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丰子恺（ZT）

风风雨雨忆前尘——"文革"中的丰子恺
梦之仪
载《江南》双月刊2008.1
　　一
一个人，只要和某一事物结缘，他便不会寂寞，这样的人，也一定幸福。但，这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人的一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容地选择。如果是这样，毫无疑问，丰子恺便是这样幸福的人。
我们所知道的丰子恺，于艺术的领域，几乎无所不通，绘画、音乐、文学、金石、书法等，然而，人生无常，世事无常，也正是他一生结缘的艺术，给他带了巨大的灾难。
风云变幻莫测。历史是没法改写的，历史的进程谁也意料不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其时，丰子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还在3月的时候，丰子恺偕妻徐力民、孙女丰南颖游览了绍兴嘉兴湖州等地，心情显然不错，题为《嘉兴》的诗这样写：“三十年前此地游，暗云笼罩古城愁。如今再到经行处，处处红旗映画楼。”（《丰子恺文集.七》第818页）新旧前后，对比非常之鲜明，心情亦当如此。谁能料到：两个月后的6月份，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八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阿咪》的成文来自一次约稿。1962年，《上海文学》因为扩大版面的需要，当时在作家协会编辑部工作的女作家罗洪出面到丰子恺先生家向他约稿。罗洪和她的丈夫朱雯是在抗战时的桂林与丰子恺认识的，他们曾一起在桂林的小餐馆喝过老糯米酒。二十多年不见，这次专程去组稿，也是一次叙旧，他们说到桂林的老糯米酒。这样温馨的场景，想来一定感染了老画家的心。两周后，丰子恺便交给罗洪《阿咪》一文。
丰子恺曾经写过《白象》一文，称赞一只名叫“白象”的猫有壮士风、高士风；也写过一篇《贪污的猫》，调侃了猫可爱的贫婪；而这次的《阿咪》，写的无非也还是家里一只非常可爱的猫咪。然而令人根本想不到的是，文章因为“猫伯伯”一词而遭大罪。
他是这样写的：
这猫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之为“猫伯伯”……（《缘缘堂随笔集.阿咪》）。
我小时候，家里丢失了椅子长凳之类的，祖父便会骂上一句“贼伯伯”以示气恼。由此可见，江南一地，这“伯伯”一词真的是寻常得很，而大字报居然说，“猫伯伯”是影射毛主席，因为江浙一带口语，“猫”即“毛”之谐音。中国历来就有捕风捉影的高手，历来就有“莫须有”的罪名，而如此超群的想象力，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令人生畏啊。
其实“猫伯伯”一词，于丰子恺也许是习惯。1959年9月11日，他给幼子新枚信中就有这样的话：“家中一切平安，猫伯伯也比以前胖得多了。”（《丰子恺文集.七》第511页）他的习惯还因为他比较喜欢用家乡的一些俗语、方言，这在他的文中信中常可看到，如他用“白场”代场地，用“捉草”代割草等，这也是我们今天还在用的方言。信手拈来的词儿，却令这个童心未眠的老画家，无辜地卷进了这场可怕的政治漩涡中。
这之后，丰子恺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等等，甚而成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
针对《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有人写大字报，说此画欢迎蒋匪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如此歪曲作品的意图，实在是可笑之至。《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这幅画批判丰子恺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轰炸》一画，原本是用来揭露、控拆日本侵略军暴行的，却说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叛国行为制造舆论。为了对丰子恺漫画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还出专刊，如《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等。
对于丰子恺来说，他之挨批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建国之初，他曾经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批判，又据三次为巴金画像的俞云阶回忆，当时，有人画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丰子恺批评说这幅画缺少生活经验，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其它的就会跟着走的。有人立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在其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和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作过深刻的自我批评，写过《检查我的思想》，把过去的自己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是自虐。1956年的《城中好高髻》、1962年文代会上关于大剪刀的发言也都受过批判，《阿咪》一文在刊出不久，《上海文学》杂志要求从1960年起作全面检查，检查的结果，《阿咪》被卷入了“毒草”的行列，结论是影射。《阿咪》首次被批。虽然这样，但是一个有思想的文人，他的意识深处总是仍保留着自我，虽然那个声音已经很微弱。
因为制造了如此多的“毒草”，他本人需要“消毒”。这以后，丰子恺不得不每天去画院，交待问题、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经过了几次被抄，电视机被搬走了，毛笔书籍字画被运走了，仅书画就有四大箱一百七十幅左右，十多本相册也被拿了去，更不可思义的是，还被抄去了七八千的存款，更不用说，工资已被减到了一半。
丰子恺一家寓居的这幢位于陕西南路39弄长乐村93号西班牙式的三层小洋房，1954年他用六千元顶进，其后每月付租金，现在一样遭遇了不测，原本用作起居室的底层被退租，另外住进了人家，钢琴间、磨子间也不再归丰家，一个*派甚至一度占用丰家二楼的北房，似穿梭般经常来丰家，很让人讨厌。
二楼南房外有一个封闭式阳台，阳台中部有一个梯形突口，三面都有窗，上方还有天窗，丰子恺常在此处看书。坐在这里，白天可看到太阳晚上可观见月亮，因此被命名为“日月楼”。但是，这时候的日月楼，已是空空荡荡了，这对于一个画家作家来说，没有了书没有了画，没有了精神食粮，还能算是一个有着完整意义的家吗？
因为丰子恺的问题，有关人员受到了牵连，中学教师、佛教居士朱幼兰因写《护生画集》文字之故，被指犯有罪过受审查，学生胡治均最初也受牵连在审查。最让丰子恺伤心的是，原定要出国深造的小儿子新枚，因为父亲丰子恺的问题，被迫留在上海等待分配。
二
“牛棚”，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文革中的一个字眼，丰子恺一样没逃过“牛棚”一劫，有史料告诉我们丰子恺在“文革”近一年时的状况。
“弟每日六时半出门办公，十二时回家午饭，下午一时半再去办公，五时半散出，路上大都步行（十七八分钟可到），每日定时运动，身体倒比前健康，可以告慰故人。”这是丰子恺1967年4月8日致广洽法师的信。除了身体不错，实在没有什么好事可说的。这时，他为了交待问题，不得不天天到画院，他是多么地不情愿，又是多么地无奈，在此前的信中他这样告诉故人：“弟近日全天办公，比过去忙碌。而人事纷烦，尤为劳心……但得安居养老，足矣。”（1967年2月25日致广洽法师信，《丰子恺文集.七》第347页）而所言之“办公”其实就是被批斗的代名词罢了。因为当时拉出去被批斗也是家常便饭。
漫画家张乐平后来这样回忆：
“文劫”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派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有时斗完之后，我们同坐一辆三轮车回家，彼此谈笑自如。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我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问他怎样？他笑着说“处之泰然。”后来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他那飘飘然的长白胡须被剪掉了。我很为他气愤，他却风趣地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轻了。”
（张乐平《画图又识春风面》，收入《写意丰子恺》）
读这一段文字，可以想见，这两位漫画家，在经历的无数次的批斗之后，已经能够安然处之了……
1967年仲夏，丰子恺被关在上海美术学校数十天，虽然几乎每天被揪出去批斗，但他从不放在心上。他和画家邵洛羊一起被隔离，还有的一点自由，是可以到食堂吃饭，可以到井边汲水，两人“牛棚”一间，短榻两具，药酒浅酌。丰子恺拿出自己摘录的一本鲁迅语录给邵洛羊看，夜色低垂的时候，他俩蜗居斗室，却是海阔天空地聊谈，他们谈得很多的是佛教，谈佛教里的大乘和小乘、南北宗，又慢慢转到丰子恺的宗教信仰上，谈弘一法师，谈人生之无常，谈他的护生画……从人变成了“牛”，作品从香花变成了“毒草”，不变的还是那一轮明月。“牛棚”虽小，月亮同样默默地洒进光来，精神上的创伤是这样能够相互安慰的！
有一次，巴金去“牛棚”上班，在淮海中路陕西路路口下车，看见商店旁边的墙上贴着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海报，陕西路上也有。1967年8月16日，丰子恺在黄浦剧场接受专场批斗会。九月，《打丰战报》第一期出版，这份批丰专报除了批判文章之外，还有一些为批判丰子恺而画的漫画等。
当年画家沈本千从朋友那里看到一张“批斗丰子恺专刊”，上有“十万人斗争丰子恺”的大标题，不由怒从心起，信笔写下一首《寄慰子恺》的绝句：“有理不容辩假真，铄金众口屈难伸！‘斗争’我谓堪矜汝，画笔能当十万人！”（沈本千《湖畔同窗学画时》，收入《写意丰子恺》）写完之后只是终究不敢寄去，不敢去安慰老朋友。
1967年12月，新枚结婚之夜，丰子恺又被揪到虹口区开批斗会，两位新人不住地担心着，几次跑到楼下去看。
没完没了的批斗，坐不完的“牛棚”，怪不得巴金在晚年无奈又愤慨地写道：“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巴金《随想录.把心交给读者》）
三
1968年4月，儿子新枚离开上海赴石家庄华山制药厂任技术员，丰子恺即萌生了到石家庄去的念头。在新枚了解了烟的情况之后，他让新枚继续打听酒的情况。他说：“窝窝头，我是一定吃得惯的，只要有酒。”（1968年4月间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53页）丰子恺喜欢喝酒，而且喜欢喝黄酒，他一度曾想定居台湾，但因为他喝不惯台湾的酒，便取消了定居那里的念头，所以酒是不能没有的。新枚到石家庄才一两个月，父亲又对儿子又说：“索性我与母大家都做了石人，也很好。但这是愿望而已，不知能成事实否。”（1968年5－6月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55页）
但的确只能是想想而已，身不由己的他还是要去“牛棚”的。3月，“文革”小组组织的狂妄大队冲进上海画院，他们把热浆糊倒在丰子恺背上，贴上大字报，并让他到草坪上示众。回家时被家人发现，其间愤慨可想而知，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起这事，只是要求快拿酒来。酒恐怕真是个好东西，曹操长叹“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人感慨“李白斗酒诗百篇”，而阮籍，驾一马车，边行边饮，路尽而号啕大哭。自古以来文人与酒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对于丰子恺来说，一杯酒下肚，什么忧愁都没了，他已经把悲欢荣辱置之度外，有的是冷眼旁观尘世的镇静和达观。
六天“牛棚”上班，一天休息，丰子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做起了连环诗词句：“廖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红豆生南国，国破山河在，在山泉水清，清泉石上流……”一连接了六七十句，接不下去了，新枚来接，最后一句是“龙宫俯寂廖”，又回到了“廖”。看来父子两个对这种游戏有些乐此不疲。
实在是因为有诗啊，“牛棚”的日子也还能苦中作乐。丰子恺显然很欣赏马一浮抗战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四月，称为清和月，六桥，就是杭州苏堤蒋庄。马一浮写这诗时是在巴山四川，抗战胜利后果然住到了自己向往的蒋庄。于是丰子恺和儿子谈论起了老友马一浮，说他可惜迟死了一年，以致被逐出。因为文革开始后，马一浮被红卫兵批斗，被迫迁出蒋庄，住回到了他的“陋巷”，次年病故。马翁自己也曾这样明志：“如果见逼，可以坐脱立亡。”（转引自刘衍文《马一浮与熊十力》，《万象》2007年第3期），可惜没有做到。
到了一九六九年，形势慢慢有了变化：“近一二月来，变化甚多，总之是一步一步地使斗批对象与群众接近：起初拆牛棚，与群众住在一起；改请罪为请示；改三鞠躬为一鞠躬；与群众一起学习；今天又废止劳动（本来每天早上劳动半小时，我是揩玻璃窗），前天起，大家戴像章。――总之，是渐渐地使我们与群众相融合。看来是逐步进展，直到解放。”（1969年4月28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56页）
在其后几个月的时间里，被定为“走资派”的画家程亚君，在隔离了一年多后，也放了出来。一度被一个*派占用的丰家二楼北房，这时也还给了丰家，这样家中住房较前略显得宽敞了。画家唐云差不多这个时候也撤销了隔离。篆刻家钱君匋解放（当时称“审查结束”为“解放”）了，恢复了原薪。贺天健解放后，归还了抄去的存款，计有二万多。画院受批判的有二十四位画家，这时已解放了一半。
八月的时候，情况又有些变化，三天（周一、二、三）是到博物馆，三天（周四、五、六）是到药厂或画院劳动。画家俞云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博物馆牛棚的情景：大大小小几十头牛，被圈在棚子里，靠着四面墙脚，规规矩矩，席地而坐，每天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投降书很长，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来。丰先生不像别人那样高声诵读，只是微合双目，喃喃默念，天知道他在读什么。
当时，国无国法，“棚”却有“棚”规。每天，我们必须清晨五点到“牛棚”，去作早请示；回家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的标志牌不让摘下，以便使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让路人皆知。我可受不了，一出“牛棚”便把牌子扯下塞入口袋，免得让家人心惊胆颤。
丰先生似乎永远戴着牌子。一次，我乘26路电车，恰逢他从陕西路站上车，胸前赫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标志牌，车上许多人围着他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先生并不在意，自管自紧拽车顶扶杆，纹丝不动，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笔直，像块厚实的木板。我想，他也许真的四大皆空了。
（方坚《风雨忆故人》，收入《写意丰子恺》）
闲时丰子恺还是用各种方法消遣，有时造“平上去入”四言句，有时做“一声诗”，即个个字用平声，或上声，或去声，或入声。有时玩集句。他和唐云最投合，互相勉励，互相安慰。
八月下旬，因为要备战，还因为“清队复查深挖阶级敌人”，局势一度又紧张起来，准备定案的推迟，已解放的都复查，大家天天写思想汇报，每天一张纸。人家思想汇报写得苦，丰子恺写文章惯了，不觉其苦。丰子恺手中那支作画用的毛笔，如今换成了自我批判的钢笔，这才是世间最具讽刺意义的漫画。
十月底，画院全体人员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劳动期间每月放假四天。丰子恺在家附近的襄阳公园乘26路车到徐家汇，换56路到港口，再换龙吴路汽车到曹家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拖着颤巍巍的身体，颠簸在公交车上，辗转一个多小时，这才到达目的地。他因为从小素食，所以自带了酱瓜乳腐，每餐吃三两饭，劳动是采棉花，洗脸用的是河浜的水，睡的是稻草床，却是铺在地上的！冬天下了雪，他和另一位老画家朱屺瞻在一起，枕边被上都是雪。
在乡下，斗批改还在进行中，他们还是没有逃过被批判的命运，俞云阶这样回忆：
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我和丰先生一起被赶到乡下。看守的“小将”常常逼迫我们用漫画的形式，来进行自我批判。这也算“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吧”。丰先生也画了。一次，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叼着烟卷沉思的老头，嘴里喷出的烟雾，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头上盘旋成一堆高帽子。众“小将”把这幅画大批一通，说是丰先生这种时候有条件抽烟，可见革命尚未触及灵魂。以后，他画一张，被批一顿，并收入“黑画册”。现在想来，那些画真是绝品，凝聚着历史思考、时代特征和中国人的精神意识。
（方坚《风雨忆故人》，收入《写意丰子恺》）
尽管是这样恶劣的环境，消遣式的游戏还在进行着。乡下的风，叫“橄榄风”，他们玩起了对子，丰子恺对“黄梅雨”，唐云对“芭蕉雨”。又写起了全仄诗，默背古诗十九首。身体是那样的不自由，心思和灵魂却是困不住的，随时可以自由地飞翔。
他想得比以前更多了，对于现状，也更加淡定泰然：“我近来相信一条真理：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想，对现在就满足，而心情愉快。”（1969年5月17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57页）“形势变化不测，我现在已置之度外，听其自然。”（1969年11月15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71页）
而此时，丰子恺想去石家庄定居的想法也更加强烈：“至于石家庄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满足。”（1969年8月23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61页）
尽管如此，他心里还有一件热切盼望的事，那就是解放，是退休。“八.二八命令后，加紧备战，诸事延搁，我已有思想准备，耐性等候，并不烦恼。听说，‘退休’之风盛行。则我问题解决后，即可求退休，大愿遂矣。”（1969年9月7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62页）“我无其他愿望，唯有‘求我所大欲’－－退休家居。”（1969年11月27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72页）“我之所大欲，是退休。”（1969年13月21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75页）
对于“解放”、“退休”这样的字眼，我在读丰子恺书信时，一次次地看到，一次地心痛着，谁的年华最珍贵？大凡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他的年华总比一般人来得精彩。但就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和他原本应当更精彩的年华却竟如此地黯淡着。
四
但是，如果说丰子恺现在只是用诗词求得一时的消遣，那终究是片面的，
据丰蓉赓回忆，1968年，在上海帮丰家处理家务的石门湾人英娥，回石门时曾偷偷地来到她家，对她和她母亲说，丰先生晚上回家，仍是喝一点酒，神情依旧，使人什么也感觉不出，他是怕家里人难受，吸的是低档烟，又说：“不管怎样，先生仍是每天早上五时左右起身，看书、写字，从不间断。”（丰蓉赓《忆子恺叔二三事》，收入《写意丰子恺》）
初读这些，我心中有疑惑，他在清晨的这些时光里，他的看书写字具体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是否有比诗词消遣更有意义的东西呢？最后的答案是肯定的。
1969年的暮春，学生胡治均审查结束给予解放，来看望老师，他为不能保住老师的画作而失声痛哭，丰子恺却给了他很多鼓励。当他再一次去看望老师时，丰子恺先生交给他一只封好的信封，他回家拆开一看，是一幅题为《初步》的漫画。此后胡均治每次到丰先生家，都会收到先生的画。这些画就是丰子恺利用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光完成的。那些画后来被名为《敝帚自珍》。
丰子恺梦寐以求的退休闲居生活，在1970年年初他得病之后变相得到了。2月2日丰子恺全身抽筋，神经性发作，当时回沪在家的新枚夫妇和姐姐一吟，好像仙人指使似的，把他送到医院看肺病，当医生的姨外甥女也一起苦劝他住院，这一查，果然很严重，是中毒性肺炎，幸好医治及时。在医院，他作《病中口占》：“风风雨雨忆前尘，七十年来剩此生。满眼儿孙皆俊秀，未须寂寞养残生。”（《丰子恺文集.七》第821页）在寂寞的病床上，回忆风雨往事，他一定是想了很多很多。
三月底出院，热度还是长久不退，回到家的丰子恺睡在阳台，睡在那张连腿也不能伸直的小床上，这张小床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石门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内。久违的日月楼啊，又能够在这方小天地里看到日月的运转了，日月山川在他心中沉淀起来，他的心复又变得敏感了。“江南正是‘催花时节’。‘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此时。窗前杨柳初见鹅黄，不知北地春色如何。”（1970年3月30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78页）“江南春色正好，窗中绿柳才黄半未匀。但遥想北国春光，也必另有好处。”（1970年4月2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79页）“我近来已惯于寂寞，回想往事，海阔天空，聊以解闷。窗前柳色青青，反映于玻璃窗中，姗姗可爱。”（1970年5月7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84页）
杨柳青青，丰子恺一定在怀念着从前的日子。从前的日子，全凭他自己的喜好画画，他画的最多的是杨柳和燕子。曾有过一幅画，画中人面窗而坐，窗外柳丝纷纷，而今，他自己成了画中之人，不免让人感伤！更让人悲哀的是，现在他是一个真正被圈住框起来的人，他不再自由，连他想去石家庄看看自己的儿子都不可能！像生命一样宝贵的自由，你在哪里啊？
“今年春天如此过去，多可喜，亦多可悲。喜者，不须奔走，悲者，寂寞也。”（1970年5月23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586页）因为病，因祸得福般地可以不须奔走，他的内心有喜悦，但也因为病，更因为身体的不自由，悲哀才来得那么真切。他悲的其实不是寂寞，而是因为无法自由地用自己的笔描绘理想，这才是内心真正的悲凉。“病照旧，情况亦照旧，荏苒光阴，又近年终。韶华之贱，无过于今日了。”（1970年11月7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609页）是凑合着活下去，还是坚持理想，一颗苦闷的心在日夜思索着，他又写起了全仄诗：“晚岁命运恶，病肺又病足，日夜卧病榻，食面或食粥。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丰子恺文集.七》第822页）
虽然心中有苦痛，但丰子恺不是一般的人，他心中还有佛，佛教徒的出世心态和艺术家的入世情韵，让他看破红尘又痴迷于红尘。
等到体温惭惭退下去之后，他通常早上四、五点起来，到七点之前，临帖约一个小时，清晨再就是写读，他在这一年翻译了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落洼物语》和《竹取物语》。八时吃药睡觉，到九时半起来吃牛奶，在床上看书写信，直到正午，在床上吃午饭，睡觉，三时起来，再看书休息，六时吃粥，黄昏闲谈，八时半就寝。就是这段时间，他看了好多书，《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他教儿子，临帖要先临楷书，次临北碑、章草。他在重读《红楼梦》的时候，做起了《红楼杂咏》，杂咏写得相当有味，如咏黛玉，最后几句是：“如花美眷归黄土，似水流年空度。红楼梦断无寻处，长忆双眉频锁。”（《丰子恺文集.七》第823页）
对石家庄的向往还是没有停息，他在1970年7月16日和1971年3月10日致新枚的信中这样写道：“你那里的餐馆，使我憧憬，有座头可选择，有酒有饭，才有意思……我希望到石家庄，上那餐馆喝酒。”，“来信描写酒店，好似一篇小说。我盼望身入此店，不久可实现了。”
读着这样的文字，字里行间我读出一个艺术家对生活的那份深深的眷恋，也读出一个老人对现实的无助和苦闷，而清晨的时光里，我仿佛看到这样的音容：白发苍苍，却意志坚定，那全然因为对生命的真爱、对艺术的热情。
五
这之后，还是在清晨的时光里，丰子恺的创作更加旺盛了，1971年的年初，他还在继续《敝帚自珍》的绘画，这时已增加到六十多幅。《敝帚自珍》大都是丰子恺追忆旧画题材重新绘制的作品。后来又写“旧闻新译”，就是将古书上所见的有意义的故事，用白话译出。他引用陶渊明的诗，来表示对自己所做之事的兴趣：“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世无所需，唯酒与长年。”
四月份，窗中时有柳絮飞进来，丰子恺想起薛宝钗的《临江仙》：“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流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缘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薛宝钗的柳絮是逍遥的，因祸得福的丰子恺，心情也日渐舒畅，趁着这股好风，丰子恺开始了《往事琐记》的写作。《往事琐记》共三十二篇随笔和一篇札记，后改为《续缘缘堂随笔》，最后定名为《缘缘堂续笔》，收入《丰子恺文集》。
“琐记”主要写丰子恺对遥远往事的回忆，尤其是对故乡石门湾发生的人和事的回忆。石门湾就像是一部小说，那些沉淀了几十年的人物，在丰子恺的记忆里一个个地登场：那个自耕自食的癞六伯，每天卖完自己从乡下带出来的土产之后，便在汤裕和酒店喝酒，喝醉了便在桥上骂人，骂他心中的不满。癞六伯有一片自己的竹园，养了一群鸡，还种了些菜，虽孑然一身，却自得其乐；像芸娘一样的祖母，读书识字、个性开放又争强好胜，对儿子寄予希望，就连死也要死在儿子中举之后；秀才五爹爹考场失意、生活清苦、子女或不成器或夭亡，但他一生达观，因得长寿；还有如润土一样的王囡囡、长着像鲈鱼一样嘴巴的阿三、会拉二胡的阿庆、有着二个情夫的S姑娘等等，还有如乡下的过年、清明、放焰口、庙会等，无不给丰子恺留下深刻的印象，石门湾以外，还回忆了一些发生在杭州、上海等地的一些人和事。“琐记”中最能代表他晚年心境的有《暂时脱离苦海》和《塘栖》两文，他对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认同，实则是他对人生和命运的达观的理解和拥有的一份从容的心态，他回忆往事，并通过这些往事表达对自己、对人性的理解。
刘英在《往事琐记》一书的前言这样评价：“在充斥着大批判话语霸权的喧嚣中，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人作家都无奈地投笔虚度的年代里，丰子恺的创作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以其超脱清新的风格，睨视主流社会的陈词滥调，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刘英《艺术人生的真我回归》，《往事琐记》）确实是这样，文革中有多少人因被剥夺而放弃了他们手中的笔，但丰子恺还在坚持着，虽然不再从容。所以柯灵、王西彦、郭绍虞等人都认为这样的事在新文学史上是极少见的。
大约二个月后，当枝上柳絮吹又少、春去了的时候，《往事琐记》可说的往事，大都已记出。又想起印度人马鸣王所著的《大乘起信论》，日本人汤次了荣作了较详细的注释，即《大乘起信论新释》，他决定翻译此书。丰子恺当年读此书很受感动，因而信奉了佛教。1937年日本人进犯、他们离开缘缘堂前，幸而从屋中抢出；1969年抄家时，《大乘起信论新释》和被人借走的《二十四史》一样又幸存了下来，两次虎口余生啊，似有佛灵保佑。他觉得译《大乘起信论新释》比写《往事琐记》要有意义得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丰子恺将译《大乘起信论新释》说成弄他的“哲学”，每天早晨三、四点起来，为他的“哲学”忙得不亦乐乎。朱幼兰常来，也为此“哲学”。
《敝帚自珍》也还在不时地增加着，《竹几一灯人做梦》、《春在卖花声里》等，有一次读辛弃疾的词，又发现了一好画题材，于是《西风梨枣山园》就成了。因为这些早晨的工作，他觉得生活无限有味。
得意之时，又与儿子谈论起文学，“中国文学的确伟大，世无其匹。今寄你日本和歌四首，你看，他们这种诗，实在无味。比起我们的绝诗，词曲来，不成其为诗也。”（1971年8月6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637页）有一次，老友郑晓沧告诉他双字联：“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还有人举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的五言诗句：“烟锁池塘柳”，他也自己集起了三字连用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夜夜夜深闻子规；日日日斜空醉归……”又有一次，他居然发觉：苏东坡的“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竟是一个谜语，谜底就是花影。
只因为有了清晨几个小时美好的创作时光，还因为生活中有了文学的滋润，丰子恺在虽然还不自由的日子却过得很自在，他在1971年9月3日给新枚信中这样写道：“我每日七时上床，至迟八时入睡。四时起来，已睡八小时，不为少矣。四时人静，写作甚利，你说笔迹比前健，我自己也认为如此，所以最近的画实比往昔者为胜，你与胡治均，是最忠实的保管者。”（1971年9月3日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645页）这是一个自我的世界，是一个艺术的世界，这个世界，在黎明的静悄悄中，悄然复苏并盛情开放。
六
形势显然还很紧张，常有人来“探望”他，有时，来人并不说话静坐一阵就走了；有次有人来调查抄家的情况；有次有人来外调钱君匋；还有次是来向他调查一个名叫《絜茜》的杂志的。为此，丰子恺不时地叮咛新枚，看过之后将信毁去，又和新枚约好，用“语录”来代替“画”，
但尽管形势依然险峻，对丰子恺来说，清晨黎明之前微弱的灯光下的时间仍是自由的，到了1972年9月，《敝帚自珍》的画已创作了一百四十幅，那年，他又完成了日本古典小说《伊势物语》的翻译。
因为一场病，而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丰子恺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在1972年6月.21日给魏风江的信里这样写道：“叨天之福，老而弥健，茶甘饭软，酒美烟香，不知老之将至也。”（《丰子恺文集.七》第706页）魏风江是丰子恺在春晖中学和立达学园的学生，后来留学印度，师从泰戈尔。因为魏风江的关系，两位不同国籍的艺术家，相互欣赏到对方的作品，并且彼此赞赏着。后来泰翁也选派他的得意门生洛克什·钱德拉（Lokest Chandra）到中国师从丰子恺，而且还翻译了丰子恺的《护生画集》，传为中印艺坛的美谈。那一天的信里，除了送给学生自己的画以外，丰子恺还给魏风江改诗赞泰戈尔“诗学泰翁大道高”。
那阵子，来信索画的有很多，周日，胡治均、朱幼来必定会来，丰子恺给胡治均教学《论语》、《孟子》。写意山水画家程啸天，先后给他寄来茶叶、笋干等物。小小的日月楼，丰子恺虽幽居于此，也不觉沉闷，让他想到归有光的项脊轩，归有光读书轩中，且能以足音辨人。丰子恺也如此，连妻子是抱着孩子进来的，还是端着碗进来的，或空手进来的都知道，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精神相通，笔墨也一样灿烂。
1972年11月，有喜讯传来，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北京出版，另外《丰子恺画集》在上海发卖。9月初，女儿一吟在干校三年，这时也调到人民出版社翻译组工作。更大的好消息是，1972年12月30日，他终于被告知“解放”了，作为自由职业者，内部矛盾处理。审查的结论是“不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这一天，他给远在石家庄的儿子新枚、给在杭州的义女软软写信，告知他们这个消息。
不久，女儿一吟到画院，带了四大箱书画来，从前抄去的，都还来了。归还的字画，丰子恺作了处理，除给胡治均数小幅外，其他的五六十幅裱好的，都给了新枚，字留给大儿华瞻及幼女一吟。
有意思的是，在清理返还的抄家物资中，反还多一些，如一个扇面，是五九年丰子恺写给《光明日报》高级编辑黎丁的，居然也在内，丰子恺便重新送给他。此时来信及登门求画的也更多了，他在1973年2月16日致黎丁信中说：“近日求画者多，大约‘毒草’已变香花？我很奇怪。”（《丰子恺文集.七》第388页）11月，他又向黎丁去信，打听宋云彬、傅彬然、华君武、王朝闻、叶浅予、朱光潜、沈雁冰等人的情况。
1973年的春节，和很多人家一样，丰子恺一家过得非常隆重，除夕夜大家交换礼物、猜謎，一直闹到深夜。初一初二，客人来得很多。年初三，上海菜馆开业了，全家人去吃中菜。身体好了，丰子恺天天在家日饮白兰地一小瓶。电视归返后，在三楼放映，因弄内只有这么一只电视，所以弄堂的人都来看，非常热闹。
春节过后，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说，因中日邦交日趋亲热，北京有人提议刊印《源氏物语》，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丰子恺费时五年，于“文革”前译完，共计一百万字。译完后，幸而稿子堆积在北京出版社，躲过了这场灾祸。丰子恺跟儿子说起《源氏物语》时，庆幸在“文革”前半年完成，是天遂人愿。
被“解放”之后的丰子恺，创作欲望更强烈了，1973年，丰子恺又创作完成《护生画六集》，由朱幼兰题字。
对于丰子恺来说，《护生画集》是他对老师弘一法师特别的纪念，就是在病中，他依然念念不忘此事：“弟去冬患肺病，曾住院数月，后返家静养，现已好转，唯步行困难，终日卧床，颇感岑寂耳……病中回忆往事，时多感慨。弘一法师曾约‘护生’集六册，已成其五，尚缺其一，弟近来梦中常念此事，不知将来能否完成也。”（1971年1月11日致广洽法师，《丰子恺文集.七》第350页）
这时已是皓首银发的丰子恺，心里总是想着老师的托咐。那年他在西子湖畔，靠卖字画为生，“生活草草维持，但无有余赀耳。最抱歉者，复员后即思续绘‘护生画’第三集。（弘师遗言，须画至六集止。弟誓必实行。）只因日日为生活而作画，至今竟尚未完成。但望今后半年内，必须完成。（近收件甚多，收入有余，开春生活当可安闲，即专心作‘护生画’。）”（1948年1月28日致广洽法师，《丰子恺文集.七》第195页）即使是贫困中，即使在病塌上，即使不寻常的日子，丰子恺担着风险完成了全部护生画的创作，故而广洽法师在《护生画第六集序言》中赞道：“盖居士处此逆境突袭之期间，仍秉其刚毅之意志、真挚之情感，为报师恩，为践宿约，默默的篝火中宵，鸡鸣早起，孜孜不息选择题材，悄悄绘就此百幅护生遗作的精品，以待机缘。”（《丰子恺年谱》盛兴军主编，第551页）
朋友们也陆续被“解放”，相互间又渐渐有了来往，多年不通音信的，也开始走动，所以，来访的朋友很多，吴朗西、薛佛影、蔡介如、曹辛汉等，日月楼又见苦涩的欢笑。
1973年的春天，学者刘叶秋重又和丰子恺有了联系。丰子恺曾经送给他的一幅画《好花时节不闲身》，原本一直挂在墙上，经乱久失。这画他是非常喜欢的：画中之人面窗而坐，看到的是他的背影，而手中香烟，烟雾袅袅，似乎正为写作沉思着，窗外则柳丝飞扬，花开一春，正是好花时节！丰子恺听说画遗失后后，又重作一幅，这次将画中人的远视，改为伏案疾书，正应和了刘叶秋的刻苦治学精神，也表达了丰子恺内心的渴求。过去的好花时节，是那样的忙碌而快乐，如今虽然还在用笔，却已不再自由，而更多的时光，在这个愉悦的好花时节悄悄地溜走，让人徒感悲伤。丰子恺的心一直是细腻的，他不会不有所感触。
同年，被誉为“江南隶书王”的沈定庵，在审查结束恢复人身自由之后，特地赶到上海拜望一别多年的丰先生。之前，沈定庵曾两次到上海拜访过丰子恺，他曾用中国传统肖像画技法，为弘一大师造像，丰子恺称赞画得极像，并亲自题款。如今劫后重逢，他们彼此互诉衷肠。沈定庵无比痛心地告以所藏丰先生字画已毁于一旦，丰子恺把头一仰，坚定地说：“定庵，重头来过！”语气铿锵有力，给了沈定庵极大的鼓励。临别之时，赠送对联“横眉冷对千春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幅，并且紧紧握手。后来，他们继续着书信往来，丰子恺仍以书画相赠。
秋天，沈本千寄来他的画《西湖长春图》请子恺题词，他是上一年为自己七十岁自寿而画的，然后请老友们题咏纪念。丰子恺的题词说，观图想起少年游钓之地，又想起李叔同老师当年教唱的西湖歌词，最后又写自己长本千五岁，读来有一唱三叹之感。
也是在这年的年底，常熟俞友清赠以丰子恺一双红豆及诗《岁暮怀丰子恺于上海》，寄托了他对老友的思念之情。抗战时他们一起流亡重庆，俞友清最喜欢的是丰子恺送他的一幅《寒窗课读图》，如今人过古稀，诗也懒得写了，对于老朋友，也没有什么好送的，且用一双红豆寄托相思，如果老友有什么新作，就当作是一枝梅花寄给故人欣赏吧。俞友清钟情红豆，是位红豆迷，多方搜集红豆、吟咏红豆的诗文多年，后来，诗文编成《红豆集》行世。丰子恺果然不负老友的希望，他寄上一幅《东风浩荡图》，并和诗一首《俞友清（迂叟）惠诗四绝步原韵奉和》，以“日饮三杯不算频，最繁华处作闲民”的心语寄慰友人。
七
1973年3月的早春时节，“解放”了的丰子恺在学生胡治均的陪侍下来到杭州，探望他的胞姐丰满和丰满之女儿即自己的义女丰宁馨，宁馨就是小时候出现在子恺漫画中的软软。丰满也曾随弘一法师昄依佛门，弘一法师还给她起法名梦忍。丰子恺看到八十三岁的老姐姐，很健康，吃得比自己多，甚感欣慰。
杭州，是丰子恺视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是他早年的求学之地，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丰子恺遇到了对他的人生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李叔同、夏丐尊等老师，还有在性格上对他有过影响的同学杨伯豪，那一份珍贵的记忆总珍藏在心头。
缘缘堂建成后的次年，丰子恺还把杭州作“行宫”，每年春秋两季住在西湖边上，画画写作消遣，抗战胜利后，又回到西子湖畔，在当时叫静江路现在名北山路的里西湖湖畔小屋中过着悠闲的生活。
丰子恺在杭州时，任《浙赣路讯报》副主编的舒国华同住在静江路，和他近邻，丰子恺常为该报副刊“浙赣园地”设计刊头，发表诗画，他俩被称作“丰舒诗画”。丰子恺为拒官而作的《白菜图》，右上方题了舒国华作的诗句“菜根味厚宦情薄”，署题“舒国华句子恺画”，并将《白菜图》赠舒国华珍藏。如今，重回杭州的丰子恺，不免想起这些诗画合作，惚恍如在梦中。
那时候，与丰子恺同时卜居杭州里西湖的，还有作家许钦文。早在二十年代，许钦文经丰子恺的学生陶元庆介绍而认识了丰子恺，后来许钦文一贫如洗的时候，丰子恺曾给予资助，可他自己全靠卖字画为生，经济上很拮据。当时众多贪官污吏卖国自肥，肉食之余，还剩些骨头，他们的爪牙就群趋争食，但每当谈到谋些收入的时候，丰子恺却不为贫穷所困，总是摇摇头对许钦文说“不去同他们争骨头吃！”（转引自陈星《潇洒风神.第二故乡》）
------对于丰子恺来说，杭州给他的回忆实在太多太多了，如今久别重逢，他怎么能不感慨万千呢。
在西湖游船上，丰子恺给胡治均讲述他青年时代在杭州读书时的那些故事，往事历历，他说得有声有色。在三潭印月的小岛上，他回想起旧时九曲桥中的亭子，有一幅刻在木板上的对联，是俞曲园撰并书，他兴趣勃勃地念起：“记故乡亦有仙潭，看一样湖光，添得石桥长九曲；到此地宜邀明月，问谁家秋思，吹残玉笛到三更。”作者从故乡的仙潭写到眼前的石桥，从明月写到秋思，伴以一声声的舒宛的笛音声，直让人浮想联翩。抗战中此对联被日本人偷去，如今亭子也已不复存在，沧海桑田，世事多变，人心更是难测，面对西湖美景，唯有偷得安闲而已！
有一个早晨，丰子恺和胡治均乘船来到花港观鱼，想去蒋庄看看马一浮故居。当年在丰子恺情绪最低沉心绪最落寞的时候，是当时还住在“陋巷”中的马一浮指点他：“无常即是常”。可想到人去楼空，物是人非，徒增伤感而已！丰子恺终究还是没有去蒋庄。马一浮曾给他的湖畔小屋写了“天清”、“地宁”的对联，如今故人远去，西湖虽热闹，在他眼里，却是一片清静、安宁。
他们上灵隐，见飞来峰石刻，有些已是有身无头，有些有头无脸，丰子恺见了，叹息无言，幸喜灵隐寺依然无恙。他们在大雄宝殿的东首摄影留念，回沪后照片印出来，还不忘寄给远在石家庄的儿子新枚。
他们又上吴山，吴山俗称“城隍山”，山上有城隍庙，每到农历八月十八，在城隍山上观潮是一大壮丽的景观。可他们去时，已看不到城隍庙，更不见那样热闹的场面，唯有山下西子翠绿，山外钱江依旧。让人感动的是，那个载他们上山的司机，当得知乘坐的是丰子恺时，由衷地表达他心中的敬仰、爱慕和关切之情。
在杭州，他还见到了老友、现代教育家郑晓沧。郑晓沧海宁盐官人，是丰子恺浙一师的同学，1938年12月，时任浙江大学教务长的郑晓沧邀请丰子恺去浙大任艺术指导，促成丰子恺离开桂林师范，前往宜山。抗战胜利重返江南后，郑晓沧定居杭州，丰子恺一家也迁居杭州。丰子恺每月到楼外楼家宴，每次都会请上一个客人，如教育家郑晓沧、数学家苏步青、牙医易昭雪等。楼外楼上还有丰子恺应店主之请而题写古人句子的匾额：“湖光都欲上楼来”，写得情趣盎然。有一晚，丰子恺和郑晓沧在西湖边酒楼畅饮，以诗佐酒，共入酩酊，那样的情景实在难忘。
1970年，儿子华瞻从杭州来，带来郑晓沧被“解放”的消息。后来郑晓沧来信告诉他一只脚跛，不能行走，因当时在路上，身挂黑牌子，被群童打坏。1972年11月初，杭州马一浮的学生刘公纯传丰子恺已死，郑晓沧急忙给一吟写来信，只寥寥一行半，问她父亲安否？ 同一个月，郑晓沧来上海看望丰子恺，历经劫难，又能重聚，两位老友实是有太多的感慨。所以这次去杭，丰子恺也没忘记看看老朋友，看到老友年已八二而步履弥坚，心中非常欣慰。
丰子恺在杭州时，对《往事琐记》作了修改并定稿。闲着的时候，还写了自己的旧作《一剪梅》词和父亲所作的扫墓竹枝词，可惜他平时用惯了狼毫笔，羊毫笔毛太软，他不习惯，写的字感觉不满意。
杭州也有不称心的地方，丰子恺觉得供应很差，一则馆子无好菜，连最有名的西湖醋鱼也没吃到，再则路上交通工具难找，但杭州毕竟是美丽的，尤其是春天，杨柳青青悦目，上海又哪里比得上此地柳色之幽静呢？
八
在那样的年月里，片刻的宁静都是偷来的，对丰子恺来说，刚刚平静了不长一段时间，可谁能料到这时候风雨再次袭来。
还在1973年6月时，上海市举行书法篆刻展览会，丰子恺应嘱展出写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书法一件，谁知，不久就被当时上海一位当权人物下令取下，形势再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73年8月份，当丰子恺得知《大乘起信论新释》译稿即将刊行，立即致函广洽法师：“我国规例，对宗教信仰可以自由，但不宜宣传。弟今乃私下在海外宣传，故不敢具名，而用‘无名氏’也……弟自幼受弘一大师指示，对佛法信仰极深，至老不能变心。今日与法师合得一百五十岁，而刊行此书，亦一大胜缘也。书出版后，只须寄弟两册，一册自存，一册送朱幼兰居士，因在此不宜宣传也。”（1973. 8.17致广洽法师，《丰子恺文集.七》第356页）。10月份，《大乘起信论新释》在新加坡出版，广洽法师在跋语中说：“今春适有星洲友人（新加坡企业家周颖南，笔者注）观光故国，赴沪访晤，丰居士遂将其全部译稿托其转赠于余，告之曰：藉此欲以纪念是年师与我二人合得一百五十岁之世寿矣！”（《丰子恺年谱》第550页）但是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丰子恺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12月20日他致函周颖南：“旧译《大乘起信论新释》即将出版，此乃广洽法师之要求，非弟本意。故具名‘无名氏译’。今特奉告，请勿在报上宣传为荷。”（1973. 12.20致周颖南，《丰子恺文集.七》第712页）12月21日又致信广洽法师：“昨得周颖南先生信，知《大乘起信论》已付印，即将出版。此稿系弟廿余年前旧译……故出版后请勿寄来。”（《丰子恺年谱》第358页）明明是新近译成的，却说成旧译，言辞间如此闪烁，实在是风云又变矣。
1974年1月，丰子恺在家重译日本夏目漱石的短篇小说《旅宿》，这时候，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2月15日，江青等指示中国美术馆举办所谓“黑画展”，批判周恩来组织创作的二百一十五幅出口画，上百名画家受株连。
3月，上海批林批孔到了高潮，虽然春色明媚，丰子恺也只是枯坐小室，想象乡间美景而已。替人写字通常用鲁迅诗，画又总是《东风浩荡，扶摇直上》、《种瓜得瓜》等。兴到时写几首古人的小诗，那是不能公开的，只是灯下私下吟哦，聊以寄托一份心情罢了。那一天他写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心中顿生感叹，他对老友舒国华之子舒士安这样说：“可知天地好生，生意永不熄灭也。”（1974. 3.29致舒士安，《丰子恺文集.七》第454页）一颗仁慈的心，总是向善的，他眼里的世界也是光明的。
4月，形势不容乐观。有一工厂中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丰子恺写苏曼殊诗意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北京的画家李可染、吴作人等，向一个外宾发牢骚，说画题局限太紧，无可作画，此言立刻在外国报上发表。唐云画一只鸡，又被批评，说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国……虽然还没直接受到批判，警钟已经敲响。这之后，丰子恺提高了警惕，决定以后不再画“满山红叶女郎樵”，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
7月份，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丰子恺、林凤眠、程十发、刘海粟等。丰子恺受批首当其冲的便是这幅“满山红叶女郎樵”，起因是他画好了送人，那个人将画交出，被画院的领导看到了，因此受批判。
这年两次开批判会，第一次在画院，第二次在天蟾舞台。多年之前，丰子恺曾在天蟾舞台看梅兰芳的演出，后来又连看几场，接着和摄影家朗静山等人一起去访问，当他与梅兰芳对坐在两只沙发上谈话时，他惊讶于梅先生的身材恰到好处，说话声音宏亮而粘润，手势非常自然。然而最使他深受感触的，却是人生的无常之恸。梅兰芳不论身体如何好，今后还有几年能唱戏呢?上帝创造这件精妙无比的杰作，十多年后就会塌损到绝对无法修缮的地步!
真的是无常，人的命运，并不为自己所左右，就如大海中一叶扁舟，恶浪随时扑面而来。现在，丰子恺关照自己一定要做到“足不出户，墨也不出户。”
可是，要做到这点却很难，因为经常有人来求字画。有一个人从洛阳来，向邮局打探得他的地址，来求写字，丰子恺写了毛主席诗及白居易诗给了他。上海点心店工人卢永高就是这个时候带着儿子来向丰先生求教的。“近来素不相识之人登门求画者甚多，来意至诚，我也不便拒绝。每晨替他们画。”（1973. 6.23致新枚、佩红，《丰子恺文集.七》第673页）“自从书展之后，我的书名大噪，求字者络绎不绝。昨天有人求写立幅，磨好了墨，装在小瓶里送来，也算诚意了。然而宿墨不能用，隔夜如黑鼻涕，只得倒在抽炎马桶内，另外磨过。”（1973. 9.2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675页）“求画者大都谢绝，求字者多，写毛诗应嘱。”（1974. 8.24致新枚，《丰子恺文集.七》第684页）
因为求字的人太多，因为世间自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丰子恺把便“墨不出门”改成了“画不出门”，对于来求画的，大都婉拒，毕竟写字不大容易被人挑出毛病来。
这让我想到了与丰子恺交好的马一浮，学者刘衍文考证，如果一个人既无声名又不是权贵，他想跟马一浮结交，可就难了，就算他免勉强接待了，也必如妙玉之于刘姥姥掩饰不住内心的厌恶。丰子恺则不然，只要有人真心喜欢他的画，真心想和他结交，他总是能满足对方的，所以丰子恺童心的可爱和佛心的宽容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丰子恺的平民化，总有人惦记着他。1974年8月，上海室内连续七八天三十三度，丰子恺患气喘症、中暑，石门同乡于梦全送给他野生的灵芝草，丰子恺珍藏着，闻其香气，也觉得很是畅快。丰子恺也常常收到各地读者寄来的食物：花生、胡桃、木耳、紫菜、笋干等。
　　这期间，有半年多的时间，丰子恺手指神经麻痹，但他几次对朋友说到“茶甘饭软，酒美烟香，不知老之将至也。”这样的话，可见他的心情是愉快的。想来，最给他安慰的，莫过于在漫漫长夜里、以一个多病之躯，收获了那么多艺术的果实吧。
九
1975年，丰子恺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年初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有多严重，还在关心着别人，他跟新枚详细地说起翻译家草婴跌断脊梁的过程：草婴劳动时，从车上卸下水泥，他用背去扛，水泥很重，压断了他的脊梁。脊梁不能上石膏，只得躺在板上，大小便、饮食，都要人服侍，非常痛苦。
山东聊城光岳楼，要丰子恺写对联，他写了大字寄去。石门建造大会堂要他写“石门镇人民大会堂”，并且请邀请他回乡去看看，丰子恺写了每个一公尺见方的字寄去。
“雨水”节时，郑晓沧来信说，二十四番花信时节，杭州什么花都看得见，邀请丰子恺到杭州看花，丰子恺觉得自己已没有这样风雅，也便没有去。
四月的上旬，他还在唠叨，二十四番花信将终，小楼中却不见花，只在心里作秾春罢。但是因为家乡人民的盛情邀请，这时他的心恐怕已经飞回故乡了，他心里盛满了花草，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故乡，回到越国垒石为门对抗吴国的古老的的大运河边。到了中旬，正是新蚕豆上市的时候，丰子恺终于又回到了石门湾。
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石门湾啊，给了丰子恺太多的回忆，缘缘堂啊，曾经给他和孩子们带来了多少欢乐，可如今，缘缘堂早被日本人的炮火炸毁，石门湾也已经大变，他的思乡的心情因为这些而感慨万千。
是学生胡治均和三女林先等人一起陪了丰子恺去的，他们乘沪杭线火车，到长安站下车，走运河坐船，这位78岁的老画家步履维艰地来到了故乡，其时，丰子恺右手右足动作不灵，右手已不能握毛笔，只能执钢笔。后来才知道，这时的他，其实肺癌已病入晚期。所以他从长安站到上船不长的路竟走了很长时间……
第一站先是到丰子恺的胞妹雪雪家，雪雪从小给了石门乡下南深浜的蒋家。
又是一场兄妹相逢的喜事，当年因为离乱而别离，而今再相见，都已容颜不再，岁月催人老啊。但是在这种日子里兄妹俩还能相见，也是天赐良机。
乡亲们都来看这位乳名叫慈玉、如今已是大名鼎鼎的丰先生，那些淳朴的乡亲，他们还是亲热地称他“慈哥”、“慈伯”、“慈公公”、“慈爷爷”，有的跟着雪雪的儿子蒋正东叫他“娘舅”，乡亲如一家，所有这些声音，都叫得丰子恺心里暖暖的。
在乡下吃新鲜蚕豆，喝杜做酒，很多人送来鸡蛋、豆腐衣等土产。丰子恺带去了十条前门牌香烟和很多糖果送人，又写了好多贺知章诗送给他们。雨后放晴，他们到石门镇，观者人山人海，家乡的人们都要一睹老画家的丰彩。
回乡之后过了一个月，于梦全请丰子恺题他藏的鲍月景《百子图》，人物画家鲍月景的《百子图》，图中百名小儿，神态、动作各异，无不栩栩如生。丰子恺见到此画卷后，欣然命笔，在图上题诗一首《题于梦全藏鲍月景先生<百子图>》：“多福多寿多男子，华封三祝古人重。百子济济入画图，神来之笔写神童。今日门墙桃李花，他年翠柏与苍松。”（《丰子恺文集.七》第828页）
看书写字的日子是治情的，丰子恺无法不做这些，1975年7月5日他在致潘文彦信中说：“你热爱词，可见是性之所近，而深于情者。词这种文艺格式，世间只有中国人擅长。日本人模仿汉诗，但不解词。诗盛于唐，词兴于宋。可知词是一种进步的文艺格式。古人称词为‘诗余’，实则乃诗之变格，言情更为细致而亲切也。我近读《白香词谱》，爱其“笺”。 笺中有许多可爱的作品。今日读贺方回《小梅花》，读之不足，又抄出一纸，今附送给你。”（《丰子恺文集.七》第722、723页）
八月初，蔡介如受友人之托，请丰老在画册开首题几个墨宝，丰子恺题了“美意延年”。
不几日，有一天吃晚饭时，丰子恺发现用筷挟菜竟挟不住，最后几口是家里人喂给他吃的，且有了热度。他的病情由右手指不灵，逐渐发展到右腕关节不灵，右肘关节不灵，乃至右肩关节不灵!去医院几次，肺部虽作了X光透视，也没有发现什么。
一日，日月楼对联飘落一联，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8月15日，杭州传来了三姐丰满病逝的消息，这对丰子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病体奄奄，躺在那张连腿也伸不直的小床上。8月29日，丰子恺当医生的姨外甥女沈国驰主张赶快送医院，于是送进了大华医院。透视肺部，仍未发现病变。这晚，丰子恺住在充当急诊室的走廊里，一吟陪伴着父亲，丰子恺跟他说了好多话，还说到周总理。8月30日，丰子恺被转往华山医院，住在内科观察室九床，8月31日做超声波检查，正常，9月1日做脑电图，还是正常，9月2日转神经内科观察室27床，做X光片检查肺部，发现右肺的叶尖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医生分析，可能已转移到了左脑，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
户永高是9月2日获悉丰子恺先生住院的，他连忙赶到华山医院，在病人拥挤的急诊观察室，找到了丰先生。当时丰子恺正在滑轮上，由护士推去X光室做透视。他发现了户永高，缓缓地伸出手，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久久不肯放下，无限深情地连呼：永高，永高。这呼声简直要撕裂户永高的心。他发现这时的丰先生与先前已是判若两人，丰子恺形容消瘦，脸色苍白，连平时散射智慧的目光此时也黯然失神。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丰子恺还在与儿子华瞻谈他近一时期看到的诗话。等到新枚从石家庄赶来，丰子恺已说不出话来，一吟根据父亲手势的意思，把3篇翻译的物语交给新枚保管。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病逝于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
刘海粟在丰子恺逝世后，用整张宣纸写下“精神万古，气节千载”八个大字，又画了一张横幅墨梅，上题：“养成德性自天全，节操冰霜久耐寒。一点真心似铁石，老梅香馥自年华。” 在追悼会那天，他用刚领到的一个月的生活费托人买鲜花扎成花圈，让学生送到火葬场，是追悼会上唯一用真花扎成的花圈。他希望丰子恺的艺术像鲜花一样馨香远播，秀气长存。
日本有伊吕波歌，丰子恺意译为：“花虽香且艳，不久即纷飞。茫茫此世间，何人得久栖？扰攘红尘界，从今当隔离。勿作黄梁梦，亦勿任醉迷。”
丰子恺一直对自己的健康很乐观，以为无大病，几次说寿命可比白居易笔下的“新丰老翁”，自信自己能活过八十八。但是茫茫此世间，无人得久栖，风风雨雨过后，每个生命最后都会遽然而化，苍天好生，也一样要离弃他，那么当人们身处红尘的时候，如何善待生命，善待生命中的每一天？丰子恺引用日本歌谣，规劝生活中的人们，踏踏实实地行事，不要做不切实际的梦想，认认真真地处世，更不要醉生梦死地生活。不管身处何种境地，做到心地一片泰然，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自己。佛说：“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坛经》）一个拥有清静心的人，是可以平静地面对身边事的，即便无常之横逆来临时，也是可以冷眼旁观这个世界的，视无常如浮云，做自己的佛。当文革时，老舍选择了沉湖，傅雷服毒而亡，丰子恺却以一颗佛心成就了自己，成就了自己热爱的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淡然有味的作品，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这是一种别样的生命姿态，他和他的艺术一起，恰如鲜花一样馨香远播，秀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