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学院：新式教育，还是旧式文人梦

时代周报记者 李铁2009-10-15 04:15:27 第48期 . 中山大学新创设的博雅学院最近成了舆论的焦点。其招生简章说这是一个“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学院，该学院不分学科，也不属于任何专业院系，学生在此接受4年“精英式的博雅”教育，主要修读中国古代经典，另外还有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等课程。 首届35名学生从自愿报名的新生中面试遴选产生，院长甘阳亲任班主任。据金羊网报道，有记者曾多方打探中大8000多名新生中，究竟有多少人报名博雅？校方对报名人数一直讳莫如深。据悉，35名学生中多有才艺特长，光钢琴考过级的就占了小半，只有5名学生来自农村。 在近年来各种走马灯似的高校教育改革中，这无疑又是一新鲜事物，伴随着博雅学院的高调开学，各界热议不断，有赞有弹。 什么是博雅教育？ 所谓博雅教育，英文叫Liberal Education，直译“自由教育”。“博雅”的拉丁文原意是“适合自由人”。港台地区叫“通识教育”，有的翻译更古典，叫“博雅教育”。 现代很多大学都重视通识教育，而且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经验。通识教育理念不反对现代学科建设制度，不抹杀专门化知识的传授，在当今专业细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认知。通识教育强调大学的目标不仅在于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注重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对生命、德性、社会、历史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 在美国一些倡导通识教育的大学，学生在学院的前两年可以不设专业划分，学生文理兼顾、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后两年才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专业。还有，一些以通识教育为特色的比较贵族化的文理学院，本科阶段甚至不分专业，学习的内容一般包括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学生毕业后念研究生再选择适合的专业。 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山大学的朱健刚和袁伟时两位先生阐述了通识教育的几个要件： 第一、培养审慎和批判的思考能力，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第二、读中西经典，完善身心，并弄清中西文化的基本区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与不足。 第三、强调社会关怀与公民美德的培养，鼓励学生多思考社会问题，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实践。 在香港浸会大学，也已经有较成熟的通识教育，笔者在那里念硕士与博士期间，也置身其中，还作为助教给学生上过一些通识教育的课程。根据我对香港通识教育的观察和体会，上述三点是成立的。 博雅学院搞的不是现代通识教育 大致梳理了一下什么是现代博雅教育，再来看中大博雅学院搞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通识教育中，会淡化一些专业的界限，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分专业，并不是把人文教育置于首位就是现代博雅教育。朱维铮先生有此一问：“假如通识教育，意味着不分学科，在大学阶段把人文教育置于首位，那末自唐至清的科举教育体制，岂非堪称完形？而清末民初的历次学制改革，都把废止强迫性的经典教育当作重心，岂非自始便走入误区？” 老先生慧眼如炬！很显然，中大博雅学院的课程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文理学院和大学的博雅教育，可以说不同于国际上任何像样的通识教育。据说中大博雅学院的院长甘阳是中大专门从香港大学挖回来搞通识教育的，是要把香港和国际上的先进本科教育理念带到中大甚至全中国。可我细细琢磨了中大博雅学院给学生开的读书书目，以及他们的课程设置。越看越觉得与我在香港所参与的博雅教育相去甚远，越看越觉得它骨子里其实就是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一百多年的“传统文人专业”，只是多了几本西洋典籍而已。 教育专家熊丙奇撰文指出：“如果古代经典阅读，《诗经》和孔孟著作课程，是通识教育内容的核心，这样的‘通识教育’是极为单薄的……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像一个‘国学班’，少了通识教育中最重要的—关于独立人格、批判思维的教育。” 南方都市报社论对此这样说：“经史子集培养不了现代公民的人格，沉湎其间，恐怕不仅会失掉对社会实况的见解，甚至还会把这种无知看作理所当然。若再以专业美名概括，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 学科规范与“甘阳私塾” 现代大学虽然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但学科设置必须遵守规范。这些规范是人类文明几百年探索的结晶，绝非几个人拍拍脑袋就可以抛在一边。通识教育也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历史，也有比较成熟的规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现代学科的规范之所以确立，就是因为这样做最有利于培养人才。而反观中大博雅学院的课程设置，与这些学科规范几乎都靠不上。 很多朋友和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博雅学院的课程设置与参考书目，似乎带有强烈的甘阳个人色彩。如果说甘阳自己拉赞助搞个甘阳私塾，他可以随便定规矩，但中山大学是公立的大学，拿公立大学的学生当“文人梦”试验的小白鼠，是否胡闹？ 据说中山大学把甘阳从香港请来，是寄希望他能把境外先进的规范和理念带到中大，改革中大的本科教育。我本人对此存疑，在我看来，甘阳本人似乎是游离于那些先进的规范和理念之外的。甘阳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念了10年的博士，到47岁离开时也没拿到学位。香港十年，他也没有拿到一个正式的教职，身份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懂行的都知道，这些大学里的正式教职是要求相当规范和严格的，而一些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却要随便得多，我的几个媒体朋友也做过那样的研究员。另外，这些研究员和教授在待遇上也不是一个档次。我说这些绝没有揭甘阳短的意思，我是想说，从甘阳的经历来看，他似乎并没有进入国际主流的体系，甚至很可能他本人是排斥这个体系的，让他来引进这个体系，我看有点悬。教授治校没错，但不是某个教授治校，规范还是要的。 博雅学院能培养出学术大师吗？ 在博雅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大牌子高调写着一句话：“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 中国这60多年都没出过一个像样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确实是件令各界尴尬的事。因此有人剑走偏锋，搞出各种靠谱和不靠谱的试验班，也确实是因为急了。 早在1994年9月，北京大学开办旨在培养“国学大师”的“文史哲综合试验班”，但这个试验很快遭遇“七年之痒”，北大校方终于决定：从2001年起，取消“文史哲综合试验班”的招生，实行“低年级的通识教育，高年级宽口径的基础专业教育”的“元培计划”。至此，“国学大师计划”便被“培养通才”的“元培计划”所取代，号称国内一流文科学府的北大至此再不提大师梦。 此后又有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心有不甘，相继建立“国学班”甚至“国学院”，意图把“国学大师”梦继续下去。中大此番高调宣称培养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可谓是不甘寂寞的南方高校对京城学术重镇的一次“南派挑战”。 但舆论普遍认为，且不论所谓的“国学”概念能否成立，就算是对大学问家的饥渴，也不是这种班能搞得出来的。这有点像中国足球的破烂故事。没有一个健康的机制，良好的群众基础，从娃娃抓起也没用。大思想家的产生也大致同理。 另外，对所谓“学富五车”的追求，似乎也只是过时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标准，现代学术早已不追求这个东西。洪堡以来衡量现代学者成就的核心标志是创新性的贡献，罗尔斯等大学者也不搞什么学富五车。熊丙奇对此评论得很对：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记忆量已经不是评价“学问”人的标准，学习新知识的速度，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信息的能力，远比拥有多少信息重要。 至于还要修古希腊文，拉丁文，即使在西方人文学者中，除了从事相关专业，也并非必须。斯特劳森不懂德语，他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感觉的界限》也堪称经典， 马克斯·韦伯完全不懂汉语，照样写出深刻的《儒教与道教》。况且，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连最主要的线索都还没理解清楚，暂时还远没细到需要一个本科学院的学生个个都要学古希腊文、拉丁文的程度。个别学生如果有相关专业研究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再学，但本科阶段能把英文原著读利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通识教育强调的是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性培养，而中大博雅学院似乎更像一个镀金场所，有评论担忧，源自西方的通识教育到了中国，将被异化成为有闲阶层炫耀性表演中的身份包装和地位提升（通过联姻等）的“趣味培养”。从目前情势看，这种忧虑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