵法尧舜，我辈诵法孔子，曾亦思孔子所以能为孔子，彼盖有立于尧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后必无复有孔子者存也。闻者骇吾言乎？盍思乎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世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泰西之有景教也，其在中古，尝不为一世文明之中心点，逮夫末流，束缚驰骤不胜其敝矣。非有路得、倍根、笛卡儿、康德、达尔文、弥勒、赫胥黎诸贤，起而附益之、匡救之，夫彼中安得有今日也！中国不然，于古人之言论行事，非惟辨难之辞不敢出于口，抑且怀疑之念不敢萌于心。夫心固我有也，听一言，受一义，而曰我思之我思之，若者我信之，若者我疑之，夫岂有刑戮之在其后也。然而举世之人，莫敢出此。吾无以譬之，譬之义和团。义和团法师之被发、仗剑、踽步、念念有词也，听者苟一用其思索焉，则其中自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遍数省，是必其有所慑焉，而不敢涉他想者矣；否则有所假焉，自欺欺人以逞其狐威者矣。要之。为奴隶于义和团一也。吾为此譬，非敢以古人比义和团也，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而世之委身以嫁古人，为之荐枕庶而奉箕帚者，吾不知其与彼义和团之信徒果何择也。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二曰，勿为世俗之奴隶也。甚矣人性之弱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幅帛。”古人夫既谣之矣。然曰乡愚无知，犹可言也，至所谓士群子者，殆又甚焉。当晚明时，举国言心学，全学界皆野狐矣；当乾嘉间，举国言考证，全学界皆蠹鱼类。然曰岁月渐迁，犹可言也，至如近数年来，丁戊之间，举国慕西学若膻，已庚之间，举国避西若厉，今则厉又为膻矣。夫同一人也，同一学也，而数年间可以变异若此，无他，俯仰随人，不自由耳。吾见有为猴戏者，跳焉则群猴跳，掷焉则群猴掷，舞焉则群猴舞，笑焉则群猴笑，哄焉则群猴阋，怒焉则群猴骂。谚曰：“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悲哉！人秉天地清淑之气以生，所以异于群动者安在乎？胡自污蔑以与猴犬为伦也！夫能铸造新时代者上也，即不能而不为旧时代所吞噬所汩［汩］沈，抑其次也，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丈夫之事也。自由何如也！
　　三曰，勿为境遇之奴隶也。人以一身立于物竞界，凡境遇之围绕吾旁者，皆日夜与吾相为斗而未尝息者也。故战境遇而胜之者则立，不战而为境遇所压者则亡。若是者，亦名曰天行之奴隶。天行之虐，逞于一群者有然，逞于一人者亦有然。谋国者而安于境遇也，则美利坚可无独立之战，匈加利可无自治之师，日耳曼、意大利可以长此华离破碎为虎狼奥之附庸也。使谋身者而安于境遇也，则贱族之的士礼立，（英前宰相，与格兰期顿齐名者，本犹太人。犹太人在英视为最贱之族。）何敢望挫俄之伟勋；蛋儿之林肯（前美国大统领，渔人子也，少极贫）何敢企放奴之大业；而西乡隆盛当以患难易节；玛志尼当以窜谪灰心也。吾见今日所谓识时之彦者，开口辄曰：阳九之厄，劫灰之运，天亡中国，无可如何。若所以自处者，非贫贱而移，则富贵而淫，其最上者遇威武而亦屈也。一事之挫跌，一时之潦倒，而前此权奇磊落、不可一世之概，销磨尽矣。咄，此区区者果何物，而顾使之操纵我心如转蓬战？善夫，《墨子。非命》之言也，曰：“执有命者，是覆天下之义，而说百姓之谇也。”天下善言命者，莫中国人若，而一国之人，奄奄待死矣。有力不庸，而惟命是从，然则人也者，亦天行之刍狗而已，自动之机器而已，曾无一毫自主之权，可以达已之所志，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英儒赫胥黎曰：“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不可也，固将沈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慬焉。”陆象山曰：“利害毁誉，称讥苦乐，名曰八风。八风不动，入三摩地。”邵尧夫之诗曰：“卷舒一代兴亡手，出入千重云水身。”吵兹境遇，曾不足以损豪杰之一脚指，而岂将入其笼也。自由何如也！
　　四曰，勿为情欲之奴隶也。人之丧其心也，岂由他人哉？孟子曰：“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夫诚可以已，而能已之者百无一焉，甚矣情欲之毒人深也。古人有言：心为形役。形而为役，犹可愈也；心而为役，将奈之何？心役于他，犹可拔也；心役于形，将奈之何？形无一日而不与心为缘，则将终其生趄瑟缩于六根六尘之下，而自由权之萌蘖俱断矣。吾常见有少年岳岳荦荦之士，志愿才气，皆可以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乃阅数年而馁焉，更阅数年而益馁焉。无他，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有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欲，而无过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则其才正为其欲之奴隶，曾几何时，而销磨尽矣。故夫泰西近数百年，其演出惊天动地之大事业者，往往在有宗教思想之人。夫迷信于宗教而为之奴隶，固非足贵，然其借此以克制情欲，使吾心不为顽躯浊壳之所困，然后有以独往独来，其得力固不可诬也。日本维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于王学，即有得于禅宗。其在中国近世，勋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试一读其全集，观其困知勉行厉、志克已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无所养而能定大艰成大业者。不然，日日恣言曰吾自由吾自由，而实为五贼（佛典亦以五贼名五官。）所驱遣，劳苦奔走以借之兵而赍其粮耳，吾不知所谓自由者何在也？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己者，对于众生称为己，亦即对于本心而称为物者也。所克者已，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谓之自胜，自胜之谓强。自胜源，强焉，其自由何如也！
　　吁，自由之义，泰西古今哲人，著书数十万言剖析之，犹不能尽也。浅学如余，而欲以区区片言单语发明之，乌知其可？虽然，精义大理，当世学者，既略有述焉。吾故就团体自由、个人自由两义，刺取其浅近直捷者，演之以献于我学界。世有爱自由者乎，其慎角毒自由以毒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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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康有为书（节录）
（1900年4月29日）
    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
   
    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奴隶性属于受者。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先生谓弟子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非也。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盖日本近日盛行法国主义，弟子实深恶之厌之。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之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之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执此之说，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吴起而罪曾子也。且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
   
    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至欧人文明与法无关之说，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据他书，即《泰西新史揽要》，亦可见其概。英国为宪政发达最久最完之国，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强弱之最大关键，实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议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响所及（英民闻法人争权之事而兴起）；此案之得成，亦由执政者惮于法之惨祸，而降心遽许之。此《新史揽要》所明言也（他书言之尤详）。欧洲中原日耳曼、奥斯马加、意大利、瑞士诸国，皆因并吞于拿破仑。时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尝自由之滋味，此后更不能受治于专制民贼之下，故历千辛万苦而争得之，以至有今日。观于拿破仑第一次被放，而维也纳会议起；拿破仑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奥三帝神圣同盟兴。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皆为压制民权而设也。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而纯甫难是说，然则此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弟子以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谓其翻译不妥或尚可，至诋其意则万万不可也。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则“人人自由”四字，意义亦已具足。盖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则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则不可谓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无流弊。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
   
    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砌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试观现时世界之奉耶稣新教之国民，皆智而富；奉天主旧教之国民，皆愚而弱。（法国如路梭之辈，皆不为旧教所囿者。法人喜动，其国人之性质使然也。）无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
   
   （法国今虽民主，然绝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断中国之必不能佛，必不能狂也。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数十百人，亦不必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尽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国之事乎？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者不受治于他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国托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颇善矣。而所谓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谓不受治于法律也。英人常自夸谓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实则仍受治于己而已。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国革命而谤自由，尤有不可者。盖“自由”二字，非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儿，德之康德，头发辽宁，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炀、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骂矣。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蕴，不敢自欺，故不觉其言之长。其谓涉于不敬，非对长者之体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随笔应赴，不自检点，深知其罪。
   
    又自由与服从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从者。
    
    英人所谓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是也。但使有丝毫不服从法律，则必侵人自由。盖法律者，除保护人自由权之外，无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说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从。
   
    据乱之制度与太平之制度，多有相类者，然其渊源来历，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此。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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