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收藏校友的足迹

收藏校友的足迹 陈平原 为庆祝母校中山大学创建九十周年，我在花城出版社推出《怀念中大》一书，其中大部分文章是旧作，唯独《我回母校讨诗笺》（初刊《书城》2014年6期）是特意赶出来的。文中提及一陈年往事，好几位同龄人读后热泪盈眶。 1990年元月，我返乡探亲。因刚经历一场大的政治风波，且本人也颇受牵连，这个时候回去，可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希望给父母、也给自己“压压惊”。大概也是这个信念，促使我突发奇想，带上若干诗笺，回母校中山大学，请自己熟悉且敬佩的师长题词。时间很确定，有日记为证，1月21日分别拜访了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王季思、卢叔度等诸位先生，除了请安、叙旧，再就是恭请墨宝；2月5日探亲归来，重回中大，拜见这几位先生，收获五张精美的题赠诗笺。文章结尾处，有这么一段——“‘乍暖还寒’时节，老师们借题诗给学生‘压惊’，至今想起，仍是很感动。此后，也偶有师友馈赠，但因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字画有价，且水涨船高，我也就不再敢开口索要了。闲来翻阅早年师友书赠的诗笺，感觉很温馨，也很忧伤——那个时代，那种风雅，那份师生情谊，今天大概很难存在了。” 说这些闲话，是想建议母校及时征集著名校友（我不在此列）的手稿或信札。就像上面提及的诗笺，不是艺术品，但蕴含着师生感情与特定时代的精神氛围，我自己很珍惜。中山大学筹建全国高校第一个博物馆群，这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除了报道中提及的地质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生物博物馆、医学博物馆内的藏品将“齐聚一堂”，我相信，主事者还会在考古、美术、工艺、地方文献等方面下功夫。我想提醒的是，应该给校史馆预留足够的空间，以便其尽可能多地收藏校友们的足迹——包含实物、文稿、书籍等。 十二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看他们如何征集名家手稿，然后办展览，出画册，开研讨会，很是感动。目前，台大图书馆的“特色馆藏”里有一“台大名家手稿展”，展出了所藏台静农、王祯和、王文兴、叶维廉、王文兴、林文月、杨云萍、郑骞、白先勇等作家及学者的手稿。据称此计划正稳步推进，征集对象从台大教师及校友中的文史哲名家，扩展到其他学科。这种事情，越早动手越有可能成功。因为，“盛世兴收藏”，今日中国，不仅书画价格水涨船高，连名家手稿及信札也都炙手可热。最离谱的，当推去年中国嘉德春拍古籍善本专场上鲁迅手书《古小说钩沉》手稿一页，最终以690万元成交。鲁迅手书《古小说钩沉》曾有排印本及影印本刊行，这页书稿的可贵之处仅仅在于，1961年周作人馈赠友人时，在哥哥的这页手稿上写了两行题记，如此而已。不仅鲁迅手稿，许多近现代名人的手稿及信札都变得“特别值钱”了。校友在世，还有可能获得捐赠；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很难再由母校收藏了。因此，建议中大从“大学史”而非“艺术品”的角度从长计议，拉一个名单，开始主动收集名家手稿。请记得，现在仍亲近纸笔的学者及作家很少，只要是存世的手稿，几乎都成了文物。若能征集到一定数量的名家手稿，定期或不定期更换展览，对校友以及在校生来说，都是很好的激励。 实物收藏比较复杂，留给专家去讨论；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扩建中山大学文库，尽可能多地收藏校友的著作。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有藏书纪念室：包括陈寅恪纪念室、商衍鎏/商承祚纪念室、梁方仲纪念室、金应熙纪念室、戴镏龄纪念室、李新魁纪念室和安志敏纪念室等。这些教授的研究领域不同，藏书亦各有特色，只是不知到底入藏图书有多少。名家不一定藏书，藏书的不一定是名家，怎么办？主事者须具备思想史高度及学术史眼光，方能确定选择哪些人的书房作为主攻对象。 考虑到国家图书馆曾流失不少巴金赠书，以及很多珍本“一入侯门深似海”，再加上很多名校图书馆已经“书满为患”，曾有企业家建议，还不如自己筹建“十家（百家）书房”——选择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你捐书，我盖楼，留存给后世。这想法虽疯狂（因捐书及建楼不难，难在如何长久运营），却不无道理——若想呈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及精神氛围，完整地保留若干书房是个好主意。因为，每个名家都有自己的阅读兴趣与藏书习惯。像周一良先生那样赠书学生，让学术薪火相传，是一条路；像王瑶、唐弢先生那样，将藏书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也是一条路；此外，阿英藏书落户芜湖，保存很好，可惜利用率不高；李欧梵藏书捐给了苏州大学，顺带建立起苏大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成立后，接收了好几位海外著名学者的藏书，其编目及管理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所有这些赠书，都面临一个共同困境——如何兼及收藏、纪念与利用。 电子数据库普及以后，图书馆因嫌纸本书籍太占地方，接受赠书时变得“横挑眉毛竖挑眼”——不是你想捐书人家就一定要的。如果你的藏书很有价值，当然没问题，如收藏很多古籍珍本的北京的韦力，以及藏书很有特色的上海的周振鹤，很早就被各大图书馆盯上了。可还有不少好学者，只为自己的研究而藏书，没什么特别珍贵的本子，这些人的书房常被忽略。但若超越图书馆学家的视野，将学术史与大学史的思考结合起来，从“收藏校友足迹”这一特定角度，会有很不一样的考量。 但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建立专门文库的，只能是极少数，怎么挑选入藏的对象？第二，如果广泛征集，热心的校友送来很多水平不高的书籍，如何处理？第三，名家一般不会到处送书，用什么办法引诱他们来捐赠？记得十几年前北大图书馆筹建“北大文库”时，担心送来的东西良莠不齐，征集函上写明审查合格的方才入藏。可这么一来，自尊心强的校友都拒绝“送审”了。虽说名家大都已被各大小图书馆要求赠书搞得有点烦了，但从收藏校友足迹的角度立论，还是能打动他们的。此外，像香港中文大学那样，凡有名家来，事先买好书，甚至直接从书库里调，让人家签名后收藏，也是很聪明的做法。北大中文系为建立作为系史及荣誉室的北大中文文库，专门申请了一笔钱，到各书店及网上购买，实在买不到的，再请作者赠送——如此诚意，作者一般不会拒绝。 即便新建的大学图书馆，也都很难为存放“校友赠书”腾出很大空间，怎么办？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借书，常见贴着精美的小条，上面用中文或英文写着某某校友“赠予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这是个好主意，图书馆接受赠书时，可印一精美的小册子做纪念，然后为每册图书贴一张小条子，就让它进入正常流通。可以想象，若你在中大图书馆借到一册贴着陈寅恪“赠予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图书，会有什么感觉？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大图书馆多次借到胡适藏书，很是兴奋。后来不行了，一是有人故意不还，说是丢了，认罚；二是胡适的地位日渐提升，于是，学校决定将原本打散的胡适藏书重新聚合，统一保管。这样一来，我的学弟学妹们，再也没有“发现宝物”的惊喜了。 除了为若干名家建立专门文库或纪念室，建议各大学图书馆向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学习，埋藏若干“宝物”，让有兴趣的学生去发现与赏玩。 2014年10月29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初刊《南方都市报》2014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