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张爱玲在台湾

文：邱彦明 一九六一年秋天，张爱玲悄悄来到了台湾。即将离台，被一位晚报记者发现行踪，在报纸上写了小小的一段新闻，张爱玲只淡淡的表示：她来台湾是拜访亲戚。作家水晶读到那则短短不到一百字的消息，对王祯和说笑：「那名『亲戚』就是你。」（编按：王祯和，台湾乡土文学代表性作家，善于将闽南语融入作品） 二十五年过去，祯和不曾向别人谈起张爱玲，也不曾写下只字词组。当《联合文学》杂志决定在第二十九期做「张爱玲专卷」找到他时，他还说不是时候；经过数次密谈，他点点头：「让我试试！」 半个月之后，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我收到祯和一封限时信： 彦明：很抱歉，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写回忆张爱玲。写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时刻，把稿纸都撕了…

◎1961年10月15日摄于花莲。左起：王祯和母亲、张爱玲女士、王祯和先生。（允晨提供） 读罢信，我心中不忍，立刻拨电话给他。他一听出我声音，立刻很懊恼的说：「很抱歉，我真的写不下去。」「我懂，完全懂，没关系，不要这篇文章了。对不起，这些天让你那么痛苦。」 张爱玲卷筹备得差不多了，最重要的两篇文章却落空，心中怅怅然：一，原拟请林以亮先生记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写作生涯，因为张爱玲替电懋写剧本时，林以亮先生是该电影公司的制片，相交极深；他身体违和，不便勉强。另一，希望祯和杂忆张爱玲，他却写不成。 没有这两篇文章，专卷似乎变得灰灰蒙蒙了，而张爱玲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要做她就得做得像个样子，否则便不要做了。因为这种感觉，整个月日子过得沉沉郁郁。农历年假之后，我忍不住拿起电话拨给王祯和，狠着心说：「明天下午两点我来找你。」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下午二时，我们两坐在台湾电视公司的电影存片室，进行了下面的访问。 丘：为什么写「杂忆张爱玲」，写到最后却把稿纸全撕了？ 王：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写回忆张爱玲，还打电话到花莲，查问一些事情。我耳朵不好，都是麻烦我太太替我询问。可惜的是，时间隔得太长，二十五年多了，没人记得起来。每天写了撕，撕了写，写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时刻，顿然一悟——我写张爱玲，那种文章会像「少男少女」写的，我步入中年了，不好意思！觉得不宜写，便把稿纸都撕了。 丘：但是单写她在花莲的游记，不是顶有意思的？ 王：我觉得此类文章价值较小，特别是研究价值小。我刚读了《联合文学》二十八期「关于沈从文专号的回响」，蔡源煌教授提到：沈从文专号卷五评论部份，朱光潜先生的两篇参考价值较小。如果评论部份再充实一点，可能更有意义。评论文章，除了要求批评的洞察力，也应力求周延；惟此，配合作家作品之精选一并刊出，更能够评估该作家之成就。 写张爱玲到花莲游玩观察，实在没什么意思。这样一位文坛重要人物，写对她的「惊鸿一瞥」，觉得很俗套。何况那几天的旅游，也没什么特别的，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万一坏了她的形象，这样是不好的。 丘：西方很流行做作家的传记。而没有史料，传记是做不起来的。正如你所说，张爱玲是公认的中国文坛重要人物，而她的生平少人知，除了她自己在《流言》一书中所写的几段，其它数据实在少之又少。制作「张爱玲专卷」的重点即在于「史料」。因此，不论如何，我们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张爱玲在台湾的数据。毕竟，那是她到台湾唯一的一次。 王：张爱玲来台北，在国际戏院（后改建为新世界戏院）对面餐厅和殷张兰熙、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麦加锡夫妇（美国新闻处处长）以及我见面。 张爱玲到台北，暂住麦加锡在阳明山的家里。那是一幢在阳明山公园附近巷子里的大别墅，仆从如云。 张爱玲与麦加锡夫妇尚未抵达餐厅之前，殷太太说：「我们都没见过张爱玲，大家来想想她是什么样子。我问麦加锡先生，他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 我们一听都很失望，不愿再想。 这时，张爱玲出现了，大家眼睛一亮。哪里邋遢？干干净净的，而且一点都不胖，虽然不是顶漂亮，却是「可看性」很高。 后来我们决定封麦加锡先生是「效力专家」，因为他的「手法」，使我们看张爱玲是加倍的美。

◎业余摄影家拍摄的照相馆式照片，张爱玲女士解释她忍着笑，因为觉得姿势有点滑稽。 丘：什么样的机缘，张爱玲来台湾会和你们见面吃饭？ 王：那一年我是台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办《现代文学》杂志。麦加锡是台北美新处的处长，他很喜欢文学，《现代文学》出版时，他就订了七百本。他选了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我的小说各一篇，请殷张兰熙翻译成英文，书名为《New Voices 》，封面是席德进画的一幅少女像。 这本书当时正在翻译中，张爱玲与麦加锡是老朋友，来台湾，他就安排我们吃饭见面。 丘：那晚张爱玲谈了些什么？她说话时什么样子？ 王：她很少说话，说话很轻。讲英语，语调是慢慢的。 丘：什么因缘，张爱玲到花莲一游？ 王：她读我的小说《鬼、北风、人》，对里面的风土人情很感兴趣，特别写信给麦加锡希望到花莲看看，所以麦加锡先生就联络了我。我们那晚在国际戏院对面聚餐之后，第二天就出发了。 我们先搭火车转苏花公路到花莲。因为火车没对号，美新处的职员还先到火车站去替我们占座位。 丘：能否描述一些你带她到花莲游历的情形？ 王：去花莲途中，经苏澳公路局餐厅用饭。隔我们几桌之外有一张桌子，围坐了七、八个妇女。她看了一会儿对我说：她们大概都是小学老师吧！我看了一下，觉得她推断得很有道理，因为那几位女士穿得很朴素，却又相当活泼。 我带她游花莲市，在街上逛，后来走到陋巷，碰到妓女户小姐在店里跳曼波，她觉得好有趣。于是，第二天在我四舅父的安排下，引她一游「大观园」（一甲级妓女户之名称）。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观察，各有所得，一片喜欢。她的装扮，简宜轻便，可是在一九六一年的花莲，算得上时髦，又听说她是美国来的，妓女对她比对嫖客有兴趣。 接着也在我四舅父安排下，参观酒家。酒客对她比对酒女更感兴趣，还邀她入座共饮。 丘：你刚才提到张爱玲的装扮。张爱玲自己本人对服装特别注重，从她的文章及图画都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你能不能就记忆所及，更详细描述她的装扮？ 王：因为是旅行，她穿的衣服很轻便，都是很舒服的衬衫。她很习惯衣服上第一、二个扣子松开不扣。火车一路从台北到花莲，后来到台东，我注意到她衣服最上面两个扣子常常没扣。这在一九六一年穿衣服还十分保守的台湾来讲，相当特别。我舅舅用台语对我说：「伊像美国人，很美国派。」非常有趣。 丘：在花莲还去了哪里？ 王：我带她去中美戏院附近，风化区后面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进门七爷八爷画像两边的四根庙柱上有对联，从右至左： 一：阴阳原有别到此地饶舌何庸。报应本无差愿汝曹抚心自问 二：城郭固而高善事几重皆得人。隍池深且广恶人一个不能预 三：具广大神通别是非岂遗分寸。秉聪明眼力判善恶不奕锱铢 四：夫微心愿不爽毫厘。惟神则明无惭衾影 她看了半天，然后很欢喜的说：「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我不知道她究竟从中间「悟」出了什么？ 看到城隍庙里的白磁砖，她说：这倒像是浴室。 丘：花莲附近还去了哪些地方？ 王：隔天我们到乡下整个上午、下午，她边看边做笔记，说了一句：台湾真富。这句话，我们走苏花公路时，她也讲过。到乡下看，到庙宇参拜，我们都搭三轮车。 丘：可否举个小例子——「张爱玲式」的小例子，更明确的表现她说「台湾真富」这句话的感触？ 王：从苏澳到花莲，搭公路局汽车，每到一个小站车都要停下来。沿路以及车站到处都是可以做圣诞树的松树和扁柏，还有各种稀有的树和花，她说：「台湾真富，这在美国都要花钱买的。」 丘：记得以前你跟我提过，你们还去参加了阿美族的丰年祭，对不对？请谈谈。 王：有一天晚上，我们上花冈山看阿美族丰年祭，她看得挺认真。 有一名全副装饰的山地小姐，侧面美极了，她赞叹：她可以选为最佳侧面奖。看到山地头饰，说这英文叫Bolero。 当时县长也在会场，一听说她是美国来的，好热情地要请她坐贵宾席。不过我们还是坐在前面的草地上。接着有台北来的舞蹈家，自动跑来跟我们谈天，递名片，然后说：这些舞，不好！如果给他编的话，可以更好。张爱玲私下对我说：「山地舞，要他来编干嘛！」

◎1943年，《二十世纪》杂志刊登张爱玲女士照片（右上角第一人） 。 郑树森／提供 丘：张爱玲到花莲，暂住你家？ 王：我们家开杂货店，店铺和住家一起。住家的街道不宽，邻居都很好奇，说我带女朋友回花莲。她那时模样年轻，人又轻盈，在外人眼里，我们倒像一对小情人。在花莲人眼下，她是「时髦女孩」，因此我们走到哪里，就特别引人注意。我那时刚读大二上学期，邻居这样看，自己好像已经是个「小大人」，第一次有「女朋友」的感觉，喜滋滋的。 我们打扫出楼下的一个房间让她住。她会说日语，跟我母亲就用点日语相谈。我还记得，那时我的干姐姐要出嫁，马上要离开我家了。张爱玲听了跟我母亲说：「你会比较寂寞。」「寂寞」两个字是用日语说的，我一直印象很深。她每天晚上跟母亲道晚安，都是用日语。她说话很慢，很柔，很自然。 晚上睡觉前，她一定在脸上擦各种水，各种不知道什么的油脂，用一张张卫生纸擦啊抹的，当然也花很多的时间。我母亲看见很好奇也觉得很新鲜，用台语告诉我：「不知是什么东西？」十月十五日晚上，我们约好到照相馆拍照，她花了一个钟头以上时间化妆。那天，照相师很认真的替我们拍，也拍了很久。 幸亏拍了那张照片。那时期相机还不普遍，不然可以留下许多可贵的照片。她、母亲和我的合照上，相馆打上了日期，否则我还真记不清楚她是哪天到花莲的。这也是我们合拍唯一的照片。后来水晶看到照片，他和我都认为张爱玲年轻，看起来像二十多岁，可是水晶的女同事看她三十多岁，女人看女人「格外小心眼」，我们就和她们吵嘴。水晶是张爱玲迷，她的小说他是用学校背书的方法背的。那时他很兴奋，老要来问我张爱玲做了什么？我叫他自己去看她，他又不敢。后来水晶去美国，才有机会见到张爱玲。我觉得我比水晶幸福，看到了张爱玲青春的一面。 丘：你们有没有谈文学，她的小说？ 王：我们很少谈文学的事。她不大愿意谈自己。我说她的小说真好，每个字都有感情，掷地有声。她说：「不要说。不好，不好。」 丘：你能不能再详细一点谈你对她小说的看法？ 王：张爱玲的小说，乍看写的像是小事，其实是很世界性的，很Universal，一个时代就出这样一个作家。 她的《金锁记》真是了不起，在文学作品上已经是经典，是Classic，是Master Piece，文字运用得多好。《倾城之恋》也好，写到如此极致的作品，电影怎么能拍得出来那种文字的感觉？〈五四遗事〉写得真好，形容词运用得妙透了： ……船夫与她的小女儿倚在桨上一动也不动，由着船只自己漂流。偶尔听见那湖水嘓的一响，彷佛嘴里含着一块糖。… 真是绝妙，这篇小说，可以拍很好的电影。 我本来很想学她，但是学不来，只好放弃。像李白的诗不能学，杜甫的诗可以学，一样的道理。后来她出书《红楼梦魇》，请皇冠出版社送一本书给我。没想到她研究红楼梦这样深，什么程乙本、程高本的，我从头读到尾，看了还是不懂。她是下了功夫，不容易，很了不起。 她的小说我一次又一次的看，现在看还是好。我有时候会想，她的《秧歌》写得太好了，她应该多留在大陆写「文革」，她是观察那么敏锐的人。 丘：当时她完全没提到自己的写作计划？ 王：她说，写了个长篇小说，是用回忆的方式写的。不过回忆的部份太长了，「现在」的部份只在前面占一点点地位，显得不平衡，她要再改。这个长篇，是不是指《半生缘》？我不能确定。 另外，她准备以伦敦做背景，写长篇小说。 我问她，要不要以台湾为背景写小说？ 她说，不行。台湾对她是silence movie（默片）。 丘：怎么说？ 王：因为语言的隔阂。 丘：对于你的小说，她的看法呢？ 王：她看过我的《永远不再》，说：你相当有勇气，山地生活这么特殊的背景，你敢用意识流的手法。意识流通常是用在日常生活，大家熟悉的背景。她一语惊醒我，从此以后再也不随便新潮、前卫了。 丘：她不是也读过你的《鬼、北风、人》吗？ 王：她认为我用鬼魂结尾不太妥当，因为整个小说是写实的。但，又说，她把我这个故事念给外国人听，他们听了很喜欢，很喜欢那「气味」。 由于张爱玲的看法，我后来出书时，曾经把整个结尾删掉，可是后来又把结尾恢复。所以《鬼、北风、人》现在有两种本子，一是删掉结尾的，一是没删去的。 丘：她有没有提到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等人的小说？ 王：我陪张爱玲去花莲旅行时，奉白先勇之命带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学》杂志送给她。张爱玲说她行李多，她沿路把杂志看完再还我。 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匙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神情模样那么悠闲自在。二十五年过去，那姿态我居然记得那么清晰，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她读到金恒杰的小说，一篇说自杀的小说，主角吃了很多颗安眠药却没死。后来，在花莲我家，她胃肠不好得吃药；她说，她想起金恒杰的小说，怕药房里的药是假的，不敢吃。后来我舅舅骑脚踏车，她坐后座，带她去医院诊治拿药。 丘：还谈了些什么小说的事？ 王：由丁玲谈起，后来说到大陆的小说。她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Formula」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 她谈起她丈夫赖雅是西部武打作家。他们隔壁也住一位西部武打作家，写过《独眼侠》（One-eyed Jack），在家里就曾拿枪射猫。 她当时对世界上的文学很清楚。说《春江花月夜》（原名Fanny）这出舞台剧很新，也谈原小说。她跟我说田纳西‧ 威廉斯。还提到他曾喜欢巴里摩戏剧世家中的黛安娜‧ 巴里摩（Diana Barrymore），她是当时美国舞台红演员。好像田纳西‧ 威廉斯为了她还酗酒。张爱玲怎么说的，我现在无法记忆得很清楚。她还译过海明威等人的小说，可见她对文坛的情形不是封闭的。 ◎电影《半生缘》改编自张爱玲小说《十八春》 丘：她还提到过其它文坛上的人士吗？ 王：她对胡适之很敬佩。我忘了她当时的用辞，意思是：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 丘：后来她译《海上花》，就与胡适之有很大的关系，她自己在文章中也曾提到。她有没有提到自己的电影剧本写作？ 王：没有。她只谈到接着要去香港，为电影写剧本，写《红楼梦》。后来这剧本没有拍。她讲：他们要的是少男少女的戏——电影界喜欢少男少女的戏。 她说起李丽华，说看到她，有给人一亮的感觉。后来林以亮先生在《私语张爱玲》文章中也提到，李丽华为了请张爱玲写剧本，见面时特别打扮，说话也特别留神。后来李丽华到台北来，在台视拍《圣剑千秋》，平时说话果然如林以亮先生所描述。她真是漂亮，我每天跑去看她，确是如张爱玲所说的美。 丘：请你再仔细回想一下，张爱玲有没有说过她写作的任何一点习惯？ 王：她说她写作先用英文写，用英文写得很慢。她说：「我中文写得很快的。」只要提到她的写作，她总是轻描淡写，避而不谈。 丘：我们再把话题回到旅游时的人、事上吧！从你前面的描述，感觉上她是很自然亲和的人。 王：我们从花莲到台东之前，她一定要买礼物送给我舅舅，问我什么比较好？我说舅舅没缺东西。 她说，A man has everything 是很难买礼物的。我们上街到一家书店，她和老板用国语交谈，讲着讲着就变成上海话了，聊了很久。终于她买了枝钢笔送给舅舅，舅舅不是写文章的人，很少写字，后来把这枝笔转送给我用。 她走了，离开花莲，在我们家留下一双鞋，忘了。样子很像现在的拖鞋，我母亲很喜欢，每天穿来穿去。 她住花莲家里时，我们把《鬼、北风、人》里提到的各种食物全做给她吃，不知道她喜不喜欢。 搭车从花莲到台东，利用等车的时间，我们在街上走了一下。她买了一个小木盆，放进随身的袋子里，说：「大陆习惯出门要带一小木盆。」我当时想不通，现在明白了，可能以前人出门不像后来方便，带个木盆打水洗脸之类的比较容易。 我们在街上还看到「跌打损伤」 的小摊，以及其它一些草药。卖药郎中看她身体不太好，介绍她买药，她不敢。她说，很羡慕麦加锡身强体健，可以到处旅行。

◎1944年12月17日，《申报》上刊登《倾城之恋》电影广告，张爱玲女士编剧／《杂志月刊》1943年九、十月号，张爱玲女士为小说《倾城之恋》绘插图。（郑树森／提供） 丘：离开花莲，到了台东之后呢？ 王：原来计划从花莲下台东、屏东，到屏东参观矮人祭后，搭金马号到高雄，再回台北。 我们搭车到台东，一下车，站长就来找我们，说美新处到处找我们，打电话过来，要张小姐立即与他们联络。原来她丈夫赖雅中风，家人打电话找她。我们只得取消行程，赶搭时间最近的金马号汽车到高雄，从高雄搭夜车直赴台北。 在台东时打电话。那时打电话，投了钱之后要接线很久才可通到话，公共电话后面有两个人排队等着，张爱玲在这个时刻，还能转身很善意的，不急不躁对那两个人说：「你们去那边打电话。」一只手提着电话筒，一只手指着另一个公共电话的方向。 丘：然后你们就一路回到了台北？旅途都平安？ 王：从高雄坐夜车回台北，我买橘子给她吃。我吃了橘子，果皮都握在手上，看到垃圾桶才丢。她说我很懂清洁。我答，也许是受父母的影响，父母都是受日本教育很在乎整洁的习惯。 车子很挤，我们找不到一起的座位，分开来坐。后来有人让坐，我们才坐在一起。到了台北，两人都疲倦了。麦加锡先生派车到车站接到我们，先送我回信义路国际学舍。在新生南路上，我和她挥手再见，看车子向阳明山方向驶去，心里非常难过，彷佛不能再相见了。 麦加锡夫人后来告诉我，张爱玲回到阳明山了解赖雅的病况之后，情绪very upset。 但是那时她若回美国，钱只够买票到洛杉矶，回不到波士顿，会变得Stranded。所以，她确定赖雅情况稳定后，还是依原计划到香港写《红楼梦》电影剧本，写完剧本再回美国。然后，她亲手照顾丈夫，直到他去世。这些情形，是后来从张爱玲的通信中知道的。 丘：她到香港之后，有消息给你？ 王：是的，她有信来。我忘了有一封不知怎么写说听到鸡鸣；水晶把我的信抢去看，说张爱玲撒谎，香港怎么可能有鸡？水晶在香港住过，说得振振有词，我就拼命找理由为张爱玲辩护。 丘：后来，她好像用英文写过一篇来台湾的一些见闻？ 王：她回美国之后，为《The Reporter》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寄了一份给我。水晶看了题目有意见，说：「怎么能说到台湾是〈回返边疆〉呢？」文章中提到臭虫，水晶又说：「怎么可以说台湾有臭虫？哪里有臭虫？」 我本来看这篇文章觉得没什么啊？写得很好啊。但是受了水晶的「爱国刺激」也引起了反应。觉得要跟张爱玲抗议一下。这时恰巧徐吁在《联合报》副刊写一篇骂她的文章，我寄剪报给她，顺便抗议「臭虫事件」。 丘：她回信了吗？怎么说？ 王：她淡淡的写了一句：臭虫可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带来的。 丘：之后，你们一直有消息往来。真没再见过面？ 王：一直有通信。我还记得，看到《今日世界电影》杂志刊登张美瑶演《吴凤》的两张剧照，山地姑娘打扮；回想起我们去看山地舞的情形，便把照片剪下来寄给她。 我去当兵时，看到相思树、相思豆，也写信告诉她。 看到她写的剧本拍的电影，打抱不平说导演怎么能拍成那个样子？她置之一笑。 毕业当完兵，我到国泰航空公司服务，有机票可以免费去美国。我写信给她，说要去波士顿看她。她回信说，欢迎我去，不过她家比较小，安排我住旅馆。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什么都不懂，也没找朋友，去到纽约，拿着地图迷迷糊糊的找不到灰狗巴士站，很着急，打电话又打不通，结果在纽约两星期也没玩到。后来我写信给张爱玲，她回信说，等了我一天，第二天头痛了一日。 这次没见到面，我后悔至今。等到几年之后我去爱荷华，她已搬到洛杉矶。我写信希望见她，她已不见我，回信：「相见不如怀念」，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我更后悔那次没去波士顿与她见面。 当然，她住洛杉矶我是找得到她的，因为她住的地方是庄信正帮她搬家的，她的房东对她很感兴趣，她一直躲。我后来从爱荷华到洛杉矶就暂住庄信正家。我想了想，还是尊重她的决定，把要送她的花莲大理石托庄信正转交。 丘：与张爱玲的这一段「文学因缘」，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 王：有一天谈到小说，她说：「我们的小说都不去分段，都是长长的。我的短篇小说都比别人的短篇还长。」她讲「我们的小说」，「我们」这两个字让我「受宠若惊」。那时候真年轻，回想起来，真有趣。 她还曾提到，从广州坐火车经深圳到香港，民兵检查她时，她很紧张，因为护照上用的是一个笔名。民兵问她：「你就是写作的张爱玲？」她很紧张的答：「是」。那民兵就让她出来了，没有留难。 丘：与她的交往，你是否受了些影响？ 王：我这一生有三件事受她的影响很强烈： 第一，是讲国语。她说，你们福建人「ㄈ」（f）音和「ㄏ」（h）音好像分不清。从此以后，我再次遇到要发这两个音时，会特别的小心，不希望错误。 第二，我以前说到「噱头」两个字，「噱」是读「ㄐㄩ」（ju）。她说：噱头，上海人是念「ㄒㄩㄝ头」（xue）。从此以后，遇到我没念过的字，我一定要先查字典才说出来。 第三，我们看山地人结婚喝酒，我说：「他们表情很忧郁。」她听不懂，我改用英文说「忧郁」就是「Sad」。她说：你讲话很文艺腔。自此，我讲话，一定小心避免掉「文艺」的字眼。 丘：从这里更可以感受到张爱玲的真实无饰，以及观察事物、生活的敏锐。 王：前面这些说来拉拉杂杂，像流水帐，我真不喜欢。但是，还是让你与我共享这段回忆。这些事想起来，真温暖，可是写出来，就觉得没意思，尤其过了二十五年，大家年纪都大了。写出来，更没趣味。我是不能写。 我觉得应该找批评家，写有关她的小说艺术，这样才有意思，对大家才有益处。 张爱玲是作家，不是明星，大家关心的是她的小说，不是她的起居注。 丘：祯和，谈了一个下午，谢谢你，我在这个访问中学到了很多的功课，也得到很多的启发。这实在是一段美丽的回忆。我们没见过张爱玲在台湾其它的照片，大约只有一九六一年你们拍摄的这张。正如她的文章一样，她在我们的印象中：永远是遥远的，美丽的，这种感觉真好。 王：后来没见面是对的。让我记忆中她永远是那青春的一面。其实我应该寄张现在的照片给她，告诉她我也老了，请她也寄张现在的照片给我。不要，还是不要，还是留着以前的记忆吧。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关于她的每一件事，每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丘：我想张爱玲看到这篇访问，感觉会很温馨的，像一幅油画，年代越久远，里面的线条、色彩，越清晰的浮现出来，带回往日的美丽，停伫成永恒。 我看见祯和笑着、笑着，回到了大学二年级的秋天… 作者为旅居荷兰的作家、画家，曾任联合报副版版编辑、联合文学总编辑。本文选自作者代表作《人情之美》（允晨文化）。 〈重访边城〉（节选） 张爱玲／文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 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 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 我回香港去一趟，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在台北下飞机的时候，没预备有认识的人来接。我叫麦先生麦太太不要来，因为他们这一向刚巧忙。但是也可能他们托了别人来接机，所以我看见一个显然干练的穿深色西装的人走上前来，并不感到诧异。 你是李察．尼克松太太？」他用英语说。 我看见过金发的尼克松太太许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龄年青二三十岁。我从来没以为我像她，而且这人总该认得出一个中国女同胞，即使戴着太阳眼镜。但是因为女人总无法完全不信一句谀词，不管多么显与事实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松太太瘦，而我无疑地是瘦。也许他当作她戴了黑色假发，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对不起，」我说。 他略一颔首，就转身再到人丛中去寻找。他也许有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脸，浓眉低额角，皮肤油腻，长相极普通而看着很顺眼。 我觉得有点奇怪，尼克松太太这时候到台湾来，而且一个人来。前副总统尼克松刚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句气话：「此后你们没有尼克松好让你们踢来踢去了。」显然自己也以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怎么让太太到台湾来？即使不过是游历，也要避点嫌疑。不管是怎么回事，总是出了点什么差错，才只有这么一个大使馆华人干员来接她。 「你们可晓得尼克松太太要来？」我问麦氏夫妇。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哦？不晓得。没听见说。」 我告诉他们刚才那人把我误认作她的笑话。麦先生没有笑。 「唔。」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这么个人老是在飞机场接飞机，接美国名人。有点神经病。」 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机场就有一座大庙，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阶，一个五六十岁的太太相当费劲地在往上爬，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这不就是我有个中学同班生的母亲？ 麦先生正在问我「回来觉得怎么样？」我惊异地微笑，说：「怎么都还在这儿？当是都没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觉，那大庙几乎直盖到飞机场里，也增加了时空的混乱。当时没想到，送行怕飞机失事，要烧香求菩萨保佑，就像渔村为了出海打渔危险，必定要有妈祖庙一样。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脚没入白雾中。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当然也许有更美的，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没这么像国画。 轮船开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维持它固定的姿势，是否有好半天，还是不过有这么一会工夫，我因为实在贪看，唯恐下一分钟就没有了，竟完全没数，只觉得在注视，也不知道是注入还是注出，彷佛一饮而尽，而居然还在喝，还在喝，但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现衔着空杯。末了它是怎样远去或是隐没的，也不记得了，就那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印象。这些年后到台湾来，根本也没打听那是什么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陆地上的背面。还是这样好。 「台北不美，不过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麦先生在车上说。 到处是骑楼，跟香港一样，同是亚热带城市，需要遮阳避雨。罗斯福路的老洋房与大树，在秋暑的白热的阳光下树影婆娑，也有点像香港。等公交车的男女学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军。红砖人行道我只在华府看到，也同样敝旧，常有缺砖。不过华盛顿的街道太宽，往往路边的两层楼店面房子太猥琐，压不住，四顾茫茫一片荒凉，像广场又没有广场的情调，不像台北的红砖道有温暖感。 麦氏夫妇知道我的脾气，也不特地请吃饭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个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马看花。最好是独行，但是像我这样不识方向的当然也不能一个人乱走。 午后麦太太开车先送麦先生上班，再带我到画家席德进那里去。麦太太是美国人，活泼泼地把头一摔，有点赌气地说：「他是我最偏爱的一个人。（He's my favorite person.）」 她在大门口楼梯脚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着赤膊探头一看，有点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衬衫再招呼我们上楼。楼上虽然闷热，布置得简单雅洁，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挂画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画廊。我瞻仰了一会，太热，麦太太也没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进带着走遍大街小巷，是难求的清福。他默无一语，简直就像你一个人逍遥自在地散步，不过免除迷路的恐慌。钻进搭满了晾衣竿的狭巷，下午湿衣服都快干了，衣角偶而微凉，没有水滴在头上。盘花金色铁窗内望进去，小房间里的单人床与桌椅一览无余，浅粉色印花挂衣袋是美国没有的。好像还嫌不够近，一个小女孩贴紧了铁栅站在窗台上，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们挨身走过。也许因为房屋经巧新建，像挤电梯一样挤得不郁塞，彷佛也同样是暂时的。 走过一个花园洋房，灰色砖墙里围着相当大的一块空地，有两棵大树。 「这里有说书的。时候还没到，」他说。 想必是露天书场，藤椅还没搬出来。比起上海的书场来，较近柳敬亭原来的树下或是茶馆里说书。没有粽子与苏州茶食，茶总有得喝？要经过这样的大动乱，才摆脱了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灯光下，两边墙上橱窗一样大小与位置的金框大镜，一路挂到后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颦一笑，连观众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为了时髦妓女和姨太太们来捧场，听完了一档刚下场就袅袅婷婷起身离去，全场瞩目，既出风头又代作广告。 经过一座庙，进去随喜。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庙宇，装着日光灯，挂着日历。香案上供着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脚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垫也就用沙发上的荷叶边软垫，没有蒲团。墙上挂着个木牌写着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细看，不知是不是捐钱盖庙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农，半裸，深棕色皮肤，显然是上古华南居民，东南亚人的远祖。神农尝百草，本来草药也大都是南方出产，北边有许多都没有。草药发明人本来应当是华南人。──是否就是「南药王」？──至于民间怎么会知道史前的华南人这么黑，只能归之于种族的回忆，浩如烟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着那长方脸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长身盘腿坐着的神农，败在黄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种森森然的神秘感，近于恐惧。 神案上花瓶里插着塑料线组成的镂空花朵。又插着一大瓶彩纸令旗，过去只在中秋节的香斗上看见过。该是道教对佛寺的影响。神殿一隅倚着搭戏台用的木材。 下一座庙是个古庙──当然在台北不会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苍苍的略带紫蓝，色调微妙，先就与众不同。里面的神像现代化得出奇，大头，面目狰狞，帽子上一颗大绒球横斜，武生的戏装；身材极矮，从俯视的角度压缩了。与他并坐的一位索性没有下半身。同是双手搁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个是高个子，躯干拉长了，长眉直垂到腮颊上。这决不是受后期印象派影响的现代雕塑，而是当年影响马蒂斯的日本版画的表亲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如汉字就有一大部分是从福建传过去的。闽南塑像的这种特色，后来如果失传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后，被中原的主流淹没了。 下首大玻璃柜里又有只淡黄陶磁怪龙，上颏奇长，长得像食蚁兽，如果有下颏，就是鳄鱼了，但是缺下颏，就光吐出个舌头。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脚蛇。创造怪兽，似乎殷周的铜器之后就没有过？ 这么许多疑问，现成有行家在侧，怎么不请教一声？彷佛有人说过，发问也要学问。我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不过看着有点奇怪而已，哪问得出什么。连庙名没看清楚，也都没问是什么庙。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席德进先生已经去世，要问也没处问了。那天等于梦游症患者，午睡游台北。反正那庙不会离席先生寓所太远，不然我也走不动。 麦家这两天有远客住在他们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馆定了个房间，号称「将军套房」，将军上山来常住的。进房要经过一连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与荷池，静悄悄的一个人影子都不见。在房中只听见黄昏细雨打着芭蕉，还有就是浴室里石狮子嘴里流出的矿泉，从方柜形水泥浴缸口漫出来，泊泊溅在地上。房间里榻榻米上摆着藤家具。床上被单没换，有大块黄白色的浆硬的水渍。显然将军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这里的是军人。我告诉自己不要太挑剔，找了脚头一块干净土蜷缩着睡，但是有臭虫。半夜里还是得起来，睡在壁龛的底板上──日式客厅墙上的一个长方形浅洞，挂最好的画，摆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缘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凉。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务生进来铺床，找不到我，吓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麦家托他们的一个小朋友带我到他家乡花莲观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乡，台湾就褪了皮半卷着，露出下面较古老的地层。长途公共汽车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个老妇人扎着地中海风味的黑布头巾、穿着肥大的清装袄袴，戴着灰白色的玉镯──台玉？我也算是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变成了纯粹的观光客的游兴。 替我做向导的青年不时用肘弯推推我，急促地低声说：「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个纤瘦的灰色女鬼，颊上刺青，刻出蓝色胡须根根上翘，翘得老高，背上背着孩子，在公路旁一丬店前流连。 「山地山地！」 吉普赛人似的儿童，穿着破旧的T恤，西式裙子，抱着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电影放映的时候，他们都上城来了，」他说。 「哦？他们懂日文？」 「说得非常好。」 车上有许多乘客说日语。这都是早期中国移民，他们的年青人还会说日文的多得使人诧异。 公共汽车忽然停了，在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一个壮硕的青年跳下车去，车掌也跟着下去了。忽然打起架来，两人在地下翻滚。蓝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芦梗矮篱似的齐臻臻约有二尺高。 「契咖茹哟！契咖茹哟！（搞错了哟！）」那青年在叫喊。 司机也下去了，帮着打他。 大概此地民风强悍。一样是中国人，在香港我曾经看见一个车掌跟着一个白坐电车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装领带，代替从前的辫子，打架的时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过是推推搡搡辱骂恫吓，不是真动武。这次我从台湾再去香港，有个公交车车掌被抓进警察局，因为有个女人指控他用车票打孔机打她。──他们向来总是把那件沉重的铁器临空扳得轧轧响，提醒大家买票。──那也还不是对打。香港这一点是与大陆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斗」前的大陆。 这台湾司机与车掌终于放了那青年，回到车上来。 「他们说这人老是不买票，总是在这儿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们的闽南话译给我听。 挨打的青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他的美军剩余物资的茶褐色衬衫撕破了。公交车开走了，开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向它立正敬礼。他不会在日据时代当过兵，年纪不够大，但是那种奇异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观光客大都就看个教堂，在中国就是庙了。花莲的庙比台北还更家庭风味，神案前倚着一辆单车，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帚。装置得高高的转播无线电放送着流行音乐。后院红砖阑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衬着芭蕉，灯影里偶有一片半片蕉叶碧绿。后面厨房里昏黄的灯下，墙上挂着一串玲珑的竹片锁炼，蒸馒头用的。我不能想象在蒸笼里怎么用，恨不得带回去拿到高级时装公司去推销，用作腰带。纯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乱红如雨中有一抹竹青，响应竹制衣带，该多新妍可喜！ 花莲城隍庙供桌上的暗红漆筊杯像一副猪腰子。浴室的白磁砖墙。殿前方柱与神座也是白磁砖。横挡在袖案前的一张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却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对水泥方柱上刻着红字对联。忽然一抬头看见黑洞洞的天上半轮凉月──原来已经站在个小院子里。南中国的建筑就是这样紧凑曲折，与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别院，不禁使人想起无数的庵堂相会的故事。 欢迎关注我们 长按下方二维条形码，即可订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