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关于文化危机的理论（局部）

为了阐述文化的诞生，斯宾格勒向我们描述了生命的两种形式：“大宇宙”和“小宇宙”。斯宾格勒认为，“拘役和自由——在最终和最深刻的分析中，即是我们借以区分植物性的生存与动物性的生存的差异所在。” “大宇宙”是“植物性”的存在，体现了一切生物从诞生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过程，具有周期性和节奏性。 “小宇宙”是“动物性”的存在，体现出动物所具备的自由选择生存方式的醒觉意识，具有“极性”和“张力”。 “前者的标记始终是周期性、节奏，甚至一定程度上是与星辰的大循环有关的和谐，是阴性本质与月亮之间的关系，是这种生命同夜晚、春天和温暖的一般关系。后者则存在于光和光照的对象之间、认知和被认知的对象之间、创伤和致伤的武器之间的张力和极性之中”。在此，人既是“大宇宙”又是“小宇宙”，既是“植物性的存在”又是“动物性的存在”。 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通过血液的流传来完成种族的延续，另一方面，人又是醒觉的存在，要通过感官和神经系统来建立与他人和自然的联系。 在人通过感官和神经与外界联系时，人便逐渐从植物性的拘役状态中解放出来，逐渐获得醒觉意识而迈向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他人之间需要表达和交流，因此便产生了语言、概念和思想。此时，文化也就诞生了。 在斯宾格勒的理论中，“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是人类生命的表现方式，又是人类醒觉意识的产物，前者注重人与血液、土地、种族的先天性关联，体现出人作为“大宇宙”的特征，人的生命在此是“表现主义”的，后者强调人的自由创造和醒觉性的存在，体现出人作为“小宇宙”的特征，人的生命在此是“象征主义”的。 古埃及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路。埃及人用石头来表达其世界感受，石头是无时间的既成物的象征，只有空间和死亡与它联系在一起。在埃及的文化中，有一种有节奏地安排着的“空间连续”。道路就是埃及人的命运，他们按照既定的方向凭借空间移动来实现自身的生命象征，埃及人以一种必然性走在预定的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 中国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中国人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达到与天的统一。因此，中国文化往往将景观加入到建筑中去，在那里，山、水、树、花和石，全都以确定的形式和位置，与门、墙、院和房屋一样重要。 俄罗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没有边界的平面”。俄罗斯人将人世看成是自我的一种表达和扩张，直到“彼物”在人身上变得与无边的原野相同一。 在此，斯宾格勒还没有找到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和墨西哥文化的原始象征。 ————————————————————————————————————— 斯宾格勒认为，在世界生成的所有图像中，人类也只能处理其中的一个形态学单位，即“世界历史”。即使如此，也只有当各个文化中文化现象的观相学意义被理解时，人类才算是掌握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和内在逻辑。只有在进行一系列的“内视”和“外观”之后，人类才会得到那个严肃的历史哲学，才能根据各个文化的象征意义弄清楚历史中的每一种文化现象，才能超越历史中的各种表面现象将历史看作是有着一个严格的内在结构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命运。 斯宾格勒以“观相学”的方法论发现了历史领域中的“有机的逻辑”，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有机体，世界历史就是各个文化有机体的集合。 斯宾格勒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内视”和“外观”之后，发现文化既是一个由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又是一个经历着从出生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有机过程。而文化有机体的后一种含义就必然地导致文化危机的产生。每一种文化都要在空间中不断地实现自身、在时间中不断地消耗自身，而当文化中的灵魂或内在可能性得以完全实现时，文化就会陷入僵死的状态中。 在斯宾格勒看来，自从人类具有了醒觉意识而与其原始状态脱离开来时起，人类就从“无形式”变成了“形式”，从“永生”变成了“有限”的存在，此时，文化也就诞生了。当这一文化以外在的种族、语言、宗教、政治、经济、艺术、科学等形式实现了其内在的可能性时，它也就死亡了。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会经历一个如同个体的生命所经历的过程——孩提、青年、壮年和老年。 对此，斯宾格勒以西方文化为例解释，“西方文化最初是一个年轻而颤栗的心灵，满负着疑惧之情，呈现在罗马式和哥特式风格的初生时期。它使西欧的土地充满了浮士德式的风景……那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在逐渐成熟的时候，为了给生存找到纯粹的、直接的表现，就如同一个惶惶不安的债务人，需要不断地与自身和自然中的所有黑暗和邪恶的力量作斗争，直至最后获得并认识到那纯粹而直接的生存表现。一种文化越是接近于其存在的巅峰状态，它为自己所求得的形式语言就越是刚毅、严格、有控制力、有强度，它对自己的力量就越是感到自信，而它的轮廓特征也越见清晰明朗……再往后，便是文化的‘温柔’到临近‘脆弱’的时期，那甜蜜的芳香有如十月的金秋时节……最后，在文明的黄昏的破晓时刻，心灵之火熄灭了。萎缩的力量再一次努力地作着半成功的创造，由此产生了古典主义，这是所有垂死的文化所共有的现象。再后来，心灵还有一次思考，那便是在浪漫主义中，忧郁地回望着它的童年；到了最后，它也疲倦了、厌烦了、冷漠了，失去了生存的欲望，于是，它盼望着能走出那漫长的白昼，而坠落到原始神秘主义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里，回到坟墓里。”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体，这是所有文化的必然命运。每一种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一个在空间中不断地实现自身、在时间中不断地消耗自身的过程，最终达到终结的状态，这就是文化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文化危机的应对 斯宾格勒以“观相学”的方法论为指导，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一系列的“内视”和“外观”，最终得出一个文化是一个有机体的结论，这其中就蕴含了文化危机产生的必然性。 在斯宾格勒看来，尽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化被大多数人都看作是世界历史不断上升的顶点，但是，它也只是文化有机体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在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存在这个生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化的基本特征则是文明精神的盛行，对此，斯宾格勒认为，充分理解或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整个地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从而改变其生活。 从今往后，由于历史的命运的必然性，每一个人都要帮助自己弄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什么是不值得做的，而不能只是徒劳地考虑自己的理想、愿望和欲望。 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抱怨、指责和悲叹都是无谓的，都是无法改变现实的，现代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即将终结的表现，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尽管我们也许会悲伤，但是我们又无力改变这一切。 所以，斯宾格勒认为，“如果有人不了解，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不了解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或者愿意如此，或者一无所愿，只能是或者屈从于此一命运，或者对未来和生活本身彻底绝望；如果有人感觉不到，在强有力的才智的实现中，在铁石心肠者的热忱和纪律中，在以最冷酷最抽象的手段进行的战斗中，也自有恢宏瑰丽的景象存在；如果有人只是沉迷于地方的唯心主义，只是过过去时代的生活——这些人就必须放弃理解历史、在历史中生活乃至创造历史的一切愿望。” 在斯宾格勒看来，对于西方人来说，绘画、音乐和建筑的可能性都已在几百年内就被实现，而如今只剩下外扩的潜力了，此时，帮助人们及时发现某些领域的命运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一方面，人们就可以适当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当人们注定要失败时，也不会感到那么手足无措了。 斯宾格勒想要告诉后人，什么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什么又是其生存的时代中所不具备的可能性，以免人们的才智与力量被浪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而此时，西方人还处于不清楚自己所处的文化阶段的状况中，那么，他们就不免会失败并在失败时感到迷茫。 最后，斯宾格勒强调，“现在，若干世纪的工作终于使他能够在与一般文化框架的关系中去观察自己的生命中的意向，去考验自己的力量和目标。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能为这本书（《西方的没落》）所打动，把自己投身于技术而不是抒情诗，投身于海洋而不是画笔，投身于政治而不是认识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 那么，生活于文明阶段的人类就要以时代的需求来选择个人的事业和生活，而不是一味单纯地追随那些已无生命力的文化形式，即使追随了并失败了，也无需感到失望或迷茫，因为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