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梁启超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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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负今日 组长 楼主 2008-09-23 22:28:58

  二、民国初期张、梁的交往：组党参政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张、梁相距万里，一个勉力于西学的宣传，一个专注于实业的拓展，二人之间的交往基本断绝。晚清新政后国内仿行欧美和日本“立宪”政治的需求，使张、梁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有了相同的衔接点。1906年底以康、梁为主导的“宪政会”筹备活动中，张謇即被列为“最初发起者”，[2]（P.375）虽然1907年5月梁启超秘密抵达上海，联络国内立宪派张謇等人时遭受了冷落，[10]（P.90）但这并未影响二人今后的政治合作。相同的理想追求，使他们有了更多地理解和合作的机会，张、梁在民国初期的亲密合作就证明了这一点。 1、组党合作。 民国初，为了在新的权力分配上争得一席之地，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无不借机发表政见，组织政团。张、梁作为海内外立宪派的领袖，更不愿丧失此等大好时机，他们积极主动地加入了组党参政的热潮之中，并且在同一目标下，很快地走到一起，开始了两人之间更为亲密地交往。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张謇为了进一步参与临时政府的建立，于1912年3月与章太炎、程德全等创立统一党，主要成员为东南一带的立宪派、革命派、上层绅商和部分旧官僚分子。该党主张建设中央政府，巩固全国统一，希望把南北军政大权统一到袁世凯的手中。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为了对抗同盟会的扩充，张謇等人在袁世凯的资助下，以统一党和民社为基础，合并其它政治团体，正式成立共和党。共和党依然以“国权主义”、“全国统一”为标榜，实则拥袁拒孙。1912年5 月共和党成立时，张謇曾推举梁启超担任协理，梁不愿寄人篱下，且另有组党之意，因此没有接受张謇的建议。 实际上梁启超早就有组建一“健全之大党”的想法，在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基础上，于1912年春夏之交发起组织了第三党——民主党，企图独立于国民、共和两党之间。梁启超成为民主党的主脑和幕后主持人，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被该党奉为指导方针。为了促进保守派政党的联合，于1913年2月24日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并提出了“暂主维持政府”的为政方针。由于在国会参众两院中国民党人所占席位大大超过了保守党，使得袁世凯和保守党人都感到莫大的威胁，这样在袁世凯的授意和支持下，1913年5月29日共和、统一、民主三个保守派政党合并组成了进步党，张謇、梁启超同被推为理事，国内两大立宪派力量终于汇集到一起。6月17日张謇致电梁启超、汤化龙、孙武函同意任进步党理事。这不仅表明张、梁政治倾向的一致，而且为他们进一步的合作和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 正是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张謇逐渐改变从前不太愿意与梁合作的态度，转向积极地靠近和拉拢。1912年9月梁启超启程回国，初八始至天津，因时间告示有误，张謇、黄兴在天津足足等候了三日。张謇不仅推荐梁加入共和党，而且在共和、统一两党商议合并之际，多次拜访梁启超。10月5日张謇偕刘竹君访美国驻华公使嘉尔恒，午后偕孟森往天津访梁启超。梁启超的归国及共和、民主党的合并，预示着张、梁二人的交往一改前时之疏远，而有了较为实质性的接触和进一步交往的机会。张孝若认为：“我父早年对康南海（有为）向不融洽，故与梁公启超并无深交。等到民国，梁回国，适值进步党成立，他也离康树帜，……（故）推梁出来主持”。[1]（P.475） 2、入阁理政 在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袁世凯决计对内阁加以改组。最初，他打算请前清老官僚徐世昌当总理，徐世昌因国会中尚有国民党势力，不敢出来。袁世凯便敦请张謇为总理，出面组阁。张謇婉辞不就，袁世凯则纠缠不放，张謇乃荐熊希龄以自代，同时推荐了段祺瑞、周学熙，也推荐了黄兴、梁启超。[11]（P.241）梁启超认为组阁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但袁世凯却早已将内阁总长人选名单定好，且始终不答应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只肯其任教育总长。梁坚辞不就，拒绝入阁，几使内阁筹组破产。急得熊希龄诘问梁启超：“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持何态度？”。[12]（P.320） 几经周折，一个由进步党人和北洋军阀势力组成的混和内阁终于1913年9月11日产生，总理兼财长熊希龄，内务朱启钤，外交孙宝琦，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交通周自齐，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农商张謇。张謇认为此职责任较轻，而且与自己的事业有直接关系，遂答允下来，后又兼任了全国水利局总裁。梁启超因“名流内阁”半数为进步党人而兴奋。10月16日当张謇抵达北京时，他亲往迎接，后又与熊希龄等人前往农林部东院张謇暂寓处拜访交谈。张謇、梁启超开始了短暂而亲密的共同理政时期。次日，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等人往总统府拜访袁世凯并参加国务会议，经众人协商讨论后，由梁启超亲自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成为新内阁的施政方针。洋洋万言的宣言书以国家建设为中心，体现了浓重的资产阶级色彩，表明了进步党人建立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强烈愿望。 梁启超、张謇曾想循此方向，有所作为。但袁世凯要的是独裁政治，表面上他对大政方针甚为“嘉许”，事实上却处处阻挠。尤其是在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后立刻对国会发动进攻。11月4日即下令解散国民党，使国会不足法定的开会人数，张謇没有在这道命令上副署。4日、5日接连两个晚上梁启超到张謇住处商议国事。7日二人又面见袁世凯，筹论维持国会之法，请其致电各省速速招集候补议员，以足法定人数，希望尽力保住象征民主政治的国会。[4]（P.684）但袁世凯过河拆桥，在1914年1月10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唆使党羽向“名流内阁”施加压力。5个月的内阁生涯使进步党人失望至极，2月熊希龄被迫辞职，梁启超和教育总长汪大燮连带辞职，梁同时改任币制局总裁。按照责任内阁的惯例，张謇也应一起辞退，但他没有。因为他入阁“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如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不因人也”。[4]（P.881）他真诚地希望为国家多做一些事。 短暂的共事，使张、梁的私密关系进一步强化。朋友间的贺喜吊丧、赋诗饮酒在张謇的日记中比比可见，梁女出嫁，张謇前往庆贺，梁父病亡，张謇前往吊丧。在梁启超经济据拮之时，张謇也不时的伸出援助之手，张怡祖云：“在他（指梁启超）经济状况最窘迫的当口，我父（张謇）还帮助他好几回”。[1]（P.476）二人也曾就镇江笔铅矿和滑水森林等实业事谊作过商讨。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感慨最深的就是执事之难和求去不得的苦恼。梁启超接任币制局之后，各种计划皆不能实现，故自7月以后即不断地请辞，辞职延至年底始蒙照准。期间，张謇亦力辞农商总长之职而不得。10月的一天，张謇在前往总统府辞行的晚上，来到梁的住宅，与梁把酒论政，辞意愈浓。1915年在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澎胀的情况下，张謇绝然辞去农商总长和水利局总裁之职，同时梁启超也终于举起反袁、倒袁的旗帜，成为护国运动的首要功臣。张謇虽无激烈的行动，但其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则是明朗无疑的，这也是他离袁而去的重要原因。

  三、“五四”时期张、梁的交往：外争国权 1917年底梁启超因对中国政治前途失望之极，坚决辞去段内阁财政总长之职，结束了他在官场上的政治生涯。虽然他已决心远离政治，全力尽瘁于著述，但他却未能与政治绝缘。“五四”时期，他又与张謇等人以在野的身份组织各种民间团体，一起投入到外争国权的运动之中。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南、北政府亦暂停战火，全国人民热切地希望在巴黎和会上争得中国应有的平等独立的地位。张、梁二人再度携手，以其绵薄之力，互为声援，内外呼应，再现了一对契交为国事呕心沥血的爱国情怀。 1、国际税法平等会上的演说 巴黎和会召开前，梁启超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终使欧游计划运作成功。梁启超希望借助前往欧游考察的机会，尽一分自己的国民责任，“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中国所处的不平等状况，希望巴黎和会能够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2]（P.875）带着如此愿望，梁启超于12月26日晚9时抵达上海，准备28日由沪坐日轮赴欧。 当时张謇正在筹办组织中国国际税法平等会。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关税不能自主，以致外货充斥市场，白银大量外流，财源日益枯竭，严重影响到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虽想略予调整税率，均因未取得列强同意而不能实现。张謇等人欲乘巴黎和会召开之机，力争“与世界各国共享平等自由之理”，以求恢复我国关税自主权利，改协定税为国定税。[11]（P.379）12月25日国际税法平等会在上海成立，张謇被推为会长。听说梁启超即将赴欧，张謇当然不肯放过这一大好机会，力邀梁启超参会。27日午后一时在哈尔登店专门举行了欢迎梁启超的大会。张謇在欢迎词中对梁之赴欧，寄予莫大之希望，“日来主张国际税法平等，诸君欢迎梁任公先生，冀于全国商民所痛苦呼吁之诚，赴欧传达，力为国人解莫大之祸，而造无穷之福”。[11]（P.379）受朋友、同仁如此盛誉，梁启超一改此前“勿与闻人家国事”的态度,[2]（P.862）慨然回应了张謇的税法“为我国争存之道”的请求，就关税问题进行了演说和交流，表明了自己将努力于舆论鼓吹的责任，聊释到会者之怀。[2]（P.874）事实上，欧游期间梁启超就山东主权、修正关税等问题上书和会，进行舆论鼓吹，也曾在伦敦商会的欢迎会上就“中国关税问题”作了专题演讲。 2、对收回山东权益问题的据理力争 出于对政府外交的不信任，社会各界对梁启超游欧之举寄予厚望，舆论希望梁启超一行“化私为公”，并组织了各种民间外交团体互通消息，为之声援。2月11日当梁启超抵达伦敦之日，正是国内“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之时，大会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由汪伯棠代理，蔡元培、张謇等人为理事。 事实上在出国之前，梁启超已决心以“民意外交”的形式，维护中国的利益。出发前梁启超曾同时拜访英、美、法、日等国公使，并对日本代理公使表述了日本应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的意见。到达欧洲后，作为民间代表，他一方面为中国利益竭尽与论鼓吹之能事，一方面及时把巴黎和会的有关消息传至国内。他一到巴黎，就把途中所作的“世界和平与中国”译成英文、法文，散发数千份，宣传中国的基本要求。他四处活动，八方呼吁，会见各国代表，并谒见美国总统威尔逊，以争取同情和支持。在万国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对来宾郑重宣告：“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公敌。”[13]（P.83-84）梁启超的演说，得到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然而巴黎和会只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在利益分享方面欧美各国根本不想维护中国的权益，因而在日本要代替德国继承山东权利的问题上消极作为。更糟糕的是此前北京政府已与日本换文订约，秘密将山东拱手让给日本。得知这一密约后的梁启超义愤填膺，即于三月中旬致电国内报告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 汪大燮、林长民、张謇等人闻讯后立即组织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也想形成民意外交的后援力量。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时，张謇等人电函梁启超，邀其加入该会，并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电函认为：“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忱，为外交当轴之后盾。”张謇等人拟请愿七款委托梁启超向各国政府及与会代表递呈，力争山东主权，“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P.879](2) 梁启超既受委托，义不容辞，乃力图补救，然密约在先，日本人有恃无恐，美、英、法三国亦议定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事前得知此消息，即于4月24日电告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抵制卖国条款：“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2]（P.880）正是梁启超的这份电文，给国内及时地披露了签约的消息，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炬。国内各界人士在学生示威游行后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条约的爱国活动。北京政府竟全然不顾国内人民的反对呼声，依然命令全权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又是梁启超将此消息通告给巴黎的中国留学生，致使留学生及在法的工人在预定签约日包围了代表们的住地，陆征祥迫于压力答允不签约。6月28日的拒签和约，标志着自五四示威开始的群众运动的胜利结束。这一尚“差强人意”的结局正是全国人民不懈努力的结果，而国民外交、民意外交、公开外交的充分展现也是与梁启超及张謇、林长民等民间外交的内外配合、相互声援分不开的。

  四、“五•四”运动后张、梁的交往：同舟共济 1、共同筹办“中比轮船公司”等事宜
  旅欧一年，梁启超大开眼界，通过对中西文明的实地比较认识，重新树立起对中国前途的信心，决心用全力从事于培养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仅1920年所着手的相关事业，就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以及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诸事。除了方向上的改变外，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梁启超的思想还有更大的拓展，一个是主张要有世界眼光，一个是开始关注实业贸易。这一行动方针集中体现于对“中比贸易公司”和“中比轮船公司”筹划的关注。
  “中比贸易公司”及“中比轮船公司”的筹办，被梁启超一行视为回国后第一要事，并欲组织第一等人才进行操作。“中比公司”之议起于欧游比利时之时，实业贸易本非梁启超等人所长，梁之所以答应与比人合作的原因，一是欲借机推动中国与国际的贸易往来，二是梁启超心中已有适当人选，此人正是近代四大实业家之一的张謇。为了尽快促成此事，梁启超在“回国途中抵新加坡时就函约张謇，倡议此事。归国后即偕同马相伯、刘厚生同来南通与张氏弟兄洽议。”[14]（P.190）这是梁启超第一次来南通，而且来访主题十分明确。三天之中，双方就此事进行了较为融洽地商谈。由此可见张、梁二人的关系及其对此事的重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生系统企业获得了较大发展。雄心勃勃的张謇，早就想在国际贸易方面也能有所发展。梁启超所带来的消息，可谓正中下怀。后来张謇对此事的起源作了一个说明：“适梁任公自欧洲归国，述及在欧时与比利时政府及其重要人物，谈及彼国拟组织一中比合办之航业公司，及合办之贸业公司，询问吾国有无投资合办之人。任公并称彼自身因政治之彩色太浓，且昧于经济上之状况，不愿加入，愿以组织之权，完全责之下走兄弟等语”。[15]（P.807）中比航业、贸易公司的合资筹办中方约需出资银元250万两，张、梁商定以招股方式集资。作为华股主要创办人的张謇兄弟除私人入股25万两外，拟以冻结的大生一、二厂股东1919年余利70余万两为股本资金。[16]（P.10）梁启超虽未准备出资入股，但他自始至终对此事予与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从最初的牵线搭桥，到后来的招商集股，再到与比方的磋商联络，在各个环节中尽一已之力，为促成此事推波助澜，并让徐新六等人协助张謇操办具体事务，所起作用已非一般的准股东们所能相提并论的。 在张謇、梁启超等诸人的共同努力下，各项认募事宜进展顺利，大家都认为此事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一旦比国有消息即派人前往订约。张謇亦欲借此机会实现兼营国际贸易的宏伟计划，他不仅仅计划开辟中国往来香港、越南、新加坡、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各大商埠间的航线，还计划以大达江轮与中比邮船联运长江货物，甚至想开辟通海土布的南洋市场，来挽救东北市场被日商侵占所带来的损失。但当徐新六等人赴欧接洽时，适值比利时金价大涨，经济危机严重，原议的比国商人已濒临破产，结果无功而返，张謇不得不宣称“时会非宜，航业暂时停办”，[14]（P.191）中比合资计划就此半途搁浅。由梁启超发起、张謇领衔筹办的中比公司夭折后，张謇并未就此灰心，在已有基础上又规划兴办左海实业公司、中国海外航运公司，准备开辟商埠、建设工厂、经营航运，同时成立南通绣品公司，以刺绣品进行特种物品的出口贸易，后终因种种原因一一失败。1921年他在上海再建新通贸易公司，专营海外贸易，梁启超亦为股东之一。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出口贸易张惶四顾、举步维艰之时，张、梁二人在开拓中国海外市场、发展国际贸易的大方向上有颇为一致的观念和共同的行为，梁启超曾教育弟子，改进社会应与世界源流相呼应，不可专顾国内环境。[2]（P.898）虽然二人努力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其敢为人先的精神和走出国门的胆识，足令国人敬仰。 2、为文化教育再献绵薄之力
  如上所述，梁启超打算回国后专心致力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这绝不意味着他从此抛弃西学而回归传统，而是想从此着手，“整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17]（P.21）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化，使他的学术救国思想与张謇的教育救国思想有了更多天然的融合点，虽然这时张謇的事业已开始出现危机，但对文化、教育深厚的情怀和对梁启超的朋友情谊，使他一如既往地伸出援助之手支持梁启超，用自己的余热为中国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贡献绵薄之力。 梁启超回国后于1920年发起成立了两个学术团体：共学社和讲学社。共学社成立于4月，其宗旨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2]（P.919）首脑人物为梁启超，张謇为参与发起人之一。一般而论，发起人也是经费捐助人。梁启超身体力行，将新近出版《欧游心影录》一书的稿费4000元全部捐出。张謇捐助款数，由于资料的匮乏，已无从查起。学者曾举例说明“凡加入共学社者均有所赞助。”[12]（P.502）共学社主要工作为编译新书、出版杂志、选派留学生，张謇很早以前就关注和实施着与此相同的工作。梁启超亲自加函致张謇，邀其加入，并在预算计划中把张謇列入捐赞1000元的名单中。[2]（P.909）后又函请他资助陈、江二位学生留学，张謇也曾委托共学社张君劢代购西书，从张謇当时所处地位及与梁启超的良好关系来看，张謇不可能只列名不捐款。 讲学社成立于9月，主要宗旨是聘请“国外名哲”来华讲学，每年一人，如杜威、罗素、戈尔泰、杜里舒等国外著名学者。梁启超拟邀张謇加入该社董事，并预言张謇“想必乐就也”，[2]（P.919）因为早在4月时，张謇曾邀请美国著名哲学家、实用主义者杜威到南通演讲。实际上当时张謇正为筹备南通自治会的钱款而大伤脑筋，接到梁的来信后复函道：“奉书敬悉。讲学之益，稍具知识者能言之，惟谋费于今之政府，则知公必有今日耳。公之谋教育无所谓根据地，故业广而博。走以村落为本，故力专而狭。亦惟有所根据，乃有不能济人人之病。南通地方教育、慈善、公益常费岁有所增。顷为明年自治会筹备计，亦已负债二十万矣。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盖与我公同也。兹与叔兄谨合奉助千元，亦知戋戋小数，诚无所补，但亦寸缕粒粟之愿耳。”[11]（P.496）话语不多，情感实在。一句“知公必有今日耳”，道明二人相知甚深的情义。一句“盖与我公同也”，则表述了二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义无反顾。在教育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上，二人确有不同之处，但在谋求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目的和责任上，二人庶几同之。文化、教育是梁启超最后十年的工作中心，也是张謇一生用力最多、倾情最深的方面，这也许是张、梁二人能够相知相助的重要原因吧。后来张謇还通过梁启超为“实际教育调查社”捐赠500元，并协助中国科学社安排英国哲学家罗素来江苏省教育会演讲。为了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张、梁二人可谓义不容辞，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意识和奉献精神。 3、对科学社的鼎力相助 中国科学社于1918年10月由美国迁回国内，它是民国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科学社团。科学社所倡导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与张謇、梁启超的救国主张互为相通，二人先后成为科学社社员，张謇还是科学社在国内唯一的名誉社员，梁启超是其赞助社员，他们二人曾共同携手为科学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科学社刚迁回国内时居无定所，是在张謇、梁启超等社会知名人士的帮助下，经向北京政府财政部申请，由江苏省政府拨给南京成贤街文德里一所官房作为社所，先为借用，六年后定为专用，这其中张謇居功甚伟。不久，在科学社筹集5万元基金的募捐活动中，张謇又大力捐助了3000元，帮助科学社渡过最困难的时期。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张謇慷慨解囊，捐赠1万元予以支持。当时正值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即将召开之际，原定地点广州因时局战乱，已无法按期举行，张謇又一次挺身而出，力邀科学社同仁前往南通，8月20日第七次年会遂如期在南通俱乐部召开。 会议由名誉社员张謇主持，梁启超、马相伯、丁文江等40余名社员及军政工商各界来宾六百余人参与了这次大会。一时名流荟聚，群英毕集，可谓南通近代史上的一次盛会。张謇、梁启超等人分别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的演说，为“科学”张扬，替“科学”正名。张謇在开幕词中高度评价“科学与地方事业关系之重要”，认为“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18]（P.323）欢迎诸位学者和来宾对南通的教育实业等各方面进行科学的指导。梁启超以“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为题，希望误解“科学”的人改变对科学的态度，了解科学的意义和价值，知道什么是“科学精神”。他对中国学术界因缺乏科学精神而造成的五种不良之风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大声疾呼中国二千年来由于无科学精神，思想界的内容极度贫乏，求学问的途径被严重阻塞，“长此下去，何以图存？”真诚地指出科学精神虽然来源于近代西方，但科学不分国界，也不分先后，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地追求科学，科学同样会为中国文化添入新成分而使之大放异彩。[19]（P.4005-4009）与梁启超倡导科学思想、重视科学精神相呼应，张謇于年会的告别演说中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视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实效，他认为科学故可用来制造精美昂贵之物，更可应用在大众普及方面，因为这在近代中国经济萎缩的背景环境下更为切实可行。无论是对科学精神的张扬，还是对科学效用的重视，对一个于“科学”二字尚存迷惑的国人来说，张、梁二人的宣讲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在张謇、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年会修改了科学社总章，进行第二次改组，调整组织机构、方针策略，将科学研究与普及宣传结合在一起，并把通俗科学演讲作为学术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年会给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转机。

  第七届科学社年会之后，张、梁交往的资料记载渐至稀少。1924年10月梁夫人因乳癌病逝，张謇闻迅后撰联致哀，劝慰老友“自达而达人”。[11]（P.589）谁能料想，二年不到，即1926年8月26日，张謇在濠南别业与世长辞。当时梁启超甫遭亲家林长民卒死之变，又闻老友张謇病逝之丧，再加上国事多难，江山日变，不禁悲由心生，挥笔写下挽联：“一老不遗，失恸岂唯吾党；万方多难，招魂怕望江南。”[20]（P.194）从1894—1926年，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数十载的坎坷人生，面对亲人故友的离去，梁启超如何不感慨万分。正是：国丧柱石，党失翘楚，民伤依傍，我亡契友，海内失恸，岂唯吾党。时局俶扰，南北破裂，风景依旧，人事却非，欲拯寰宇，怕望江南。此后二年多，梁启超旧病复发，终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五、结论：天下为先的大义之交 综上所述，张謇、梁启超的交往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维新变法时期为第一个阶段，张、梁相识并开始了初步的交往，在时间上相对集中于1894——1898年。虽然他们同属于开始向资本主义行列转化的新型群体，为了救国图强结成了政治同盟，在开学会、办报纸、兴学校、促变法等方面互为声援，但毕竟分属帝党和维新派二个不同目标的政治阵营，在追求改革的途径、方法和目的上都有所不同，因此在形势急迫、阻碍重重的压力下，表现为胆怯退让、保守求稳和勇于进取、不怕流血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行为。他们的合作只能是暂时的，交往也多是表层的，情感更是经不起考验的。“是群非党”四个字，恰恰成为他们二人关系的真实写照。民国初期为第二个阶段，他们为了实现立宪理想在政治上步入了紧密合作的时期，在时间上相集中于1912——1916年。政治目标的一致，不仅使他们在思想言论上保持大致趋同，而且在组织行为上合为一体，继海内外立宪派领袖后又共同成为进步党党魁，以致同入内阁，共理大政。他们高举君主立宪的旗帜，既反对非理性的革命，更反对专制独裁政治。政见一致以及相处时间的增多，二人惺惺相惜，感情日深，从此之后成为一对莫逆之交。五四时期为第三个阶段，为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他们以在野身份展开了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的全面合作时期，在时间上相对集中于1918年——1922年。无论是巴黎和会时的外争国权，还是欧游归国后的拓展外贸和文化建设，他们的交往合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和地方利益，更是孕含着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意识和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超前意识。他们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在和会中力争主权，已是一种不自觉地走向国际政治事务的初步尝试。他们大力筹办中比合作贸易，是感触自二次鸦片战争后六十年以来中国“从无与海外直接贸易”之痛，[15]（P.807）以推动中国近代贸易的对外突破。他们请讲学、派留学，倡科学，也是融合中西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的夙愿体现。这种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以求取中国主权完整、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的信念是张、梁友谊发展深化的无穷动力。 张、梁的交往可以说是一种天下为先的大义之交，它是寓于时代和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以民族、国家的荣辱和利益为重的自觉高度上的无私交往。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一般朋友间的人情往来、诗文应答、商务合作，甚至争执矛盾，但来往最多的还是政治层面的合作，这种合作亘贯于三个不同的阶段，并且有着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趋势。政治层面的交往合作在遽变如潮的近代中国常常会瞬息而变，张、梁的交往同样因时而变，从初期的短暂结盟到后期持久的合作，从开始的若即若离到最后的同舟共济，从 先前的政治声援到后来全方位的相互支持，他们愈变情谊愈深，愈变交往愈广。这种交往在近代中国数次政治浪潮的吹拂下悄然升华，从维新变法运动，到立宪运动，再到五四运动，政治潮浪的汹涌澎湃，不仅没有削弱张、梁的交往，反而催发了他们友谊的升华。这种升华不仅仅是二人个体品质、性格的相容相合，也是其人生理想、事业追求的相映相衬，更是民族危难之际义不容辞、共赴沧桑的相通相融。高度自觉的政治情感，是他们深入交往的润滑剂。可以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是他们共同奋斗的源动力，共同的事业和理想的追求尤其是政见一致是他们全面合作的契机和基础，坦诚相待、无私奉献是他们长相交、永相助的重要法宝，当然，他们在近代中国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他们强强联手、密切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 上海: 中华书局，1930.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M]. 上海: 神州国光社，1953.(以下简称《戊戌变法》) （4）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六）[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戊戌变法(二)[M]. 上海: 神州国光社，1953. （6）林志钧编：饮冰室全集•文集(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汪康年师友书札(二)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虞和平编：经元善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9）虞和平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10）夏东元主编：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M]. 上海：文汇出版社，1995. （11）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一）[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13）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15）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三）[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6）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六)[M]. 北平：中华书局，1931. （17）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四）[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9）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0）刘培林、张德义：张謇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崔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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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负今日 组长 楼主 2008-09-23 22:29:28

  文章一般，当资料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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