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亚当斯密的神话

斯密根本不是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没有原创任何正确的理论，他原创的都是错的；他是个无耻的抄袭者。 亚当·斯密（1723—1790年）的神话是一个谜中之谜。这神话是斯密崇高声誉与其对经济思想的可疑贡献间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反差。 斯密的声名几乎遮住了太阳的光芒。从其过世后不久直到最近，他被认为是实质上从无到有地创建了经济学。他被普遍誉为经济学的创立之父。关于经济思想的著作，在对重商主义者一些应有的嘲笑和对重农主义表示认可后，会不约而同地将斯密作为经济学学科的创始人。他的任何错误都被理解和原谅为所有伟大先驱都无法避免的瑕疵。关于他的著作汗牛充栋。在他的巨著，《国家财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1776）出版200周年之际，关于这个安静的苏格兰教授的书籍、文章和纪念品恰如洪水般泛滥。他的头像被雕塑家塔西雕塑在奖章上而闻名世界。一个自由市场基金会还在200周年之际制作了一部关于斯密的圣徒传似的电影，商人和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一直把亚当斯密当作守护神。在里根执政当局高层，“亚当·斯密领带”被当作一种荣誉徽章来佩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将斯密视做其思想创立之父马克思的最初灵感来源，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实际上，如果问普通人他所知道的历史上两个经济学家的名字，斯密和马克思将极可能是绝对的赢家。 如我们所知，斯密根本不是经济学的创始人，这门科学自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时就已经存在，而其现代形式也是自理查德·坎蒂隆开始。但是德国经济学家所称的亚当斯密问题[I]，在狭义上，比此更严重。因为这不简单是斯密不是经济学的创立者的问题。而是他没有原创任何正确的理论，他原创的都是错的；即使是在一个比我们现在更少标注引用和注脚的时代，亚当斯密也是个无耻的抄袭者，很少或从不致谢，大量剽窃，比如从坎蒂隆那里。更糟糕的是斯密连对他最热爱的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都根本不引用或致谢，他的大部分思想以及其经济与道德哲学文章的组织都来自其导师。斯密确实给格拉斯哥大学写过一封私人信件，提及“永不该被遗忘的哈奇森博士”，但当到了他为公众写《国富论》的时候，很明显，失忆轻易地击中了亚当斯密。[II] 虽然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剽窃者，斯密却没有自知之明，错误地指责他的密友抄袭他。即使剽窃，他也剽窃的很差劲，在他抄袭来的真理上增添新的谬误。批评亚当·斯密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搞错了年代，荒唐地惩罚过去的思想家没有我们这些后来者聪明。因为斯密不仅对经济思想毫无贡献；他的经济学与其前人，如坎蒂隆、杜尔哥、他的老师哈奇森、西班牙经院哲学家比是严重恶化的，甚至与他自己的早期著作比都足够奇怪，比如《法学演讲录》（未发表，1762年—1763年，1766年）和《道德情操论》（1759年）。 亚当·斯密的神话，是过度膨胀的声誉和惨淡的现实之间的无情对比。但问题比这还要糟糕；因为不仅是斯密的《国富论》从当时到现在享有过度夸张的声誉。问题是《国富论》某种程度上让所有人，包括经济学家和普通人忽视了其他经济学家，更不用说是更好的经济学家在1776年以前的存在和著述。《国富论》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使得所有之前的经济学家的知识都被抹杀，从而斯密成就了创立者的声名。历史问题是：这一现象怎么发生在一本如此转述，严重错误的书上？它与之前的书相比毫无价值。 答案肯定不是风格或思想明晰或清晰的问题。因为备受推崇的《国富论》是一本篇幅长、涉及广、未完成的混乱的大部头，充斥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和严重的内在矛盾。在社会思想史方面，篇幅长，涉及广、充满矛盾和困惑当然是一个优势。含糊和暧昧有社会学的优势。糊涂的德国斯密，克里斯坦 J. 克劳斯（Christian J. Kraus），一度称《国富论》为政治经济学的“圣经”。某种意义上，克劳斯教授的表达比他想的智慧。因为某种意义上《国富论》确实像圣经；不同的人从书的不同章节甚或是相同章节能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此外，正是含糊和暧昧给知识分子、学生和追随者提供了快乐的阐释的余地。（其是哈耶克也有点哦——主页君注）选择在一个少人涉及且有难度的方向上有所建树，将一本书中晦涩的线索整理出连贯的内容——这些都是让知识分子有所收获的工作。这样的一本书还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内在的筛选过程，只有一小部分行家能展现他们关于思想系统或著作的才能。这样他们的相对收入和声誉增加，让他们的崇拜者在其身后成为对大师超凡学问的喝彩派。 亚当·斯密并未发现经济科学，但他确实创建了英国古典学派的范式，对一个范式的创建者，不成熟和混乱往往是有用的，为要尝试澄清和系统化大师贡献的人留出了空间。直到1950年代，至少是英美传统的经济学家仍尊斯密为创始人，将经济学后来的发展看成是朝灯塔持续前进的运动，斯密被李嘉图和穆勒继承，之后，在1870年代奥地利人的一点小分支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建立了一种新李嘉图主义因此也是新斯密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学生，认为他只是在填补李嘉图主义和马歇尔主义遗产的空白。 对斯密崇拜的乌烟瘴气，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1954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重磅炸弹。继承欧洲大陆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传统，而非英国古典主义，熊彼特能够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向盛名的苏格兰人投以冷静和现实的眼光。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蔑视，熊彼特整体性地否认斯密的贡献，认为斯密将经济学引入歧途，与其欧洲大陆前辈不同的道路上。[III] 自熊彼特以来，经济思想史家大部分在立场上有所倒退。承认斯密什么都没创造，但它曾经是伟大的建构者和系统化者，第一个将前人的理论整合，融为连贯和系统的框架。但斯密的著作并不是连贯和系统的，他的两个弟子，李嘉图和萨伊，各自都从斯密的糊涂中脱身，建构前后一贯的体系。而且，虽然斯密前的著作或深刻而零落（杜尔哥），或包含在道德哲学（哈奇森）里，但在《国富论》之前确实有两本经济学整体分析。一本是坎蒂隆伟大的《Essai》，在斯密之后被严重忽略，一个世纪后由杰文斯发掘出来；另外一部，第一本以政治经济学为名，是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1712年—1780年）过时的两卷本《政治经济学原理》（1767年）。斯图尔特因参与到邦尼王子对查理的叛乱，大部分时间流亡在德国，在那里他接受了德国“官方主义”的方法和理想，官方主义是专制的重商主义的致命的形式，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在德国蓬勃发展。官方主义者，比西欧重商主义者更不懂经济学——也就是说，它们不分析市场的过程，而是统治者如何建立国家权力对经济控制的技术顾问。斯图尔特的《原理》是这一传统的，完全不是经济学，而是呼吁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和极权主义的计划，从详细的贸易监管到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的强制联盟系统。他唯一的“贡献”是完善和扩展了之前零星散见和不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并阐述了社会内在的阶级冲突的原始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斯图尔特在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兴起并在英法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写了一本极端重商主义的大部头。 虽然斯图尔特的《原理》是与正在兴起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不协调的，但不能断言他的作品没有或影响很小。这本书深受好评，备受推崇，卖得非常好，其出版五年后的1772年，斯图尔特战胜亚当·斯密争取到东印度公司货币顾问一职。 熊彼特关于斯密的看法让经济学界震惊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思想史家，与其他学科历史学家相似，已经习惯性地将科学的发展视为朝着真理的持续进军。每个科学家耐心假设、实验并推翻假设，因此每个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成就。这个所谓的“科学史的辉格理论”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更为现实的库恩理论范式所取代。对于我们而言，库恩理论的重点是，极少有人耐心验证什么，特别是他们理论的基本假设或基本“范式”，范式的改变可以在新理论糟糕于旧理论时发生。简言之，知识也会得而复失，也确实失去过，科学的进程是曲折的而非直线的。我们可以说在社会和人文科学尤其是如此。结果是，范式和基本真理失传，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学家们（以及其他学科的人）可能变得更糟糕，或更好。很有可能出现倒退的年代，跟进步年代一样。熊彼特向经济思想的辉格派史家，特别是斯密-李嘉图-马歇尔传统派派的圣殿中投下一个重磅炸弹。[IV] 因此，我们要提出我们自己的版本的亚当斯密问题：为什么《国富论》错误如此严重的一本书能快速横扫所有其他著作成就统治地位？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详细全面地分析斯密的思想。 注释 [I]亚当斯密问题只是在亚当·斯密传奇中无数矛盾与困惑的一个：《道德情操论》中的自然权利——自由放任观点与他后来影响力巨大的《国富论》中附更多条件的观点间的巨大反差。 [II]在一篇富有启发的文章“亚当·斯密的致谢”中，萨利姆·拉沙德教授写道：“熊彼特指出（不向来源致谢）是他那时代的做法。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看看《国富论》引用的一些著作，比如查尔斯·史密斯的《玉米贸易短论》或约翰·史密斯的《羊绒回忆录》，我们会发现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向知识恩人致谢。作为斯密的同代人，吉本以细心提供引用而闻名，斯密时代的农业作家阿瑟·杨也一样因此而闻名。萨利姆·拉沙德 “亚当·斯密的致谢：新抄袭主义与国富论”，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杂志，9（1990年秋），第11页。 [III]现代斯密修正主义的第一且最一致的一节见于一年前的两篇优秀且富于启发的文章：埃米尔·考德尔的《边际效用理论的起源：从亚里士多德到十八世纪末》，J.斯宾格勒和W·艾伦主编的经济思想随笔（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有限公司，1960年），第277-87页;和《边际效用理论迟来的认可》，“经济学季刊（1953年11月），第564-75页。但熊彼特的修正更具有影响力。 [IV]不幸的是，从1970年代中期庆祝斯密诞辰二百周年以来，出现了反修正主义的趋势，使19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视斯密为圣徒的态度复现。 （翻译：黄花非鱼。本文节选自罗斯巴德的《亚当斯密前的经济学：奥派视角经济思想史》第16章第一节。中文版刚出。） 附：熊彼特是这样吐槽亚当·斯密的 “这里，我们暂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贝卡里亚身上。贝卡里亚是意大利的A.斯密。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成就确实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至少在1770年以后，天赋肯定较高的贝卡里亚把才智贡献给了米兰共和国，而斯密则把才智贡献给了全人类。 “……作为经济学家，苏格兰的贝卡里亚（指斯密——译者）是否更加伟大？如果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个人的著作来判断，斯密当然更伟大。但这样做是不公平的。我们不仅应考虑到次序问题，而且还应考虑到，1770至1776年对于经济思想的发展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时期；尤为重要的是，《国富论》是毕生劳动的成果，而《要义》只是讲稿，而且是作者不愿发表的讲稿。……我们认为，《公共经济学要义》与《国富论》的差别主要是由所投入的劳动量造成的，这无论如何是理解斯密成功奥秘的一条重要线索。 “关于斯密及其平平稳稳的一生……他办事认真，勤奋努力，讲究方法，充满自信，高尚正直。对于前人，该感谢的他都表示了感谢，但却不很大方，从不象达尔文那样坦白地使人知道前人的足迹。批评他人时，斯密显得气量狭小，不那么宽宏大量。他所具有的勇气和活力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小心谨慎的态度，刚好适合学者的工作需要。 “……不管他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都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 “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但是，现在读者应该看得很清楚，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读者会看得更清楚，即使斯密所鼓吹的政策与本书的论题有关，也不会因此而得出与上面不同的结论。据杜戈尔德·斯图尔特说，斯密本人确曾（在1755年写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自己最先提出了天赋自由原则，理由是他早在1749年就讲授了这一原则。他的所谓天赋自由原则，一方面是政策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分析命题，……斯密从来没有把这两者十分清楚地区别开来。不过，无论取这两种意义中的哪一种意义，前人例如格罗秀斯和普芬多夫都已十分清楚地阐述了天赋自由原则。……这当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斯密在比前人更加有力而全面地陈述这一原则时，在主观上感受到了发现新事物的那种颤栗，或者甚至在1749年以前的某个时候，斯密确实独立地“发现”了这一原则。 “但是，虽然《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该书的性质和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不难看出的。当时正是在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天生适宜做这一工作。……斯密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假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他干得出色，不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也因为他未得做的事情。……他时常把讲台变为审判台，对各种事物大加褒贬。而亚当·斯密的运气很好，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 “……《国富论》一发表，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法的精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作是奇观。但这与不那么好衡量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功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在大约五十年中，……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得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朱泱 等译 商务1991 p.273-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