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中国需要话剧吗？

颜永祺 2006-12-11
 
    在谭霈生先生的戏剧课上，我听到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有话剧吗？”。不管答案是有或没有，我觉得应该先提出另一个问题：“中国需要话剧吗？”。根据经济论学说，一件产品因为有了市场需求，它才有生产的必要；如果这件产品没有市场需要，那么，就不需要生产了，或者，直接由外国入口就行了。
 
    中国需要话剧吗？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有没有话剧取决于中国需不需要话剧，不能抱着因为国外有所以我也必须有的态度来看待问题。埃及有金字塔，难道我们也应该在天安门广场前建一座金字塔吗？如果反思以后的答案是不需要，那么话剧作为一种文学体来认识（阅读原著剧本或翻译剧本）或作为一种外国艺术来欣赏（直接邀请想要认识的国外团体来进行该国家的话剧表演）也就足够了，何必在教育上、在建立剧场上花费更多的金钱和心思。
 
    那么，从那些观点来斟酌考虑中国需不需要话剧呢？我们可以试着从观众、表演艺术工作者和戏剧教育三方面来谈。
 
    首先是观众问题。我试着问了许多月薪低于一千人民币的普通老百姓：“你们看过话剧吗？”，答案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地：“没有。”。几部经典的话剧名著如曹禺的《雷雨》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他们都是通过电视上播放的电影了解的。试问，话剧这种所谓的高雅艺术，是艺术的高雅，还是观众的高雅呢？是不是只能让高雅的、富裕的有钱人涉足的玩意儿？话剧为谁而作？话剧让谁来看？是谁应该考虑的问题呢？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人民艺术剧院，票价从百元到千元不等，一张门票等同一个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工资，许多高票价还不包括演出的精美册子，倒不如去外面吃一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除了能够享受美食美酒之外，还有漂亮的俄罗斯姑娘载歌载舞地落力表演。这种高级的艺术一层层地对他们筑起了谢绝之墙，他们如何攀越？话剧如何普及？话剧属于谁？
 
    说过了跨不进剧场的观众，说一说跨得进剧场的观众吧。中国话剧观众有个习惯——蹭票。每一次有新戏上演时，大伙儿就拼命套关系，想尽一切办法蹭票，钻进去剧场内。剧场养着一群人，话剧演出里包含着无数人的职业，职业意味着不是公益演出，职业也意味着需要靠这份劳动来继续生活，跟各行各业无不相同。你能够不付费就蹭出租车吗？你能够不付钱就享受一份丰富的午餐吗？为什么现在的观众就能够不给一分钱获得几个小时的戏剧享受呢？获得了不给钱是什么样的商业交易呢？是偷、是抢，还是剧场欠他的账？
 
    另外一种更可恶的观众我们可以称他为“五分钟观众”，因为他们总是在看了五分钟演出以后，就匆匆忙忙的离去，然后根据五分钟的印象为这出戏作了一个谁也无法上诉反驳的判刑。我一直无法理解的是，既然工作忙碌，那又何必来看戏呢？因为剧场里是不可能有五分钟的演出的。既然选择了看戏，为什么就不能腾出一两个小时来善待自己，享受一出话剧表演？
 
    当然，万事有果必有因，如果舞台上演出的是一台精湛动人的演出，我相信再贵的票也有人愿意去掏、再忙的约会也会愿意推掉的。于是，低劣的演出质量成了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接着，来谈谈现今的表演艺术工作者。
 
    导演，一场演出的组织者，领导着整个团队的工作。近年来，话剧演出的质量下降，责任不得不追究于导演身上。在各大剧场上，可以看见国家“一级”导演频频代表着各大剧团交出了话剧作品，可惜，“一级”只是代表着这个导演待在这个话剧圈子的时间比别人长一些，而不是作品的质量和水平是“一级”的。身为国家一级导演都不能制作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演出，我们还能指望二级、三级甚至五六七八级的导演制造精品吗？有些大导演还开始办教学，搞研究所，以为跟国际接轨就能达到国际文化交流，殊不知盲目的崇洋行为反倒让他成了卖国贼。以下摘录一段刊登于2006年11月号《书城》月刊，关于这个大导演行为所引发的文章：
 
    ……在“不懂中国”录影展上，有这样一部作品：一个名叫彼得的家伙拿了歌德学院的资助跑到北京搞了个项目，题目是“西方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他通过林兆华的关系搞来一帮中国学生，做了一个工作坊。他给学生们布置作业，让他们上街采访路人，问他们一些五花八门的问题，比如：“给你多少钱，你才肯吃下一包虫子？”……接下来一组镜头中，彼得让戏曲学院的一位年轻女孩表演了贵妃醉酒的漂亮身段，然后让她上身着贵妃行头，下身穿短裙，露着双腿接着醉酒，而再接下来让她依旧画着脸谱，身着性感衣裙而大蹦其迪。德国观众看了听了哈哈大笑完事。……不光如此，彼得在他的讲话里还颇激愤地坚持说，当今的中国因为“文化革命”的辉煌成功而根本没有文化，让人听得实在哭笑不得。
 
    ［李亦男：中国姑娘的空洞微笑——记汉堡的“中国时代”，《书城》月刊，第93页－94页］
 
    现今的导演，可以简单分为三大类：机械崇拜者、看不懂先锋戏剧推崇者、庸俗白领喜剧热爱者。许多大导演为了效仿外国音乐剧的大制作，人家将直升机搬到舞台，他就把推土机搬上舞台，舞台上看不到演员们的表演，尽是舞台机械每个几分钟就不断地制造惊喜，叫观众不知道是来看舞美机械展示，还是来看演员的质朴表演。有些导演为了害怕被人称为落伍，追不上新时代的步伐，于是开始进行先锋试验，形式越特殊越好，观众越看不明白，越能证明自己高明，于是我们有幸在人艺大剧院里看了一出本来看得懂，被导演高明的手段处理以后就看不懂的《建筑大师》。戏逍堂的出现可以说是大剧场的观众被大导演、大制作赶出门外以后，而开始接受的新产品。无聊的手机短信、低级的搞笑段子、恶俗的无厘头经典语录开辟了所谓的高娱乐性的白领喜剧，实为戏剧艺术徒添了不少垃圾文化。观众到剧场来，不需要思考，只需要看着小丑似的表演、听着骚人胳肢的笑话，得到一个多小时的放松，嘻哈以后便回家睡觉，明天继续工作。话剧在他们手里成了纯粹的消遣娱乐。
 
    观众若需要纯粹的娱乐，为何不在家看免费的电视节目，《超级女生》、《加油好男儿》、《幸运52》等电视栏目无不充满娱乐效果；如果是想获得跟演员的互动而产生的娱乐，那可以去现场看郭德钢的相声，台上台下互动成一片。若真的想花上手上的钱来换得娱乐，那我建议到网吧、杀人吧、卡拉ＯＫ、舞厅里去消耗精力，肯定会得到更物有所值的娱乐享受。
 
    至于演员、剧作家、舞台美术设计家等参与话剧演出的工作人员，这里就无须赘言了。演员指责话剧的衰退是没有好剧本；剧作家则认为他们的杰作全毁在一群没文化的蹩脚演员和无法正确理解剧本精髓的导演手里；导演则苦闷演员总是如此的不尽人意，永远无法体现他们完美的导演构思，因为演员的心思都放在拍影视剧上面了，因为那里有吸引人的高收入和成为明星的可能。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还能够制造舞台精品吗？
 
    最后谈谈戏剧教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提出过一个问题：“一个没有碰过小提琴或没有拉过小提琴的人能够上到舞台上为大家演奏一曲吗？”，可是实际情况偏偏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在戏剧的舞台上，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没有经过训练的演员上台对天嚎叫：“生存还是毁灭”；可以看见从事文学的人当上了话剧演出的制作人；也可以看见戏文专业的人当上了导演，导出了一台不伦不类又酷似广播剧的《弘一法师》。在这里，谁都可以互换位子，在这里，谁都可以过把瘾就死，因为在这里，谁也不需要负艺术上的责任，谁也不会被控上法庭，罪名是玷污艺术。如果，话剧演出的各项工作是如此轻易胜任而不需要学习的话，那么，戏剧教育也就是一件多余的事了。另外，艺术类院校的造星行为，为曾经捧出国际巨星而作为招生的噱头，实为打着弘扬艺术文化的旗帜，而干着有昧良心的伪艺术商业勾当。曾经天方夜谭的设想，如果中央戏剧学院的导表演专业学生在毕业后，教育部明文规定仅能够从事话剧事业的话，招生人数会不会就屈指可数了呢？
 
    在中国，充斥着太多的假，然而艺术需要让人们看到真实。伪艺术的诞生是因为伪导演、伪演员、伪艺术工作者、伪观众、伪戏剧教学的综合产生。当艺术专家、学者、大师在各种艺术研讨会上焦头烂额地探讨着中国话剧的未来、中国的民族化戏剧问题、中国的音乐剧、中国的先锋和现代派戏剧等诸大问题时，是不是先应该静下来思考一个简单、基本的问题。
 
    中国需要话剧吗？是一个需要用良心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