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客家的精神分析

在中国流氓史上，客家(“客人”和“家人”)是一个必须被特别指出的民系。它在“失乡”与“获乡”方面建立了令人惊讶的功绩。战乱与屠杀驱赶了他们，越过北方的广阔平原，客家人携带细软，向长江南岸大规模逃亡。这个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经过隋唐之末，到明清之交，竟然长达一千余年。时间冻结在这里。在那些被废黜的人民背后，是燃烧和变得荒凉的家园、喧嚣的追兵以及漫山遍野的尸体。而在逃离劫难现场的途中，瘟疫和死亡继续追击着他们，平原上的土著也来驱赶他们。失乡者的苦难没有尽头。 为了逃亡的便利，客家女人甚至放弃了缠足的坚硬传统。她们背负沉重的行囊，翻越荒芜的群山，手拄坚韧的竹杖。这支竹杖里的竹节是被打通的，它的另一个用途是帮助女人像男人一样站着小便，因为一旦蹲下，她将再也无法站立起来。 只有南方诸山收留了这些“客人”，为他们阻挡着北方统治者和南方土著的视线。在那些隐密荒凉的山谷，“客人”终止了踉跄的脚步。新的坟墓被痛切地打造起来，它们不仅要埋葬亲人的骨殖，而且还要埋葬流氓的使命。 正是在“客人”终止流亡的地点诞生了“家人”。这是流氓语法的一次内在转换。就像禹从流氓变成国王那样，“客人”回归到了“家人”，因为流氓总是趋向于失乡的反面，也就是趋向于对土地家园的热烈拥抱。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家人”为自己准备的新家园拥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形式──生土(请注意这一材料的形而上意味)堆叠起来的环形堡楼。它们是闭抑和自我满足的。在它们的内部，是仓廪、畜圈、居室、学校和戏台；而在它们的外部，是坚固的大门、吊桥和护城河。所有这些微型城市，笼罩在四周神秘山脉的阴影里，仿佛是饱经忧患和骇怕之后蜷起来的毛虫，构成了流氓意识形态的地理表征。 然而，从这种被称作“土楼”的建筑内部，旅行者还可以抓住另外一种景象：温暖的阳光，庭院是那么空寂而洁净，四周分布着雕龙绘凤的栏干，土狗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田野。所有这些事物都散发出亲切而慵懒的气味。这就是失去了逃亡记忆之后的生活，灵魂在其中融解，陷落于满含幸福的麻木之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家人)从这一温柔的环形坟墓中拯救出来。 为了维系一个古老颓废的家园，“家人”总是显示出撰修宗族历史的激情。那些虫蛀和残破的族谱、风雨飘摇的祠堂加上流氓祖先的乾枯姓氏，构成了日常事务中最重要的部份。但它并没有改善“家人”的自囚状态，相反，它用这些粗陋的牌位和印刷物封存了所有反叛的道德。 这就是第一代流氓──失地者所历经的道路。从一次与土地家园实施分离的运动开始，越过无限的苦难与惊惧，在世界的其他地点与家园重新汇合，流氓的生命周期就是如此。 （节选自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199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