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作的讲演
杨那人(活着，不是久留之地)
让写作回到根上 —在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作的讲演 赵德发 同学们：晚上好！ 我早就知道北大有个“我们文学社”，顾问是谢冕、钱理群先生。你们平时组织了许多文学活动，其中包括邀请一些作家见面座谈。但没想到我会接到你们的邀请，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次与同学们切磋创作的机会。 十年前，我的长篇小说《君子梦》在《当代》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农民三部曲”成套出版时改名为《天理暨人欲》），主要内容是表现儒家文化在农村的传承流变，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和首届齐鲁文学奖；前年，反映当代汉传佛教文化景观的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在《中国作家》发表，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去年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获首届泰山文艺奖。现在，我又在创作一部反映当代道教文化的长篇小说。我的创作取向引起了一些朋友的注意，他们问我为何对这些题材感兴趣，我的回答是：让写作回到根上。 说到写作说到“根”，大家可能会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那是一场了不起的文学运动，一大批作家投入其中，有宣言，有实践，我们至今对一些代表作记忆犹新。然而现在看来，这场文学运动其实是“按图索骥”：一些作家急于让文学脱离政治，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以及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到民间去寻找“文化”的存在，用作品予以表现（当然这只是部分作家的行为，有些作家并不是有意识地打着这个旗号写作的，像阿城写《棋王》）。评论家则推波助澜，急急忙忙为“寻根文学”寻找代表作，甚至把一些不靠谱的作品也收罗其中。匆匆几年的“按图索骥”之后，那些代表作家们或者不再写作，或者转向其他领域；评论家的兴奋点又转向了“新写实小说”等等，“寻根文学”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基本上偃旗息鼓。 但我们也要看到，二十年来一些作家还在持续着这种努力。他们继续审视中国文化之根，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像张炜最近推出的文化随笔集《芳心似火》就是一部杰作，他对齐文化的考察之精细，认识之独到，评判之犀利，令人叹服、钦敬。 我虽然才疏学浅，但也想做些尝试。我是直接将目光瞄向了儒、释、道三家，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它们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形态。 我们回头考察当年的“寻根”作品，发现除了阿城的《三王》、汪曾祺的《受戒》等一些作品表现儒释道文化之外，许多作品热衷于展示远古文化在民间的流风遗韵，甚至是民族的“潜意识”。我认为，这些只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根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发育成主根。主根是什么？是儒、释、道。尽管五四以来人们对这三家的批判持续不断，建国后甚至将其定位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然而这三种文化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精神支柱，民族的灵魂是用这些东西铸造出来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现在的“国学热”，可以看作是民族记忆的苏醒。 我在网上看到，去年5月初，北大著名学者、“我们文学社”顾问钱理群先生做了个讲演，在座的可能有在场聆听者，题目叫作《寻找北大精神》。钱先生提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二是文化重建，三是价值重建，四是生活重建。那么文化重建从哪里入手？我以为，一方面要继承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吸取现代理念。而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在审视、扬弃之后的继承），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它的功用，有这么三条： 一是补皮。我们看到，世界上任何一种重要文化都是有外在标志的，譬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我们中华文化过去也有，但近百年来我们一些人为了“革命”的需要，急于脱掉这张皮，砸庙、掘坟、过洋节，甚至要改用拼音文字，让我们的文化标志变得日益模糊。就像北方农村为赚钱而到处栽植的速生杨树，树干上只有一些普通的皴皮，没有了白杨树上像一只只眼睛似的的美丽图案。我们应该意识到，强化中华文化的标志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有一个显要而醒目的位置。 二是补气。十多年前，我因写作过于劳累，身体出了问题，有人说我是气虚，建议我练练气功。我起初不太相信，然而练了几个月大见效用，因此这些年来我每天晚上都要打坐半个小时。由此我想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她尽管也有不足，甚至产生了历史积弊，但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还是靠这一口气撑着。中国的衰落只是近代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强国。拿知识分子来说，出世入世，在朝在野，荣辱穷通，甚至生死抉择，都与儒释道文化的浸染无法分开。古时苏东坡，命运再怎么坎坷，始终从容淡定；当代梁漱溟，不惧龙颜震怒，依然心口如一，这都是最典型最光辉的例证。钱理群先生说：大学需要三种精神：一个是沉静，一个是清洁，一个是定力。我认为：沉，清，定，三个字，恰恰是儒释道三家之精髓，也是中华文化气脉之所在。 三是补天。我们都知道康德的那段话：“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为什么把这二者相提并论？因为人心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儒家，从来都是把天理和人欲放在一起考察的。正因为人心的嚣张，人性的贪婪，我们的地球今天才急遽变热，南极上空才出现了臭氧空洞。我们老祖宗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天人合一”。你蔑视这个观点，与这个观点对着干，到头来肯定要受惩罚。当然，咱们讲“天人合一”，西方列强却不一定讲，所以有人就讥讽“天人合一”是迂腐。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抱定“天人合一”的观点不放，并且尽量让更多的人接受它，对天敬畏起来，让贪欲收敛起来，不然的话，我们的天就会破得更快。儒家有言：“天者，理也；理者，天也。”现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也可以视之为“补天”。如果让传统文化参与其中，让那些宝贵的传统理念在大众中传承和传播，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猖獗，遏止某些人的贪欲、戾气和杀心，让社会趋于和谐。 当然，文化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我想，我才疏学浅，为中华文化新大厦的建设添不了砖，加不了瓦，就用自己的作品作些呼吁吧。于是，就有了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 计划容易制订，实施却异常艰难。我是没有上过几天学的人，在文化养成上是先天不足，而对于小说中所要表现的生活，又知之甚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大量读书。写《君子梦》之前，我读了许多儒学经典，其中一部被主人公推崇的《呻吟语》，都快让我翻烂了。对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不弄清楚决不罢休。譬如，前些年许多人都讲，1988年，有7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夫子的智慧。十年前，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所的照壁上就用金字嵌着这话。我心中生疑惑，就查阅大量资料，终于搞清楚了：这事属于子虚乌有，是某些中国同胞杜撰出来的神话。写《双手合十》，有关的书我读了一百多本，光笔记就有几十万字。也正因为读了一些书，在扬州高旻寺才通过了知客僧的考试，终于走进中国最正宗、规模最大的禅堂，与僧人们一起坐禅，体验最为幽深的禅宗文化。这一段，我又全力学习道教文化，阅读量也较为可观。 二是深入采访。为写好《君子梦》，我几次去曲阜采访，并且找到了当年陪“小圣人”孔德成读书的一位老人，了解到许多孔府往事，以及孔德成的老师、莒南人庄陔兰的一些事迹（这人是《君子梦》中方翰林的原型）。在孔庙的东西两庑，有长长的两列配享的先贤先儒牌位，我站在最后面的空缺待补处，体味、猜度过去无数读书人的不朽之梦想。为写《双手合十》而进行的采访，我下的功夫更大，几年来跑遍了佛教四大名山，并在江浙一带的多家寺院住过。我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我尊重他们，用真诚的态度与他们交往，与他们打成一片，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最近去一些道观采访也是这样，了解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其中有道家修炼中一些最为隐秘、神秘的事情。 三是认真思考。要用小说表现这几大块文化，光是客观的展现还不够，还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在《君子梦》中，我梳理出了一条线：“千古圣贤只是治心”，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搞的“斗私批修”运动与其一脉相承。我还借主人公的思考，表达了对于“天理”的新解释：“三个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们内心的和谐。我提出这“三个和谐”，是1998年的事。对儒家文化的一些思考，大家可以看我发在《当代》1998年第6期上的文章《永远的君子永远的梦》。《双手合十》的主人公是一位在佛学院毕业的青年禅僧，我让他根据前贤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平常禅”的主张，并定出了大致的几条要领。这个“平常禅”提出来，许多朋友，包括一些禅和子（修禅的人）都给予肯定，这让我感到高兴。 四是精心创作。有了材料，有了思想，下一步是要把它们变成小说。故事，情节，人物，结构，语言，气韵，等等等等，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写佛教道教，由于不是我的“经验写作”，就显得格外艰难。但我下定决心，像佛教徒所说的那样“勇猛精进”，坚决要把它写好，就反复思考，不断琢磨，在每一个细节、甚至在每一个词语上都不掉以轻心。《双手合十》写到16万字的时候，我不满意，就推倒重来。这是我以前长篇小说写作过程中从没有过的现象。终于，书出来之后，佛教界没有人指出它存有硬伤，相反，包括远在台湾的一些佛教徒都在相互介绍此书，给予充分肯定。一些评论家在总结2008年文坛收获时，都提到了它。 就我个人而言，写作过程中心灵上的收获也是很大的。就说从事宗教题材写作之后的几点吧：第一点，我到佛寺、道观采访，听着寺院里的打板声早起晚眠，与和尚道士一起上殿，一起吃斋，一起“出坡”，一起打坐，我发现，在物质层面上我也可以返朴归真，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第二，一些出家人严格守戒，努力约束欲望，完善心灵，这给面对商业社会里种种诱惑的我们提供了一份发人深思的参照，让我懂得了在红尘中如何“安心”。第三，佛家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道家讲：“齐同慈爱，异骨成亲”，他们提倡的悲悯情怀深深感动了我。第四，受禅宗“参话头”的影响，我对人生的一些终极问题作出追问，深入思考，试图寻找答案。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释迦牟尼和老子的宇宙观，因而不可能成为教徒，但宗教教义中的一些精华将会影响我的认识方式和处世态度。就拿认识方式而言，在一些场合，遇到一些事物，有时候会自然而然地会用上佛家或道家的视角。譬如，我年前在北大学习过十天，到未名湖游览时，随意诌了这么两首： 博雅塔 不在伽蓝作浮图， 却来镇守未名湖。 满怀清水成公案， 博得雅人尽拜伏。 未名湖 遥想当年拖尸礼， 湖中频现落汤鸡。 而今谁肯衣沾水？ 唯有余波示禅机。 （注：当年燕京大学新生入学，高年级学生要将其抛入未名湖中，让其自行爬出，或将其拖出，名曰“拖尸礼”，来自英语“toss”的谐音。禅宗有“拖死尸是谁”之话头。） 这算不上真正的诗，因为我不懂平仄。见笑了。谢谢同学们，祝“我们文学社”繁荣昌盛，英才辈出！ 2009\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