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欧美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

欧美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 发布时间： 2005-5-25 14:47:28 被阅览数： 705 次 作者： 陈立旭 文字 〖 大 中 小 〗 自动滚屏（右键暂停） 　　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等背景下，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从流行音乐、休闲报刊、MTV、营利性体育比赛、各种形式的广告、卡拉OK、迪斯科，到时装模特表演、通俗文学、亚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情节雷同制作模式化的电视剧，几乎令人目不暇接，急速地萌芽、扩张，并几乎垄断了现代欧美的文化市场，占据了欧美社会大众大部分的文化生活空间，不仅事实上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潮，成为一种大众可以共同享受和消费的文化，而且改变了欧美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欧美大众文化的兴起，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因此必然会在欧美文化界掀起一场大波澜，引发一场大辩论，本文拟就此进行讨论。 　　一 　　以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最早也最系统地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大众文化商业化本质的批评。他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潮流席卷全世界，商品成为一种普照之光投射到各个角落。商品交换原则不只是在经济领域里存在，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原则，当然也就成为文化产业赖以运作的基本原则。大众文化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文化形式，它是资本主义现阶段的产物，与市场、商品和交换密切相关。首先，文化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和灵性的活动，说到底，它已蜕变成一种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①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已不再有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它本质上已和一般的物质生产特别是商品生产没什么区别，起决定作用的法则不再是什么灵性的表现或风格的追求，而是创造需要，占领市场。创作者首先关心的是上座率和经济效益，而不是艺术性和审美价值。“文化工业的编造物既不是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富有道德责任的新艺术，而毋宁说是准备起跑的命令，在起跑线后面藏着的是最有威力的利益。”②文化工业的这种商品拜物教的后果所导致的就是经济规律对审美规律的替代与践踏。 　　第二，对大众文化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批评。阿多诺认为，大工业生产的特征也已经成为现代西方都市大众文化生产的基本法则。“大众文化时代和已经过去的自由阶段相比，其新的地方就在于对新的排斥，机器总在同一个地方运行着，而决定消费的时候，它却把未经试验的作为一种危险而加以排斥。”③文化工业按照规定的程序、标准，大规模地批量生产各种文化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图片、相片、唱片、录音带等。“甚至逗乐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方式，都是按照一定的格式考虑设计出来的。它们都是由特殊的专业人员管理的，而它们有限的多样性，也完全是由文艺机构编制的。”④文化工业的这种统一和标准化，是以许多复杂的有时会被误解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偶像崇拜就是一种对标准的崇拜。因为崇拜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产业按照特定的模式生产出来的，而对这样的偶像的崇拜实际上又是同样的生产过程对消费的必然规定。霍克海默认为，由于文化工业的典型做法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强迫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通过包装和模仿某种标本、推销大量的复制品、仿制品，从而剥夺了艺术的创造性和个性。文化工业造成了一种标准化和统一化的现象，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它又滋生出一种虚假的风格和个性，每个人似乎都有所选择和偏爱，但本质上我们所消费的却是同样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种“伪个性主义”掩盖了文化工业的压迫性质，扼杀了艺术欣赏的主动性、判断力和想象力，并给人以一种虚假的满足，使人们的主体性蜕化到一种儿童的幼稚状态。文化工业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至循规蹈矩已经取代了自觉的思考。 　　第三，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批评。马尔库塞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肯定的文化”。这种肯定性的文化，相对于作为否定的艺术，肯定了一种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普遍地、完全强制性的社会。这种肯定的艺术断言那个不存在的社会是一种永远美好和永远有效的世界，而且，每一个个人，通过艺术作品，无需丝毫改变现实，便可以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实现那想象中的美好社会。因此，“肯定的文化”既提供一种辩护，它粉饰现实，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引导人们与现实和平相处，同时，它也提供一种幻想，使人们的欲望在白日梦中得到满足，消解人们的反叛情绪。因此，大众文化培植和支持了一种奴隶意识，一种与现实相妥协的顺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巩固既成秩序的“社会水泥”。阿多诺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工业本身就是这个制度的产物，同时，文化工业起到一种暗中维护和认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文化工业鼓励人们去追求物质的享乐主义和拜物教（如流行音乐中的明星崇拜等），这就麻痹了人们的阶级意识。此外，文化产业由于其标准化和流行的特征，又使得文化的消费是一桩极其简便快乐的事。正是在这种享乐性的消费中，人们满足于一种虚假的“幸福意识”，沉醉在一种虚幻的满足感之中，因此，任何阶级意识和改变现存制度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因为文化工业虽然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愿望，如希望自己赤裸的上身能穿上运动健将的毛线套衫等，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引起了人们由于不能兑现理想的愿望，不得不勉强接受的爱好。”⑤ 　　就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其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本雅明对大众文化的特征作了独特的描述。他认为，技术的进步直接关系到艺术的进步，技术促进艺术直接参与阶级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各种手段、媒介、形式、技巧，如对报纸、广播、摄影等大众媒介的利用，和布莱希特叙事剧中的间离技巧，以及电影的蒙太奇手法等等。所以对于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来说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他政治进步的基础。在本雅明看来，现代艺术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日渐成为供人观赏之物，而且它们也总是制作得适宜于展示，这显然与侧重于艺术品的膜拜价值的传统艺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他认为，侧重于展示价值的复制技术、现代艺术恰恰满足了现代渴望贴近对象，通过占有对象复制品来占有对象的愿望。在这种情形下，众多的摹本代替了艺术品独一无二的存在，被复制的对象恢复了青春。因此，传统的侧重于膜拜价值的艺术的崩毁，乃是自然而然的。这些观点，使本雅明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鹤立鸡群，成为一位鲜明的对大众文化采取肯定态度的思想家。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5年左右时间里，美国的知识分子卷入了一场关于都市大众文化的大讨论。约翰·斯道雷认为，在这场大辩论中，有三种立场：一是自由审美立场，按照这种观点，如果让大多数人有机会进行选择，他们就会把所谓的二流和三流文化作品和实践置于高雅文化之上。二是自由合作或进步进化立场，认为通俗文化在全新的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发挥缓和作用，使人们适应享受消费的社会需要。三是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立场，认为大众文化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或手段。⑥在 20世纪50年代末，这场大辩论又演变成两种基本立场。依据罗森堡的观点，大众文化非人性的影响，正逐步破坏美国社会的物质财富和幸福生活。在最坏的情况下，大众文化的威胁不仅只使我们的品味变坏，而且在迈向极权主义的同时，使我们的理智变得残酷无情。德怀特·麦克唐纳是首先应用mass culture 而不用popular culture来称呼大众文化的理论家之一。他的观点作为对大众文化的一种批判，相当具有代表性。在《大众文化理论》一文中，麦克唐纳从多方面向大众文化发起了攻击。在他看来，大众文化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从高雅文化汲取营养，却没有任何回报。大众文化与民间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间艺术是从下面长出来的，是自发的，土生土长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而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强加的，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所谓的参与其实仅限于在买与不买之间做出选择。而庸俗作家则利用大众文化需求来赚钱，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在政治舞台上，大众的异军突起对文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问题在于缺乏旗帜鲜明的文化精英。没有文化精英，美国就处于文化格雷欣法则的威胁之中：劣币将驱逐良币；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同质文化，而且是一个会铺天盖地吞噬一切的单一文化。他的结论因此是悲观的：“大众文化逐步变好根本不可能，如果它不变得糟糕透顶，我们就应该觉得很庆幸”。⑦ 　　欧内斯特·范·登·哈格认为，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往往会低估美国公众的文化品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无法避免的，它符合大规模生产的实质。大规模生产的商品没有必要降低目标，但它必须盯住平均品味。在有些方面，它符合（或者至少是很多）个人品味，而在其他方面又违背了每个人的品味要求。因为迄今为止不是所有人都有一般品味。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一般其实是许多具体情况的综合。一件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几乎每一个人的品味，但它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人的品味。所以，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往往不尽人意。但是，大众文化产品具有丰厚的经济回报和潜在的庞大的消费群。因此，问题不在于大众品味堕落，而在于大众化对西方都市社会的文化生产商来说日显重要。最后，范·登·哈格断言，大众文化是毒品，“它降低了人们体验生活本身的能力”。大众文化最终是贫瘠的象征。它标志着生活将失去个性，永无休止地寻找弗洛伊德所谓的“替代性快乐”。而替代性快乐的弊端在于阻碍了“真正的快乐”。正因如此，范·登·哈格认为，消费大众文化是一种压抑：消费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内心就会越空虚，这种恶性循环使人越发不能体验“真正的快乐”。结果是，西方都市社会大众文化的“瘾君子”和“手淫者”，在文化的梦靥里，在无聊和消遣中，永无休止地晃来荡去。⑧ 　　爱德华·希尔斯不同意范·登·哈格的观点，也不完全赞同麦克唐纳的思想。希尔斯毫不客气地指出，当范·登·哈格说工业毁了生活的时候，他完全是在胡说。希尔斯认为，都市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快乐不能用美学、道德和理性的标准去衡量。希尔斯反对20世纪是理智严重堕落的时代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大众文化产品包含的所谓“堕落”与前几个世纪黑暗而又严酷的生活相比，对低层阶级的破坏要少得多。希尔斯认为，麦克唐纳对现在的美国表示强烈不满，但对美国和欧洲的过去抱有好感，正是由于他对过去的过分乐观，麦克唐纳夸大了现代美国的罪恶名声。希尔斯把美国城市社会分成三个文化“阶层”，每个阶层都体现不同的文化版本：上层是优秀的或高雅的文化，中层是平庸的文化，底层则是粗野的文化。大众社会改变了文化的分布格局，它对“优秀”或“高雅”的文化有所压制，而对“平庸”和“野蛮”文化则有所助长。然而，希尔斯认为这并非一种完全消极的现象：“这表明没有审美表达和接受能力的阶级，原先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现在他们的审美意识刚刚觉醒”。在他看来，美国是所有大众社会中规模最大的大众文化的家园。但他仍然对此表示充分地乐观：“事实上，可能恢复我们知识界生气的活力和个性很可能是权力解放和大众社会内在潜力的结果”。⑨ 　　与大辩论中的大多数人不一样，莱斯利·菲德勒认为，大众文化是美国的特有现象，这并不是说它只能在美国发现，而是说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发现，美国是第一个源头，而且只有在美国城市社会才能发现大众文化的完全发展形式。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美国的经历正在向世界其他地方预示：老态龙钟的贵族文化必将消亡。菲德勒指出，大众文化是不安分守己的通俗文化，当代的庸俗文化是野蛮的，它是流离失所、丧失文化的城市游民半自觉的激情表达。它制造神话，但在当今这个传统忠诚和英雄主义的社会基础早就被破坏殆尽的世界上，这些神话能有效地减少对科学的威胁、对无休止战争的恐惧、以及普遍滋生的社会腐败。⑩ 　　三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简称CCCS）是在立场和方法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形成鲜明对照的学派，它创立于1964年，重要成员有雷蒙·威廉斯、斯图尔特·豪尔、托尼·本尼特、珍妮·活勒考特、约翰·费斯克等。CCCS早期特别关注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文化境况、教育、包括大众性通俗文化在内的“公共文化”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CCCS重点分析大众传媒、语言和亚文化等问题。70年代后研究重点转向种族和性别。80年代后重点关注电视、流行音乐的时尚杂志等大众传媒。他们的影响也逐步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印度等国家，并出现了学科化的趋势。这一研究学派今天已经以“文化研究学派”的名字而著称于世。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倾向于藐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被他们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责为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霍尔和费斯克的观点。 　　霍尔认为，大众文化对大众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在霍尔看来，信息的发送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接收。在传播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编码（信息的构成），还是解码（信息被阅读和理解），都有其特殊形态和对之施以制约的特殊条件。编码和解码之间并没有给定的一致性，某一信息可以由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解码。霍尔的解码理论表明，由于编码者和解码者采用的符码不一样，文本的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大众对大众文化文本的完全认同或完全不认同都不容易发生，更多的是一种在文本和具有确定社会性的观众之间的妥协阅读。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所担心的那种文化产品强制性的齐一化、标准化对同质性的社会主体的塑造就很少有可能发生。事实上，大众在接受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并非是完全被动的。 　　霍尔的上述思想在费斯克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费斯克看来，大众利用大众文化提供的资源在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意义和快感，大众文化文本为大众生产意义所用，尽管它并不情愿，但仍然让读者看到它预设的意义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着与设定声音不同的其它声音，尽管它同时又力图淹没那些声音。它的复杂的意义不是自身所能控制得了的，它的文本间隙使观众得以从中产生新的文本，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受（读者）控制的文本。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流通既依赖于文本提供的意义和空白，又依赖于读者或观众积极的参与和创造。因此，大众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费斯克把文化定义为意义在特定社会中的生产和流通，并特别强调文化与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他认为，意义和意义的产生只能用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来解释。社会结构是靠由文化产生的意义（以及其他一些力量）所支撑的。在特定的社会中，意义的生产不是自由的，由于统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们对经验和自我的理解总是受到限制。而且，统治意识形态又是与统治权力和社会结构相辅相成的。所以，意义的生产必然会触动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必然要么是压制性的，要么是对抗压制的。意义生产和流通总是在权力结构中进行的，被这种结构认可并定为“高雅”的部分隶属权力结构的上层，而低俗的那部分则处于下层。正因如此，费斯克认为，“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应侧重于政治，而不是美学或人文意义。在他看来，文化不是指在艺术杰作中能找到什么形式或美的理想，也不是指什么超越时代，国界和永恒普遍的“人类精神”，而是工业化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动。这样，文化研究者就无须去比照经典作品的模式，把像影视、连环画、通俗文艺这样的文化工业产品界定为大众文化的“艺术成品”。认识和理解大众文化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化工业产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因为这些文化产品本身就不需要先转化为“艺术成品”，才能担负起它们特殊的社会功能。费斯克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代表大众文化本身，这些产品不过是民众进行意义生产和流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材料。影视观众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可以、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在生产和流通各种不同的意义。这种由民众参与的社会意义的生产和流动才是大众文化。因此，文化工业产品是否具有高雅文化所称道的艺术品质无关紧要，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而且也在利用和改造它；文化产品不只是消极接受的对象，更是民众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民众虽然本身并不直接生产自己的文化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存在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民众只能利用他们所能够得到的，而他们所能够得到的就是文化或其他工业的产品。由于大众在接受、消费文化产品时具有再创造性，所以，对大众来说，高级艺术成品，即所谓经典作品与文化工业的产品这两种材料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当然，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之间没有差异，事实上，差异还是存在的。比如，对高级文化的从事者或维护者来说，经典作品绝对要比文化工业产品优越。如果说大众文化的特征是把文化产品材料化，那么高级文化的特征就是把文化产品经典化。经典化既把对象神圣化，也使文化参与者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冷静思考的距离，也是尊敬的距离。但大众文化材料使用者和他们的材料之间不允许有这样的距离。没有距离也就构不成敬意。 　　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是“生产性文本”，其特征是对它的阅读并不难，并不一定要读者绞尽脑汁才能理解，它和日常生存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比如像电影、电视这样的文本，虽然是大众能懂的，却并不就是意义封闭的文本，相反，它具有开放性。它不要求作者行动，也不提供规则，它只是为大众生产意义所用。尽管它并不情愿，但也还是让观众读者看到它设定意义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着与设定声音不同的其他声音，尽管它同时又要淹没那些声音。它的杂多意义不是它所能控制得了的。它的文本间隙使观众得以从中生产新的文本。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受读者控制的文本。大众文本何以是“生产性文本”呢?这是因为这种文本是现代文化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观众和读者不只是消费者，而且和制作人一样是这种文本的生产者。费斯克反对笼而统之地把现代都市社会中一切商品都放到金融经济体制中去理解。“在消费社会中，所有的商品既有实用的价值，也有文化的价值。倘若将这一要点模式化，我们必须扩展原有的经济概念，把文化经济容纳进去。”11 　　费斯克认为，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还存在着与金融体制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前者流通的是金钱，而后者流通的是意义和快乐。比如，电视就需放入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两个互为联系但并不相同的体制中才能理解。在金融经济体制中，电视节目制作人投入资金制作出节目即商品，商品被销售给消费者出钱购买节目的电视台。于是又开始了第二轮金融体制内的生产———消费关系：节目本身就是生产者，它生产的商品是观众，观众这个商品又被卖给出钱做广告的客户。到此为止，流通的只是金钱，如果只在金融体制中看观众，那么观众无疑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为了真正了解观众与文化产品的关系，还必须引入“文化经济体制”这概念，在这一体制中流通的不只是金钱，还在意义和乐趣。“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于是此处的观众，乃从一种商品转变呈现在的生产者，即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12在文化经济中，不再存在别的消费者，只有意义的流通者，因为意义是整个过程的唯一要素，它既不能被商品化，也无法消费，换言之，只有在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一持续的过程中，意义才能被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而意义和快乐是观众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因此，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也就是说，从属是但不是完全被剥夺权力的位置出发，反抗或规避这些宰制性力量的那一类机会。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与日常生活的界面上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来自上方。”13大众文化是一种下层文化，大众用两种基本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下层性：一是逃避，二是对抗，两者相互联系，互不可缺，它们包含着快乐和意义的相互作用，逃避中快乐多于意义，对抗中则意义比快乐重要。消遣和社会意义探索在大众化中并不矛盾，消遣不仅是逃避，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探索和新解释，本身就是对某种强加于民众的社会意义的对抗。所以，弱势者采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的战略，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并不断对该体制玩弄花招。 　　费斯克指出，对城市大众文化的分析需要作“双重聚焦”，一方面要注意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对此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批判，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可以揭示大众文化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现存社会、控制大众的作用和机制。但是，仅仅在这一个层次上作意识形态分析，只会陷入一种完全无能为力的悲观境地，虽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现存制度，却不能给人们在这种制度中求发展带来任何希望。因此，在意识形态研究之外，大众文化分析还必须包括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研究大众如何与现存的制度打交道，如何阅读它所提供的文本，如何利用它的材料资源创造大众文化。它要求我们分析文本，找出它们的矛盾性，它们那些不受控制的意义，它们如何引发“生产性文本阅读”，问一问它们到底为什么对大众具有吸引力?这就要求我们关注大众文化的文本特点和读者观众的接受特征，要求我们分析大众文本有什么选择的标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准。费斯克发现，大众文本所运用的文本策略和手段与高雅文艺作品所尊奉的艺术手法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仅以后者的审美标准作为衡量前者的尺度，就不可能认识它们的真正价值，因为这些策略和手段往往正是高雅文艺审美价值所鄙视和排斥的。最明显的是，大众文化产品往往有“夸张”和“浅显”的特征，如果以高雅文化为标准，就会把它们看作是“含蓄”和“深刻”的反面而加以否定。而实际上，在大众文化中，“夸张”和“浅显”有自身的积极功能，“夸张”是意义的过剩和失控，它溢出某种压迫性规范的约束。这种意义的过剩不是直接对抗规范，而是以过度的顺从来逃脱它们，夸大其辞地谈论爱情实际上就包含着对由这一观念所构成的现实世界的一种评价。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较，费斯克等文化研究学派更多地看到了大众文化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并对文化始终保持一种大众化的态度，其研究和解释社会和文化的方式与高高在上的学院作风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似乎过于偏激，并且他们的理论批判仅仅限制在意识和精神领域，其理论缺乏充分的实证依据。但在一个商品社会中，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强烈探求以文化救赎人生的使命感，无疑是值得人们敬仰的。同时，他们的理论也有合理的一面，大众文化确实有其负面性。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在许多方面并非言过其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现实意义。因此，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与费斯克等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结合起来，或许对于西方城市大众文化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派在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此，双方的这种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从而推动一种更加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能接位在一起并呈现出新的形态。” 14 　　注〓释： 　　①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大学出版社，1990.131 　　②德.阿多诺.高炳中译.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04 　　③王鲁湘等编译.西方美学家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51-252 　　④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大学出版社，1990.117 　　⑤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大学出版社，1990.131 　　⑥英.约翰.斯道雷.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46 　　⑦英.约翰.斯道雷.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49 　　⑧英.约翰.斯道雷.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49-50 　　⑨英.约翰.斯道雷.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51-53 　　⑩英.约翰.斯道雷.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52 　　11美.约翰.费斯克.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3 　　12美.约翰.费斯克.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3 　　13美.约翰.费斯克.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1 　　14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赵志义译.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