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

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　　 ——从“社会学的春天”谈起 The Essential Question that Chinese Sociology Cannot Avoid：Remarks on "the Spring of Sociology" 收藏|打印|下载 作 者： 景天魁+关注 作者简介：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1943年生于山东蓬莱，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和1987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81-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1992年评为研究员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5-2006年先后担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1996年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8-2005年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2001-2005年任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为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科学家。2013年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先进个人。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发展理论、时空社会学、福利社会学。曾提出作为社会形成理论的“劳动起点论”(1981年)、作为社会认识理论的“认识系统和悖论”(1990年)、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时空压缩论”(1999年)、作为社会政策理论的“底线公平论”(2004年)等；曾参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等的制定和讨论，对国务院新医改方案、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规划(2010年)等提供政策咨询。 原文出处： 《学术界》(合肥)2014年第20149期 第20-33页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学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中西古今问题。这个问题是它与生俱来的。在清末，第一代在中国传播社会学的先贤们，开创了融通与担当的两大传统，铸就了中国社会学的性格、特质和基因。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的践行，对清末阶段的融通、担当两大传统均有继承和深化，并且推进到新的阶段。“中国化”不是“地域化”，不是“国别化”，而指的是一种文化基因、民族特性、一种历史逻辑。中西古今问题为什么不可回避？回避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遵从，就是对民族虚无主义的默认；就是用生搬硬套代替消化、批判和融合，用照抄照搬代替自主创新。为什么是根本问题？如果回避了中西古今问题，那么所谓中国社会学就建立不起来，或者建立起来的也不可能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社会学。 期刊名称： 《社会学》 复印期号： 2015年01期 关 键 词： 社会学中国化/中西古今问题/自主创新/学术复兴 字号：大中小 　　2005年2月21日，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指出：“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我的理解是：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然要求社会学来回答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会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科队伍将会有很大的扩充，研究成果将会百花争艳，学科地位将会有很大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 　　这是对于“社会学春天”的第一层理解：它是指学科发展的难得机遇，估计对此不会有什么异议。 　　一、九年回顾与评估 　　时间荏苒，很快九年过去了。回过头看，社会学是否呈现了繁花似锦的新局面？按理说，既然“春天”来到了，应该是“季节”的更替，也就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崭新的气象，达到全新的高度。所谓“新阶段”，应该具有结束以引进吸收为主导、以西方概念和理论为圭臬、自主创新中国社会学的含义。那么，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呢？不可否认，九年来，社会学的学科队伍有了较大的扩展，科研成果也比较可观，学科影响有所扩大，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党和政府对社会学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广大社会学工作者是勤奋努力的，成绩是突出的。然而，尽管如此，好像并没有很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进入“新阶段”那样一种带有“跃升性”的感觉并不明显。 　　“社会学的春天”意味着什么？一是社会学要形成回答和谐社会建设、乃至中国整个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问题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能够在实践上发挥无可替代的、社会公认的重要作用；二是提出一系列称得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理论，它们与其他学科比，能够奠定独立而具有优势的学科地位，与国外社会学比，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三是社会学应该建立起远比现在宏大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队伍，人才辈出，创造力强，并且形成优秀的学术风气、学科风气和学科体制，使整个学科成为造就大批杰出人才的大熔炉，平等、友善、团结、活力四射的共同体。 　　这是对于“社会学春天”的第二层理解：它是指学科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这种局面，正是学界共同期盼的，所以，尽管对于“新阶段”的提法也许有不同意见，但争议不会很大。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从常态来说，本来就是缓慢的逐步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面。但是，许多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都可能遇到特殊的机遇，出现转折性、跃升性的变化。“春天来到了”，是对社会学即将得到这样的带有转折性而非常态性的机遇，即将发生这样的跃升性而非缓慢积累性变化的一种判断。我们都不仅希望出现这样的机遇和变化，还相信这样的情况应该发生。那么，眼看将近十年就要过去了，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感觉不太明显呢？ 　　是否可以说，对于“春天”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如何去迎接或“创造”这样的“春天”，应该为此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在学科目标、学术发展上应该做怎样的改变，我们自觉的程度、转变的力度是不够的。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九年下来的结果，没有发生“季节性”变化，没有那样一种进入“新阶段”、“新时期”的感觉，也就是难免的了。 　　这样，我们就进入对于“社会学春天”的第三层理解：它是一个需要破解的命题。对此，就难免见解不同，甚至充满争议了。 　　二、必须触及社会学发展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 　　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是否可以做这样的反思：我们在应该发生转折、开创新局面的关头，是不是没有非常自觉地、非常主动地去触及社会学发展必须触及的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或者虽然触及到了，但认识上的高度不够，行动上的力度不足？如果可以做这样的设问的话，那么我们就首先需要讨论社会学发展必须触及的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溯历史，请教先贤。 　　中国社会学在近现代的发展，曾经有两个重要篇章。一是清末，二是民国时期。清末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引进了西方社会学。值得注意的是，引进从一开始就不是照搬，而是努力寻找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结合点，一方面便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也为了促进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要是儒学的革新。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等人都是儒学革新的代表，他们既具有国际眼光，又有革新的胆识，因而成为儒学改革的先驱思想家。就以中国使用社会学一词的第一人谭嗣同而论，他兼学中西，对西方政治、科学、历史、宗教均有研究；对于儒、佛与庄、墨之学，亦有独到见解，故能融会中西，创立新的“仁学”，给源于孔子的仁学赋予现代文明的新意涵。他运用西方平等自由的理念，重新解释“仁”的含义。“仁”在孔子那里，解释很多，但以“仁者爱人”为首要含义。谭嗣同却主张“仁以通为第一义”。什么是“通”？“通之象为平等”，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曰中外通”，“破闭关绝市”，通学、通政、通教、通商；“二曰上下通”；“三曰男女通”，用意是破除“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四曰人我通”，破己与他的畛域。他认为破闭塞，通商惠工，富国富民乃“相仁之道”。[1]这样，谭嗣同就把孔子主要从伦理(学)角度定义“仁”，转变成主要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仁”。他既吸取了西方先进思想的精华，又保留和重新发现了儒家仁学的核心价值；既区别于国粹派的保守主义，又拒绝了西方派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位中国使用社会学一词的第一人给我们做出的伟大榜样，对西方社会学就不是照搬，而是融通；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就不是抛弃，而是提升。谭嗣同是如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既继承了中国延绵两千多年的包括大同思想在内的政治社会理想，又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先进理念，就连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等民生建设，他们也早已经有了概略的预想和设计。此外，严复把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实际上也明显包含着“接地气”的意思，即使今天看来，这个译法也是很恰当的。仅举以上几位对中国社会学有开山之功的先贤们的垂范，让我们必须谨记的第一个“祖训”，就是“融通”。 　　第二个“祖训”是“担当”。社会学的传人，是与中国冲破旧制度、迈向现代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的。简单地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在欧洲的诞生是在大变革之后应了重建“秩序”之“运”；而在中国的传入，宿命却变了，它要充当为了推动变革而呼风唤雨、甚至冲锋陷阵的角色。当时社会学背后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这在西方本来是一种重视缓慢变化的主张，到了清末的中国，面对死抱着祖宗之法“不可移”的腐朽王朝，“进化”就成了炸雷，主张进化不仅没有“保守”色彩，倒成了十恶不赦的“革命党”。慈禧太后以那么残忍的手段杀害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君子”，也反证了那些引入和传播社会学的先贤们，初衷也确实在于推动社会变革。谭嗣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慷慨赴死，不光有义士激情，有政治担当，也有学术秉持。这位主张“强国须从兴学术做起”的学者，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命诗，他是为信念而死的。其实，不光是谭嗣同，第一代在中国传播社会学的先贤们，不论其政治作为如何，都不约而同地给中国社会学植入了另一个基因，就是担当。如果对比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所谓“科学主义”的社会学，一种冷观社会、保持中立，将社会视为草木虫鸟一样的外在对象，乃至于只是凭着兴趣，做做好玩的所谓“纯学术”，那确实大相异趣了。 　　由此可以说，清末开创的融通与担当的两大传统，铸就了中国社会学的性格、特质或者说基因。 　　再看民国时期。一批在西方接受了正轨社会学教育的才俊回国了。这批人的知识构成有两个特点：一是出国前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二是他们那时学得的社会学，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上升期而形成的，充满进取的锐气、宏大的抱负、理性的精神。他们学成归国，犹如临风仗剑，意气扬扬。一些人看到中国“百事不如人”(“人”指西方——引者注)，[2]开出了“全盘西化”的猛药。这些人视中国传统文化如污泥浊水，恨不得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一空。所幸的是，“全盘西化”论者，并不是社会学的主将，当时担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孙本文、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等一批中坚人物，不但西方社会学功底扎实，又深谙中国国情，他们创造性地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开辟了中国社会学的正确道路，实为一项彪炳史册的杰出贡献。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中国化”的理解各有表述，侧重不同，深浅有别。总的来看，“中国化”不是“地域化”，不是“国别化”，而是指的一种文化基因、民族特性、一种历史逻辑，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的践行，对清末阶段的融通、担当两大传统均有所继承和深化，并且推进到新的阶段。在融通方面，例如，坚持“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学者，质疑了当时共产国际有人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做教条化理解，由此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做出的错误判断，而是从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农村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性质的，并以农村实际调查为根据，论证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基于中国实际，试图在西方工业化道路之外，探索乡村发展道路，创造性地从乡村建设入手，展开文化再造，并把文化再造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社会学“中国学派”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区”概念，开辟了“社区研究”新路；“文化综合学派”从荀子“群”的概念出发，主张社会学研究必须综合构成人群基本要素的自然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研究诸因素的综合效应。由于当时学派林立，学派内部又有“分派”，“分派”之中又有各种主张、倾向和领域，可谓气象不凡，难以枚举。 　　民国时期的融通功夫突出地体现到了概念的传承和创新上。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如潘光旦的“位育”概念，把西方的“适应”概念与反映儒家文化精髓的“中和位育”相融合，认为“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3]经过此一融合，“位育”概念有了远比西方的“秩序”概念更为丰富的内涵。这一时期，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也许是中外学界知悉度最高的中国本土概念，其实他提出的“身份社会”、“教化权利”等概念，即使拿到今天也有很强的解释力。 　　仅举以上范例，就可以看到，观念上的融通也好，概念上的融通也好，既避免了洋教条，又克服了老八股；既吸取了西方学术精华，又继承了中国学术传统；有嫁接也有变异，有延续也有革新。这种融通，既不是用西学诠释中学，也不是用中学诠释西学，而是交融、通达，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在担当方面，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尽管立场不同、“主义”各异，但都或者在社会革命、或者在救亡图存、或者在社会改造和建设等方面，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涌现出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众所周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是唯物史观社会学的主要传播者；瞿秋白担任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也曾是中共主要领导人；邓中夏是著名工运领袖，也是社会学教授；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晏阳初开拓平民教育，陈翰笙组织农村经济社会调查，以及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史国衡的企业调查、赵承信的社区调查等等，都不仅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立了标杆，对当时的社会实践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社会学家发起和参与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关于农村社会经济性质、关于中国文化道路，以及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中国教育等等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论战、大讨论，在贫弱、动荡、战乱的中国大地上，居然导演了一场又一场迸射着思想火花、深刻影响了社会历史进程的大戏。他们以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诠释和彰显了社会学的担当精神。 　　本文的任务并不是全面评述以上两个阶段社会学的发展，而只是集中阐述融通和担当两大传统。显然，从这两大传统看，对以上两个历史阶段不论如何评说，有一个结论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社会学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就是中西古今问题。 　　时来运转，从1979年开始，中国社会学乘改革开放的春风，迎来了从恢复重建到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这里无意全面评论这一至今已有35年的并不算短的发展历程，只想冒昧提出一个问题：多年来，中西古今问题是不是被淡漠了，事实上几乎不被当作一个话题？如果真的被淡漠了，那就越发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看到文军和王琰有个评论，是谈社会学中国化的：“遗憾的是，1952年后经过20多年学科发展的中断，我们在恢复重建社会学后，似乎愈来愈忘记了中国早期社会学家所建立起来的这种优良传统。因此，重新学习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充分挖掘中国社会学的早期资源和思想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我想这个“遗憾”，并不是否认对于孙本文以及其他社会学前辈，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对于社会学中国化问题，学界都有一些很好的研究，也有一些较有功力的著作问世。“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问题总体上的漠视。以至于今天，对于中西古今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它对中国社会学是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还是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 　　首先，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应该怎么看，迄今还是一个问题。例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农耕文化，只是农业文明，不是工业文明，由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这样的结论，这是过于简单化甚至是褊狭了。第一，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以前的时代形成的，但是不能由此就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一些“现代化的因素”。且不说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并不比西方晚，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相当成熟的平等、仁爱、贵民、中和等思想，它们与所谓现代思想是相通的。第二，不能把文化与它的时代性简单地等同起来。文化还有继承性、可积累性、可更新性等等属性。文化中有一些内容与时代性联系较为紧密，具有我们平常所说的“时代局限性”，许多内容与时代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或者没有什么联系，它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我们今天运用的许多文化，例如文字、姓氏、称谓、概念和观念等等，都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前形成的，如果一概拒斥，恐怕现代人都无法生活了。就是西方文化中那些“现代化的因素”，也是与前现代化的因素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的，西方人自己声称西方现代文明是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我们有办法去割开吗？第三，不能把文化的学习和传承等同于简单照搬。学习更主要的是消化、吸收、转化、升华。退一步说，不论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现代化的因素”，它都是形成现代思想的重要资源。我们吃的食物，要经过消化系统复杂的加工，才能被人体所吸收。并不是我们吃了蔬菜到人体里还是蔬菜，吃了羊肉到人体里还是羊肉，那就麻烦了。同理，要搞现代化，不能只“吃”进“现代化的因素”。“现代化的因素”是在传统因素的基础上转化和更新而成的。 　　至于讲中华传统文化“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这是它“在现代社会的宿命”，则完全是错误的。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过去争论多次，现在应该得到结论了。多年来，一直无端贬低家庭的作用，现在要解决养老问题，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子女教育问题等等，又反过来强调家庭的作用。家族更被当作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旧东西。但是，中国香港、台湾的现代大企业，基本上是家族企业；中国内地的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也是家族企业，它们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也都在企业体制和管理中引入了许多现代因素。事实证明，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不是水火不容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不仅可以“相沟通”，还可以相融合，甚至可以得到升华，创造出新的企业文化来。浙江省宁波市的方太油烟机公司，既是一家家族企业，又在制度、管理和观念方面很是现代化，它致力于打造中西合璧的企业文化，探索并提出现代儒家管理模式，概括为“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在这里，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高度融合了，这种融合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创新。它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恐怕是融为一体了。这种例子在中国不胜枚举，表现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常态化现象，这就不好轻易否定了。 　　当年“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过去把它尊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前几年又有人说还是改良好，激烈的革命不如改良，大有否定“五四运动”之意。现在回顾1919年的情形，觉得当时激烈一些也情有可原。否则，难以冲破旧制度的压制，冲决旧文化的罗网。可是现在，将近100年过去了，“三纲五常”早被冲破了，哪里还有什么封建“罗网”？有些家庭已经父不父、子不子了，“有了孙子自己就成了孙子了”，大多数丈夫都是“气管炎”(“妻管严”)了。现在即使不提重建“伦理社会”，也要重建社会伦理吧，一个缺乏基本的道德底线的社会能够成为现代社会吗？孔德不是讲秩序吗，潘光旦不是讲位育吗？“位育”是一个中西融合的典范，启发我们怎么建设中国社会学。 　　其次，学习西方应该怎么学，也需要反思。学习西方当然是有必要的，特别是中国社会学中断了27年(1952-1979年)，“补课”是完全应该的，今后，也要长期地学习和借鉴。但是，学习西方，有躺着学与站着学之分，站着学就是脚下有根；躺着学就是脚下无根，像浮萍一样，只能飘在水上。这个根是什么，就是中国文化，就是中国学术传统，就是我们可以据以自称“中国”、“中国人”、“中国学术”的东西。对今日社会学来说，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直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学。 　　学习西方不能搞成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概念+中国案例，西方理论+中国数据。更有甚者，一些研究热衷于搞与所研究的中国问题不沾边的西方理论“综述”，生硬地拉来西方一个大理论、大概念往自己头上套。其实质，是把艰巨的“融通”任务回避掉了。植物尚且有“南橘北枳”之说，“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水土相异，风俗不等，而生变异，何况复杂的社会呢？ 　　归结地说，中西古今问题为什么不可回避？回避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遵从，就是对民族虚无主义的默认；就是用生搬硬套代替消化、批判和融合，用照抄照搬代替自主创新。 　　为什么是根本问题？如果回避了中西古今问题，那么所谓中国社会学就建立不起来，或者建立起来的也不可能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社会学。 　　一个大国的一门学科，就算曾经落后了，可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拿出三四十年的时间，差不多两代人，努力学习西方社会学这样一个不过只有一百几十年历史的学科，而如果从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引入这个学科的历史来看，比其本身的历史不过晚了50多年，中国人虚心的程度、诚心的态度，可以感动天地了。时至今日，就连西方社会学家已经不对“经典大家”顶礼膜拜了，而我们还是唯恐失敬，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的“虚心”是否有点过头了？再者，西方学者抬举“经典大家”，那是人家的祖宗，不管是不是“欧洲中心主义”吧，反正暗合了人家民族自尊的心理，我们倒是所为何来？中国这么悠久的文明，这么庞大复杂的社会，我们的先贤又那么重视人文和群己家国关系，积累了那么丰富的学术资源，如果我们不予重视，那怎么可能不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呢？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写了一些回顾与反思的文章，其中有两篇特别值得重视，一篇是《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另一篇是《“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他写这些文章时，已届九十高龄了，虽然思路依然清晰，但写作已经很困难，是他口述，由助手整理录音，他再修改而成的。这个时候不得不写的文章，一定是要表达有责任提醒的方向，有责任弥补的缺憾，为社会学的发展留下“锦囊”。以我的浅见，他想要提醒、弥补和强调的，主要就是作为中国社会学根本问题的这个中西古今问题，起码这是他萦绕心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三、惟有自主创新才能迎来“社会学的春天” 　　只有重视并解决中西古今问题，中国社会学才能顺利地自主发展、自主创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强调自主创新、非自主创新不可的时期。不光是社会学的前辈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其他学科也马蹄声急。现在，科学技术界非常强调自主创新；企业界已经从市场竞争中得到深刻教训——是否掌握核心技术决定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兴亡。对于社会学而言，相当于“核心技术”的是什么？就是独立自主提出的关键概念和理论。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籍华人林南教授。他在《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一文中指出：“(1)由于历史经验，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里，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2)由于科学实践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酬赏体系，使得巩固、维护公认理论形成一种很强的趋势；由于历史和制度的限制，东方和其它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在本质上趋向标准化：即证明及应用公认理论。我们该如何实现理论‘突破’？或者，用一个熟知的中国故事打个比方：聪明能干的美猴王(孙悟空)总在唐僧(唐三藏)的咒语和控制下。只要唐僧认为孙悟空的行为越轨了，他就念咒勒紧永远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使孙悟空疼痛难忍，并迫使他立刻循规蹈矩。只有这样，孙悟空才能得到嘉许。我们是否都要屈从美猴王式的命运？……我的这种回应也表达了一种忧虑：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反映出一种偏重北美或西欧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加以特殊说明和修正的‘偏差’。因此，西方这种对待不同社会、文化的‘不公正’而‘褊狭’的态度，让我们深恶痛绝。这类问题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西方对东方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直存在的征服欲和文化殖民。”[5]林南教授担任过美国社会学会会长，体验是最深刻的。像他这样温文尔雅的学者，都使用了“征服欲和文化殖民”这样严厉的词语。有趣的是，林南拿孙悟空作比喻，指出了“文化殖民”、“理论思维上的殖民”，是因为只有这种词语对于刻画西方学术的本性才是恰如其分的，而不是尖刻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学术本性”是指它的学术习气、学术霸权，也包括某些学术制度，例如评价制度，不是指它的全部内容，它的内容包含科学的、理性的部分，那是应该肯定和学习的。 　　“紧箍咒”是什么？就是林南教授所说的“标准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努力要“接”的某些所谓的“轨”。在西方，强调“标准化”，目的很明确，正如林南指出的是为了巩固和维护西方“公认理论的优势地位”。那么，我们去努力地与人家“接轨”，又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发展中国社会学，认为“接轨”是有必要的，那么首先，“接轨”必须是双向的。双向接轨，不是一方单向地去遵从另一方，不是消灭多元，追求单一化，而是相互包容、取长补短，和而不同。这就是艾森斯塔德讲的“多元现代性”，[6]也是费孝通讲的文明的“多元一体”，“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样，文明才能保留丰富性，接轨才有意义。 　　其次，“接轨”往什么时候的“轨”上“接”？例如，美国社会学是在宏观理论已经有了，中观理论也有了，需要再往微观上深入了，人家这时候才批判“大理论”。我们呢，中国社会学的宏观大理论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就紧跟着人家去找细微的所谓有味道的问题，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需要研究，也不是说“小题大做”有什么不好，而是说，要接轨，先要考量一下时间、地点、学术阶段的需要。不然的话，没有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就只能落得用中国的微观材料去验证西方的“公认理论”，怎么可能摆脱附庸地位？ 　　再次，“接轨”要以创新为基础和前提。阎锡山统治山西省时，为了保护地方利益，把娘子关以内山西境内的铁路都搞成窄轨的。外面的火车开不进去。现在我们讲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要接轨，怎么接法？或者把中国的铁路都拆掉，这个办法太笨了，成本也太大；或者把西方的火车全改装，那成本也太高。拆铁路和砸火车都是破坏性的，不具有建设性。要建设，就不能采取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要想法搞创新，例如搞个转换装置。什么叫学术创新，在这个问题上，创新就是发明一种“转换装置”。可见，接轨，就不是照搬，而是创新；不是单一化，而是丰富化；不是砸烂，而是建设。 　　最后，更有甚者，一些不明就里者径直把“标准化”“接轨”当作就是学术性、就是学术水平、就是学术精神本身，这就谬之千里了。学术本质上是一种智力的自由创造，如果能够标准化生产，那就不是学术，顶多是制造铆钉。就连高级的制鞋匠都讲究要适合脚型，因人而异，何况学术创造呢？学术需要探索、需要想象、需要破除有形无形的框框，想人所未想，见人所未见，“标准化”闹不好就可能扼杀创造力。而学术水平，归根结底要看有没有真知灼见，而不是看形式、看套路。至于学术精神，就更与“标准化”“接轨”这类东西南辕北辙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是特立独行，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我们今天讲实事求是，没听说中国学术中哪一个是“标准化”化出来的。就是在西方，如果法国人去与美国的“标准”接轨，能冒出皮埃尔·布迪厄吗？德国能有乌尔里希·贝克，英国能有安东尼·吉登斯吗？我们中国也有优秀的学术传统，为什么不可以推陈出新，花朵绽放，在世界学术园地里争奇斗艳呢？ 　　诚然，中西之别，看从什么角度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就说过“学问之事，本无中西”[7]的话，但他说的“本无中西”，是本“应”无中西，本“该”无中西，因为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中学西渐。而事实上分中西，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我们承认有“分别”，但绝不是主张故步自封，而是主张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同样，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规范”，我们显然也不是否认任何“规范性”。问题在于所谓向“标准化”“接轨”，是用单一化取代多样化，根本谈不上平等包容，只能失去自我。中西之间不是相互借鉴、相互推动，其实既不利于中国学术的自主创新，也无助于西方学术的发展。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自问：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是否已经成了习惯？其实人家西方学术界自己一直在不断超越自己，他们形成了良好的理论更新、理论批判、学术评价机制以及风气和习惯。这倒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他们“主义”迭出，学派林立，你论我辩而不人身攻击，各持己见而又相互启发，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事不对人，只讲学术不论交情。这样，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结果，成就了西方社会学历久弥新的局面。相比之下，西方人对自己的“经典大家”似乎未必像我们那么尊崇，对他们批评驳难，习以为常。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乔纳森·特纳等几位学者直接批评了“对社会学开创者的‘英雄崇拜’”，指出“社会学似乎相当依赖其开创性的一代”，他们问道：“物理学的教科书中是否也有一章专门介绍伊萨克·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生平与时代？回答是‘否’”，在生物学中也没有关于查尔斯·达尔文的生平事迹或人生态度的章节。如果有，那“是历史学而不是社会学”[8]这些话，虽然发自带有科学主义的背景和倾向，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这里讨论的是学术精神。缺失了独立自主，难言真正的学术精神；而解决不好中西古今问题，又哪里能有独立自主？ 　　四、惟有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才能有重大的自主创新 　　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中西古今问题到了今天，面对着改革开放，面对着中国的学术复兴，是越发地深刻和尖锐了。不解决好中西古今问题，对现实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也会遇到难以化解的困难。 　　费孝通晚年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提出了“三级两跳”说。“我这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作‘三级两跳’。我国社会的这种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在自己的一生里边都亲身碰到了，这使我很觉得庆幸。……我所有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失误都是和中国社会变化‘三级两跳’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9]陆学艺在他的文集“自序”中也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遇上我们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期。……这些转变发生在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之中，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波澜壮阔，错综复杂，这是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我国的前代学人没有遇到过，就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只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现在中期阶段的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10]费孝通和陆学艺的杰出学术贡献表明：中国如此丰富宝贵的经验事实，并不是只配充当检验西方概念、西方命题的案例和素材。中国学者如此宝贵的亲身体验，得天独厚的观察角度，是西方学者难以获得的。不是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吗？从“中国土壤”中，必定能够生长出不亚于西方的、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崛起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式回答的中国学术，甚至能够形成在某些方面回答已有的西方理论回答不了的问题的中国理论。 　　西方社会现代化比我们中国早了二百多年，西方社会学家特别是几位奠基人，有惊人的创造力，我们确实落后了，应该向人家学习。这是毫无异议的，我们几代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中国社会至少与社会学形成时候的西方社会相比，要复杂得多；我们的现代化过程不论从规模还是速度方面看，都与西方不是一个数量级。西方现代化，像费老讲的那个“三级两跳”，是一级一级跳过来的，我们有时候是“一步当做两步走，两步当做一步行”，有时候同时跳了两级——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就必须争先，有时候跳了一级，又退回半级甚至一级，艰难曲折程度难以比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从我们自己的丰富无比的实践中，概括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非要拿从相对单纯的社会中形成的概念往复杂社会上套，拿反映相对缓慢过程的理论往相对剧烈、急速变化的过程上套？这就好比我们手中拿着一块稀世的美玉，为什么自己不珍视、不欣赏，非要拿去给人家当磨刀石、铺路石？ 　　不是说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一定不好，是说我们这样生搬硬套不好。借用林南的比喻，那个“箍”本来就小，我们脑袋大，硬要套，还加上“念咒”，就必定成了“紧箍咒”。所以，这个“紧箍咒”有时是我们自找的。或者说，这与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基本无关。 　　事实表明，对于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真问题、难问题，西方理论家也是一头雾水，远来的和尚未必会念经。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彼时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总量仅占全球的7.4%，而到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已经接近全球的15%，这10年间，中国常常每过一年，顶多二年，就超过一个发达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各国GDP数字，2013年，中国GDP增量略小于印尼经济总量，但大于土耳其经济总量。如果中国2014年经济增量与2013年相当，那么中国这两年的经济增量之和将大致等同于澳大利亚经济总量。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就基本相当于两个日本了，也就是说，3年就增长出一个日本来。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占30%，增长速度是美国的4倍。如果保持目前的速度，超过美国应该指日可待。对于理解这样的变化，我们固然是身处“庐山”之中，要识得真面目不容易，那些离“庐山”远隔着千山万水的人，就更能识得真面目？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David M.Kotz)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中国崛起可以持续？”的演讲中提道：“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有一些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建议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采取迅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措施，比如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来到了北京，给出了自由化的建议；世界银行的代表也来到了北京，给出了同样的建议。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了这些西方建议者们‘明智的’建议，然后把他们完全忽略掉了。”[11]我们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智慧，也不一定非要采取“完全忽略掉”的态度，但是，难题毕竟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来解。因为，中国的难题是西方学者未曾遇到过的，问题的解法也是他们未曾提出过的。费老说的“三级两跳”，中国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但要用后工业主义、生态主义指导工业化，不然，无法解决棘手的大难题，诸如消除雾霾，避免资源枯竭，也就无法最后实现工业化。说穿了，西方当年并没有创造出消灭雾霾的好办法，只不过想出了转移污染的办法——把污染企业转移了，自己那里空气清新了。我们不能再那么做。所以，要想实现工业化，观念和举措上必须超越工业化；同理，要想实现现代化，理论和政策上必须超越现代化。这里的难题求解，需要的是创新，是实验，是独立思考。 　　中国的崛起，这是难得的实现学术创新的机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包括学术复兴。谭嗣同曾断言中华复兴自学术始，梁漱溟亦断言从文化始，从哪里开始不必再争论了，反正伴随着中华复兴的，肯定有学术复兴。对中国社会学来说，这是一举摆脱落后地位的天赐良机，对个人来说，也是成就学术志愿的一大幸运。但是，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太快了，大到常常超过个人的观察范围；快到目不暇接，难以跟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成功地躲过了，刚要仔细研究其中的经验，一晃儿，进入21世纪了，稍不留神，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又来了；刚刚把这场危机对付了，又遇到全球性的经济低迷，紧接着又要从应对经济过热转向应对经济下滑。就以社会保障为例，11年前刚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筹资标准才每人30元，其中，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各出10元，可当时农民感激不尽，很满意。此后每年增长，到现在财政补贴标准超过每人三四百元甚至更高了，有些地方的调查满意度反而不高了。这就令我们搞不清楚了，满意度的波动是由费老所说的“一级跳”上的原因造成的，还是“二级跳”或者“三级跳”上的原因造成的？因为客观上，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不同性质、不同时代的诸种因素都混杂在一起，都在发生作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问题上，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对象，它们发生作用的程度和方式都不一样。变化大、速度快、影响因素复杂，可能是使得在相对稳定、变化相对缓慢，人群规模和地域范围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形成的西方社会学，搬到中国来往往失灵的重要原因。但这恰恰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只要下定决心，立足于中国实际，紧扣住中国问题，踏踏实实地探索，总能有所体悟、有所创获。我们自己创造的概念和理论，丑也好，俊也好，总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费孝通语)，“接地气”，便于使用，也便于检验；从西方搬来的概念和理论，也许很完美，就怕水土不服，而且中看不中用。如果我们真能解决了中国问题，那就必定能够做出不亚于西方学术的东西，甚至能够解决西方学术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样的话，社会学才能真正摆脱依附地位，后来居上，社会学的春天真的就来到了，旭日高照的天象就出现了。 　　解决中西古今问题，要做的事情很多。针对目前科研和教学中存在的某些现象，在此冒昧提出两点建议： 　　1.在我看来，20世纪30年代前后那批社会学家，之所以成就斐然，群星灿烂，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包括知识形成的顺序是自然合理的——先中学后西学，然后兼通中西。这样，自然就容易理顺中西古今的关系，学习知识的顺序与历史过程和理论逻辑，三者是融通的，不是几张皮硬贴上去的。正如人的胚胎发育，10月怀胎走过了人类多少万年的发育过程，这是最顺畅合理的。学习和知识传授过程也要效法自然，与历史顺序相一致。这样不容易出怪胎，成活率最高，不会走偏或迷失方向。因此，建议在教学和研究中，提高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比重和地位。[12]将其置于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历史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从道理和观念上讲的，不是从谁占多少课时之类的细节上讲的，而且也不意味着千篇一律，应提倡各有特色)。可以考虑先讲中国的，再讲西方的，脚下先有个根，然后再往上长。这样，从中国社会思想脉络起步，从理解中国的需要出发，讲授西方理论。不再以西方理论为主干，不把中国的东西当作陪衬和反衬，甚至贬低的对象。而是基于中国的，理解和鉴别西方的，西方的东西不是横插一杠子，而是自然导入(历史上不能完全做到避免中西知识体系的冲突，现在应该做得到)。吸收西方的，改造和升华中国的，中国传统也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在革新中发展。 　　2.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和研究中，更可以考虑尝试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追求西方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完整知识体系出发。先确立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学习，就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有鉴别、有选择、有自己的独立理解。紧紧结合现实问题讲授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紧紧结合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需要讲授社会理论，特别是西方理论。在这个意义上，适当提高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比重和地位。这当然不是忽视社会理论和社会统计等方法，而是不把它们当作互不相干的两条线索。真正从问题出发、从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出发，而不是从无的放矢地传授知识尤其是无用的知识出发。这样，有助于增强社会学，特别是社会政策、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以上两条建议，不论在细节上恰当与否，用意都在于将中西问题这个横向关系，理顺到古今问题这个纵向脉络中，将中西古今聚焦到现代化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中国社会学融通和担当这两大传统。相信这样能够真正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紧扣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化了，也就世界化了，中国社会学就能够影响世界了。 　　提这样两条建议，目的是更加充分地发挥现有的学科优势，形成更加鲜明的办学和科研特色，形成更加强大的学术活力和学科竞争力。祝愿中国社会学开新风气，创新局面，春意盎然，迎来繁花盛开的社会学春天。 上一页1下一页跳转分页阅读 原文参考文献： [1]牟钟鉴：《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 [2]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55页。 [3][9]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读书》2001年第4期。 [4]文军、王琰：《论孙本文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学视野网，2013年2月5日。 [5]林南：《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社会学视野网，2007年5月20日。 [6]S.N.艾森斯塔德：《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7]张一兵主编：《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8]乔纳森·特纳、勒奥纳德·毕福勒、查尔斯·鲍尔斯：《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钧生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3页。 [10]《陆学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自序第9页。 [11]参见凤凰网·大学问，2013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