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科纳日：精神分析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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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Nos (放弃你的签名吧！) 组长 楼主 2008-05-23 10:11:06

  精神分析与哲学

  Laurent Cornaz

  　 第二讲 9月24日9：00—12：00

  今天早上讲希腊，尽管我不能回忆昨天我讲了什么。如果昨天的东西还能在你们那里有印象，这是不错的。今天我继续往下讲。

  今天讲字母的最后后果。希腊处在历史的位置上，他们创造字母文字，如同所有创造文字的民族一样。在创造文字之前已有了口头的文学传统。有一些口头的文本可以通过人的记忆进行传递。它的音律很易被人们记住，有一个规则在口头文本中滑动。同时，它是从外部强行进入文本的（在此也许有一个中文的比较，且不说）。在希腊，规则是时间性的。必须要通过一个时间规则才能把它理清。将句子切分开，我们称为诗句。当时的切割规则不是规则性的，是声音的，是实践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文字是音节文字，意味着我们可将其切割成一个单位，这仍是实践的，可成为长度不同的句子。你们要注意的是：那时音节不是词，只是词的一部分。在切分的时候，实际上是将词切成一些音节。古法语是在17世纪发明的，时间很短，在创造期间借用了拉丁诗的12个音节。法语中一个音节就是一个脚，法语的12个音节就是12脚，类似中国的律，所有都是双音节。在诗歌中有一些革命，诗歌有些是单律的而不是双律的，因此走路时便一拐一拐的，就成了现在的诗歌。我们再回到希腊，当时诗歌是悲剧的。说诗歌时，不是某种东西呈现，也不是某种韵律，而是从下面出来的一种节奏。所有大厅中的人都感到这个节奏，但自己并不知道。当时发明诗歌的人是法国人，因为法语有一种声音是特别的、是中性的，写作E，这个字母频繁在法语中出现，20世纪作者George Pèrel（乔治·德海）写了一本33页的书La Disparition(《消失》)。在书中，元音全消失。因为，他自己禁止在单词中使用E，这在法国是一个爆炸。如果你没注意这规则，你就没法读。故事就像惊险小说一样，他的双亲死于纳粹集中营，但他不知道死于何处。

  我们回到上面。法语是某种形式的诗，它强调E，法语姑娘（fille）的词尾就是E，下一个词如果是元音，这个E就出来，如果是辅音，这个E就听不出来。这时E就不是一个音，而是一个时间。在此就形成了一个节奏，正是法语发音非常轻柔的东西。因此这种方式就成了一个自行车的坐垫。讲这些的目的是想说在文字创造前诗歌的形式。拼音文字产生出来时就是将诗歌搜集起来放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与中国的诗歌的区别，中国字是完全视觉化的。在中国，写诗歌的书法与写意的山水画是同样一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没什么区别，书画同源。在欧洲则完全不同，西文文字与音乐更接近。艺术是为了支持一个观察，而文字则对记忆提出了问题。在希腊，那些类似巫师的人，大脑中记了成千上万的句子，任何一个君主问为什么，他都会根据句子答出来。当这些人在唱诗歌时，他们总认为是神在让他们唱、传递。昨天就谈到文字创造可视的东西与不可视的神在表达他的话语之间的关系，这时文字对所有人都是一个问题。此时文字类似渔夫的网，投下去将所有话语的声音网住，同时文字允许我在他们不唱的时候看到那个话语。

  这时有一个问题：当有一个文本时，是谁在说？有三个东西成为可能：一、是不是作者？由此追朔到神，是神让作者写的；二、是不是读者？因为字母是死的，是读者的阅读使之活；三、还是文本本身在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字母化的过程中。我提出的就是解释古希腊文字的后果。古希腊很早时，人们还没有用文字撰写诗，文字仅用于墓志铭。他们用橄榄油在鑵子上写字，都以第一人称写，类似于这个物品在说，是文字让物品说，第一批文字是让文字的支撑物来说。（高小强先生插话：老师说希腊语中有一个词“AεOS”），这个词主要是荣耀的意思。当你在说你的名字时，就要用这个音，这样越多的人叫你，你就越荣耀。在中国，你们就做了一个横幅，只是不是用来叫的，是看的。在希腊，要求名字是让别人都知道的，因此刻名字在墓上，让别人大声读出来，类似于宗教的祈祷。这就是第一方式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谁来讲的问题），这非常有意思，显示了一次革命。一般说，我们找到的材料是不完整的，找到的只是一些碎片。真正的纪念墓是雕塑。这就找到一个完整的铭文，仍以第一人称命名，雕塑说：我某某某的墓，我从生来的地方接受了这个名字。当时懂文字的人非常少，他们就要念出来以便别人懂得。在年轻姑娘的雕塑头上有一个花冠，是莲花。它白天开，晚上合，此时是闭合的，整个是在话语和沉默之间。年轻的姑娘在没有孩子前就死了，一般意义上，要继续家庭的荣耀就是要一个孩子延续家庭的姓。雕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仅有的保存这个荣耀的人，但我是沉默的。建墓的目的是让所有来访者都要说这个姓。这个名字，类似于通过访问者的讲话将这个话打开。正是这样，这个沉默的年轻的姑娘才保存了这个荣耀。文字的创造是一个工作（在写的人与读者之间），墓的雕塑就在这之间，作用就是让人读出他写的东西。

  我要讲的这个诗歌的文本是一个关于墓的文本。这文本很重要，因此我选择它。公元前7世纪是字母文字开始的时期。那时希腊有一些重要的文本开始变成文字，也是中东地区开始出现最基础的著作文本——《伊利亚特》，在此之前很多世纪就有口文传颂。因此第一个文本是由拼音文字产生的第一个文本，而不是拼音文字复制的文本。这样的文本很少，因此现有的文本都是再复制的文本。当时文本是抄写员根据他们认为是重要的而将他们抄写下来，所以现在的文本是当时抄写员按其愿意写的，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然后我们再复制。现在我们有26个关于柏拉图的对话，这文本是在中世纪由那些认为柏拉图是重要的基督教教师抄的。而对德谟克利特就认为有矛盾而不去抄写，我们知道他是通过其他人来说的。因此，柏拉图之前的作者的东西就只有一些片段。

  萨福（Sappho）有一个很坏的名声，是关于女人的爱情的，最后这个名字就成了女同性恋的爱情的名字。正是这样现在很少用，仅仅有一些诗歌片段被引用。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一个作者朗吉弩斯（Longinus）写了一个论文叫《论崇高》。通过诗歌能达到一种美，也能在某种情况下达到崇高。崇高是一种状态，我们能通过文字表达感情的状态，因此就有一个构思或写作的技术使我们达到崇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作者举了这个例子，引用了萨福的整个一首诗歌，萨福仅有一首诗留传下来。（读诗）通过读诗，理解和误会同样可在一个文本中产生。故事涉及到的是一个男的坐在女的对面，非常近，听到轻柔的声音。他笑了，边笑边唱：“我真正的，我的心都跳出来了。因为在我看到你的那一刻，我甚至不能发出任何一个词，我的声音被打断，热流流遍我全身，我的眼睛发昏，耳朵也听不清了。汗水流下来，全身在抖动。我变成比青草还绿的。我想我自己已经死了”。作者是个女的，看到那两个情侣的亲密，描述自己的瘫痪状态，也就是诗歌写出来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感情。

  爱的文学翻译成色情是不准确的。当你读诗的时候，你幻想的是你爱的人在对面。爱的文字是一种理想状态，它描述的是一种欲望，会让你有身体的反应，这种反应是面对你幻想的那个人。你看了这种“色情”的文本，你有一个面对那个人的反应，类似“色情”。古典的作家就是用词来表达现实的手段来表达，如萨福好像是实实在在的描述一对情侣的状态。现在我要说的是，这首诗是用拼音文字构成的，它是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工作。文本中萨福提出了一个谜语：有一个女的，在她的裙子边有许多孩子。这些孩子没声音，但他们对她哭，这声音穿过大海波涛、整个大地，是对一个永恒的东西叫，对那些不在场的人叫唤，但那些人能听到。萨福问父亲，父亲说这些是一个现象，是一个母亲照顾她的孩子。萨福回答父亲说：你说的是傻话。然后她解释，那个女的是字母，这些孩子是这个字母的文字。尽管话语不是他们的声音，但他们在说（说而不讲，dire, ne parler pas）。尽管很远，是有一个人读，但是他听不到，讲的时候类似一个聋人。把萨福放在场景上和谜语中，她想要展示的是：字母是母亲的孩子，母亲是作者，作者就是萨福，是个女的。写的人是一个母亲，她所写的文字是她的女儿，在希腊拼音就是这样构成了诗歌。写诗歌的是萨福，萨福对着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就等于她写的诗歌。这时那个男人也在此。读者来到这个地方，靠近这首诗，靠近她（作者）坐着的地方。他通过阅读听到这首诗，听到了边笑边唱，写作的人是萨福她自己。她在写诗时就消失了，她的诗歌被读者发现，而她自己死了。因此，这诗歌准确描述了作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者，她消失了，正是这个作者死了，而不是她写的这个人。读者答对的是孩子，而这个母亲死了。这个生命就通过读者的到来而到来。这个读者读铭文，一个新的东西是意识与情感的唤起。与生命相对应的是死亡。读者读一个持续的东西，等于是读者与她的女儿发生感情。萨福写的诗描述她的嫉妒处在中间，她在消失。她的女儿——写的诗，是在一个男人的怀抱，可看到字母文字的在场有三个人。我不知道谁在说，必须有一个文本——女儿；文本在笑，同时在唱，但是没有读者就没有这个姑娘。如果没有一个女儿，就是两个人的场景。之所以笑和唱可能的是因为母亲生了女儿，即萨福写了这首诗。所以文字没有其它办法使之填补一个消失了的位置，文字起的作用是让死亡者讲。因此继续昨天要讲的，和中文做一个比较，字母文字是怎样产生形而上学和哲学。

  （提问：一个文本有三个人，读者、作者和文本。那么是谁在说？这个问题请再讲一下。）

  当我读时，我讲。但话语不是我的，话语是文本的。但话语的文本并不是话语的文本，而是作者的文本。但事实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文本能保留作者的话语，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的诗。这些词很可能并没有很好的翻译他的思想。作者须通过词找到他的思想，因此这个思想是死者的。我从来不知道是否找到，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提问题，这是一个我仅有的赖以支撑的东西。如拉康说有三个机制在讲：作者、文本和阅读的人，他想有一个变化是在作者的水平上的。对他来说有一种危险，因为当与中文汉字做一个比较，发现中国文字的技术不是复制声音，因此中国读者并不需要一个机制（被人称化）。这就规定了欧洲宗教的特征：是上帝是神在讲，一个哑神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欧洲宗教都在这三个机制里面，人向神说，同时神也对他讲。这个机制是被神所支撑。中国是讲“道”，道的运行或天命并不必然被个体化，人格化。当一个中国作者写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他的话语或上帝的话干预，而是所有的事物在说。在西方，字母文字的运作构成语言的持续性，是语言的话语。在中国，语言不同西方，是处于与所有事物的运动之间，中国作者在写的时候，呈现的是事物和运动的道，而不是个人的话语。字母文字让一个作者存在，而这种作者的观念在法国是被精神分析所批评的。

  （提问：先生讲中国作者写的状态是与事物运动同在状态，但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作者都处于这种状态中，这种状态是得了“道”的状态，如何理解这些？）

  如果我弄懂了这个问题，那么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困难的方面。在所有的国家的语言方面，文字是运用在整个生活中，用于交流，如要在网上采购东西还要精确说出要什么，这样别人才能带给你所要的。这样一种通读是容易实现的，在这种交流中我们停止了讲。这样一种通讯允许社会交流，社会制度很好运行，如网上订货问题，要正规收发，发送要符合社会规定。在这个水平上，所有文字书写都一样，在这个水平上我们总是试图达到最大水平的可能的翻译。这是一个国际的制度，类似联合国制度，人们总试图减少在翻译中的错误。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网上购物的例子是人们为减少翻译错误而更多地用英文。如人们都讲英文，许多误会就会消除。所有诗人、作家在写作中操纵了这种通讯工具，试图找到一种透明性。他们知道如果获得透明性，相互间交流就能实现。但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这就削掉了个人的独特性。因此他们更多地不是追求这种透明，而是尽可能说话，说那些没表达过的东西，因而没有一个到另一个的转化。为了读萨福的小诗，我们必须聆听这一课。你必须离开你的语言，是为了理解另一人在另一种语言而要求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不是不可能的。满足产生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这时文本有了很大的作用，就是离开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另一个东西，理解一个与你有区别的世界（它总是很丰富的）。在这个意义上得道的人和一般的人的区别是存在的。因此比较的标准是透明性，通讯的直接性。而如果没有一个高低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处在一个很难表达自己的语言中，我们感到丰富。当我做拼音文字与汉字比较时，并不是说哪一个更好，我想说的是差别，是想说在书写汉字时与世界、与他人有一种不同的关系，这关系不是一个哲学思想，而是已经存在于书写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差别，我讲的目的是让我回到我的语言中，我回复到自己的语言状态中（我刚才讲的三个机制）。这种话语使得分析家的训练在另一个地方，不在大学里。但这种对话能帮助分析，最好是在大学中，能导致一种移植，理解自己和文字的意思。所以你的耳朵必须要得到一种训练——你能听到分析者说的。不是说分析者所说的是很复杂的，而是听到了分析者这样说，如，当时霍大同在巴黎，他能讲一点儿法语，因为吉布尔在此之前，受到了许多的语言训练，使他能够听到分析者霍大同在说什么。现在能做分析是因为霍大同的耳朵得到了许多训练，对理解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关系做了许多工作。有一次在分析中，霍大同问吉布尔先生是属于哪一个学派，吉布尔回答，是不讲语言的学派。

  第二讲讨论 9月24日下午15：00—17：30

  问题1：语言有两个基本功能，最早是用于命名的，第二功能是交流，如果只考虑第一个功能，文字更直接，尤其是象形文字；但考虑第二功能的时候，声音更直接。我想问哪一种功能最基本，文字与声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居飞）

  图一：

  回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要站起来。原来准备在讲亚里士多德时讲，不过今天我还是尽量讲一点。今天早上最后一个问题好像与你的问题有关。关于交流和效果是相关的，深深停留在语音上，这是诗歌的功能，它找到一个方法表示一般在教育中不能说的东西。今天早上已回答了一部分。你的问题是哲学性的，你问语言是什么，好像你受到了英国哲学的影响，答案会是很武断的，这不是我的原因。对我来说，我不知道物与语言的关系，没有语言有这种关系。

  居：但是中文有，如象形字。在某种语言中，我们想象我们接触的东西，同时想象字与这个东西有关系，正是这种想象的功能。

  回答：弗洛伊德质疑这个想象，弗洛伊德说，实际我不知道的东西对我的梦才是有意义的，做梦的人不知道它的意义。每天晚上我做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产生梦，我不知道这个梦能告诉我什么。因此弗洛伊德说梦就是一种语言，与东西无关。要是我继续想象这个东西，我要做的是编一个梦的词典《梦中的象征》，每一个象征都有意义，且与性有关。因此，弗洛伊德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发现在梦中有一种语言所创造的句子，这句子和梦外的对应物根本没有关系，不过还是有意义。因为按弗洛伊德的意思，身体的欲望让它实现。实际上做梦不是实现你的欲望，而就是你的欲望，梦就是无意识，不可接近的无意识。我自己能做的只是提出给我留下的一些图画，精神分析从分析者所说的梦的缩写的部分开始工作。就像拉康说，从梦中留下来的东西是图画，是一种材料。在实践中，分析的工作就是用这些图画来创造一个故事（有关性的问题）。

  居：这里可能有个问题可能误会。事物确实无法知道，但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心理图像，另一个是从语言中获得。

  回答：我想问，当我脑袋里有一个表象的时候，它会不会是没有名字的。

  居：它可能没有名字，只有当两者联系在一起才形成一个概念。

  回答：但是你把二者分开了，你认为二者不一样吗？能不能只看一个，先看上面的，再问一个问题，表象没有名字是什么？

  居：是一个心理图像，如我心中有图像，一个杯子，我就说出是杯子。

  回答：你指的是什么？

  居：指杯子，因我心中有一个图像。

  回答：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名字。

  居：当我们不知道某个东西是什么的，或只有图像而没有名称，心理学上说，应先有物表象，再有词表象。如Abibon先生认为：词是围绕在物周围的边界。（图二）

  回答：如果没有看见就没有，语言不是自然的。他在中国出生他就讲中文，我不在中国出生，所以我不讲中文。共同点是我们应该怎样学说话，因为东西和语言之间没有关系，只有中文可能是这样的。如果词与东西有关系，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翻译问题，不仅无联系，词也可分成两半，它本身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在书上的。为什么不存在，因为只是一个想法、一个概念，与所说的东西是一个东西。就像几分钟前，你看一个词，想象这是个什么声音。现在语言学所说就是能指和所指。

  拉康把它的掉过来，几个能指连成一片形成言语，这个所指是一个我们不能去的地方，词和物之间没有一个清楚的联系。

  更深地讲到一些细节。Abibon先生的工作是：他试图利用词的表象和物的表象的概念（都是弗洛伊德的术语），并把它们移到拉康的书中。拉康说索绪尔嘲笑了弗洛伊德，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是象语言一样的结构。拉康说列维·斯特劳斯用的是结构主义，而拉康自己从不用这些词组，拉康的工作就是用些方法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放在语言学中，但肯定有误会，他的工作也还是有一些的问题。

  居：这次先生你来工作的一个主要方向是词汇的翻译，下面我就问一个翻译问题：如果词与物之间没有关系，而是任意的话，那么，如果我学法语，如中国的椅子，我是怎样把法语的椅子与中国的椅子对应起来的？如果没有图像，我又怎么交流呢？

  回答：小孩不是在看东西，不是在读名字，而是模仿母亲的声音。他明白他读名字是从大人那里得到一个声音。他很高兴，他不停地重复这个词，它可以表示很多东西。慢慢的，他学会了“书”、“瓶子”等等。但这个过程不是很重要的，那时他已经能够开始学习说话，我们只是帮他丰富词汇。小孩哭时是想他妈妈过来，他的记忆一定是在语言中，记忆把孩子拉进语言当中，因为他专注这样的事。慢慢的，小孩子可以听到他所说的。实际上这个词命名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

  居：如果没有词的确定，如何在翻译时将这个东西用法文与中文对应？

  回答：不可能。不是因为一个翻译不能，而是我们必须有个最低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理解和对应的限度。翻译不可能是很准确的。

  问题2：你上午讲，希腊词最早用于工艺家，是一个陶罐用第一人称说话，自己就成了这句话的载体。我想起，在希腊这样文体语言的用法对后来的思路有影响，他的思考的特点是由载体——实体——主体，是不是这样的？中国也这样说，但中国不这样。（高小强）

  回答：这个连接太快，太直了。早上用萨福的例子，在诗歌中，萨福说自己是作者，载体是那个对象（刚才说陶罐是载体）。谁是那个作家？是那个消失的作家吗？这里有一个问题的主体，但是哲学在考虑主体的问题时，矛盾会把你的想象挡住，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一和多样性的矛盾”，“动与不动的矛盾”会挡住主体的想象，那时就是想指出动与不动的矛盾。在中国这个对照不是绝对的，一个不断运动变成另外的。在西方思想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完全分开（一和多），从亚里士多德时候开始，以前没有这种分别。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亚里士多德说，不论怎样变化，主体就是一个不能动的东西，拉丁语中移动的东西都是上面的，主体的问题是主体在不断地消失而又回来，这个概念如在精神分析中主体要回来的一样。一般来说，哲学或者有主体，或者没有。

  问题3：关于梦，在2千多年前，我国庄子梦见蝴蝶，我想问，在精神分析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象征？庄子醒后问，是蝴蝶梦到我还是我梦到庄子，那么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庄子是什么心情？

  回答：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的是主体正在消失。说话者说我做了梦，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是庄子，还是蝴蝶。当然不是一只蝴蝶在说话，这时名字的认同在变化，就像刚才回答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能命名自己，我们不能替代他做一个主体。我们唯一给他一个名字，实际是因为一个人不变的记忆（醒来的时候可以记忆）。尤其是在晚上睡得很香，喝了很多酒，你不知道你是谁，在半睡半醒中这种认同是模糊的。还有一个小问题，做梦者是不是那个讲出他的梦的人，这是一个分析中不变的情况。一般来说，一个解释（分析或者分析的效果）是他的，“不是我，我没有做这个梦，不是我有那个欲望”，这就是这个人，否定就是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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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Nos (放弃你的签名吧！) 组长 楼主 2008-05-23 10:11:28

  　

  精神分析与哲学

  Laurent Cornaz

  　 第三讲 　

  9月25日9：00—12：00

  我们继续，我正在和你们一起做个旅游，我用最慢的速度转这一圈，因为我知道我把你带到的这个地方离你们的思想模式是非常遥远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点——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开始有分叉——这一点就是语言，正是精神分析的地点。因此，我认为走这一圈是必要的，我走得慢，但路长，就像法语说的，我必须慢，一步步的走，否则我们就不能前进。据我所知的是拉康关于语言的事，语言使我们每个阶段都相同，尽管这个论证过程（你们认为）很困难，因为这个主题就很难，你们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一步步地继续往前走，也许问题就会变得清楚。精神分析的工作是要求你们在思想外思。但我们从不能离开思想，正是这样，我说是一个旅游，为了发现新的东西，我们必须移动。我本人走了一万多公里来看你们，同样我们的旅游让你们也做了一万多公里的旅行，因此我继续。

  今天，如我有时间，我将同时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有非常多的文本，就是说，有非常多的人在长时间里重新拷贝了文本，这是你们非常能理解的。当时人们在很多世纪中复制文本，一代代的人和文本在一起生活，人们称之为文化。这也是一个现象。人们通过语言传递信息，以至于孩子在学文化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学习什么，它完全变成了一个自然的东西。这些文本就类似一个基石或海港的抛锚点。使人们与他们思想的起源相遇，这样一些东西在中国也做同样的事，因此是个典型的古典的方式，是一个表达，是一个规定文字的文化特征的方式。那么我要求你们回到古代文本去翻译，这不困难，因你们已有这习惯。困难的是，我用的文本是讲另一种语言，特别是用另一种思想的文本。因此到现在，我们从希腊文字开始讲起，这让你们思考。在希腊文字总是与一个对话情景连在一起，因人们用字母来记录东西（另一人说的话），如你们没有忘记这问题，你们就有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点。因此，当你们拿到一个教育文本时，你们发现文本总是提出一个问题“谁讲”，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必须提另一个问题“谁说”。因为不存在一个文本（文本没作者），尽管作者不出名，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一神教是建立在一本书上，人们认为作者是上帝，字母产生于一本由上帝写的书。当然，当上帝在写时，所写都是真的，也因此整个欧洲一神教得以建立。当我提出“谁写，谁是作者”，也许就会让我看到一个中国古代文字与欧洲一种文本的差异。如《易经》，有很多评论，人们总说是孔子写的，但并不是因为是孔子写的就很重要，是书的内容构成其所值。

  文本的意义就在于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上那些才是有意义的。智者成圣人，通过读书和智慧，目的在于他们能理解宇宙。我们说《圣经》能起差不多的作用，但有一区别，因为作者（创造所有东西的创造者）有一话语表达了人类的真理。读《圣经》的信仰者面对的是一超自然的世界，始终有一个在现实人的世界或神（死后）的世界之间的切分（断裂）。我不在这里（作为精神分析家）讲希腊的字母，我试图给你们展现这宗教在西方的创造，这宗教是和一个字母连在一起，为什么? 这字母始终假设另外一个超越者——上帝介入了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彼者的位置。下周我将与大家论证，这样一种宗教现在如何在西方构成，精神分析怎样诞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但我们必须先将路线勾画出来才能理解精神分析的位置。正是这样，才能理解拉康“大彼和小彼”，才能理解为什么说进入大彼是有一个横杆挡住了的（横杆一旦被挡住，就无法理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是我们从来不可能知道彼者的思想，甚至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自己如何思考，如果是弗洛伊德说了某些事情，那就意味着我不知道我如何思考。我的梦向我说某些东西是我原来从未想到的，我的梦是能指的代表。在这里，自己是一个载体，我的愿望居住在那儿，但我不能控制它，因为那个愿望不是抑制的结果。由此，梦向我指示说，我不能进入彼者，而这个彼者就是我。因此，这是弗洛伊德的发现也是拉康描写这个发现的方式。我稍讲得超出范围，我本来在山脚下爬上山，但我却坐了直升机上山，现在我们重新从山顶下来，重新谈柏拉图。

  在一神教产生之前，我选择柏拉图的对话，共26个对话。柏拉图当时创造一个学校，叫ACADEMI，是文化学校的意思。很多学者说当时柏拉图的教育是口语的，类似今天我们这样将学生集中在一起。为什么这样，因为在这个学院柏拉图讲的东西能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因而要进他的学校必须有所准备，如在学院大门上写着“不懂数学的人不能入门”。我们现有的柏拉图的著作，实际上是为了学校之外的人。文本是一些对话，如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这显示了有些人（可能是未来的学生）的典型的问题在学校里处理，实际上它类似一种广告为了吸引外部的学生（相当于一些宣传册，而不是稿子），真正的教育是口头的，是不能转成文字的。

  因为哲学在那时是非常时尚的东西，不是思想的系统，而是在这城市的生活方式。因此只能在学校内口头方式讨论教育。《费德罗篇》即此类型的对话，处理的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存在一种转换，是通过话语的形式转换外部的形式，进一步说是通过书写。柏拉图强调一个唯一可能传递的方式，是直接在弟子的灵魂上书写（是一种用看不见的字母书写），柏拉图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口语传递转成字母文字的社会的转折过程中的思考。柏拉图和他同时代的人都非常恐惧字母文字。对柏拉图来说，这个拼音文字有可能摧毁人类社会最好的东西——人类的智慧。

  为什么？如果智者的话语被书写，如同西方文字是讲出的话语的文字，任何人都能读，并记在心中，他就认为他是智者，尽管他不是。更糟的是，那个认为自己是智者的人，就会成为智者的同类。他就会假借智者的话，自己说出来，然后称这是我说的。就类似在大学中的一个好学生可以重复其师父的话。对柏拉图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灾难，他认为成为一个人应该能在自己的话语中找到话语的源泉。因此柏拉图就要一个东西在灵魂中书写，能触及学生的心。

  下一个问题：在古希腊师父与徒弟之间的爱。一种传递可能仅仅能在爱中传递，在希腊这种爱是不平等的。那些学生都是一些年轻的男孩，刚度过童年还没进入成人之间。这些年轻学生的美在希腊是界于感情与性感之间（柏拉图有专门的理论说这件事）。这些年轻男人身体的美是来源于上帝的，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得到，人们看到这种美是因为一种光线投出去，然后反射回来。人会感到那种激动，然后传到心理，这就是爱的现象。这是某种脱离了意志控制的东西。在人们中间意志力是最高的，而美则更高于意志，因此是属于神的。只要是逃脱意志控制的东西都有一个东西在控制它，管理它，这就是爱神。“EROS”爱神是个小孩，有翅膀，如一个少年长到成年，就有一支箭射中就产生爱。这箭就是刚才说的，美的感受穿过你的眼睛进入灵魂，就像箭一样射中灵魂，而产生爱。成人在处理爱的时候常常有个问题。正是这样，处在爱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希腊并不是完全高兴地说：坠入爱河。因此，有些文本说：我在街上遇到他，爱上他是一个灾难。年轻男人属于雅典的公民，因此有一禁令，禁止两个男人相爱，如果两个男人相爱就是鸡奸。而那是发生在战争中，胜利者对另一人污辱的方式，因此不能有这种事情，否则就会开除出雅典公民。在雅典贵族中间，男性少年间就维持了一种亲密的色情的关系。因此，对于这些小伙子来说，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少年与他们的师父之间就维持这种关系，但是他们认为失掉他们的尊严（听从他们的师父）。在古希腊的陶罐中能看到这种图像，成年男人的生殖器是凸起的，对于少年则没有。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定的紧张（在希腊教育中的不平等）。少年长大了就可以离开师父，做别人的师父，重复做师父做过的。

  EPHEBE__EROMENOS

  MAITRE__ERASTES

  EPHEBE是“小伙子、少年”，EROMENOS是色情的男人，师父就是MAITRE（法文），希腊语是ERASTES。始终有一个词根。

  希腊就用这种性关系讲文字和阅读。我们现在能找到很多古代写在陶罐上的很多片断，就有一个便条是一个少年写的。他不高兴他的同性情人将与另一人结婚，在婚礼那天他不高兴，他就将这个便条寄给她的父母，说是为了她：如要结婚的他爱他，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他结婚，但写便条的人恰恰是一个鸡奸者。（我与他有同性恋）。他是个报复者，非常悲伤，他爱的人不能和那个女人结婚，就通过这个文字来报复。爱进入了师父的眼睛，文字也通过眼睛进入了阅读者。读者被文本所附和，也类似于被爱箭射中，读者处于被动的位置上。小伙子利用文字，让女孩家的人成为读者，处在消极的位置上。结婚那天，父亲收到这文本（类似于祝贺信），按习惯必须得由父亲面对客人大声读，最关键的词在文尾，父亲必须当众读完。此时，父亲处于最糟糕，最丢脸的位置。因此，这个信的隐喻，就意味着读者和作者间的关系。因此，柏拉图拒绝文字传递，它是一个羞耻的传递，类似于师生之间有一个性的关系。

  柏拉图试图转换这种爱的关系，将这种不平等关系转成平等。这种平等如果可能，就要面对大彼。柏拉图指出，存在着的每一个事物的真理在那边，我们现实世界的真理，仅仅是个复制。因此，柏拉图进一步考虑，少年的美并不是美的真理，而仅仅是一个观念的美的图像。柏拉图想做的事情是转换这种关系，保留这种爱。因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柏拉图说：爱是那边的东西，而不是存在于“EROS”上，而仅仅被“EROS”复制。阅读一下《费德罗篇》中的对话，是费德罗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埃及关于文字产生的谜语，或者是秘密，有一个对文字的批评反对。读了这篇后，就会明白这种反对。

  （黄作先生朗读《费德罗篇》 引自《柏拉图文艺对话录》 朱光潜译 168、170页。） 苏格拉底：不过轮到文字，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

  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像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 苏格拉底：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罗，在这一点上它很象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象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板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像有知觉在说话，但是等你想向它们请教，请它们把某句所说的话解释明白一点，它们却只能复述原来的那同一套话。还有一层，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的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他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如果它遭到误解或虐待，总得要它的父亲来援助；它自己一个人却无力辩护自己，也无力保卫自己。

  柏拉图处理的文本，当人们询问时，它总是说同样的东西。为了讲这个，我们就要谈到字母，因为字母再生了话语。要读柏拉图就要重新找到柏拉图所说的，我们在读时就是在询问文本。文本与读者始终有一个差别，文本总是说同样一个句子，而句子是字母文字产生的。因此，文本失去父亲，是个孤儿。刚才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类似性的关系，作者与文本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这时，我们逐渐进入西方思想，他者面对我，我面对世界，这些位置都是固定了的。在这三个极之间有一个关系，不同于二极关系。这样一条道路不是中国思想的道路，在中国思想中，我们不区分两者关系和事物。区分一个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术语和术语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到一个父亲的问题。因此在西方背景下问题是成为父亲这样一个事实，这和孩子如何成为父亲有联系。孩子要变成父亲，就必须消除父亲，才能占据父亲的位置，因为只有一个位置。

  （秦伟提问：柏拉图恐惧文字，为什么？为什么柏拉图把文字与性关系等同？）

  不是柏拉图一个人把文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性关系，而是很多人。在雅典不仅仅在贵族，在公民中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在希腊可以看到这种问题，在希腊的教育中存在着师徒间的爱。柏拉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这种爱是美的观念的影子。对你们而言，你们的观念也是我的观念，我希望你们说这些东西对于你们来说是否重要的，我讲的是重要的，是因为我是西方人，但中国的东西是不同的。（柏拉图）我们看到是个屏幕（相对于实物），少年的美并不是由他的身体唤起的，而是独立存在的观念的美的投影。这个美的观念是看不见的，柏拉图就做了一个区分，看不见的真理和看得见的东西。我本人觉得对于中国的道路而言，用这样一个屏幕隔开是不必要的。看不见的已经处在看得见的东西里面，看得见的并不是做屏障隔开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已经包括了看不见的。这方法紧密地说明了，你们的书写与我们的书写之间的关系。字母文字相对思想产生一个屏幕，思想在后面，在另一个地方。正是这样，文字让柏拉图害怕。因为有文字的话，我们就能思考，文字包括思考。我们可以背下书写的东西，而变得与智者一样。因为字母文字能允许忠实记录作者的话，作者不在时也没关系。六岁的孩子可以读，能用字母读就意味着他什么都能读。在汉字中，我们永远在学习，如果我们多认识一个汉字，意味着我们多发现世界的一角。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对中国的孩子来说，世界并不是一个屏障。

  （黄作提问：现代西方思想界关于文本理论有很多说法，但是目前主要是强调文本自身的作用，而没有强调读者和著者，如罗兰-巴尔特认为在文本中，著者已死。）

  必须从开始来谈。开始时柏拉图说作者、文本和读者，从这三个东西开始，西方哲学探索所有的东西。当然我们有许多哲学，柏拉图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他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以后西方哲学家通过各方式与之联系，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柏拉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出真理的要求，拒绝文本是真理的唯一的携带者。柏拉图之所以是任何的西方哲学家不可绕过的人物，在于他指出真理是文本、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的游戏，因此，真理不能简略到一个位置上，这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游戏。在希腊，真理叫“αληθεια”（去蔽），词涉及到一条河，这一条河是所有死者都要穿过的。喝这个水，就忘掉过去存在的，记忆就消失了。“希腊的真理意味着不要忘记”，因此，真理对于西方人是有记忆的，没记忆就没有思想，你必须保留记忆才能思考。因此，在文本与客体的东西之间始终和刚才三者联系在一起的。继续做一中国的比较。当然，中国有主客体关系，但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推向两个极端，是个位置问题。很高兴我们正在做这事，是你们让我这样做，我之所以勾划这路线也是因为你们。我们真正的工作是理解差异在何处。如果我们理解这差异，他者就不完全是一个他者，尽管他者仍然保留着差别，但我们知道差异是怎么回事，这种话语和对话就变得可能。就不需要大家处于一个同一性的状态来处理这事情。因此，我就能理解这差异始终是个差别，使我有可能与他者对话。这对话并不是交流，交流的假设是相同的问题。真正的话题是我们讲差异，在差异中讲差异，如我们不认识差异，我们就害怕他者，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而总解释他是危险的。我们总认为自己有罪，我们是因为并不理解他才把他看成要惩罚我们。因此，我拒绝他者，这是种族歧视的起源，是建立在他自己的问题上的，而不是他者。解决种族主义的方式并不是说“我爱你”，不是等于用一个面纱来遮避自己的问题，而是去理解他者说的事情是不同的。这种差别引导了他的逻辑和信念，这正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亚里斯多德是一个极端严肃而固执的人，他紧紧抓住了柏拉图的问题不放开。对柏拉图来说，有一个言说真理的可能性，且并没有停止在表面。那么，讲真理，寻找真理是通过表象来领悟实在的真理。对柏拉图来说，能做这个的东西就是数学。因数学是在现象外，计算事物间关系的科学。数学用一个精确的方式来定义事物，如有一个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三个角相同，这个定义是完美的。但每个图画并不完美，三角是他的定义，不是我的图画。这就是真正的知识。相对于另外一个现象的知识。意见是我的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错误的。是否是真理，不依赖于我想不想，三角的真理不是依赖于我想的，是真理。哲学是一种工作，让我的想法与真正的知识对应起来。因而亚里斯多德非常严肃对待此事，提出新的问题，建立一个真理的文本。讲一般性事件，然后对世界进行分类，想构造一个科学，包括尽可能多的事物，这个思想就是真实的知识。为此，他就寻找所有真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是研究“是之所以为是以及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其所是的是）”。亚里斯多德给的是一个客观性，必须有一个客观的真正的知识的科学，那就允许对所有的事物说它的真实，尽可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这开始成为西方一个伟大的工程，抵达了１６、１７世纪的西方科学。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讲存在”，存在（亚里斯多德建立科学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对于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所有事物的收集，它整合了柏拉图的思想，存在是支持事物的次序，使这些事物呈现原来的状况。正如此，亚里斯多德创造了他的科学，因此必须考虑在何种基础上科学如何发展，这个原理就是非矛盾原则，即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也是另一个事物。正是通过这一原则，才能发展出科学。亚里斯多德马上遇到一个大问题，他做了所有的努力做一个关于时间的科学的所有的学问，遇到的时间是活的，在运动，而这运动是在这个位置同时也在那位置的状态。在此，遇到一个真正的差别（西方与中国）。亚里斯多德做很多努力，他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中国处理问题是用《易经》的方法，处理的是变化，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易经能处理在于作者与读者的问题没提出来，读者与作者之间并不是个问题。对亚里斯多德来说，此问题建立在他思考世界这个问题上，我能写三角的定义，我始终遇到的是书写的屏幕，我是一个字母的阅读者，真实的三角并不在文字中，因此我总是在意见之中。通过文字我不能达到真知，因此这有一个紧张。也许你们始终认为我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并不提出这个问题。如易经并不提出真理在事物之外，就像“爻”这些东西。宇宙运动在八卦之中，不在之外。对西方，他们写的总是不在那的东西。真理是不可进入的。在某种程度上真理是整体记忆，这个整体记忆在上帝那儿。因此，对于亚里斯多德，他虽然提出非矛盾原理，但他不能证明这点，就不能让其进入人们的思想中，使人们认为这个原理是真理，不能使他与其他人分享。首要的原则他无法做一个证明，而不求助于这原理本身，不能证明A=A。当我们证明Ａ≠-Ａ的时候，就要用此原理，亚里斯多德希望这原理是真理，同时也是基础。但亚里斯多德发现，希腊物理学家在研究时间逻辑时，并没有用这个原则，由于他希望这个真理是真的，认为这些物理学家不能在这原理之外思考，但他又不能客观的证明，怎么办？我们仍然还在西方文字的道路上，证明始终与他者联系，亚里斯多德需要一个他者。亚里士多德对他者说：你们讲，如果你们讲我就能证明它不是相反的东西。我们仍然能看到三个对话的范畴。他不能证明，这个证明在这个原则上或之下。他不能证明，所以他必须沉默。他想让他人说这条原则不是真的，于是就让他们说。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物理学家HERACLITE（赫拉克利特）讲类似庄子讲的“我们从来不会穿过同一条河”和“同样的东西不存在”，因此他否定这原则。和他一起的物理学家都应该是智者，PROTACORA（普罗泰哥拉）是亚里士多德的对话者和提出质疑的人，还有诗人也是。他们说那个文本我们能读，我们能够理解A不是非A。这些东西对于讲话的人来说能支持他们的思想。因此这些讨论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支持他所认为的。亚里士多德说：当你们讲时，希望讲你们想讲的就能达到的非矛盾原则。某人讲，同时他支持他所讲的。我们不能讲不支持的事物，然后说他们是真的。如说一个东西是又不是，正是《易经》的立场，与之相连的真理的定义是不同的。另一些人并不支持他们所说，仅仅是为了高兴而讲，因此他们能讲矛盾的东西。在此，这有另一战略，词给了一个意义是：我们就必须讲话语本身（物质化的词，就是字母记录下来的声音）。因此问这些人：说这个词是为了说这个事还是为了说那个事。这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说话的人认识到说的是某些矛盾的事，就把他们带到背景下（见下面法文标记）：

  他们为了说话的快乐而说话 ils parlent pour le plaisir de parler

  他们回忆他们所说的 ils souviennent ce qu’ils disaient

  不可证明 indémontrable

  在亚里士多德的地方碰到另一种人，人们都同意我们讲话能讲矛盾，他们能维持所说的。这时亚里士多德的判断是可怕的。亚里士多德的判断：这些人（智者）比动物还低等，类似植物，无权属于人类。这些人就是分析者，因为精神分析的原则是你说到达你头脑中的事，什么都说。我们能看到，精神分析是从西方哲学冒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发现了分析者，在2000多年前，即用了2000多年来等待精神分析，因此精神分析学家不是哲学家。

  第三讲讨论： 9月25日15：00—17：30

  问题1：在上午你讲到柏拉图，主要强调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后我不知是否与法文的一致。文字的传递是一个耻辱的性的传递。如同师父与徒弟的性关系，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字传递可以等同于性传递，尤其是男性间的传递？（秦伟）

  回答：在希腊，可以接受教育的主要是贵族家的男孩，真正的教育这个词可以说得重一点和轻一点。轻一点是指教育就是欢迎小孩子，告诉孩子在社会中应该怎样生活。重一点是：教育是给他一个计划，让孩子实现这个社会的想法。雅典公元前5世纪，就有一种学校强调这种教育，小孩要离开家，有一个男老师，他们的关系有性关系。小孩开始长胡子后就不是小孩子，就不能再接受教育，这种教育在学校3-4年就结束了。有一般的教育，也有性教育。强调体格的训练，训练成武士。5世纪这种教育发生一种变化，越来越知识分子气。能统治人们的是能讲话的人，在雅典，有些家族（最厉害的）最能打仗，因而能说服别人，但有些家族是用说服：“你们需要的是我”。法国政府的地方是个圆形木板，上面写着法语：“规则，最重要的是规则”。有最主要的任命，都要在这个小院子里，都要讲民主性的对话，写法语。在这情况下，有一种人“sophist”（智者的意思），是能讲话的人，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想法，只会讲话（如政府中的人），你给钱他就替你讲话。“sophist”给他的学生教的不是智慧，而是一些如何说服别人的办法，就像广告公司所教的一些微妙的如何说服大众顾客的方法。但柏拉图认为这种情况很糟糕。实际上，sophist对学生的影响不好，不要忘记了苏格拉底被谋杀了，他认为sophist对学生不好。不要忘了柏拉图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努力写的东西是强调苏格拉底是好的。但是苏格拉底从未写过东西，他反对sophist。有一种问题在这里，这是一个矛盾，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是不是也是一个sophist？柏拉图也是口头讲，柏拉图的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正是这一点，他强调书写语言不能用来教育，今天早上所说的也就相当于这一点。书写是一个被打死的鸡奸男人。（重复今天早上讲的例子，谁看到这个便条，就是被鸡奸的过程。而老师与学生之间有这种关系，是耻辱的）。sophist与学生之间是靠写来传递的。看书是大男子主义的，因为看书的时候你对看的东西没有影响，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要求老师继续爱上那个学生，不是爱他的身体的表现，而是爱在表现的后面的美的观念。同样他不想用写的书来教育。真正的教育的方法是师生间不用字母，柏拉图的这个意图就是老师是在写在学生的灵魂上，通过话语定居在学生的灵魂上，柏拉图的工作，同时也是教育中的无性化教育，即柏拉图式恋爱。

  问题2：为什么文字是一个屏障，在人类与真理之间？

  回答：这永远是个老问题。语言这东西，字母让你看得见，语言一部分是耳朵听见而看不见，拉丁字母要分我能听的和我能看的。读者的工作是通过这些唯一的字母抓住语言的意义。矛盾是一个东西，是无声的但却是表示声音的，读书先是解码。为了接受西方教育就得学会书写拉丁字母。读书一直有两点：一是去找字母的声音；二是通过声音寻找意义。小孩学习，先是说出一个声音，最后他问他们是什么意义，“我读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不知道是什么意义。这是文盲，应该解码，允许解码的是让他能看他不懂的东西，这是二个步骤。老师要强调孩子说出看到的东西的意思，这比第一步更重要。第一步是自发的，看到拼音就能读，眼睛通过一行行句子，而且写是能震动他的。一个西方读者在阅读时遇到不懂的文章就不能继续读，如果遇到困难，就回到第一步，自然地就像小孩子那样发声。屏障是因为书写是话语的一个表象的声音。根据我的想象，中文是这样，用中文读写对他没有二个步骤，只有一步，即二者结合起来工作。中文字是声音意义同时来的，不能分开。书法家写诗歌时同时有诗歌汉字的意义在里面（一个动作中就将二者合二为一）。我不停地讲分离，实际上是在中文中不一定是需要的。但这一点在西方文学上是一直存在的。像足球比赛有一个场地，但没有一个场地要求西方与中国哲学相遇。他们有各自的场地。弗洛伊德是西方来的，无意识与任何一个说话的人有关，当然你的无意识只能通过自己的语言来接近，所以精神分析在中国会有自己的方式，只会有一个中国的精神分析来解决中国的精神分析中的问题。但中国有一个危险（像美国一样）让精神分析变成一个哲学，包含世界物的哲学。作一个西方人，荣格开始接近中国哲学，但是荣格在那一点上并不是精神分析。

  问题3：你所说的老师与徒弟间的鸡奸关系是思想上的还是身体上的？（李霞）

  回答：是身体上的。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是柏拉图讲的精神恋爱；一是身体上的，是贵族间才有。老百姓不太接受教育，尽管有一些民主，但95％是奴隶，没有钱，不受教育，每一代都像父母一样，不会变成贵族的。实际上这种现象不超过100年，只有几十年。性教育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小孩来说，一边是遵从老师，一边是克服老师，这并不舒服。这还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现象，在许多地方女人不应得到性的享乐，只有男人在得到此种快乐。最近几十年还是听到一个女人不能得到快乐的话，小孩也一样。如果小孩得到快乐，就是教育没有得到成功。但为了解决，有一种很特别的方法（一种仪式），是一种表象，老师在这个性行为（老师是通过学生的腿间来做爱）中象征胜利。如果老师爱上这个学生，是很危险的，学生应该拒绝。柏拉图反对肉体的爱，然而爱是师生间必须的感情，但应有其他的形式。柏拉图认为在爱中应该是一种观念的美的传递。学生喜欢看书和喜欢鸡奸是一回事，不要太喜欢看书。柏拉图认为需要爱，老师要将爱的意象写在学生的灵魂上。

  我刚才讲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西方思想很长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这是为了强调，剩下的工作是可以被重复。还有一个先生发现中国哲学和西方无意识没有联系，这是你们可以研究的。人的关系中有性的关系，有爱欲的关系，通过这个弗洛伊德才发现无意识，他看到了别人不好意思看到的爱欲。小孩也有爱欲，爱欲不是成年人才有的，而是生来具有的，这个欲望在人的身体里就像语言在人的身体里一样。这是拉康不断重复的，语言结构存在于身体中。精神分析中只看中语言，要么听，要么说，是因为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之间有爱欲的部分，爱欲部分是孤立于性行为的，与性行为无关。在这个结构中，不是让性在社会现实中实现，而是让它冒出来，不用理性，也不用客套话。在实践中回忆与爱欲有关的事情，这个实验不要超过语言。如分析者与分析家有身体关系，就不是分析了，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在社会中实现一个爱情故事，那与分析实践没关系。所以分析与柏拉图做的有关系。柏拉图区分了爱情与爱欲。但精神分析中什么都有，不超过说话，你要通过说话表现无意识，在分析中，如你谈到爱欲，你也会感到爱欲的感觉，那时，我会给你一个耻辱，也能得到教育。在精神分析中，有一种把爱的感情压抑下来的情况（一种感觉，你一直想说却没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通过分析规则，一个人无法回避那些冒出来的情感。分析者不会说，不帮助你，相反，他希望了解你的情感，在这里是宣泄这种情绪。分析者希望他说，但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说的。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没有一个对视的关系，这就有一个保证，二者之间没有爱欲关系。这是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的区别，在一般的心理治疗中，有什么问题，也要干涉。精神分析的作用是与你的现实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话语与现实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分析中，对分析者是很困难的，要碰到的是一个说话者的孤独，但就是通过个实验开始影响你的无意识。而在心理治疗中却不能达到，一般的心理治疗也是一种帮助，但精神分析与之无关。这就是精神分析为什么那么猛烈（就是自己在说话，自己发现语言中的爱欲），为什么他说这些话，哲学都是绕过这些，我刚才的态度有点过分。我不是想吓住你们，是想让你们明白什么才是这个学科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和实践，不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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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Nos (放弃你的签名吧！) 组长 楼主 2008-05-23 10:11:52

  　

  精神分析与哲学

  Laurent Cornaz

  　

  第四讲 9月26日9：00—12：00

  我们继续。我们非常快地到达了希腊哲学的两个顶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们能看到在那种意义上对他们来说语言是中心的。因此这个问题（作为事物真理性的问题）总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仍然是语言，如：我们怎样能认识世界。那么这问题就在于，我不知在哪一时候，语言给我们一个进入，或者是这个堤坝将我挡住。对西方人来说，语言始终是堤坝。是因为文字使语言成为可视的东西，做一个屏幕。在书写中使它成为可视的并不是词的意义，而是声音，即我们能听到的。如用这种方法，声音就孤立于空白纸页，这时，语言起了一种物质性作用，意义就是纯粹精神的。这二者是分开的，把它们重组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讲话时能否认识世界，正是这个问题就造就了整个西方哲学，因此整个西方哲学引导人们推动哲学的动力是：我是否能认识世界，我们怎样确定好坏，依赖于我们能否认识这个事物。我想重复，一种紧密联系在语言与哲学中的，差别是汉字与字母文字作为文字的两个方面。汉字在空白纸上书写的是语言，当他们在写的时候，并没有区分声音和意义，在写汉字时同时写了声音和声音所包含的意义。因此，虽然中国提出了与西方一样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依赖于一种可能性，就是“能否认识世界”。比如公孙龙没有一个奠基者的位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奠基者，公孙龙并不是中国哲学奠基者。中国哲学的奠基者是孔子、老子和庄子。他们直接讲“道”。当一个中国的圣人在发展一种道的理论的时候，同时，他们也是在讲知识。道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而在西方，有一个先在的事情是他不确定他们是否能认识事物，他们被这个问题（我们能否认识世界）所困惑，这问题不可能使他们走得很远并解决。在这路上，中国一直走，而西方则停下了。正是这停顿影响了西方的思想。这正是西方的思想，正是这样，对话才是困难的，中国哲学家指责西方哲学家停顿在那里，相对地，西方哲学家指责中国哲学往前走得很远，但没看到问题，因此没有解决。因此，我们很困难讲同样一个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做个间隔，离开哲学。

  对我来说，在四月份会上，我对大家提的问题有兴趣，所以就来这里。我是在哲学以外来讲这些问题。精神分析不需要和某种特殊的哲学粘在一起。对于哲学家来说，什么都讲，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基础，这就是一个真理。所有人都讲，讲的不一样，因为没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并不是为了思考而做分析，如果处在分析中，仅仅讲就可以了。正是这样，我说，精神分析是哲学的祖国或者家乡，尽管精神分析产生于西方，但它仍然可能成为所有讲话人的东西，精神分析并不是思考这或者那的事物，是面对话语，面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因为话语寄在心灵上，并在身上产生了症状。

  现在，讲公孙龙，讲亚里士多德到圣·奥古斯丁、笛卡尔的转换。公孙龙子引用了“白马非马”的例子（我想知道你们中有谁知道白马非马的事？）。我们能看出公孙龙子提的是个语言问题。在西方就认为那个词怎么能引导我们直接到那个事物。困难的是，我们不能确定那个词能驾驭事物。正因此，亚里士多德停在那里，他开始寻找一个一般性的科学，能谈论所有事物。他找到了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同时说这个事物，又说那个事。恰恰我们能说，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人是植物，不是人，比动物还糟糕，因为动物能用喊声说，而这些人乱说。因此，比动物还不如。因此，他想建立一个要求：你们能够讲，但讲的仅仅是一个东西，这与公孙龙子说的是同一事情。公孙龙子这样一种观点对中国人说不是一个绝对要求，是关于语言思考的有意义的问题，但不是中国人赖于思考的基础。引用公孙龙子《指物论》：一个个地指出一匹马的100个部分，并没获得一个马，因为你将马的100个部分建立于另一基础上，这基础仅在于将这些东西称为马，而不是马的整体。韩非子是个雄辩家，他认为白马不是马，是与齐国的稷下学派联在一起的。一天，他骑在白马上，穿越国界线，他逃脱了关税。对于收税的人来说，白马仍然是马，白马不是马是什么？但他经过这个国境，韩非子将仅思考的东西重新带入日常生活中，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对于公孙龙提的问题，并不能阻挡人们回到日常生活，反思这一刻不能阻挡人们停止了日常生活，而在西方，这个反思的问题恰是停止了日常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前提是要解决反思的问题，这是他们非常焦虑的问题。在古代后期，欧洲变成基督教领土。基督教对于西方哲学的关系与佛教传入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不同的。但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基督教对于西方，诞生在同一地点，而不是外部进来，是创造字母文字的同一民族创了一神教，并不是外来人向大家提出一个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同一民族的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东西。为了显示新的基督教的信息，显示在什么程度上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显示出上帝的一种气势，因此就有一个文本，叫《福音》。基督教就是上帝让他的儿子将《福音》带到人间，《福音》使当时人们面对世界有很好的交流。因为是上帝自己在讲，而上帝的话就肯定是真理。因此基督教就提供了一个方式，对于信教的人，就能解决语言阻隔问题。你必须考虑当时人们的焦虑状态，神谕能解除焦虑。上面那种形式的思维就形成一种思维的紧张。逻辑思维引起人们的焦虑，而神谕仅仅是一个情感的领域。在近1000年中人们一直试图把理性的思考和情感回答联在一起，就成了基督教。在这之前，欧洲就仅有一个上帝，这一千年年中理性仍然在工作，但不是在焦虑中工作，而在一个能够获得真理的确定性中工作。哲学就变成了神学，神学意味着是关于上帝的科学。我没有给你们定义哲学家，哲学家这个词是柏拉图发明的，是由两个词组成：philo：爱某种东西；sophia：知识，真理和智慧。在柏拉图时代，有的人说他们有知识。柏拉图的师父苏格拉底说，我们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因此柏拉图寻找表象之上的东西。要成为哲学家的第一件事，必须说他不知道，这正是苏格拉底对智者说的。对于柏拉图来说，哲学家就是他知道他不知道，这是通向哲学家的第一步，你知道你不知道，是你愿意走向真理和智慧的第一步。因为你没有，所以你才爱它。在欧洲基督教中，上面的词变成Theologikee，就是理性和神学。神学就是唯一的神的科学。我们讲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圣不是他的姓，奥古斯丁是他的姓。天主教会把他塑造成一个圣人，所以说是圣，人们认为他是教会的智者，当时用了一个词doctor，现在称博士。当时，对神的信仰变成一个教义，一个真理性的东西，词的前缀就是doc（教义），后缀是or, 即把对神的信仰塑成一个真理性的东西的人就称博士。后人就延续用了下来。神学家并不是研究宗教的原理，而是创造这种原理，所以我们称为智者。他们在讲上帝时就能懂得真理，是处在一种真正的知识层面中间。正是这样我做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区分就是：哲学只是在寻找知识，而神学非常确定真理就在那儿。在基督教时兴的时代，理性就遭到了排斥。我们现在来谈一个被纪录下来的事情。

  在4、5世纪之间（注：从基督教诞生算起），圣·奥古斯丁出生于非洲，后到罗马学习，他想成为一名教授，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圣人（AMBROISE），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得到了彻底的改变。AMBROISE是一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个主教，他要对别人讲基督教的原理。当时，基督教仅仅是来源于罗马帝国的一些东西，在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地方传播。因为首先接触的是最下层的人民，哲学家和有修养的人没兴趣，因为这些话语很没有理性。当时，圣·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从不接受这些东西。到接受这些东西的时代，是西方基督教处于扩展到欧洲并持续一千年的时代。这件小史实导致他的一个完全混乱，而后完全改变。他当时是一个很开放的精神状态，很想与AMBROISE有一个讨论，当AMBROISE在教堂里讲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希望有一个私下的对话。他去AMBROISE家，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面对一本书，但并没朗读它。在那个时代，默读是非常稀少的事，更多的是大声读，重新找到话语。不仅是AMBROISE不讲，而是他完全专注于书中，而不与圣·奥古斯丁讲话。圣·奥古斯丁就看着他，而这个老人就在那里看书，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圣·奥古斯丁想，为什么人们更希望沉默的看书，而不是像希腊那种传统的对话。因为当时哲学的所有学员是在对话中寻找真理，如果人们在连续沉默几个小时，他就有可能变成疯子。AMBROISE看的书是一本圣书，是由上帝写的书，也就说，有一个与真实的话直接接近。而不需要与别人对话就能找到答案。圣·奥古斯丁想知道AMBROISE在书中想找到什么，他发现是上帝以沉默的方式在书中讲，他将以理性的方式，确定整个阅读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什么问题，当他确定整个行为是好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基督徒。这里有一个文本，是圣·奥古斯丁和他儿子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本。他的儿子当时13岁，很年轻，很聪明，对话1年后就死了。奥古斯丁就在记忆中写了这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向他儿子展示他所有的行动步骤。这个步骤不是他做的，而是让他儿子做。文本是用拉丁文写的，他讲拉丁语，向主人提问，这个主人是上帝，讨论的问题是语言有什么用。回答是：语言用于交流。奥古斯丁就带领他的儿子重看语言的所有的作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知道词能用于交流。他们重新阅读书本，从而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通过词，否则我们不能直接讲事物。你们看到，始终有一个焦虑（在声音被字母化以后），是语言被超载了（多余的），通过字母文字，我们能抓住声音的物质方面，这种情况下，声音是孤立存在的，没有意义，对西方人来说，他们需要一种文字走向世界。比如为了传递某种东西给他们的儿子，语言作为一个屏幕挡住了教育。就有一个问题：不用语言符号，能不能教育？但回答是不行，必须要有语言，没有符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另一人，不能让另外一个人知道我的思想。当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对话的转折，伴随着下面的论证：我能不能说一个不在的东西（当我不能找到它在的证据的时候），回答是不行的。如果不能找到则不能得到关于这个事物的结论，奥古斯丁在这里显示了整个希腊哲学的知识。尽管有许多例子都说明我们的交流不可能不借助于符号（这是希腊的思想），但我们不能从逻辑上来做一个绝对的结论，奥古斯丁当时正在做的是将理性带到尽可能遥远的地方，但他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理性永远不能达到事物的末端，在做一个不可能性结论时，我不可能做另一个结论，这个不可能是绝对的。这样，事情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他说：相反，我们也许可直接认识事物而不需要命名它，如孩子学说话，每个人不可能都用词来教育孩子，孩子听周围人讲，他如何能知道词意（没人跟他说词意）？他逐渐将声音与出现的周围对象联系在一起。他注意到大人讲话的时候词是与哪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某人在学习东西的时候，并不需要命名事物的名字。单独一个人学习的时候他用眼、耳等所有的器官，这时就能理解名字，并具有一种意义。因此，这个意义是人们将它和那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如在白天，太阳光线把整个场面照亮，我们两个或者更多的人看到同一事物，他们面对同一个山，听到一个声音，他们就能命名这个山，如果晚上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不能命名事物。奥古斯丁向儿子解释，有一个阳光在我们灵魂深处，当一个人相信上帝时，他就被照亮，这就让看不见的事（与整个生活联系在一起）变得看得见。这光线或太阳就是我们真正灵魂的主人，所有人都是上帝创造的，灵魂中都有这种光线，因此，就必须听取外部人的话语，他们就能给予一些空的名称，我们就能通过内心的真理去知道他说的词是真是假。正是这样，传递在奥古斯丁处就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真理始终在我心中，就不必要到别人那去找，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别人的东西传给我，师父只能传递词，那些词仅仅是引起我做内心的这种工作，然后知道这些词相对我心中的主人来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时，哲学家的交流就变得平静，同时人与人间的交流保持了其重要性：真理不是由他人而来，他人的话语仅在于帮助我知道内心的真理，这是基本的交流，这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从这种知识得到解决开始，伦理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同样得到了解决。基督教是伦理、道德，同时是生活的方式。根据这个，基督教有一个政治的计划，就是要使整个世界变得和平。国王生活在现实中，而基督教是对未来的问题，这计划在于让那些国王屈从于基督教。由此重新构造一个罗马帝国，是由教皇来构造，但教皇并不像国王那样统治，他像一个皇帝一样（对于基督教信徒而言）。因为罗马帝国分东西两部分，因此东方的基督教徒们就不承认在罗马的教皇，这新的罗马帝国实际是建立在欧洲的。这样一种政治计划在1千年中塑造了欧洲。直到16世纪的灾难。那时，基督教内部发生了战争，教徒间战争不严重但经常发生，这个地方的战争不涉及到占领别人领土的问题，而是为了神学领域。因为他们不同意关于同样一个上帝。这导致了一个裂口，在此，基督教的主义就终止了。当时，基督教的特性是想将整个大地全包裹起来，然后走向一个未来，路德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不是因为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的问题，是因为仇恨在他们中爆发，仇恨显示了基督教的政治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和平是因为上帝的定义引起了人与人间相互斗争。他们以同样一个真理的名义相互仇杀，正是这个我们不能修复它，正是这打开了近代史。

  （居飞提问：苏格拉底听到一种声音的神谕：你最聪明。这和奥古斯丁的神有什么不一样？）

  谕言类似神性的东西，在大地古老的地方都存在。当时是一个习惯，人们都会说，你长得很漂亮，很聪明。对苏格拉底来说是很严肃的问题，苏格拉底让大家知道是一个神在讲，至少我们相信柏拉图是这样说的（是柏拉图讲的）。苏格拉底说话时，这个神的声音在苏格拉底的内心说：苏格拉底，你停下来，你不要乱说。苏格拉底很重视这一事件，他讲了内心的神谕，他的声音不是内部的主人，这个内心的主人是一个神，它包括了所有的东西。奥古斯丁最早写的书是《忏悔录》，写了他的私生活，是一个对上帝讲的书，类似一个回答。因为我们有个《圣经》，是上帝写的，他看了后就对上帝说：你是最最伟大的，但是我还是把你包在我的心中，最大的也是最小的，因为我最小，我能包容你。奥古斯丁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说阳光照射后，人们能利用同一名称来谈事情（因为内心有阳光，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

  （再问：苏格拉底听到的是声音，而这一点是不是和字母文字产生哲学有关？）

  苏格拉底与那些人讲，并不是和神对话，因声音是出乎意料的来的，是传过来的，而不是神说的。

  第四讲讨论 9月26日15：00—17：30

  问题1：我以前去韩国的牧师那里，牧师说，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教就是基督教。他说佛教，穆斯林等宗教都不是信仰，是哲学。圣经里讲的都是故事，就没有什么对还是不对。我想到上午讲的西方人为什么信一神教？我的理解是因为西方人在思想的时候就是书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真理（从古希腊开始），这是不是圣经里有很多故事的原因？而这些故事也是为了让人相信？（萧晓曦）

  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答案，先可以说的是：一个人为保护自己的信仰宗教，肯定要说我们是对的，他们是不对。因为这个基督徒回答时(牧师)同时也是在批评他的书《圣经》，他想说的是关于他的信仰。法语有两个词表示信仰：“你自己相信一个道理，只是相信”和“你接近一个道理，一个人说服你，你就相信”。书里有很多故事，你可以说你不相信这些故事，他相信自己的“foi”（信仰）不是从书里来的，而是从外面的另一个地方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注意到，基督教是两个文化相遇在宗教里的一个结果，有一神教在基督教之前，这个一神教是犹太教，犹太教也是靠书讲自己。基督教他们先用犹太教的书，对基督教来说，他们的宗教是犹太人的书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一种实现，一种历史上的实现。在犹太人中有一些人不停地看这本书，《圣经》的第一部分，因为他们真的的相信这本书就是上帝的话语。一个人能意识到世界万物都在这本书中，去跑全世界看东西就是浪费时间，这种阐释在这本书都有。要提示的是，书中有更多的东西是看不到的东西，但一定在书中。这跟我自己的研究有关，而这种想法在法国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严肃的，不是通俗的。我用希伯来语来写：BERCHIT YAWEH CREA LE CIEL ET LA TERRA即“上帝开始创造天和地”。犹太文人都学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每个字母都是一个数字，每个句子中的数字相加都是一样。这个句子是《圣经》的开始，讲的是上帝的儿子如何到世界，《圣经》有四篇文字非常重要，是JEAN写的，但这些文章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同时，基督教最重要的书都是用希腊语写，因为基督教系统慢慢地建立自己实际上是在罗马帝国，最常用的语言是希腊语（那里的普通话）。这是他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实际上是犹太牧师写过的。

  我继续说他的假设，这些希伯来语的文本都被毁掉，因为他们是在基督教中的少数民族，同时罗马的部队要毁坏他们的国家。从那时起，犹太人就四处流散，现在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的以色列是2千年前消失的国家，这是发生在那时历史上较奇怪的事情。原来这个民族像他们写自己的书那样进一步发展，实际上这本书后来变成了罗马的用希腊语写的了。为什么我敢说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看JEAN的文章要看希伯来语，如果你仔细看希腊语，有许多说法实际上是希伯来语的说法，一个常用希腊语的人肯定不会用这种写法。如果你们把这个希腊语译成希伯来语，在每个字母下要写一个数字，最后发现数字是一样的。那段话的意思：开始是话语，话语在上帝身边，话语是上帝。这句比上面更长，但数字是一样的(每个字母对应于一个数字)。第二个句子已经有所发展，比上面的句子多了一些解释(顺便可以看看希腊人与希伯来人用词的区别)。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用词的时候，字母对他们来说有自己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字母不是像我昨天讲的“字母是屏幕”，因这个字母就是真理，唯一可以写的就是用上帝的手来写。同时几百公里的地方外的希腊人的字母表比西方多些。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希腊人的字母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而不是上帝，他们用字母写悲剧，所以希腊与世界有直接关系，而不是通过上帝。基督教是继续发展犹太人的工作，让犹太牧师的工作没有意义了。因为有了希腊的东西在里面，这文章突然与历史事实有关了而与犹太人的书无关了。准确地说，这两种东西混在了一起：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在《福音》里大家都能接受的意思，另一个意思是历史的意思，在书上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你刚才讲的牧师，可以说《圣经》上的文章与牧师没关，同时他可以相信有一个真理超过书上的东西。今天上午讲的奥古斯丁与这本书有关，每个人相信书里面是上帝的寺庙，上帝每天可以在里面说话。基督教一神教的特色是，穆斯林和犹太的宗教都是来自一本书或者是上帝自己写的或是上帝启发的，但基督教他们不稳定，因为已经通过了希腊人。昨天讲过一个三角形的概念即文本—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奥古斯丁说他看到上帝进入这三角的概念，奥古斯丁自己就变成了基督教教徒。

  问题2：上午说的一段话“如果是处在分析中，仅仅是说就足够了，所以精神分析是哲学的家乡，祖国”，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回答：我当时说话的意思是，哲学思考同时也是记住你自己的思想的记忆方法。就是说，可以把思想联在一起，推理从而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思想的过程。用书写对这些很有帮助，可以把每个思想连起来。这是为什么哲学是可以写下来的东西，哲学思考比人的记忆力更宽广。精神分析不写，是话语的一种实践，我们也可试试把它写出来，但这不是分析。分析只需要说话，不需要别的，书写也不要。做分析时就不写字母，因为分析是说话时的情况，在分析中，你分析的每句话都重要，特别是出错的地方（在写中可以改），在分析中这都是最重要的。分析家不停地听每一个被说出来的东西。我还是说，在分析中不需要思维，而哲学需要推理，不停地思维。在分析中你不停地有思维而不能控制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话语的推理是不同的。如果讲精神分析，大家可以结合起来，把它看成一个祖国，是大家的祖国，特点是排除推理，只是用分析实践而得出结果。准确地说，无论在中国或法国，一个人分析中的人与分析师之间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他讲话，与一个不认识的人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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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Nos (放弃你的签名吧！) 组长 楼主 2008-05-23 10:15:01

  　

  精神分析与哲学

  Laurent Cornaz

  　

  第五讲 9月27日9：00—12：00

  今天早上人稍微少一点，很有可能是一种教的东西理解起来很困难。我们思想的运行已经经过了几个比较困难的阶段，为了到达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前几次讲座是作为一个序。

  今天，我们讲欧洲科学事件，这事件是科学上非常重要的阶段。为了理解精神分析的诞生，为了不失掉我们的目的，我总是考虑到我的想法，有时也许会岔开而讲了别的东西而似乎失掉了目的。因为有两周讨论的时间，我们有时间做我们很少做的事情，我们可以非常详细化地讨论精神分析的史前和史后的事情。

  我希望具体描述基督教的特征，神学（关于上帝的非常确定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尽管是强调关于事物的一个方面。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是一个呼唤的破灭，而这种东西是与希腊敏感、细腻的思想相对立的。这个对立通过一个解决方法而结束。正是这样，基督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严肃的宗教，仅仅是两个东西相遇的结果，是相遇而产生的新的东西。在两拼音文字（文化之间）之间，中东总是受到埃及的强大影响，及叙利亚文明的影响。希伯来民族是第一个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的”的民族。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犹太民族是通过上帝在讲话，这些话在书中，书是最珍贵的东西，被保存在神庙里。希腊语是闪米特语言的分支，在希腊语中，bible是书的意思。当时写书的文字不是字母文字，而差不多是音节文字。在他们看来，每个字母都是上帝的话，是真理的一个片断。这个民族可以通过他们的民族特征在其它民族之间做一个屏幕，为了解决这个真理的屏幕间隔，他们就说他们的话语是上帝在说，通过呈现真理而将屏幕去掉。

  相同或稍晚些时候，希腊也在利用文字，希伯来的书也继续在书写，同时被希腊人读。在这种相遇中有一个拒绝，因此需要4、5个世纪。首先是基督教的东西被写成希腊文，再往西走，写成罗马文、拉丁文。相同的时候，罗马军队到了犹太人的地方，毁了他们的神庙。犹太人没有了土地，仅剩下书了，这样书就成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认为哪有书哪儿就有上帝，哪儿就有他们的国家。问题是从那开始的，那时就有两个一神教，是一些犹太人忠实于传统（也就是犹太的一神教），他们在等上帝拯救。基督教说，拯救者已经来临了，而犹太人始终在等待，因为他们不能确定拯救者。

  有些犹太人，他们能认识拯救者，就创造了不同的东西，相对于传统而进入了现代，同时推动了西方的文化。那些基督教徒说，他们的宗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因为是由历史事件造成。尽管这事件是不可理解的，尽管这一事件说一个人可能是上帝，一个上帝可能是个人，这样就使一个看不见的变成了看得见的。你们从这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的，这时就可看到希腊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时西方人就处在一种矛盾中，要么追随理性道路，这道路对他们说，我们能通过符号抓住世界，穿越或利用这些符号可以理解存在的世界；另一边，宗教对信徒说，从看不见的到看得见的就有一个直接道路，不是理性的道路，而是一个相信的道路。相信的东西是理性不能解释的。基督教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基础上（即不能理解的），这是西方人的矛盾（能理性地理解一个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圣·奥古斯丁的步骤，但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而仅仅是基督教的神秘性。就是神秘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发明，这种发明在人类上仅有一次，它覆盖了所有的事件和国家，这种紧张在基督教中始终存在。

  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圣·奥古斯丁试图把二者联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差不多一千年后这二者将分开。我们第二次讲这事，肯定比第一次理解得要好，尽管没讲圣·奥古斯丁的论证。有一历史时期叫基督教时代，这一时代是在智力上是相对平静的时代（霍：西方一词modern有时称近代、现代，我们这里翻译成现代）。西方从16世纪到现在都称现代，之前的时代产生的新东西太少，因为它希望一个稳定的建立。在这差不多1千年历史中，尽管在许多国家、王国中有很多冲突，但基督教把所有国家集合在一起。所有的基督教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计划。这计划考虑的是死后的问题，因为在地球上的生活仅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人们希望可能在地球实现和平。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物质等世俗问题对他们信仰的目标来说都是次要的。他们都同意这个目标。有一天，这个同意不存在了，基督教时代被分开了，这时已经到达了16世纪，这就在于路德、卡尔文和其他人的改革。必须理解，当时在欧洲发生的战争，表达的是一个差别的本质，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在其他地方也可发生。这种所谓“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不尊重规则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寻找其他人财富的所有权，人们在寻找被另一人威胁的真理。当时的问题在于：要么你同意我，要么我杀掉你。这个说法，就预先假定了一个超越人的生命的目的。当一个人处于超越人的生命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不遵循一切人类的规则。这也许是一种幻想主义（如果一个人追求一个超越的理想，他就认为有权毁掉一切与这个理想不符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城市村庄、人，而不遵守一切人类规则）。

  这正是基督教教徒之间常常发生的事情，这样就导致一种内讧。作为一个结果，有一些基督教的变种，但这变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人那时意识到，人们为了绝对真理并不能和其他人分享它。这种观念接受起来非常困难，为什么我自己非常确定它是真理而别人不这样觉得？为什么一个人通过他的灵魂是一个正直不邪恶的人，而他人却完全感觉不到？人们试图说服他人，这种改革是战前的改革。这时，存在一种经历（即不可能说服他人在自己看来是真理的东西），这经历是相互的，其他人也是这样讲。当时人们很难理解“上帝给我一个真理而其他人不能接受”，就是这种不可能性唤起了人们内心的东西，比基督教神秘主义唤起的东西更强烈。尽管一个神不能说，但能吸引很多人。当我们开始试图理解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提问。神学的进步导致宗教的改革，它让我们处于同样的紧张中（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理性仍然存在天主教、新教中，它能理解相同的神秘主义，因为它涉及信仰的神秘性。这种宗教改革的讨论引起了战争，因为不可能这两种都是理性。两派都同意各自的观点，所以相互仇杀、引起战争。人们必须同意我们同意的那一点，而且这一点对两派都是本质的。当时发生的战争是“法拉第式”的战争，要说的是欧洲为现代性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是最后放弃了“法拉第式”战争，也同时是对基督教政治计划的放弃。人们再也不（通过死后的事情）来主宰地上的生活，再也不通过宗教理想来阻止地上的生活。如果做了就会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争，宗教必须成为一个私人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的事，所有人都可能拥有真理，而且每个人拥有的真理是不同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每人都保留自己的真理。如果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宗教真理，我们就不可能建立宏大的包括所有东西的真理。人类的共同生活（理想生活）就被处理生活的不同方式所替代。人们宣布一些基本规则，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选择生活，能思考所有他相信是正确的东西就叫宽容。我保留我的观念，同时接受他人有他人的观念。我可以通过讨论试图说服他人，但有一个界线，不能因为他与我们有不同的观念而杀掉他。

  法国有一个名字代表着现代人的觉醒，他叫蒙田（MONTAIGNE），他一生中写了一本《Les Essais》（论文集）。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战争时代生活。通过思考做了刚才这样的一个推理，他写的这个类似个人日记的东西反映的主题我们称之为现代性。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此那个事件已构成了很多世纪的事件，因此仅有宽容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能想他们认为对的东西。从柏拉图那里出发的哲学家寻找着真理。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完全是发散的，这时就强调哲学的再生，尽管神学还没有结束了，但神学时代本质上是完全结束了。因此所有问题就都提出来了。正是在那个时期，欧洲发明了印刷术，正是那个时期人们复制了那些寺庙、古代的书籍。复制者实际是基督教教士。我说过那不是复制所有的东西，他们在希腊、拉丁文中选择他们认为值得复制的东西进行复制。人们找出一些书，然后印刷出来，同时做了一个很巨大的翻译工作。为了阅读柏拉图，就要翻译成各种语言（德文、法文、荷兰语等），这个工作从16世纪开始。正是那些同意宽容的人在希腊文本中想寻找新思想，寻找一种所谓人性的东西，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时西方人开始通过自己来学习和思考，并不是通过在教育中学到的真理，而是通过自己的精神来做判断。这些古老的文本构成人们思考的基础。因此这时人们突然理解到神学也是建立在希腊、拉丁的文本上，仅仅是对它的观念一个解释。人们开始理解神学是怎样构成的，人开始从神学退出，考虑他自身。这时有三个事情发生：文艺复兴，宽容以及科学。

  我现在使用科学这个词。这词在拉丁语中是真正的知识的意思。但在现代性背景下，这个词成了一个独立思想的知识性的类型，也对应遵循完全独特的规则的人。如果没有刚才宗教的战争科学就不可能诞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科学让人们认识到，要生活下去就必须将世界分开，必须将圣·奥古斯丁的理性与神秘缠在一起的结打开。这时再次找到了希腊人首先已经感到的问题，但第二次感到这个问题上是用粗野的方法实现的。基督教的上帝是把所有的希腊的神拢在一起。如果这个上帝不能给一个真理，现代人就什么都没有，人们感觉到世界如同虚空，叫PASCAC危机，它充满了欧洲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创造了出来，这种形势下科学创造是必须的。什么叫学者？现代学者不能对那个不能讲的世界讲话。在基督教理论中，自然界是一个哑的世界。在圣·奥古斯丁那儿，自然的美歌颂的仅仅是它的创造者。对于伽利略，星星的运动仅仅是一个自在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他并不认为那个星星在那个程度上能跟人们说话，他不试图破译星星传递的信息。他将世界分开来了，为了观察他用了一个天文望远镜，当他看月亮时并不是为了沉思自然，夸张点说他并没看见。他只是提问，智者不能再对自然界沉思，智者们是通过看来寻找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他提出的。什么是伽利略提出的问题？当然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在看天，中国也是。当我们看天时我们是处在地上。这时我们并不思考我们赖以观察的点（点在运动），恰恰是星星在运动。我们看到星星在运动，而且是有规则的，我们能确定星星，它有一个中心，其他星星在围着它转。古代人对天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天空的星星在运动，有些小星在闪烁，在迅速流动，这运动闪烁又好像是和其他不同的。人们试图理解这种星星的运动轨迹，因此计算、画图并预计，什么时候星星到达什么地方，如早看的启明星和晚看的长庚星都是金星（西方叫维纳斯，Venus）。

  这时有一个人有一非常独特的观点，哥白尼（Copernicus）认为这个行星的运动在我们看来是特殊、不规则的。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看，地球在天空的中心，但不一定是宇宙的中心，很可能太阳是中心。我们每天看到太阳早东晚西，实际上太阳没动，是我们在动。尽管这运动是我们看到的，但并不是太阳产生的。哥白尼是一个15世纪的教士（你能看到基督教教士所想的问题还没有一个禁忌）。哥白尼不是一个学者，是个思想家。伽利略是个学者，一个现代人，伽利略再也不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伽利略不仅创造理论，他拿他的望远镜询问星星：哥白尼理论是不是真的？他放眼于世界，这时世界并不是一个神圣的、而是可看的、可询问的。这时他不沉思而询问，他需要工具不断更精细地询问，没有工具就没有科学。因为科学不等于看世界，而是测度它。对世界的测度给了问题一个回答，问题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还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上？他不涉及一个观念，而涉及到去证实真理。通过望远镜他将有一个答案，他用眼睛看。地球不动是不可能的，所以地球在动，因此哥白尼是正确的。哥白尼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太阳也不是固定的，地球在转，太阳也在转。哥白尼没说，伽利略也没有说，伽利略做的就是他创造了一个确定性，这确定性是他在观察天空的那一点不是一个定点，这是一个仅有的确定的事情。从那时开始，这一确定性都是不能抹去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不能忘记地球在转，他通过他的眼证实这了点，是不可能抹掉的真理，并不是神学真理，如同上帝的真理。我们可以有新教、天主教的真理，但它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地球转动就是这样，没有人说地球不转。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由确定性创造出来的方法。科学是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立场上产生的。伽利略观察天空时并不知道哥白尼对还是不对，他怀疑他，他接受一个确定性——地球在动。但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全，没有说更多。而伽利略确定的仅仅是一个事情。你们需理解这一点，我们通过科学的确定性找理论，但科学不是这些理论，科学总是质疑这些理论。随着工具的越来越完善，我们就越来越建立了对事物的确定性。在这个过程，总有一个人将小的确定性连在一起建立一个理论，而真正的科学是建立确定性的实践。19世纪末有些工具比以前的更完善，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牛顿后的一些新的理论，如果用牛顿时代的工具看待世界，牛顿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用天文工具而只用眼睛看世界，那么牛顿的理论与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但我们在智力上知道爱因斯坦更正确、更有说服力。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科学建立了越来越细的事情，我们通过实例来解释世界。我们仍然是我们，我们看世界如同2000年前祖先看世界，我们获得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是我们能感觉到的，通过科学知道的。

  现在该讲笛卡尔了。他的东西对现代人是一个苏醒。他自己所写的东西最重要的一个词是“怀疑”，现代人的怀疑，他再也没有一个真理在他的口袋里。他在一个寻找真理的范围内怀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现代人？人们使用同样的词“哲学家”称柏拉图和笛卡尔，他二者共同之处就是有一个渴望真理的欲望。但在古代与现代哲学家间有一个大的区别：在古代，哲学是个实践的东西，哲学学校是一个生活的、伦理的学校（我相信，古代西方哲学家与古代中国哲学家相似。在中国，哲学家互相讨论生活、伦理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哲学家讨论关于生活问题的更少）。如亚里斯多德的例子，亚里斯多德希望有一个包括整个世界的科学，他试图唤起一个反思——导致实践与理论的区分，赋予知识以价值，这价值与善的价值是不同的。我们能找到知识，但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善。在中国古代真与善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能看到在希腊就有一个区分的东西的存在，在基督教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个真的善，也有个善的真。哲学希望通过真理的道路来寻找善。首先要确定的是什么是真，接下来是这个真如何将人带到善。这时笛卡尔还不在。笛卡尔是孤独自由的人，他当兵服役，有很长的从军的时间。他不做事而仅思考，思考事实是不是真理。

  有一个时刻，他相信我们获得的所有东西是真的，但不确定。我们能找到一个确定的名字，但是笛卡尔的确定与所寻找的相反，那个确定性是新的东西——一个科学刚触及的东西。从伽利略开始，确定性并不是给宗教一个理由，或给某个理论一个理由。笛卡尔寻找到的确定性是伽利略的那个确定性，是任何声音话语都不能抹去的确定性。所有他相信是真的东西都能通过一个话语放在一个疑问的位置上。这时笛卡尔做了一个决定。在欧洲，现代那些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有点疯狂。这是真相，是他们的疯狂使我们认为他们伟大。什么是疯狂，疯狂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希望追溯一个逻辑直到尽头。我们之所以没有疯是因为在某一时刻我们停下来了，不那么逻辑，能接受另外的人的想法。疯子是严格带着逻辑的人，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兴趣，除了他自己，他们在谵语状态下讲话。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兴趣。因此，他们有非常悲惨的生活。有一些人对几个问题有逻辑的对待，而所有人都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分享了他的疯狂。对一般人来讲，我们没有他的勇气。他的书让我们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孤独时）。笛卡尔的疯狂是现代人的疯狂——怀疑。疯狂是存在一个孤立和焦虑状态，在这之中寻找一个科学赖以建立的确定性。有一个科学的时刻来了，科学允许人们获得确定性（通过他自己）。确定性并不是理论，仅仅是事实。相对于事实，信仰显得非常软弱。现代人不愿意其他人对他说“你应该如何思考”而宁愿独立思考。笛卡尔就是这种人。因此，他做出一个决定，每次我相信我所思考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因此每次通过这种相信我就能批评一个信仰。根据这信仰我相信所有的东西是真。一个真理是真的在于我能怀疑它是假的，当你在怀疑时，这个怀疑是真的。这样他怀疑所有的东西，当我看、听、触外部世界，通过感觉我接受了它，我怀疑它，怀疑感官欺骗我，我怀疑所有东西。我们能看到现代人与世界分开了，所有我们所听、所触、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笛卡尔拒绝通过一个感官建立一个理论，科学也拒绝通过一个知觉建立它的知识。对于科学来说，并没有笛卡尔逻辑那么严格。他们接受某种东西，认为科学是经验性的东西。对笛卡尔主义来说，没有一种科学直接从经验来。伽利略并没有看到星星，仅仅利用一个望远镜，证明一个假设。一个假设仅仅是个智力的问题，地球是转动的吗？回答不是对世界的描述，仅仅是为了是或者不是，由此就得到一个确定性。我们在描述时不能获得确定性，仅获得对世界现象或多或少的精确。也许足够充分（也许对制造一个技术是充分的），但是仍然不是确定性。

  科学的经验有两种方式，一是笛卡尔式：以确定性术语提出问题；二是美国的方法：科学完成它的工作在于利用它有效的技术，技术也许不是真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用。因此，笛卡尔时代的问题是确定性的问题。确定性与科学联在一起是理解笛卡尔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拉康提到了笛卡尔。我们更多将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联系在一起，评判它是根据结果来的，更多地把它当成一个技术。对拉康来说，我们不能通过结果来判断精神分析，只有在忽略结果的时候，精神分析的实践才是可能的。如果在此前我知道将会到什么地方，那么精神分析将成为一个影响他人的技术。拉康谈到弗洛伊德的发现是一个实践，不是技术（是一个自由的实践，而不是一个影响的技术）。

  因此，笛卡尔做出他的决定。有一个真正的经历，在一个晚上，1619年11月冬天的某个晚上，在荷兰，有雪，外面是黑夜。在某一时刻，世界是被抹去的，因为所有代表脑子里的东西都被放在怀疑里，世界是不存在的。我说不存在是通过自己的方法（他还没有疯狂），是一个方法的怀疑，是一种精神的操作。操作是技术性的。笛卡尔说，在我身上有一刻让我知道什么是真的，但我不相信。比如也许我睡了，我在做梦，怎么能确定我做的一个恶梦，如同庄子梦蝶一样。笛卡尔有一个明确的经历但他走得更远，因为他是数学家，是科学家。尽管我睡了，做了梦，但至少存在着一个三个角加在一起是180度的东西。尽管我睡了，我还能梦到2+3=5，为什么我脑子中想2+3＝5是真的？是一个创造者的力量通过他的方法将这些东西放在我脑子吗？我能不能找一个方法来发现2+3=5的确定性。这时他比疯子走得更远，他说世界的创造者也许是有恶意的，也许是开玩笑，也许是上帝因欺骗了我而高兴，就将2+3＝5的确定性放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如此，但可能不是这样，也许是一个鬼精灵将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脑子里。我有最基本的观点允许我们推理2+3=5，如因果性。如在实践中一个事情在另一事情中，也许是我头脑中的某种思维创造了他们，并不对应所有现实。我这样是因为鬼精灵把我创造成这样，我把所有东西放在怀疑上，摧毁了所有的确定性。我是不是存在，我只能说不。没有身体，我不能说任何话。在做这个理论时，他说“我在做什么？”，回答是“我正在想，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是我。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人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洞，思想是个洞，世界是个非现实化的世界。笛卡尔就将非确定性达到了某一点，将放在否定上的确定性达到了这一点，“我思故我在”。意思是：我在这个位置上。这也是亚里斯多德在科学努力时所做的关于一个对象的同一个东西（想做一个存在的科学）。笛卡尔想，通过“我在”做什么呢？如果我在，是我创造，如果我在，上帝也存在。笛卡尔的步骤不依赖于上帝的存在，对上帝的遗失是依赖于人自身的遗失，这样就离开了宗教信仰。宗教首先确定上帝，然后才是他的创造者。笛卡尔否定了所有的东西，抓住了他的“我”，离开了上帝。确定一个我，才有上帝的存在。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才开始。

  这个世界作为一个被分离的东西，并不是我与它之间有个自然的关系。这个世界有一个与我思想对立的东西。我思的是外在的世界。思不占有任何一个位置，而世界是占据位置的东西，是思想的他者。仅有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接触是真的，也就是科学对世界的测定，而不是世界的形象。可以看到，在科学的路上有一个法国的道路——笛卡尔的，另一个是美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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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Nos (放弃你的签名吧！) 组长 楼主 2008-05-23 10:15:44

  　

  精神分析与哲学

  Laurent Cornaz

  第六讲 9月28日9：00—12：00

  今天我将谈卢梭（Rousseau）和萨德（Sade），通过他们我将给你们展示什么叫现代性。为了让某些东西重新进入你们的记忆，你们必须记在脑子里的就是人们做的一种教育带来了现代性。在很长时期（上周）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带星号的，因为这选择不是与你的意愿联在一起的。在欧洲，这选择首先是拼音文字的选择，人们书写声音而不是语言的意义。这个唯一的选择是希腊民族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发生要么是偶然的，要么是一个决定主义（不知道是谁决定的）。之所以我喜欢“选择”这词，因为尽管这选择不是自愿的，不是与它的意义联在一起的，但至少是西方人的欲望干预进去的。人的欲望始终干预一个人的讲话。生活方式和干预方式是相连的。在中东地区，人们发明文字时仍然被欲望引导而找到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当时那些文字仅仅是始终和唯一的语言联系在一起。重大的一步发生在公元前3千年，有一个外来民族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遇到这个文字，他们（古巴比伦人）就将它变得与他们的语言相适应，那就发生在我们现称为两河文明的地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叙利亚文字是用芦苇在泥板上写字的（因为当时没有纸），称契形文字。

  刚才说一个“选择”在希腊，但在美索布达米亚已经发生，即同样一种文字可以写两种语言。这时出现一个区别在书写的文字与话语之间，这种区分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所有语言都是听的并都是建立在声音的基础上的。文字系统在腓尼基被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对他们来说仅仅需要22个字母。他们用字母写下的东西是22个声音，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们的语言。如我用国际音标写[K]，为了听到这个声音就必须加上一个元音，为此就要有个声音序列，所有序列都从[K]a-u-o-e等开始。举个例子，腓尼基的22个字母相当于中文的部首，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仅仅是声音，这些声音被选择出来而成为腓尼基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就已经与字母文字非常接近，这个文字的声音已非常接近我们的语言。一个文本写成文字，写在文本上的文字声音是不能发出来的，因为只有辅音，是读者将声音放上去的。因此我们只能读文本（文本是我们先认识到的），这个文本就只能帮助我们记忆（我们通过口头知道文本，若有问题，文本能帮助我们唤起记忆）。现在的阿拉伯文字直接来自这个形式，阿拉伯文字仅标识辅音，因而与腓尼基语言有亲缘的关系。因为不能直接发音，所以必须通过文本读原著。今天为了使人们相互间交流更方便（通过文字），我们就加进了这些点子，就是所谓的元音。正因为如此，阿拉伯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抓住了字母文字，但字母文字是在希腊被发明的，我说选择要么是偶然，要么是决定性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相遇，是亚述文明的辅音文字与希腊文字的相遇。而希腊语是一个如不能清楚区分元音就不能理解的语言。希腊与所有欧洲语言一样，主语对于宾语是补充关系，中间就要有一个谓语（根据主语的状况和时间而改变）。而所有的标志哪个人讲，再是什么时间讲，都在元音基础上。因此，希腊人将腓尼基人的文字转过去，修改使之既具有辅音又带元音的字母，正是希腊人做了这件事，我才能做这些。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我能够写一个音节，而这个音节包括两个字母。因此当我写ka后，西方人就知道k是可以孤立出来的，另一个则不能。

  希腊人遇到的事实27个世纪后西方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将它理论化的。对于索绪尔（Saussure）等语言学家来说，语言学的基础并不是音节。音节是如果我们慢慢讲就能区分开的东西，音节就成了我们自然讲话的语言单位。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cobson）和索绪尔，他们揭示语言类似一个结构，即很小的因素（音素）在他们之间相互定义，结构元素就叫语素。语素是从拼音文字开始就把它们分开的东西。严格意义上讲语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关于语素的定义是整体的。如法语有36个语素，有17个辅音，有16个元音，但我们只有6个字母是元音字母。雅各布森是从音位学来建立语言结构的，对他来说有一个区别，我们听到的元音能区分出两个不同的词，如法文中的Bo和Bon，在它们之间有一个语素是相同的，即[b]，第一个词的第二个音的声音从口出，第二个词的第二个音则是鼻音。对雅各布森来说，鼻音和非鼻音的语音差别是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区分。大家注意，我正在讲结构的概念，仅仅有O并不是语素，一个语素是与O有区分的。重要的不是声音，重要的是一个声音相对另一声音所具有的区别，这区别完全能通过讲话来使大家知道。语言学家教导我们说，语言是声音区别性的系统。正是这样，所有的民族选择不同的声音系统，这样就具有一个区分性，就成了语言的本身。而所有语言都是建立在这种区分性上。希腊用一个非常接近这个系统结构的方式写，但还没有写类似国际音标的方式，在这意义上，真正的字母文字是国际音标写的。但目前为止，还没人用这个音标来写，若这样写了就是非常的逻辑了。这样世界就能用同样的音标清楚地表达一种声音。为什么？因为刚才的选择是具有权威意义的。

  所有民族与他们语言的联系是躯体性的联系。因为语言是刚出生的孩子从母亲那里吞进去的，进入身体，让我们很舒服，如母亲的歌唱一样，但同时它也会让你恼火（若父亲阻止时）。语言是躯体性的，通过嗓音气息表达的，在这里有个物质性的发明。文字展示了语言的物质性方面，因为他们做了语言的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书。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来说，人们选择某种语言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区分，这区分能允许意义被表达出来。正是这个在成人与孩子之间传递。当孩子长大，就开始对其他东西和自己都有了一个意识。他的记忆基础是被童年的遗忘构成的。没有人能回忆他的童年，而语言就唤起了那时的东西。你们认为母子关系是建立在某种意义上的，母亲唱轻柔的歌是关于词的意义或者是父亲讲话的意义（如父亲对你的惩罚）。其实你有能力认识到这个意义的很早之前，这个声音就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你们听到并消化了这个声音，证据是你们讲了同样的语言，尽管你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有意识，你应先讲，我怎能学会讲呢？

  pot和pont，差别在于pont有鼻化音。语素的区别是对整个语言的区分，也可以是专门注意一个声音的区分（松气和不松气的区分），如[b][p]。孩子在母亲那里吞掉了[b][p]的区别。诗在做这种区分性的游戏，它让我有一个情感的唤起。如果我要传递诗歌的情绪，那么我就要翻译这个诗歌，但它仅仅让这个意义过来（而且是不准确的），但就没有同样的情感。之所以我有这个情感是因为我在意识上懂得这种声音的意义，在无意识上回到了古老的从前。世界上各种语言都会产生他们的诗（诗歌就像字母上的花，但这花是不一样的），所有语言都有不同的语素。为什么世界上不采取国际音标系统，回答是因为语言不是在书中也不是在媒体中，也不是在我们的记忆中，而是在躯体中，正是这称为语言的无意识选择。没有一个欧洲民族采取音标，他们都采取一种拼音系统来记录声音。每个语言都产生自己的诗歌，利用正字法在学校里教孩子正确书写他们的文字。中国汉字100％是拼写的文字，你们写你们思想的东西只能用这个唯一的方式，其他的不行。正字法是正确书写的方式。在欧洲常有个大问题被提出来，人们说正字法太复杂，如在小学上学的孩子能学会BEAU（美），但我们简化写成BO，这从正字法上来说是错的，但小孩常写成那样。BEAU中的每个字母都与[o]无关，但三个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整体发[o]。人们认为这样复杂，为什么不用国际音标来教孩子，这样岂不简单？但这种改革从来没有实现。在欧洲总是用正字法教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是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些学生离开中小学时仍然带有很多拼写错误，为什么要写成BEAU，因为文字收集了整个语言的历史。拉丁字的地位在法国和意大利就不同，许多法语是从拉丁语过来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都在罗马，变化就不大，但在较远的地方如法国，就有其它语言的影响，就将之转变为BEAU。因为我们总处在两个或多种文化之中，法国恰恰处在南北欧之间，南是拉丁语，北是日耳曼语，如果我们耳朵听到了[bo]，法文始终写beau这词让人们想到拉丁语，o始终在EAU中出来。对这些我们没有时间和孩子讲，他们仅仅学怎样写，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但必须这样，否则是错的。正字法在学校始终是一个问题，一方面它让孩子面对一个不理解的文字，另一个方面要让孩子做出判断，然后你才自由。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是变成非常有文化的人，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样，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有教养的人来理解这些，因此正字法始终有这个问题。

  现在将你们引到结构这个概念，开始理解拉康阅读弗洛伊德时的发现，我不愿把它推得太迟。我想走快点，但我必须讲一下从希腊到现代性的过程。关于希腊，我想展现的东西是字母文字系统的实践，让人们意识到语言的浓度或厚度。字母文字让人们能意识到语言文字的物质的方面，声音的稠密性类似画家染料的东西的稠密性。当我们在写这个声音时就让语言的物质性展示出来了，“我们怎样从声音出发写一种真实东西”这个问题的提出正是哲学的诞生。因为在希腊，他们第一次有了这个经历。现在世界的表现比我们所想的更复杂，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在很早以前就存在，是以话语的形式。而这个话语的解释总是带神秘性的，不那么准确，因此我们总是可以批评它，它打开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哲学产生的原因（柏拉图说，我不拥有这个知识，所以我正在寻找）。第一次人有一种退行，通过退行然后重新面对世界的明显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与一神教就给了一个解决方法——这个方法在于说，人仅依靠自己不能认识世界的真理，这个解决方法是上帝来到人间，和人一起才能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理，尽管这是个神秘的解释，一直到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更强烈的方式重新打开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属于一个话语。据蒙田（Montaigne）说，新教讲一些东西，而天主教讲另一些东西，但都是讲一些话语，这些话语是让人们重新和世界建立协调性。但笛卡尔所做的事更强烈，比希腊人走得更远，做了一个思想与世界的分离。这样一种打开带来了一个科学的很小的确定性，这时科学就开始观察离人类更远的客体，如星星。在科学的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主体与客体）。在世界中，人们看到的是客体，是和看它们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的客体，如星星是与我们无关的客体。这时，人们再也不向星星询问它们对我们的命运有什么作用，星星仅仅是客体。而产生的问题是：客体是如何运行的。带着这个问题人们创造了一些工具，使我们距离星星更近，从而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希望你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步骤和方法，科学首先要求观察者必须是与客体分开的。这样一种分离意味着客体再也不跟人讲话（以前讲的人与客体和谐，是意味着客体要与主体讲话），这时科学家们再也不要求获得一个世界的意义，因为他们不假设世界有意义，以至他们可以计算它。现在人们再也不请教（询问客体）但仍然对客体提问，得到的一个回答并不是让客体给我讲而是通过对客体的观察找到一个事实。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请教，例如对教授请教是教授有一个知道的答案，而对客体的询问是要靠自己去证实才得到一个答案。这时科学活动不是对意义的智慧的寻找，科学活动可能是在于人们不再寻找智慧，在于人们不再假设世界有意义，而让这个意义悬置起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通过物理、数学去计算客体。而这计算是与一个假设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假设就是根据客体是怎样发生的而建立的，科学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能处理这个客体，而这个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做科学的人。人们把客体看成一个死的对象，星星运动是通过外力造成的——机械性的特征是只能通过外力力量来导致它的运动。在此之后，人们开始计算地上的事，如炮弹的轨迹，所有这些与几何联在一起。再后来看到一个自发的运动，如人们研究电磁，最后人们发现这种运动是活的，它们可以自己动，同时人也是活动的，因此他们接近人，这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开始。到现在人类可以控制基因，我们干预到生命的内部过程，但总是有些问题。研究客体的是人，始终是外在于客体的，它不给人带来任何意义。正是这样当科学越来越接近人的时候，伦理问题就越来越明显。正是这样人们提出了“我们能否制造生命”的问题。“干细胞”使人们能在实验室里制造生命，我们能制造一些植物，例如水稻，她们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工的。我们有权做这个，但谁说我们有权做这个事情？这时科学的运动超越了人的意愿，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科学的实践并不通过意义来实践的，而是通过实践遵循自己的规律。

  当科学注意到人的时候，人们这时就处于无意识中。这时就很明显地显示出，人们能做的事是一种不能有意识控制的力量，精神分析伴随着科学运动但不是科学，它并不参加这种运动。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就试图参与这些科学，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就有很多困难，因为他们天天都遇到伦理学的问题。心理学在研究人的时候将人看成一个客体。相对科学来说，精神分析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精神分析伴随科学但并不是一种智慧，精神分析不是对意义的寻找。如果精神分析是一种智慧，那么它将在人类注意到人之前就产生了。我不是批评某人，而是为讲清楚而必须说到荣格。荣格把精神分析看成是对于科学在处理人的时候的一种保护，他在智慧中重新翻译了弗洛伊德。正是在做这个的时候，他重新找到了传统智慧，给传统智慧一些力量，但拉康做的却完全是相反的。拉康认为精神分析是对着现代性来回忆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人是处在科学运动中，过去的智慧不能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因为那智慧不认识现代性，那种态度（荣格）是害怕现代性而想回到古代性的表现。拉康认为神经症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处于一个科学主体的位置上。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科学的主体，而在意识层面上他可能认为他完全不懂科学。但是今天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由科学创造的条件中，这种问题越来越被科学技术所证实，我们应看到这个技术后面是科学。科学是一个位置，主体始终在智慧中转，因为他失掉了主体关于生命意识的控制，但他获得了一个关系即世界建立在科学的确定性的，这个确定性是我们不可能将它抹掉的，是伽利略式的意识。

  他也可以成一个宗教信仰者（如牛顿是非常宗教化的）。当他把望远镜对准星星时，突然收到对其观察的确定性，这时哥白尼的假设并不是一个观察（星星以某个方式运动，这是伽利略在一个定点不可能观察到的），这时伽利略就触及到一点，就是任何一个话语都不可能颠覆。这时有个冲突，官方话语的真理有个政治上的权力，他能将伽利略送入监狱并杀掉，但他不能对现在来到的确定性起任何作用。伴随着科学的确定性，现代人超越了话语的真理性，重新找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绝对失掉了意义，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现在的冲突依赖于科学的确定性，或在科学中寻找真理性（一种想象），这是现代科学的冲突。我想说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与文化都不能逃避它，为什么有精神分析在成都出现，因为你们都处在现代（无论愿意与否），正是因为现代性唤起了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他的文化、宗教传统和语言，我们就与这些东西有一个外在关系，你们和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时代。但你们的传统与我们的一样不能充分给我们解释，也不可能重新复制一个古老的传统。传统存在，语言也存在，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非常强，你们和我们都类似笛卡尔的位置上，能从外在看传统。当那个传统非常有效，人们就不知道这个传统，因为人们生活在这个传统中。今天你们并不是在这个传统中，而是有一个传统。正是这样有一个科学的冲突。

  正是在这里，主体对峙于弗洛伊德所讲的无意识的东西。在这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经验：是你们的身体在讲。这不是涉及重新构造道德和伦理，而涉及到重新把我们身体和科学连接起来。神经症者做这联结的可能担心、焦虑、有罪恶感等。精神分析并不消除这些东西，精神分析允许我们面对这些，但是不应该害怕。精神分析试图允许现代人生活的稍好点，允许每个现代人与超越他的意愿的力量生活在一起，生活的好一些。政治也正是想攻克这个力量，但它将所有的意愿合在一起。整个政治的努力并不能让人信服，如民主是一个接受政治而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解决方法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实现建立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更智慧更容易的方法是每天都去处理这种冲突，这也许是关于民主的定义。这个问题并不能回答主体提出的本质问题，正是在这里，精神分析安置了这个提议。

  我们没时间讲卢梭和萨德了，因为我前面讲的是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仍能用三句话来概括，卢梭与萨德是两个生活在18世纪的人，卢梭是法国革命以前的人，萨德是处在革命中的人。这时科学已经存在并已开始产生一些效果，但它仍然讲外部的事，而没有涉及到人。生命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正是在法国革命后开始的。在那个时代，整个欧洲人对科学都非常信任，没有看到一种危险，他们相信他们能创造科学也能控制科学，仍想不到科学将要做的事，如同今天科学在世界上所做的。在法国18世纪，希望是政治性的，他们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同时认为科学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些。但是人们想这些时并没有理解科学是什么。我想人们开始知道是在20世纪，因为20世纪科学获得了一些结构，科学超越了人的能力，科学的仪器变得非常强大，以至我们不能想象科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我能确定你们想象量子力学的事，科学计算的世界是我们的身体不能认识的，科学的解释是我们的感知不能抵达的，现在科学所做的是我们用工具才能直接看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客体的效果，科学越进步就越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完全是我们不知道的。科学发现了一些力，我们对它没有一个观念而只能计算（如引力、斥力等等）。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科学的发现和人类的道德没有关系，同时相反，科学到达这程度产生的一些成果不仅是个人甚至是社会也不能控制的，比如说原子弹。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描述得那么奇特。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允许我们去修改科学导致的后果。18世纪，人们忽视了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当时大部分都认为处在一个十字口——科学能改善人性的十字口。卢梭和萨德都是从政治角度来思考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关于萨德的印象，也许你们认为萨德仅仅是写关于性的东西。尽管在萨德的书中写的完全是骇人惊闻的关于性的东西，但是对政治活动，他做了同样的事情（通过想象）。卢梭证明人诞生的时候没有一个我，他的态度类似于孟子的“人性善”。对卢梭来说，在人的心里确实存在一些恶，但那是社会带给他的。当人诞生时，他并没有给恶控制。作为一个论证，他讲了一个孩子的故事：刚诞生的孩子就受到教育，20-30年后他将结婚。卢梭的论证是想在这之间对孩子来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能给他一个教育是社会不骗他。所有的困难是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卢梭想的是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人时在社会中生活而不会发生变化，即不进入一个社会的恶的游戏。卢梭想象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总能通过自己的心灵判断其行动，他从不屈服于任何人。正是这样卢梭想象了一个社会系统，所有的人都象他那样生活，他们之间有一个平等的系统。这样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无恶的社会，因为卢梭说恶来自于我屈从于他人，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一个人说“我对你有一个权利”是现代社会一个伟大的观念，这样就会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但卢梭并没有说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他认为男人是平等的，而女人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孟子的“仁”。现在说萨德，他用同样的步骤，但说的是另一个原则。他强调平等原则，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萨德那里是建立在享乐关系上的，他想象（他有时间想，他在监狱中过了27年）的社会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享乐另一个人的身体。在他的著作中，他解释了这个原则的后果，伴随着更远的过程，他遇到了谋杀的问题，正是这点上萨德是一个厉害的思想家。他讲的是思维的水平，他没有因此后退而不去思考，所以他在整个西方思想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他完全被禁止了以至19世纪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发现他的著作是在20世纪，我们读得很困难，因为他的东西非常暴力化。现在来看，他是个预言家或先行者。是第一个在想并且处于人性之外的人。他同时提出在理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享乐的问题。他直面一个人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一般意义上没有办法解决的。

  第六讲讨论 9月28日15：00—17：30

  问题1：一个大的问题是精神分析在科学时代不同于科学，不是智慧，不参与科学运动，是否请老师再讲讲这些。（秦伟）

  回答：今天早上说的是不是不够，还不足以让你们提问？你们可以从真正的问题开始。

  问题2：语言是身体的东西，拉康说症状是表现在身体中的语言的东西，拉康的精神分析中的身体与语言有什么区别？

  回答：在中国有一个人问我会不会与分析者一起哭。我回答说我不会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抓住一个问题。提问的人感到惊讶，他让老师如实回答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家，在这个位置感受到这种情绪，然后开始回忆一些事情，在回忆中更多情况是他自己想的事情，然后他对着这样的哭而想。分析者能讲他的生活，大部分是不太好玩的事情。他想的东西实际上不是分析者自己的情况，而是从分析实践中出来的，不是从说话者那里来的，是他的能指让他讲。因为没想到这个能指能突然出来，且提供一个新的东西。在分析中有一种移动（他没想到会发生一种移动），他发现可以控制这个想，有时他干脆让他哭出来。这时，分析者仍然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诚实，有时分析者完全讲他不想的事情，但最后不能不出来，是自发出来的，这个想就是与分析者自己的话语的表象分离出来的突然进入他自己的能指（他的风格）。这个能指有一种东西让他继续想。实际上我永远不会对分析者哭，如果我突然感到一种情绪与刚才的想有一样的理由——比如分析者突然讲他的梦一样，我们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时我听到这个梦时会感动——一般我会找一个办法，让分析者自己听到他说的。这时存在一个阐释：一般的情况下写上这个阐释，如果有一个同样的情况发生，有时他没办法表示。最重要的是分析者的记忆，这样的机会要等2、3甚至6个月才能发生。 这个例子发现，在分析中，分析者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完全不是说话者的意思。重要的是说话的方法，不是说的意义。分析家的工作完全不是与分析者一样的感受，一样的问题，而主要是强调这种情况。分析家突然想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保证他真实的故事出来，要靠分析者的话才能做到阐释，使分析者明白一些东西。

  问题3：如果语言是关于自己身体的东西，症状是困在身体中的语言的表现，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那么就有三个概念，“语言”“症状”和“无意识”，请问这三者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秦伟）

  回答：关于无意识，症状，语言三个概念，拉康说，无意识是有语言的结构，这个症状不管多么与身体有关。把它当成一个切点，不是分析家的语言。精神分析不是魔术，而是一个分析实践，这个分析实践是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分析者必须说话，同时没有具体的话题。分析者只要面对说话这个行为。关于精神分析的技术效果，精神分析就像一种游戏，分析者说与症状有关的东西像是在打赌，要区分要说的、不是想说的和实际上是他说的，分析家的工作就是寻找一种区分的方法。

  问题4：我想知道什么是个有效的临床策略，分析家什么时候可以干预，而我以前听到分析家一般不能干涉？（李安）

  回答：分析者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语言，分析者在语言中感到孤独。解释一下为什么孤独，分析家说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有意思，相当于什么都没意思，分析家一直不说话很有威胁。如果分析者太自由，他什么都能讲，同时分析家也完全对所指没有兴趣，这时分析者就有这种感觉，这时分析者就开始接触那个能指。分析家应该非常小心，不要把分析当作一种对话，应尊重分析者的孤独，保持一个距离，不过他还是要让分析者说自己的话，然后“唔唔”，从分析者的话中找个开始。如果你对待分析者的过程是对的，一部分分析者就会变成自己的分析家，但这还要看在分析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问题5：为什么一个分析家遇到一个案例时要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而不面对他过去的经历？

  回答：关于这个分析家听的事情，无论从哪儿来的都是新的，当然分析家要完全忘掉他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这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他开始看个案而不联想过去，因为他经历的能力被凝缩到个案当中。面对新的个案他就会绕过，这个新的个案就像没有作者的一本书。分析是语言的事情，是一种技术，是去抓住分析者的话语中能让你抓住症状的那些东西。现在回答一个你没提的问题，精神分析中理论的地位不象在科学中的地位——如心理学，理论在分析中不能把症状概括出来，理论在精神分析中语言出生的地方，一个对于科学是个矛盾的地方。在这里，客体与主体不能分出，但这两者的分开是科学的起点。因为分析者在分析中一面是他正在讲一个与他症状有关（他不知道）的东西，但他在无意识当中，则是另外一个东西。精神分析则是找个办法，提供工具、给一个地方让这个矛盾存在，所以，拉康不停地找方法，说“什么是说”。在这里有一个不可能性的矛盾在你的无意识中，矛盾是在语言出生的地方，每个分析都容易到这个地方。这个分析把分析者话语放在这个位置，说出他不能说的（在没有对象的情况下）。精神分析对人的定义是：把他放在对立面，然后开始说话，这两个人不停的说话，找出他们共同的地方。分析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如你在一个车厢里，48小时不能出来。分析家不玩这个游戏，他不想说话，所以分析者是孤独的，但他还是要说，因为他是人，慢慢地他会到语言出生的地方，这点是与他的症状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理论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抓住这个症状（出生这一点）。分析家是非常自由的，对他来说每个个案是一个新个案。拉康就是在释梦中这样做，且做得很好。梦是象征和想象，人完全自由地在一个个案间。拉康从未提到他自己的个案，没有一句是关于拉康的分析者，对拉康来说是个意愿性的选择（是故意的）。

  问题6：⑴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理性传统，是不是造成神经症的根源？⑵中国的神经症与西方的有什么不同？

  回答：在精神分析中要抓住语言，语言出生点是语言与身体有关的地方。所以精神分析研究的症状的根源是从语言来的，与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有两种语言，有一个是父母教育的，是具体的，有一个是国家的，是抽象的。症状寄居在抽象的语言而不是具体的语言上，精神分析不是一种哲学，精神分析也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实际上与每个人都有关。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我强调的科学恰恰涉及的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有关的东西。科学是穿透了国家，用一个技术去测量的研究，不是一个文化。伽利略不是为了西方理性的思维，没有伽利略你完全不能理解地球是能动的东西。不管地球能不能动，你们仍然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在另一边有科学给你提供一个关于地球的知识，文化自己不足以让你产生这种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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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Nos (放弃你的签名吧！) 组长 楼主 2008-05-23 10:21:11

  　

  精神分析与哲学

  Laurent Cornaz

  　

  第七讲 　

  10月1日9：00—12：00

  （提问：请再讲讲“身体是语言的东西”，何谓“语言的物质性”？）

  我们讲语言和言语的区别。语言是话语的主体。在中国和法国感到的差异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因为语言让两个语言中的差别呈现出来，这差别被文字系统间的差别而重复。因此，我只能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你们也可以为自己的文化在头脑中建立自己的东西。对一个西方人，我更喜欢说字母化的问题。对一个人，他在字母间沐浴，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在很久以前被实现。一个在语言中的切口把语言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书写，它具有声音的物质化，这方面对应于视觉的字母；其二是这个声音的呈现，这时字母文字让意义成为一个看不见的，就像月亮，我们看见的始终有两面，可视和不可视。这时对于文字字母的人认为，不能看见的东西是非物质性的。这时他们又有一个倾向，把看得见作为外部东西而内部有一看不见的东西。就是索绪尔（一个语言学家）能指和所指的结果，他强化了这样一个结果。正是拉康重新运用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同时伴随弗洛伊德，然后试图讲无意识，他深深的改变了这词的意义。所有语言的呈现只是一个能指或其序列。能指并不是文字学使之成为可视。有一种能指是文字系统都不能使之成为可视的，对拉康来说这些才是能指。是一个结构性元素，但语言没有必然的被构造，如小汉斯的语言建立在能指上，这种能指并没有被社会化。正是这样，这个话没有人懂，包括小汉斯本人，确切的说这就是无意识。就像拉康说的无意识语言，我们有一个习惯，我们混淆了一个语言的事实和一个特定的现象（孩子只讲一种语言）。当我说被社会化的语言，我也可说被国家化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能成为国家的语言成为交流的工具。你们可以看到，为了语言被大家交流，就有一些标准，使之规范化的问题，这时文字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在中国的文字就汇集了各种方言（但西方人不认为这是方言，而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不能交流的语言被集合起来，这就是语言被制度化。

  下面讲语言的制度化，孩子讲的是和这些人类的语言时，我们讲他开始讲了。精神分析说若孩子已在语言中，他就才可能讲民族性的语言，我说存在语言中指的是他和他讲话的人讲，这时我们就处在无意识中，这伴随他的整个一生，就成为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可讲国家或民族性的语言。对拉康来说，能指是在人们能把握被制度化之前的哪个东西，这些能指并没有集中到某书页上，它进入到身体中，它的地点是他的身体。正是这样，症状是被固定的，你们不能混淆的是外在性的文字和身体性的文字。拉康保留了索绪尔的什么呢？他同时保留了雅格布逊和列维·斯特劳斯谈的结构的概念，无意识和整个语言都是被结构化的。允许我指出一个区分，不要混淆语言的结构和一个在学校里教授的被形式化了的国家或民族的语言的结构，国家语言结构并不是现在存在的东西的一个序列，而是把某东西放在秩序里（制度化的东西），建立这些规则是为了让大家学到同样方法讲同样的语言。所有社会都做同一样的事，尤其是文字字母都做这个事。人们在学校中对孩子说，你们看，语言是按这些规则运作的。但结构不是这些规则，在语言没制度化前结构已起作用，这序列不是从外部给予的。拉康重新利用索绪尔、雅格布逊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东西，是差异性的游戏产生能指，类似我昨天试图展示的讨论。切割就是将一个混乱的东西分成两部分。你们有一个出发点就是阴和阳，两个东西一起就生成了所有的东西，我说拉康结构的观念是差异性产生的东西，是象征性的。那个象征性是那个产生差异的东西，能重复的东西。如果一个东西能重复则有差异（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不同的），这样能指的切口正是象征性产生的差异，即语言。能指这时还没制度化，仍完全靠近孩子的身体。但若拉康说能指就是被结构产生出来的，问题是这语言是任何语言学家都不能理解的。这个问题如果从认知的呈现中来定位，并确定结构怎样在语言中运作，为什么能产生症状，也就是和什么在一起我就能具有关系，这样就能达到了重新能意识到的语言，但是这联系不是必然的。正是在这里，拉康区别于弗洛伊德，因为当我们日常讲语言时，并不必然翻译我们的症状，因为语言是可以通过话语改进某些东西但是却没有被意识到。在这里我修改一下，拉康还是同意弗洛伊德的，在另一方面也是弗洛伊德同意拉康，因为小汉斯治愈了恐怖症，并不是他理解了他说的，因此拉康说是弗洛伊德同意他。

  （提问：能否用语言来解释神经症和精神病？）

  两种东西都是那个语言引起的，也就是拉康那个意义上的能指。

  从今天开始，我给你们带来精神分析。这个讨论班的题目“精神分析和哲学的关系”，或有或无。直到今天我讲了哲学，但不仅仅是哲学，因为我把整个西方哲学建立在一个关于文字思考的基础上。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可以发展的，与刚才的问题相联系，即文字的制度化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和中国都做了，整个哲学完全依赖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文字制度化提出来的，正是这样，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一个不同的点出发。从精神分析看，哲学试图用语言构造一个欲望，人们希望这个欲望非常牢固，同时非常确定，为了将所有的东西装到这个欲望中来。因此我想讲一个西方关于打鱼的故事，这个打鱼如何追随一个变异性，在整个路上有某种东西就从哲学中出来，是伽利略关于科学的确定性的图谋。这时，通过这个东西，科学就再也不是哲学了。尽管它向哲学提问题，甚至是有一个分支叫科学哲学，如把所有讲的都建立在关于文字制度化的反思中。为了跟你们说是因为我不相信我们能把西方和中国哲学综合在一起，同时不相信这是个有意义的努力。更有意思的是建立一个关于差异的讨论，这正是哲学的出发点。精神分析不是哲学的分支，我经常对你们说精神分析是一个话语的实践，这个实践允许那些没制度化的能指成为分析对象。这个实践允许我们主体考虑的不是文化的主体，而是语言的主体。这样，精神分析就没有家园。而只是个实践。这时我们试图将这实践理论化，这理论化的东西是人们试图在他们文化中做的。如拉康是法国文化的代表，如同一个人物，但他所讲的是在一个实践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能进入其他的语言中。区分我意识的思考的东西是哲学的地点，也就在更广泛意义上是一个大学的地点，因为我们讲的都建立在一个对我们语言意识的把握上。我们现在讲的尽管有翻译的障碍，但仍是头脑中有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在制度中的实践，同时也是我们能把握意义的实践。正是这样，用这样的方法讲精神分析是困难的，在精神分析中我们不讲对意义的把握，我们讲的是能指。我们不把握它，因此是另一个言说的实践，实践正是建立在无意识被结构化的实践上，是没被制度化的东西。正是这样精神分析不能在学校中内传递。精神分析不考虑把握知识的话语，精神分析是通过分析的实践而被传递，在那实践中我们和居住在我们身体中的能指相遇，我们遇到了诞生处的语言。正是它允许你向他者讲，正是这个使你成为人，同时成为男人或女人。这样，语言是进入到身体中的，并做一些差异。身体将被这个差异所标记，身体也就被安排成一边是男性，一边是女性。男性的生殖器官如同一个字母的运作，如同差异的标记。但主体能认为他所居住的不是在自己身体的身体上，所有同性恋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也就是所有人和他的性器官都会有变形。小汉斯的例子是有意思的，正是这样他展示了一个小男孩在那时刻他遇到他的性（包括性器官和性角色）问题。这时小汉斯突然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他发展一个解决的方法，它不能达到最终的结果。所以只是半个方法，这个方法将在面对某对象而有的可怕的焦虑中显示出来。我不能细节化的讲这个个案（没有被翻译），这样我就面对一个困难。以前一直认为作为弗洛伊德的基本文本（小汉斯的例子）已被翻译，如果我讲这个历史，不等于我有兴趣讲这个，是为了让我们停在细节上。法文文本有100页，翻译至少要两周的时间。仍有一个问题，翻译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现在只有放弃，但是我传达一个邀请：将这个翻译出来。阅读一个文本最好的是翻译。为什么成都小组不出版一些没被翻译的文本？我认为，你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做这些是因为你们有很多东西没读。这有个问题，这样就会让你们相信，我们能够在一个大学传递精神分析。小汉斯的症状也许与你们内心的某些东西相遇，能使你们有真正的理解。为了让你们认识小汉斯的问题也是你们有的须分析的问题，通过它你才认识到这一点。这时你才能对自己做一个定位。

  在直接讲小汉斯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实际上是因为拉康对小汉斯这个文本的阅读，因此在讲之前我作个提示。弗洛伊德是个科学家，昨天我已经讲过。有了这一点人们总是有个意图想说精神分析是不是科学，为什么弗洛伊德是个科学家而他所创造的学科不是科学。首先，“精神分析不是科学”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句子，而是说他抱有一个希望“精神分析可成为一门科学”。是拉康确定了精神分析的位置，说它不是一个要到来的科学而是在科学的边上。边上就是说在旁边一起走，如同昨天的例子。拉康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弗洛伊德不是科学家，他就不能创造精神分析。这是重要的一点，它显示了精神分析和科学的联系。不是把精神分析作为其他科学一样而是让它成为一个言说的实践，这实践提出了精神分析的主体。

  关于科学的主体昨天已经讲了。为了更接近小汉斯，弗洛伊德接受个案时，他遵循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方法。也就是说提出了一个理论的假设，关于人类性的发展。而这个假设是借据某位星期三成员儿子的案例提出的。这时他处于伽利略的位置上，一方面他是发明理论的人，另一方面他是想证明这个理论的人。正是这样，弗洛伊德利用他父亲请求他记录他与儿子的所有对话的机会。他严格的复制了父亲的记录，然后与他的理论对质，以便知道父亲的笔记是否证实了他的理论。这样就发展了一个个案，结果是让弗洛伊德满意的，他认为他的理论被证实了。

  这样，追随拉康对文本的阅读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我们能看到拉康没做一个与弗洛伊德相同的运作。拉康通过弗洛伊德的文本试图寻找，他想知道语言的经验究竟透过了什么？他并不是读一个被弗洛伊德证实了的理论。拉康说作为个案，首先是言说的实践，拉康想寻找的是通过文本在小汉斯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你就能发现精神分析的路子，并不是传递弗洛伊德具有的概念。这个步骤总是把人们安置在临床实验上，为了更好的确定关于这个个案的东西，这个步骤不是严格意义上科学的步骤，它不是寻找一般性的规则，这个规则能解释所有的东西，如同心理学的步骤，一个人类对科学的研究。拉康做这个时带着他的工具，这工具已经进入语言的工作中去，这工具是想象（the Imaginary）、象征(the Symbolic)和实在(the Real )。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文字把语言分成两部分，能指和所指。拉康拿了三个圈圈，其中一个是象征。我说一个小问题，象征是语言结构的特征，它导致了区分。有一个实在，它是不能进入的。通过象征不可能进入实在，象征仅切割实在，我们有一个象征性切割后的结果。我们并不能直接进入实在，即使在实在还没被分开时。能进入是在实在的外面进入，我们不能从一个是实在的那点出发，因为我们始终在那，所以不能进入。实在是个不可能认识的东西，之所以它不能认识是它不能通过象征的中介而认识它，即不能通过语言。语言将产生一个图像，我们把它叫现实(the reality)。语言给我们的一个关于实在的图像，是想象，想象是语言的产物。因此语言就假设了这三个东西，语言在想象、实在和象征中运行，正是拉康带给我们的工具，是拉康读弗洛伊德时具有的东西。

  拉康做这事时已经50多岁了。在54岁时他开始对公众开课，带着一个“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并不忠实弗洛伊德，因为他们始终重复弗洛伊德所说的。拉康说重复弗洛伊德是离开弗洛伊德。20年前他就成了一个分析家，做的东西如同20-30年代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做的。但他试图是原发的，创造他自己的学说，他试图成为拉康派，口号是“回到弗洛伊德”。这时是在拉康遇到列维·斯特劳斯的时刻，也就是遇到结构的概念，使他能区分想象和象征，从而构成“三点结”(Borromean knot)。习惯上我们说有一个现实的表象，但是拉康区分想象和象征。能指能够运作的图像是依赖于一个差异，依赖一个象征而运作，这个象征正是语言的起源。对于实在我们不知它是象征的还是图像的，因此就逐渐出现了实在是不能认识的象征和图像这种情况。通过列维·斯特劳斯概念，他成功的建立了区分想象和象征的理论。

  稍细节化一点，拉康提出个问题，弗洛伊德怎样和为什么发现了无意识？他回答：并不是因弗洛伊德是个天才，对某一个人是否天才从未有个回答,因此他就寻找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导致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出现。我们能讲弗洛伊德的历程，为什么能在欧洲中心，1900年有一个人创造了精神分析，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犹太姑娘一起创造了精神分析。20世纪30年代，拉康仍是年轻人，所以当时弗洛伊德的回答是个社会学的回答，是个观念，有一个古代家庭的结构。那时父亲基本上是全能的，整个欧洲历史是个缩小的父权结构变化的过程。而那个时代，父亲的权利已经非常小了，正是这个创造了孩子的神经症。弗洛伊德也是个神经症，所以他发明了俄底浦斯情结。这是个很好的论题，被法国社会学家重新利用。父权的降低，是个哲学的论点。通过和列维·斯特劳斯结构理论的相遇，拉康理解了列维·斯特劳斯，并不是个实在的父亲影响了他的孩子。从结构上讲父亲始终不够强大，是个想象的父亲。有个结构的运作，父亲的象征性完全不依赖实际人的个性。一个父亲可能大声叫，正是象征性结构运作的不够，因此不是行为的事实，是结构的事实。因此他区分了父亲的想象和象征的作用，这时他就抓住了“三点结”，“三点结”就成为一个门，进入后我们就可以说无意识。这时我们可以说，家庭中父亲权力的问题就出来。这时理论并不是真的（我们想象父亲是全能的），正是这样，拉康停止了创造自己的理论。为什么会这样？他发现，如果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就不应该在其他地方找什么是无意识。精神分析是发生在这个发现中，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实践精神分析的人，尽管他的讲话方式和现在不一样。为了弄懂无意识，我们应该回到弗洛伊德，而不是寻找什么是原发性的。再说精神分析不是哲学，而是实践。在精神分析中，在第一个实践者那我们才能挖掘实践是什么。

  这三者不是拉康的理论，恰是他停止产生理论的东西，是阅读的工具。拉康用这三个工具来阅读弗洛伊德。我们现在看他怎么阅读弗洛伊德的。他通过批评开始的，当时精神分析是时尚的，在所有的学科中都是时尚的，总有些术语被重复，所以允许精神分析家聚在一起。但精神分析实践是困难的实践，因为他是孤独的。在仅有的一个时刻，他自己做决定。当人们做决定时，对自己有个确信，但是这并不让精神分析前进了许多。精神分析家始终被他的病人挫败，因为他并没有和病人的请求达成一致，这个定义并没有给他所请求的东西。那时人们谈的是客体关系，怎么让孩子度过俄底浦斯情结这个阶段，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实现这，即表示他被挫败。从那时拉康把这问题分成三个东西（56-57年的讨论班）：

  Agent Opération Objet

  Père réel Castration S Phallus imaginaire

  père symbolique Frustration I Pénis réel

  Père imaginaire Privation R Φ symbolique

  小汉斯的运作处在第二列中间的一行。运作仅是个想象的运作，同时不能用词说所有的东西，需另一个人引导（Agent代理）。这个代理就有个客体，有个实在的客体和一个象征性的媒介。实在的阴茎（对于小男孩，对于小女孩就是实在的阴茎的缺失）被阉割，代理就是象征的父亲。对于第三行，代理是个想象的父亲，我们就有个实在剥夺，使我们不能到达一个象征的客体。正是这样，这个石祖就很重要，他是一个客体，也是一个能指，这时我们被想象的父亲剥夺了象征的客体。对于第一行而言，弗洛伊德称离开“俄底浦斯情结”为象征性的阉割，能通过一个实在的父亲实现，被阉割的客体即想象的石祖被实在的父亲阉割（图解）。这三者是为了定位说孩子如何脱离“俄底浦斯情结”而接受的一个新对象。同时允许说“俄底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个人的神话。因他愿意试图给一个结构给“俄底浦斯情结”这个形象所描述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拉康对你们有帮助。因为允许给予一个描述（在西方文化下的描述，给了个工具，使我们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实践精神分析）。

  对小汉斯来说，发生了什么？在他生活的某一时刻，某一东西发生了变化。这时有个恐惧，在这之前，他与母亲有个愉快的关系，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能满足母亲要求的人，在他和母亲间二者都能找到一个满足。有一天，母亲发现小汉斯在摸他的阴茎（准确来说是他正在洗它），就要求母亲摸它，母亲说不行。并不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并不是行为非常重要，行为并不导致神经症，引起神经症的是他在语言中的位置。是因为小汉斯不能批评他的母亲，和母亲对立起来，因那时是他的阴茎和他的身体分开了。直到现在，他的整个身体处在和母亲的游戏中，这时小汉斯有了手淫的经验。这是个4岁的孩子，触及他的小鸡鸡，发现很愉快，这个地方他完全同意这样一种享乐，但是完全不能进入他母亲那里。他将自己分成两部分，一个身体（与母亲一起的），另一个是用来享乐的阴茎。在这里我想读拉康的公式，在拉康《écrits》的中文译本（诸孝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中可以找到公式（447页），如你们喜欢法文的文本，那是在507页。拉康著作还有个袖珍本的512页（当时赠送给成都小组留下）。

  公式1：f(S’/S)S≌S(+)s (隐喻的结构)

  [大S为能指,小 s为所指]

  拉康显示能指的运作如同梦的工作。弗洛伊德讲到了凝缩和移置，凝缩是某个东西通过结构类似的东西来表达（拉康在结构主义语言中找到的），类似语言学上的一种基本运作，这就是metaphor（隐喻）。另外有一个恒常性的移置，这个运作是一个能指出来，另一个能指掉下去了，这就是能指的函项功能。

  公式2：f(S……S’)≌S(-)s (换喻的结构)

  通过一个能指序列，它就恒等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可结合性。这时产生一个意义，我们在阅读诗歌时就能找到换喻和隐喻的运作。换喻是表达某一事物时而仅仅给这事物的某个部分。当我们想说村子里的人，就说有30个火，这个火的能指就能代表房子，在房子中煮饭。厨房意味着里面的人在吃东西。最后说的是居民的人数。对于整体，我说了一部分，是在语言中的基本运作，在任何语言中都有。另一是隐喻，在于我们让某一能指掉下去，把另一东西放在它上面，这时就有了新的意义出现。拉康举了个例子，是雨果写的诗：圣经上有个人，100岁，上帝对他说将有个孩子，这个孩子有贵族气。雨果说他是个草，既没完全被吃了，同时也不记恨任何人。拉康说阉割的运作是隐喻的运作。有个东西掉下去了，在他的位置上有另一东西来了。在1957年，拉康写了类似隐喻的公式（象征性阉割）：

  公式3：(P/X)ª=Ω+S

  [小2其实是n，即n次方；P是实在的父亲，X是小汉斯失掉的想象的石祖]

  如果小汉斯还带着失掉的想象的石祖这个东西进入与母亲的关系，就会遇到一个文化的阉割。对汉斯而言并不是在他这儿发生。对于汉斯的危机，拉康写成：

  公式4：（λ+φ+a）ª=m+Л]

  [小2其实是m，即m次方]

  欲望是孩子很早以前与母亲游戏就有的欲望，λ是母亲，φ是想象的石祖，a是妹妹。M是汉斯，Л是实在的阴茎。你们可以看到，其危机接近换喻的公式。对于汉斯来说危机是所有围绕他的客体。怎么能让这些客体（尤其是阴茎）进入到能指的序列呢。如果建立一个横杠就可能实现，恐惧就是建立在这横杠的努力。我给出一个拉康的关于恐惧症的公式：

  公式5：[I/(λ+φ+a)]ª =mª

  [前一个小2其实是λ次方，后一个小2是表示Л次方；I是指马的形象]

  这时马的图象在某种情况中就占据了父亲的位置。它的一个目的是试图隐喻化，将没有和现实父亲间发生的东西隐喻化，而这个努力始终是非常脆弱的。这个区分对应汉斯的症状也是对空间做了个区分，即有的地方能去，有的地方不能去。公式是这样的。恐惧症是缺失的隐喻。这时有一个隐喻，有一个横杠的努力。横杠的构造是处在父亲的位置上。这时并不是对所有东西的焦虑（神经病的焦虑），而是把所有的东西凝缩到一个东西上。通过与父亲的交流，小汉斯就能转换，将P转换成I，公式如下：

  公式6：[P/(λ+φ+a)]ª =mª

  [前一个小2其实是λ次方，后一个小2是表示Л次方]

  我已经过分简要了，我把拉康一年的东西浓缩在三刻中，我非常担心这样做的后果，我要以一个强调来结束。这个小小的公式并不是理论，理论的东西可以应用于实践。相反，是拉康对阅读弗洛伊德的过程的、发生在小汉斯身上的、在阅读时利用的三个术语。把它放在语言结构上考虑，仍然让分析家是开放的、新异的。因为所有分析家能做的同弗洛伊德一样：收集能指。通过收集不是将他们置于公式中，而是通过这可以建立你们自己的公式。希望明天能看一下拉康的电视访谈录（Télévision），看他如何讲话。我提议，我和你们一起读一下这些文本。

  第七讲讨论 10月1日15：00—17：30

  问题1：上午讲了许多能指的东西，没提到所指，能否讲讲所指？

  回答：所指依赖于能指，这个公式能定义弗洛伊德的发现。我们在大部分时间认为在大脑里有一个思想，人认为这个思想是某种非声音的东西，用于表达某种事物。精神分析对所指讲得很少，因为对精神分析来说，仅存在着一个能指的效果。在能指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症状纠缠在一起。我们试图从一个所指的出发去打开这个症状是徒劳的，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集中于能指上或把能指看成一个中心。我很担心人们可能误会了拉康的意思，拉康的能指不是索绪尔的能指，不能作为文字制度化的东西让他变的清晰。精神分析的能指起作用于或活跃于语言的意识之外，它构成了另外一个语言，这个语言被拉康叫做无意识。

  问题2：这么说拉康的能指就不仅仅是声音了，还是个图像？

  回答：他恰恰说它是指事物，但要加引号。拉康的能指并不是索绪尔的能指，后者的能指依赖于被制度化的语言的分析。同时，在小汉斯那里，对他来说能指是马，一方面是个客体，一方面是小汉斯投注的马。这时马就类似一个客体（被用作为一个能指），它有个位置。这个位置不能把真实的父亲放在那里，只能把马放在那里，马就成了用于能指的客体。拉康认为所有能指都有一个客体，所有的客体都能进入换喻或隐喻中。无意识就用这个东西创造一个句子，在梦中用图像做各种各样的表达。这时，可视的和不可视之间的联系不重要，因为已超越可视和不可视的东西。如你们懂得了这一点就前进了，甚至比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前进了，因为法国很多分析家都混淆了索绪尔和拉康的能指，所有对拉康的智力性的批评都来自于这种混淆。

  问题3：如何把阉割的理论用于精神分析上，因为有些地方没有阉割的习惯？

  回答：你这样问也许是今天早上我讲得太快了的原因。据你所说意味着有两种方法来读弗洛伊德：一种是试图和新的患者一起重新复制他的理论，这种阅读就没有一个外在弗洛伊德文本的视点，如同我们再进游泳池一样。这时我们就认为这个文本自身带着真理，这时就成了信条的忠实者（人们会说，因为弗洛伊德这样说，所以我们这样做）。认为真理在文本的一个地方是传统哲学的读法，但拉康不这样阅读。拉康提出，读者应有一个外在的视点，拉康是通过实在、象征、想象来阅读的。有一点对他来说很重要，他放弃成为一个理论的作者，变成了弗洛伊德的读者，处在与刚才定义完全不同的位置上，是一个能对弗洛伊德文本提问的阅读。因为拉康知道他的怀疑，这个视点是他的实践，他的分析实践如同弗洛伊德，但他的实践不是被制度化的实践（被IPA制度化的实践）。他把临床实践与三点结连在一起，每次都可以改变他的实践。当拉康读弗洛伊德的俄底浦斯神话时，并不读活动者外部的活动，如父亲威胁孩子等。但拉康并没停到这，而一直走到了某一点。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是对的，并不是弗洛伊德有理，而是弗洛伊德触及了文化以下的东西，这东西所有人都在讲。为了展示这个，拉康并不重复弗洛伊德，他通过小汉斯，看到了小汉斯在结构水平上的危机，这时他认为弗洛伊德遇到了真正的东西。

  问题4：拉康看到的小汉斯是一个案例，为什么只是个实践而不是个理论？IPA是怎样看待这个的？

  回答：是这样的，IPA的分析家认为弗洛伊德的文本包含了真理，而其他人是没有的，因此他们必须模仿。为了象弗洛伊德那样，他们就研究弗洛伊德，不敢离开弗洛伊德的理论。因此他们让实践依赖于文本。按拉康来说，精神分析是首先建立在他自己的实践的。

  问题5：教授上午讲的语言结构是指什么？

  回答：我得继续刚才的回答。这个结构是拉康通过阅读作者的发现，在他的临床中产生的东西。他认为换喻和隐喻在他自己和病人（也在弗洛伊德那）都有同样的运作，这是我必须要增加的一个东西。我并不把索绪尔的工作运用到精神分析中，二者的工作是不同的。仅有的共同的重要一点是一个差异，或叫一个切分，它影响了结构的因素。一个结构并不是一个整体的，不是一个集合（是对新的因素的组合）。在数学中常用集合的概念，但是对数学家来说有个问题，什么是无限集？什么是集合中的集合？什么是空集？空集的概念在数学中也重要。拉康把它运用于精神分析，说这个空集是把所有东西都去掉后剩下的。意义就是集合本身，所以意义有两个，一个是元素1234等，另一个是把这些元素集合起来的集合（元素包含在集合意义中）。拉康也利用集合这个概念，但和结构不是一回事。结构是物理的，是动力学的，是某个东西在运转。结构是产生元素的东西，是区分这个和那个的东西。结构是一个关于分割的定义。语言是一个结构，语言产生了差异性（区分），这差异将成为元素。这种概念被发现，是在30～40年代在一些语言学家如雅各布森（Jacobson）那里发现的。以前讲过雅各布森的“如何在语言中产生差异性”，A和B是两个元素，这两个元素仅仅是差异的表现，而并不存在于他们本身，这些并不是双数对子的差别，而是任何一个和另一个之间都有的。关于元素的定义会根据结构的关系发生变化。在结构中元素是个空格子，如做个集合把这些东西字母放进去，这时将有一个语素是与其他所有的都是不同的，什么字母放在这里呢？是语素。什么语素在这里？定义是一样的。在结构中语素就是那个差异性，没有一个对某个格子自身的语素的定义，所以让这个格子是空的。我用计算机的键盘的A，A不是这个，它是一个与其它元素不同的元素。A自身并不存在，只是与其他字母在一起时才存在，它仅和其他不同的东西一起存在。正是这样结构才在语言中起作用，所有语言都是填补这个空格（通过耳朵、眼睛）。汉语填补这空格与法语不同，汉语的事实如同法语的事实一样意味着某种东西，因为依赖的是结构而不是我们看到的。证据是将汉、法语相互翻译，但确实存在差别。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讲，但在结构的水平上，它依赖于同样的一种象征性的结构。

  问题6：今天下午一开始讲到同性恋的问题，能不能多讲些，尤其是男性同性恋问题。

  回答：同性恋的问题是在所有人中都遇到的，男人和女人都会。性的特征并不是由命运决定而恰恰是被语言所决定，小汉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能看到处在危机中的小汉斯，他有一个面对母亲欲望的困难，他必须依赖一个实在的父亲让他离开他和母亲的关系，这个离开不是完全禁止他与母亲的接触（实在的离开）。这个离开展示了他要满足母亲的愿望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父亲和他对于妻子的性欲望是很清楚的，这使得这种不可能性也变得清楚了。这是母亲，父亲、孩子间的所有参与者的戏剧。性征是不完美的（通过定义说），一个理想的被父母照顾得很好的孩子是不存在的，能存在的是一些现实的例子。孩子就是要寻找存在于家庭中的定位（在父母中的定位），在寻找中有可能发生严重或者不严重的事情。有可能是孩子接受父权的隐喻，因此就也有可能发生一种他不可能接受父权的隐喻，这就是少年的手淫，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和另一人达成性关系（或一般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就遇到了社会的规则，社会中人们的性的行为不同是存在着的。同样有些东西在运作（或是社会允许或是被社会禁止的），这将会在未来发生（一个人性的宣称）。这时就有一个选择，有可能是同性恋的选择，这种宣称就有可能到达。这时他们将有一个意义，一个允许或非常禁忌化的意义（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意义）。精神分析不是道德。拉康允许我们说没有被弗洛伊德规范化的东西，弗洛伊德定义同性恋类似一个性倒错，是在孩子的整个发展中考虑这个问题。根据弗洛伊德使用的“固着（fixation）”的概念，同性恋是个未成熟化的人。弗洛伊德并不批评（并不从道德的角度判罪）同性恋，他的理论化的工作就叫幼稚化，称同性恋患者是人类未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成熟的一点。随着拉康，我们能走得更远点。拉康首先甩掉弗洛伊德用的“演进”的说法，因而就不存在一些阶段（孩子应该经历的一个接一个的阶段），结构的概念就允许我们超越这些阶段。主体都有一个客体，主体如同欲望一样没有年龄。弗洛伊德说欲望是不可能被摧毁的，并不是指人的生理性力量，而是一个有力的人身上的固有的力量。尽管这个人身体上非常疲倦以至于他不能实现它，因为欲望仍依赖于语言的结构。因此，在拉康之后，“固着”这个概念也不是必须的，更多是一个无意识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同性恋认为他的生活很有意思，这时精神分析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个同性恋患者感到非常痛苦，这时求助于分析家，向他提问，其实也是对所有的人提出的。

  问题7：如果同性恋者要改变这种情况，精神分析应如何做？或理论上是什么？

  回答：当一个同性恋患者请求一个分析，那是他质疑他的选择，把他的选择放在一个问题上，但这是很少的。在我所见，他们对选择是确定的、自豪的。如果他经历了一种痛苦，这是他进入分析的原因，这时同样也不能等待一个分析的奇迹。分析家能做的一些重要的工作是让他面对他的欲望，但总是存在着一种生活是属于他的，因为他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总是对他提出很多问题。

  问题8：“欲望不是身体的，在结构水平掉下去了，把它钩上来就成了欲望”是什么意思？

  回答：稍有点公式化，当然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讨论来追随无意识和欲望等重要的概念，你有这个支点，但这个东西来自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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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Nos (放弃你的签名吧！) 组长 楼主 2008-05-23 10:22:15

  　

  精神分析与哲学

  Laurent Cornaz

  　

  第八讲、关于拉康的文本<录相>

  10月2日9：00—12：00

  （霍大同：这个电视文本翻译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拉康的话语太难懂。但教授先生有句名言：精神分析与误解一同存在，因此他对翻译感到兴趣。这个文本是由肖晓曦和李安一起翻译的，在此谢谢他们。）

  今天做个稍微不同的训练。首先谢谢肖晓曦和李安的翻译，这是个了不得的工作，这个工作也是我当时要求的，如果没有翻译，这个训练就不能进行。

  拉康讲法语，但我们同样可以说他像一个音乐家用乐器在弹奏某种东西（他用法语来弹）。一般说来我们是说诗人为了美，但对拉康来说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真理。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理解拉康非常困难。在他的文本中，他竭力使他的讲话并不是对着意识的理性讲，而是以一个分析家的身份来实践一个口头的和书写的话语。一个分析家，他讲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对公众讲的分析家，来实现一个口头的言说。当人们向他提议做一个电视的节目的时候，拉康开始说（第一个时刻他说）：“我要回答你们”。后来他回忆说，如果我在电视里对公众讲，我就会把整个公众视为分析家，而具体是哪些人来看电视的节目并不重要。他假设在这些公众中存在一些分析家，因此他决定在电视上讲的是以一个他在讨论班上同样的方式讲。这时，他并不把他作为一个精神分析教授，作为一个懂得精神分析的知识的人来讲，而更多地是对着听众的无意识讲，而不是对着他们的理性讲。也许正是他这样做了，20年后人们将它出版让大家看、听和阅读。

  第一个词是没有翻译的，我愿意霍大同马上翻译它。在电视中他讲的差不多1个小时，他对着录象机看，沉默，如同他在讨论班中一样。然后他说：“我总是说真理”，但又马上补充说，“但并不是全部，因为说整个真理是不可能的，物质第一，而词是缺失的”。因此我们马上就感到了拉康的整个语气。观众并不是为了学一个哲学，从来没有一个在寻找真理位置上的哲学家无忌讳的说：我总是在讲真理。这时拉康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能指支撑的水平上。每一个能指都是真理的携带者。他马上又指出：但是有缺失，尽管每个能指都是真理的携带者。因此，就不可能说整个真理。那个真理仅有一半能被说，真理始终有一半是不能说的。接下来有一个游戏（是一个人对拉康提问，而拉康回答）。这个提问的人在电视里从未出现，他对拉康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将要工作的问题。你们看翻译的文本上那些斜体字（肖晓曦和李安在每段都注了阿拉伯数字，便于阅读），被提问的是关于无意识的意义。我要求你们一段一段地读，哪一段没读懂你们就对我说，也许我就能看到有翻译的问题。但在这后头还有些东西是重要的。现在，第一段有问题吗？

  问：“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答：“这段翻译是没有问题的。无意识的“无”就带有一个否定。“无”是一个词，它抛弃了存在。弗洛伊德是通过否认来定义一个东西的。正是这样拉康说这是一个否定词。当我们用否定词来定义时，我们所涉及的是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拉康说我们能假定任何东西（若能假设，就表示其后头还有东西，就始终有个剩余）。无意识是对意识的否定，理解这个否定就打开了一个可能性，就有了各种各样对无意识的解释，如荣格等。有人说弗洛伊德给了无意识这个词一个定义。这些说的人可能是弗洛伊德派也可能不是，如荣格和阿德勒等，这个词就给了非常多的不同的解释。

  第二段，我认为是清楚的。

  第三段有什么问题？

  问：“——不过，这些只是为了我们的思想”中“思想”是指什么？

  答：这里翻译没有什么问题。我会翻译成“可能”，用了“不过”有点太过了点。

  问：“仅仅在所要等到被指出后才存在，”这句里的‘所要’是指什么？

  答：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这个翻译没有给你一个意义而让你们提问。必须修改这个翻译。

  霍：我先说一下“所要”的问题。大概意思是：这些动物只有在别的东西那里存在。它们就只有它们在被命名后才能存在，尽管他们被实在强制（强制给一个名字）。

  回答：注意，在这里有个说话的存在，存在是哲学的概念。在这段中被拉康利用，将是很有用的，在拉康的后面总是有些笛卡儿用的术语。你们是否记得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就是那个存在。笛卡儿失掉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只剩下他自己。拉康就一个概略的方式说了笛卡儿的概念：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

  Je pense donc je suis

  Je pense=je suis(être)

  他在《形而上学沉思录》中写道，“我思，我在”，其中在“思想”和“在”之间的“，”等于“=”。拉康说笛卡儿在讲这话时没有思考清楚，他只是勉强这样说。弗洛伊德发现的无意识是我们不能思想到的存在，因为无意识是一个我不思想的地方。在笛卡儿同样的位置上，拉康说了另一句话：“我思的地方我不在，我在的地方我不思”。我们能看到笛卡儿公式是一个精神分析的解释，只是我们要用不同的断句来断开它。我们没必要和笛卡儿讨论什么或是批评他，这样就是哲学的讨论而将没有什么结果，接触不到更深的问题，因为问题不是意识水平的而是无意识语言结构上的问题。笛卡儿的句子可以写成：我思， “故我在”，法文的引号内就变成了话语。通过这个拉康说，人是讲着（正在说话的人）的存在。

  拉康创造了一个词“êtreparleur”，在任何词典里都没有。拉康为什么创造出来这个东西？通过这个，拉康就可以说，有一种分析的经验附和于其分析实践。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讲，只有说话的人才有无意识。在别的存在那里涉及一些不讲话的东西（如一些动物），从这要跳到“尽管只有本能冲动”一句那里，这时就看到了一个区分，有些存在可以讲话，有些只有本能而不讲话。在二者之间是关于动物的问题，因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是一个讲的存在或是说的存在。因此不能讲话的动物不能说“我在”。因此，他们的存在是在于人们给予他们的东西，笛卡儿说动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命名它。动物不在，但是它们是实在的。这时拉康就做了个区分：实在和在。“实在”不依赖于言说，是强制性的。“在”依赖于言说，因为笛卡尔给我们展示的存在是完全依赖于他的话语（也就是思想）。在整个西方哲学中，只有拉康做了实在与存在的清楚区分，之前没有。所以说在动物中有一个本能，这时拉康定义“本能”。翻译的错不是肖晓曦的错，而是我的错。德文翻译成英文用的是“本能”，而在法文中是“冲动”，是纯粹的动物本能。拉康在这里是要区分无意识和本能：

  法文：ics(unconscience) pulsion（冲动） instinct（本能）

  德文：ubw êtreparleur（讲者的存在，单数）

  non-parleur（动物，复数）

  语言是躯体性的，我不停地讲到这个。弗洛伊德说的这个冲动在翻译中意思就完全搅混了。拉康做了一个区分，无意识是讲话的存在，本能是动物的。这时就相当于拉康给了一个关于本能的定义，本能仍然是一个知识，因为动物知道它如何生活（如动物出生后就能走，人要学才会走）。人并不知道为了生活应该怎么做，他没有动物的知识，但他有另外的知识即无意识的知识。这知识相对于动物来说，它恰恰是把自己和世界放在一个冲突上。

  我回答你的问题，拉康说我们不能确定动物就有一个本能。不是它们对我们讲的，是我们为它们想的，很可能是我们错了。我们假设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之间它们总有特定的回忆，动物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通过文化知道的，不是通过本能。动物知道什么时期是繁殖期，我们不能，我们是和文化一起的，我们是有婚姻规则的，因为说者的存在是没有动物的知识，语言的知识是无意识的。

  （看录象，听声音。）

  你们是否还稍微有点勇气继续这个训练，如果这样我们就会走得非常慢，如同你们在学习一个与自己的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因此同时还有一个法语翻译成中文的问题。必须沿着翻译这条道路往前走，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去掉这个翻译，直接读拉康的语言，这两个运作实际是一个运作，如同我们看到的这个翻译的问题（指冲动）。把二者结合到一起完全不能对应拉康所说的。对你们来说翻译就成了你们最好的练习，因为法语和汉语中的差异就强制的破碎了你们的头脑，由此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放在法语里。这时，字典不能给你们回答，如我们看到一个词“存在”，通过翻译就逐渐进入拉康的语言中，这是个巨大的努力。但最后你们学会得到一个结果。每次区分理解都会在你们的精神中运作。别忘了我开始讲的，拉康不是对分析家讲的，是对没有分析经历的人讲的，更一般地说是对着没有分析经历的、但试图通过话语实践获得一些分析经历的人讲的。拉康让读者的理性变得软弱，在这个地方读者有个选择要做，或者你不知道拉康说的是什么，正是这样他们不理解，或有人假设拉康说什么，这时他就面对他的不理解性，也就是说拉康的文本使他进入工作。这工作与分析者做的工作有相同的本质，如分析者面对他的梦，他不理解。如果他假设这梦有一个意义，他就处在对梦的意义的寻思中（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东西）。这是拉康的风格，是根据分析的工作做出来的。你们是否有勇气翻译它，尽管你们还不理解，你们可以重新以一个群体聚在一起，直面于一小段你们翻译的东西。

  我想跳到第6段，拉康想重新做一个区分。他讲到了语言学（是一个科学的分支），是索绪尔，雅各布森等其他人建立的，是相对于其它科学之间的一个科学，可以像其他学科那样在学校里讲授。拉康讲的语言学仍然是他发明的新词，是一种行动，是准备以语言学的名义干预到人中间去。拉康说他并不是做语言学的，并不是语言学者，但他稍做点语言学的事，在一个言说的实践的范围内。因此他很重视人们在语言学中寻找的东西，他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就定义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在语言学家中有一个困难（一般语言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对象是什么？是人们在这世界中所有被讲的言语的整体，还是我们叫做语言的东西（在西文中语言是个抽象的东西，言语是个具体的东西，如法语）？我跟你们一样学到了一些东西，因为我试图让你们理解这两词间的差异。这时没有两个中文词来对应。因此，霍大同不得不给你们解释了半天，我想知道，霍大同用了什么词。我想理解翻译的困难在哪里。否则我一直讲，他一直译，但有些东西并没有从我这里到你们那儿，所以我们必须停留在那里。这感觉太痛苦，但没有办法，我们都不能回避。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英文，你我都讲英文。正是这个东西使那个事情不能完全弄懂。如试图用英文交流，就会付出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大家所用的概念必须是一样的，但有在英中的距离和英法中的距离，有趣的东西是通过这个距离传递过去的。因此只有这个解决方法（现在的方法）而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现在所做的是非常精神分析化的工作，通过英语做的事情是完全给了意义的特权，这时我们就失掉了中文和法文的能指。当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就有语言能指的相撞，在冲击中工作。这个工作是在能指的冲突（冲击）上做的，这个冲击是足够的。

  我不认为是你们在正确的思考。正是能指的冲突产生了所指，这个产生意义是你们的。这样精神分析仅建立在能指上。你们从汉语的能指出发做你们的思考，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发生什么事了。几年以后就会有中国的理论家出来。你们将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法，在于你们穿透了能指的水平，准确来说是翻译。在法国我和许多人一起做了一个工作，即将拉康在讨论班讲的变成文字，在那里没有翻译的问题，是从法语到法语，有一个词叫转写，即将话语变成文字。这个行动假设了我们有一个听到的东西的阅读，法语的言语中每个词都有不同的意义，就必须选择拉康用的是哪个意义。拉康的风格是在好几个意义中用一个词，使转写不可能，就必须有多个注解。还有个问题是断句，在不同的地方断句其意义就完全不同，因此就不可能做个仅有的、好的转写。在翻译中转写有几个问题，在话语的转写中也有几个问题。对话语的转写实际是为了研究这个人而做的。为了很好的转写就要不断的听录音带，以便于他更好的听懂了。你们在翻译中也要这样。对我们来说更困难，但也更有意思。这不是有没有一个好的翻译的问题，而是直面于那个能指。因为转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能感觉到这个词是如何连接的。这种东西对一个精神分析家来说就是最好的准备，因为精神分析家在他的世界中直面于他的分析者的能指，也直面于那些梦的秘密，更进一步说是他症状的秘密。在翻译中，我们获得的经验更接近于他自己做的工作。

  拉康给了一个词（lalangue：暂译为‘呀呀言语’），它定义了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它既不是所有的言语，也不是抽象的语言。当说某一个东西时就要加上一个阴性或阳性的词，如把la（阴性）与langue连在一起就是（la langue）。“la”用中国话说成“这个或那个”，但都不合适。

  （科朗先生问：那你们怎么说人?大家回答说：我们就直接说人。）

  语言：la langue

  言语：parole

  对索绪尔而言，要么是一个语言，要么是所有的言语。拉康当时不说一个语言或所有言语，而是说呀呀言语lalangue。他不对不同言语作一个区分，每个人最初讲的不是与其他人有区分的言语，而就是讲呀呀言语。拉康说普遍的语言学的对象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家研究时排除了讲的主体。没有讲的主体，言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通过索绪尔的概念不得不有这个区分：有一个语言，也有一个不同的人讲话的言语。通过显示言语是我们讲的言语，是讲者的存在在说。语言研究的对象运用于讲话的主体时，语言学就再也不是科学了。为此他们的研究是不可能的。语言是人讲的事实，他这时就假设了一个主体，这时语言就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索绪尔的语言学就导致了这个区分。言语是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等等，言说执行了（实现）语言。这个语言（对索绪尔来说）是某个特定语言结构系统。拉康重新考虑了整个语言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事实上，在所有这些区分的后面，每个人都不讲一个言语，一个言语是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这之前是处在“lalangue”之中的。

  我提议，你们为了翻译“lalangue”就要把语言和言语合在一起。这个差异是视觉的，但拉康还是在听（耳）方面做个区分，你们是否注意到每个婴儿都能发所有的辅音，然后他们逐渐注意人们讲的语素，婴儿要做的就是区分语素间的差异（即能指的差异）。“lalangue”就类似我们的“呀呀学语”，如果没有这个词“lalangue”，你们就不能抓住拉康所说的。你将看到翻译让你发明一些新词，类似拉康发明的法语，拉康想说的就传过来了。也许你们还不明白，不很懂，但必须有个翻译在转折中运作。你们也不要相信在法国的精神分析家对“lalangue”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重要的是“呀呀学语”区分于语言、言语。这时就有三个中文词了，你们就可以造你们的意义了

  第八讲讨论
  10月2日15：00—17：30

  问题1：“存在”与“实在”之间在哲学的概念上相互包含，但今天上午讲的这两者间相互包含了吗？哲学的“存在”就包括了所有的一切。

  回答：没有。对于哲学来说，“存在”就没有一个比它更宽的词。对哲学来说“存在”的概念指所有“在”的整体，哲学的概念是某一个东西不在存在中那就不存在，亚里士多德差不多就说过这些话。如果有人说有一个东西存在于存在之外，那么他的话就如同疯子，是植物。人就必须接受那个原理，存在的就不是不存在的，不能同时说他在同时又说他不在，讲这种话的人是植物。当时结束讨论说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进入矛盾之间的人是分析者。存在是存在于思想中的一种表象。在这个存在中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话语，思想能成为一个存在的表象是因为这个话语和思想代表它的存在。这时就有一个切口将它切开成思想和事物。同样，我们说灵魂在这边，那边是身体，身体被灵魂化，因此它有思想。

  肉体/灵魂 存在/逻各斯 事物/思想

  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哲学都讲这个切口，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存在后许多哲学家都在思考，讨论这个切口问题。拉康带着这三个概念（实在、想象和象征）读弗洛伊德，拉康带着的是三点结，而不是切口形成的相应的对子(把思想切成想象和象征)。实在中没有切口，它逃避了人类的知识，因此它并不是存在，我们对它就不能说任何事。如果对它说事情，就带到了想象，就回到了哲学现实。通过象征、想象、实在，现实就具有实在的部分。拉康在做存在和实在的区分时认为，“存在”是话语在说，那些没有被命名的东西不是存在，即如果他不能自我命名那就不是存在，如动物。动物能够成为存在是因为我们为它们命名了，但它是实在。在存在与实在中有一个差别，因此就让精神分析离开了哲学。

  问题2：通过象征/想象/实在是什么意思？

  回答：这些并不是一个存在的概念。想象和象征都不是存在。但不能说没有象征就没有想象，象征从本意上说并不是言语，而是一个切口，使我们有语言。这个切口产生了差异，拉康讲母亲的在场和缺席的交替产生一个切口，在这里才有一个差异，这就是象征。

  问题3：拉康讲的象征除了个体差异外是没有规则的，仅仅是差异的表达，但对于成人来说，象征在文化水平上是有规则的。怎么理解？

  回答：不在文化水平上，文化是在现实水平上的。穿过象征我们到达实在，这象征实际上是“呀呀言语”。通过切口，实在的东西就到达想象，形成图像。哲学混淆了语言和图像。正是这样，拉康才说“通过象征我们才能思考”。这个东西是弗洛伊德发现的，如梦的图像被意识到，但梦本身是无意识的语言。图像是我想像的，是无意识结构让我做了个梦，是能指的差异导致了一个梦。

  拉康在阅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怎样回到弗洛伊德的？弗洛伊德没有这个三点结，但拉康用了三点结来读弗洛伊德，但并没有说一个与弗洛伊德不一样的东西，而是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来说，更深、更普遍、更少的想象，并且更少地依赖于文化。拉康说弗洛伊德发现的东西并不在哲学中，而是离开了哲学。

  问题4：拉康如何用三点结来读弗洛伊德的理论？

  回答：拉康没有读弗洛伊德的理论，他是根据精神分析的经验来读弗洛伊德，他并不想找到关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翻译。对他来说，用另一种方法来说与弗洛伊德同样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的兴趣在于通过三点结把弗洛伊德的真理展现开来。拉康说弗洛伊德并不是在理论水平上，而是他在实践中说弗洛伊德的真理。如果我们始终停在书中，就要做个翻译，要么用同样的方法说同样的事，要么用哲学的方法讨论精神分析。

  问题5：“呀呀学语”是人人都要说的，拉康说“neologism ”创新词，没有任何逻辑性，这是不是精神病的逻辑？拉康是不是在精神病的逻辑上比弗洛伊德更深入地讨论无意识？

  回答：这是个很好的理解。我认为不要把这个东西太快地分开。弗洛伊德仍然追溯了分裂症的谵语，更正确地说是拉康做的。精神病患者的逻辑能允许我们进入无意识的逻辑，一个谵语仍然是一个构成。同样，一个神经症的症状也是一个构成。在神经症倒错和精神病之间，弗洛伊德在这上面建立了一个东西，但他建立的区分在拉康那里失去了意义。因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构成是不同的，但两个都来自于同样的结构。在小汉斯的案例那里看到，当小汉斯面对母亲欲望时没有一个隐喻的堤坝。精神分裂症面对同样的事，却不能实现去构造一个缺失的隐喻，但小汉斯能将母亲的愿望放在堤坝下。精神分裂症的焦虑投向所有的东西，谵语是对所有的东西，而焦虑症是定在某一个地点的。小汉斯怕马是肯定的，通过这个运作他成功地做了两件事：他知道害怕是从马那儿来，马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出门。但他误会了，他的害怕不是来自马。我们所做的是让他理解这个害怕不是来自马，他的症状来自于他不能满足他想象的母亲的欲望；另外一方面他不能放弃对那个想象的欲望的满足。他做的事就是：⑴给害怕定位；⑵他就能对别人讲“我能讲述我的害怕”。神经症是能对别人讲的，所以他们就能看分析家。对于精神病，他们就从未到达堤坝，他仅仅对其他人讲“我认为所有人都在反对我”，因此就没有对他者的请求。他者是危险的，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因此弗洛伊德在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构了一个堤坝。二者之间确实有个差别。

  我在公开演讲时说，并不是精神病不能与社会相处，因为有许多人在社会中生活但可以看不见任何人。我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都避免真正的相遇。一个真正的相遇在某种程度有一个性的维度，他者总想做些什么事，我们对他者是很敏感的。精神病患者则太敏感。如果我们用结构来看这个东西，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没有一个“是”的差别，仅仅是“位置上”的差别。正是这样，分析前的准备是重要的，预先的见面不能通过互联网，因为要看这个人的请求（包括他的身体，请求方式）。这时你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是你说“可以”或“不让你做分析”。你必须为看你的人展示后面的东西，一个请求有可能使得做分析的愿望变形，使他不能脱离那个包裹他的东西（指精神病）。如果一个人让他躺在沙发上，那么谵语就有可能发展。正因为如此，分析前的准备非常重要，第一次分析前的会见是重要的。在这里，移情得以建立。一个精神病患者没有移情，不能接受分析，尽管在拉康那儿，神经症与精神病是一回事。但在拉康之后，我说与精神病患者间有个移情，并不是习惯上的与神经症分析中遇到的移情连在一起的。精神病患者的移情是颠倒的，是分析家转移了某种东西给他，是你支持了一个他不能支持的请求。有些分析家就这样与精神病患者做分析。这是一个奇遇，是一个与精神分析感觉不到的奇遇。这时他非常积极，对精神病人讲他自己的梦，因为这个精神病人也在那儿，分析家在这里唤起他的无意识。我不是说每个分析家都要到那儿去，有一个决定是我们是否知道我们能和那个患者到那个地方去，这种决定与你对神经症患者做的决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题6：顺着教授的思路，精神病和妄想症是否能把无意义的东西在无意识中赋予一个意义？因为把无意义的东西赋予意义是人的基本起点（拉康说：人总是要把无意义的东西赋予意义），因为有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患病，就说话。

  回答：完全是这样的。你已经完全进入了拉康。我忘记了翻译拉康的句子：知识就是妄想狂。科学并不是从一个确定性角度来说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临时的，这就是科学的知识，科学的临时性确定的点，就是妄想赖于支撑的点。科学给了妄想狂一个可以抓住的点。

  问题7：我们能达到的状态是不是有意义的意识间和无意义的无意识之间达到一个自由的游戏的状态？精神分析家的倾听就是在这样一个游戏中倾听吗？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是分析家的悬浮注意（你不会固着在某种价值观、某个理论、过去的经验和一个期待上），这个时候意识和无意识是否都有个开放性？

  回答：对。但是有个危险，你注意不要掉下去。是一个耳朵的、一个没有区别性的方面，在开始必须是完全打开的（如你所说的）。根据分析往前走，这时个案将形成。这时分析家还有个责任来驾驭治疗：一方面你必须开放，另一面你不能让那些东西走掉了，否则分析者会走很远。在这点上拉康的很多弟子都掉进去了。他们完全系统化地不说任何事情，尽管这时移情不断往上走，但分析者没分析任何东西。在某个时候他疲倦了，移情就掉下去了，因此分析者走了。并不是这样我们就成了一个分析家，我们成为分析家就必须要对结束有一个结束。更容易说的是，他躺在椅子上，你坐在沙发上。但对我来说，一方面你当然要让他做出个选择（这个选择不是意愿做的），他讲话，能指在流动，你要跟着能指走，能指来时就逐渐指出一个逻辑。分析者与分析家的差别是在分析前，分析家有个假设：通过分析后能定位这个逻辑，而这是通过听来做向导的。这时，我们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个逻辑有个线索，他会跟着逻辑走。正是这样，精神分析是从来不能停止学习的职业。谈这些是给我们一点启示，让我们重新定位，引导他的倾听，也是准备他的解释。但必须知道，每个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唯一的。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做一个无意识的选择，因为选择是无意识的，所以分析是困难的。我们不是为了选择而是要把他带到选择的某一点（如梦），如果让他自由地走，那么我们就错过了及时的解释。

  能指那一点实际上是一个十字口，能指始终有个差异性。如果我说梦是一个诗，是因为每个诗都包含着一个歧义，正是这样我称无意识的选择为十字口。如果我们能让分析者意识到他的话语，这话语能表达、能让分析者理解到话语和梦有个歧异性，是因为他在与分析家一起工作。所有社会的东西都是悬置起来的，如果对分析者说改变他的战略、丢掉他的症状，分析家就要有个积极点的开放，但这个很困难。你虽然积极，但并没有一个理论让你更有积极性，而是与分析者一起构成一个个案。分析就是分析者与分析家构成一个个案。分析不是解释什么，而是在无意识中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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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Nos (放弃你的签名吧！) 组长 楼主 2008-05-23 10:22:36

  　

  精神分析与哲学

  Laurent Cornaz

  　

  第九讲 10月3日9：00—12：00

  （今天早上一个成都的艺术家罗子丹赠送科朗先生一份礼物。）

  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天早上的欢迎，特别触动我的正是艺术家所做的。也许那些艺术家是首先感到某些东西的人，也许他们是第一批行动者，接受他的情绪和他的理解。他想解释，很早以前就处在这种询问的位置上，他自己在说、在想。我想有一个东西确实在我们之间发生，也就是能够发生的那些东西。在我讨论班的开始，我讲了很多文字（尤其是字母文字）能作为一个屏幕（稍有点像中国的历史），并因此有两个倾向。最有名的是，当我们向孩子指示月亮的时候，如果是直接的看，那么它很纯；我们同样可以相反的思考，如果看到这个指头，他就对着一个标志（非常聪明），这时文化就类似我们的手指。如果仅有单个文化，我们就不能看到手指，只能看见月亮。人们处在我们展示的东西中，而不知道是一些人在指示。孩子自己看月亮，有可能是愚蠢的。Eidú是“动物”的意思，它来自希腊，因此与希腊的符号有关。我们找到一个孤立的意义，它仅仅通过自己的文化看世界，他甚至不知道他有文化。他相信有一个世界，是我们展示给他们的世界。在另一个水平上，我们也许知道还有另一个文化，这时就允许我们知道手指的在场，就知道月亮是会随指示不同而不同。这时怎么办？这时我们强调文化间的冲突。常有人说“我的文化最好”，有些人说“我找到一个文化，它更好”、“我想找到另一种文化，让世界更美”。这时，这两种人就很难达成一致。随着指月亮的手指越来越多，月亮就像被越来越多的面纱遮住了，这时我们能理解文化的力量，就会意识到世界的延续形式随着文化的发生而变化。这是个危险，它使人忘记了手指指示的是什么东西，从而我们就不能有一个手指所指的东西的确定性，因为手指所指的东西在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中是变化的。我到这来并不是要说我指示月亮的方法是最好的，我相信这决不是精神分析所允许的生活方式，精神分析允许的是所有人都看到一个被遮蔽的客体。所有人都有童年，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总觉得在他的头顶上有一个手指，所有孩子都不知道如何看手指和月亮。

  这时有个时刻来了，固定了他对月亮的月光。在现代经验中，就允许他知道有不同的文化，他进入了一个情境，即他能为自己定位。精神分析是我们在童年就具有的经验，它把我们带到童年的经验即我们不知道看手指还是月亮，同时将我们带到成年，我们知道月亮仅是人们指示的东西。这时，那种具有不独立于文化的关于客体的知识的信仰就成为不可能。精神分析允许成人在文化的差异中生活，允许我们知道主体并不仅被一个文化制造。这个主体是无意识欲望的主体，这始终是一个自在的孩子，是一个直面于他者的孩子，没有父母、文化的保护。在精神分析中性征（性欲）总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性欲是一个不能充分满足他者的不可能性。我们总是一个直面于不知道他者的孩子，因为月亮做了一个神秘的对象，是一个他者。性征是个生理学的相遇，并不是躯体的相遇，而是一个位置的相遇。 我讲手指和月亮的故事是为了感谢这位艺术家和他的礼物，但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不能忍受这么长的话语（罗子丹中途离开一会儿）。

  也许你们也稍微有点艺术家的气质，这让我讲了很多，我感谢你们的耐心。这个故事允许我给你带来一天，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结论的一天，明天就完全让你们讲了。这么说是让你们有所准备，也许你们也可以提几个问题给我；也许你们自己讨论，明早是我听，就是如此。我说今天是结论的一天，如果我想稍微展开一下指示月亮的故事，是因为这个历史涉及到我的结论。我可以停顿在讨论班的题目“精神分析与哲学”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结论说一点（用一个简单清楚的方式）。我想说的是，一个哲学的世界完全依赖于做哲学的人所处的文化，我们能够说他自己所处的文化，我们也许能说哲学就是文化，是一个在人们思考水平上的文化，是一个人们的思考（用一个直抵最终的意义的方式来思考）。为了和我刚才说的历史做比较，哲学提出一个问题：哲学就是对月亮询问与我们说智慧的知识。哲学家知道他不知道月亮是什么，他们所有的思考是为了改进关于手指的问题，改进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概念，试图用一个新的方式找到一个进入客体的位置。同时批评另一些哲学家，说他们搞错了哲学对象等等。最后哲学始终是一个文化的寻找（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指的位置），哲学家始终处在一个指示的人的位置上，但从来不在一个孩子的位置上。哲学家太聪明了，精神分析家很愚蠢，他有些孩子的胡言乱语，但他不是一个孩子。正是他把精神分析放在文化之外的位置上（相对文化来说是有点偏的位置），因此对精神分析家来说，文化是存在的，对所有人都一样。但精神分析家知道一个事情，即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能让人们直接进入月亮。因此这就有一个在文化中的选择，他离开了文化之间的战争，重新找到或重新将自己置于孩子的位置。正是这样，相对文化来说它处在一个斜的位置上，并不是反对文化的位置。经常地，精神分析家都是很有教养的人，重要的是他相对文化的位置。他懂哲学但不是哲学家，他自己处于孩子的位置阻止着他，通过他相对文化的一种斜的位置，他斜着地穿过了哲学。如同孩子一样，他也将有一个知识，他知道他提的问题如何到达月亮，所有手指显示的并不能给他那个月亮。正是在这里，他相遇他遇到的那种不可能性，引导了精神分析家的工作。精神分析家的实践是解开他自己原有的文化，而不是引导他依赖于他的文化。也是一个涉及到每个人的实践，当然也是个具体的实践，因为它始终发生在一个具体的语言、文化中。

  今天我和你们在一起仅为一个理由：一个精神分析被做出来，把法国与中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聚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我到中国，如它没有发生，我就可能如同一个哲学家来到这里。因此我就不可能假设我能对你们讲点精神分析。正是这个位置规定了我的言说，始终有某个东西是科学不能确定的，即我们不能用一个科学的方式来肯定、证明精神分析的发生，没有一个可测量的工具说“分析结束”的问题，总是有一个无意识的选择的维度（无意识的选择并不是抽象的选择）。所有精神分析家都说，每个人的症状都有原因，尽管这原因是未知的，正是这样才有一个症状。尽管不知道，但弗洛伊德说这是无意识主体的选择。当精神分析产生以后、它结束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就又重新找到无意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证实的。当我说在法国与中国有精神分析的发生，在我言说中就有个选择的方面，因为我没有科学的确定性。如果我做了这个选择是因为我知道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从那里得出的后果，而我自己也是后果的一部分。如果这精神分析没有发生，我自己不可能在今年春天到成都。在一点上我与霍大同有许多讨论，因为我有一段长时间（好几个月）的犹豫，即是否到中国来。当时我不懂在中国怎么可能有精神分析，因为我知道文化差别的不同，因此在中国精神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秘密。我获得了很多回答（并不清楚），最后我还是做了一个意愿的决定，来到了今年春天举行的成都的研讨会。这个决定是人们跟我讲了在中国第一个分析是怎么发生的（霍大同怎样接受Guibal先生的分析），因此，我觉得也许是可能的。于是我来到了成都。我要解释一个法国的俚语：LA TOUR DE BABEL（巴比伦塔），它来源于《新约》的一个故事，是在最早《新约》中开始人被创造出来稍后一点，男人和女人在犯了错误后被赶出天堂，这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第一个故事。有一天这些人汇集在一起，他们想造一个塔，允许他们抵达天堂，允许人们连接天和地。上帝发现这个塔逐渐升高，“人是太过分地狂妄了，他们在地上生活，最后想成为上帝”。这时，上帝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事情：让每个人说不同的语言，他们就不可能交流，这时工程就停下来了，他们开始打了起来。

  当我到达那个会议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同的语言，这不是指法文、英文或者汉语的不同，而是如何看精神分析实践的问题，是一个巴比伦塔，每个人都讲他的言语，这样一起来制造些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在此期间我在想，我是否有个来这里的理由，我不愿意重新加个言语。现在我在这里，我做了个策略，我必须讲，但怎么讲？对我来说，读那个文章是不可能的，于是就重新提出了我犹豫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真正的精神分析？或许仅仅有一个词而已？因此和精神分析在一起让我重新做了第二个选择：我向公众讲如同公众中有那么些精神分析家，并对他们提问我的问题“为什么对精神分析有兴趣”，这是我仅能做的事情。所有的都是向你们展示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区别，这区别在外面看不见。不管怎样，我们有个教室，你们在我面前听什么是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差别。但是在这设置中没有区别，仅有的差别不在我的言语中，这个差别在我做的第三次选择中，即我到成都来。因此我对公众讲时，我不是对一个而是对一些精神分析家讲，这正是我努力要做的。这是个危险的方法，因为我讲了很多哲学。我讲的东西是足够的，能让你们感到这个斜度（手指指向的方向），是一个孩子的位置。

  我们差不多是在结论上了，有一个补充，我们重新回到拉康一个小时，再最后一次让你们阅读拉康的小小的段落。黑板上有些拉康写的东西，在这之后还有比这表面看来更复杂的东西。但就必须通过这个图画，必须通过拉康的大指头，必须从一个点、一个边地擦过去，如同他在读弗洛伊德时做的那些事情。通过阅读你能知道指示月亮的事情。孩子阅读时一边读一边提出问题“指头指的是什么样的客体”，我们必须处在这个位置上。指头和月亮的历史能描述、暗示阅读，如果我们对文本有太多的信任，我们看到的只是指头，尤其是指头很粗的时候。我让你们做的是读那个文本，尽管它很厉害，但它从不能给予你们什么，从来没有，但文学就想做这个。文学不是真正的月亮，在电影中的不是真正的月亮，但它不能阻止我们哭、我们笑，而我们哭和笑是真的。精神分析不是文学，客体始终在那里，性征（性欲）始终在那里，但不能忽视它在那里。我们阅读拉康的时候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你阅读拉康不能像IPA阅读弗洛伊德那样，而是像拉康读弗洛伊德的那样。这个正是我的关于精神分析的一个假设，使你们能解开指头对你们的迷惑，使你们能被月亮所吸引，这时你们就处在孩子的位置上，这是人真正的位置。在两个人之间，我们将把拉康的文字看成是一个比较有用的工具。

  昨天我给你们讲了象征与实在，我说实在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知道实在，我们仅仅只能通过语言。动物并不命名事物，因为他们不认识事物。它们的知识是它们不知道的，这个知识仅让它们行动而不是讲，我们才能讲。穿过语言我们才能认识某些实在的东西。我想给予你们更多的是关于图形的东西。象征是结构的，这个结构使整体区分。结构产生差异，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是穿过差异能触及到某些实在的东西，如某个冷和热、高和矮、湿和干等等。

  拉康曾被弗洛伊德文本的一个段落深深触动，在这之前，弗洛伊德也被触动，这触动足够我们做这个文本。有一天弗洛伊德突然看见他的外孙在一个有栅栏的婴儿床里，他还不会走路。有一个小的、简单的游戏，那里有一个线，连着一个圈。弗洛伊德停下，因为孩子正在做的一件事使他停下来。孩子拉着那线直到他把线圈拿到，当拿到手时，孩子就高兴“啊”，后又把圈扔出去，而把线留在手里。圈掉到了地下，在他的视野里消失，这时孩子说“哦”，又重新提回来，然后又“啊”，扔掉时又说“哦”……弗洛伊德看到这些，这并不是一个听，但又是一个听，是一个爷爷用他的眼睛来倾听。请注意，拉康的能指并不仅仅是一个声音，但一样有一个声音如“啊”、“哦”，“哦”是线圈的消失，“啊”是线圈的出现。对弗洛伊德来说，他的小外孙正在做的这个游戏实际表达的是母亲的在场和缺失。这时母亲已走了，孩子自己在婴儿床上。弗洛伊德突然发现孩子是一个孤独的时刻，母亲不在身旁的时刻。弗洛伊德的解释是他自己做的，并不是孩子自己做的。线圈的游戏是把母亲的在场和母亲的缺失表达出来，这时他经历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时刻。不可理解是对他母亲的在场和缺失，突然她在或她不在而不跟他说，他不能预计，因而他有紧张情绪，他痛苦，他通过一个东西来承受它——通过线圈的在场与不在场来承受。对拉康来说是小孩进入一个语言的结构，进入一个差异的过程，证据是“啊”和“哦”，对应于德文中的fort-da。这时孩子仅有元音，“哦”和“啊”的距离是很大的。对拉康来说，正是象征开始与实在接触，这时仍然不是制度化的语言系统。通过玩线圈，孩子讲，他在语言中，但任何一个动物都不能做这个，是一个小人被俘获在人格的三点结中。

  现在我向你们展现关于拉康的仍然也属于我的结论，因为我是通过文字的关系开始我的讨论的。但有一个东西并不是很清楚，在我们讲一个字母文字和汉字时，就是说二者是不同的文字系统，但是我们讲的梦的文字却是一样，这时这两个文字是不是一样的呢？弗洛伊德讲了梦的文字，做了一个和埃及圣书文字的比较。弗洛伊德因此用了同一个词对应于文字和梦的文字。我想讲被制度和没被制度化的文字的差别。与拉康一起，我能给你们显示，我试图去读拉康而并不是向你们重复拉康，你们能否看到这个差别。你们要稍旁边点，在拉康那儿我们都找不到被清楚给予的区分，在梦与制度化的文字间的区分。对于我来说，读拉康就必须做这个区分。我们有一个词说这文字，如果我们认为是同样的（一边是野性，一边是教养），这时我们就有了错误理解拉康的危险。这危险在法国是很清楚的，是掉在精神分析智力化的视角中。考虑到拉康仅讲能指，忽视了身体的效果，但并没忽视来自身体的情绪，正是这样他讲来自躯体的言语，身体的能指等等。在我们头脑中有个文字的定义（如同一个话语的表象）使我们进入昨天关于西方哲学的图式：一边是存在，一边是Logos。当我们使用这个文字时，人们相信拉康是使用这个文字来讲，他讲的就是那个词。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如果你们离开这个观念，拉康就变得不可理解，如用哲学的观点读拉康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每个句子都不能与哲学粘在一起，这使你就完全颠三倒四。我们必须从他想说的那点出发，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而失望，最后不得不说“我完全不懂”而结束，所以我们就停在指头的吸引上，所以我们只能从旁边经过，你们必须知道月亮总是在它的缺失中在场。从三点结开始他就离开了哲学，你只有通过精神分析的实践才可能理解，而仅仅用头脑理解拉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并不是为头脑写的。正是这样我们在读时我们感到恼火，不是通过更多的思考找到方法，而是更少思考。只有精神分析允许哲学家有更少的思考。在《拉康选集》中有“被窃的信”41页开始，曾有人讲过（编者注：Simone女士2000年曾讲过，参见《精神分析笔记》第三卷第四期），但没讲后面的图的内容。我想补充一点，“被窃的信”的文本是很少见的几个文本（是一次讨论班的事，而不是一年），可能是一个或两个。63年时，他完全被排除在弗洛伊德运动之外，尽管拉康没说，但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太多时间来讲历史）。那时拉康64岁时，做精神分析已经30多年了，他被排除在精神分析运动之外。如从精神分析的政治、制度化的角度考虑的话，仅有一个给精神分析地位的要求，但拉康拒绝了这个地位。从官方来说，他不属于IPA，他不属于弗洛伊德运动。人们指责他的实践，他没有遵循治疗的标准和规范（拉康发明了自己的实践），因此被排斥。正是那个时刻他变成了拉康，当然他有几个时刻使他变成拉康，而这个时刻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情况下他怎么办，他试图分析他自己作为客体的情势，这个时刻他成为一个客体，人们在争论（讨价还价）说“我们要他还是不要他”的时候，他给了个公式，后来变成非常有名的lalangue，他只管他自己，正是这样他打开了他自己的学校的可能性。在这学校中间，精神分析家只管他自己。接下来拉康就非常具体地思考，他始终维持一个原则：不能让别人说他是精神分析学家。因为他在考虑这个困难：精神分析家只管他自己，这样一个自己管自己的权力不应该让大家误会。问题就在于，肯定是一个分析家自己决定成为分析家，他自己管自己，但学校提出问题：“你为什么有这个权力？”。

  正是这样我们将通过所有的历史，现在不讲那么多了。当他被驱除而建立他的学校的时候，他决定出版他所写的全部东西，中文的是选集，不是著作集。他做了将近１年的工作，他重新读了文本，稍微修改了一下、选择了一下，他就决定通过年代顺序（从二战到当时那个年代）出版文本。法文中有几篇《关于我的经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53年时遇到列维·斯特劳斯后，产生三点结时，这时他是真正的精神分析家。所有发生的是以前的事，在53年后他的话语才真正成了精神分析的话语。偶尔他写些小的导言，但有个例外——他在55年的时候讲的但却是写在56年，就叫《被窃的信》，我想你们已有些评论了。对我来说，这个文本是对作者的重新评论，他把这评论作为一个导言（这本书的导言）是说这个文本有特别的重要性，是说这文本中有个非常清楚的运作方式（RSI这三点结有一个运作），他为这次讨论班的专访写了这个导言。为了重新解释他所做的，现在讲黑板上的图：

  图一：

  ＋ ＋ ＋ － ＋ ＋ － － ＋ － － －………… 1 2 3 2 2 2 2 3 2 ………… α σ β σ σ δ……………

  注：1 代表三个是一样的（三个＋＋＋），2 代表＋＋-或- - ＋ ，3 代表＋－＋或－＋－。

  α代表三个不一样的（1，2，3），σ代表对称的，β代表322这种形式的，δ则与β相反。

  拉康给了一系列数和符号的差别，就是这些正号、负号。这些正负的对子是偶然性产生的，因此就有这么一个序列。在第一行中是没有次序的序列。为了拥有正号或负号，就必须有一个差异起作用。这个序列并不是一个有序的序列，它更接近实在，但它又不是实在，是我们第一个能有的“抓捕”，我们就处在一个弗洛伊德的外孙的线圈的游戏当中。但有一个差别在起作用，即母亲来与走的序列是完全不知的（如++--代表在、在、不在等），是通过象征来抓捕实在的层面。这时拉康说，我给你们一个规则，重新切割实在的节奏，通过三个+ + +或者-++等。我想指出，当三次是一样的就写成1；如不是对称的，两个相同另一个不同时，就写2；当有重复时而仍然是个对称的就写３。这有一个新的链条，就再也没有两个存在，现在有三个存在，再也不是两个字母的文字，而是三个字母的文字。我想指出，《易经》就是两个字母的文字，同时也是三个字母的文字。当我们考虑连续的道（阳爻）和不连续的道（阴爻），已经不是连续或不连续的线的问题，而是一个差异。——（连续）， — —（不连续），我们可以考虑这是三个部分，这三个满、两个满和一个不满，文字是关于两者之间的差别。这是个非常强的结构，也是非常柔软的结构。通过这个我们就能构造世界的所有意义。

  我们继续讲拉康。能指的这个链条在实践中重新被连接，当我们讲或写的时候，我们通过节奏将一个个事情连在一起，一个句子有意义是我给它一个连接。举个例子，如果我讲的方式不清楚，我便在一个句子中停下让霍大同翻译，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句子的结束就可能完全改变了意义。因此就必须知道在哪里停下来，就要把这些考虑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而这些语言的句子不是制度化的文字（因为这些文字不是言语的文字），是拉康关于能指链条的文字。这时我们开始感到制度化与非制度文字的差别，在这里我们不做＋或—的运算，它不是数学上的意义，我仅指一个不对称。词Transmettre（转化）中，前缀是“穿过”的意思，它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运作，即把一个字母放在另一个字母的位置上。仅仅是这样，仅是字母的运作，完全不考虑意义的问题。因此我能做三个运作（上述的是第一个），其二是转写（从口语变成文字），转写是我写那个没有被写的东西，在法语中转写是通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一个是按字母写，第三个是翻译，从意义到意义，不考虑声音。在这里，第一水平是考虑字母（字母的产生），第二水平字母到字母，第三水平是从意义到意义。

  现在到了图二：

  这个图允许我们知道这个＋＋－带着第一个序列没有的东西，在第一个中，要么是＋，要么是-，不知道这之后是+还是-，每次中这两个都是可能的，正如婴儿不知道母亲是走了还是回来了。这时拉康强调记忆的构造并不是一个心理的记忆，而是一个能指的记忆。什么是记忆？记忆是能指的链条，我们能回忆的是能指的链条，拉康说这就是无意识。只有人类所具有的才允许称做回忆，这与生物学的记忆无关。所有活着的生物学记忆经历着一个变化，这个活着的生物学记忆总是通过欲望回忆。弗洛伊德说欲望是不可能被摧毁的，是因为能指的链条使他能回忆。是通过什么能使他这样回忆？他回忆的仅仅是不可能性（下一个字母到达的不可能性）。如在这里有一个＋，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如有＋，则为3；如有－，则为2，但不能有1。但链条知道，这是无意识记忆，链条和这个无意识的记忆一起运作。在链条中有个2、3，但是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希望有个1，但它离开了，到了2这里，这时我们有一个选择，要么是2，要么是3，但不是1。如果有一次到了1，也可在2中循环。为了3和－在一起，须和2在一起，就可在1中循环。拉康进一步，在字母的第三步重写过程中，这时给了4个字母和一个新的规则，同样的运作。有两种对称，满的对称和不满的对称，左右对称为α；有两种不同的不对称，一种是开始对称的不对称（β），一种是开始不对称的不对称的（δ）。可能性在第三个序列中均等，2的出现有更多的意义，两种不对称都在2中表达，1、3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所以拉康写了第三个序列，拉康找到了第三个层面上的能指链条。

  图三：

  从α开始，有一能指链条不断重复α，能指离开这，到β，在这点上可能重新到α，或β。到了第二个α时就有新的选择，要么到α，要么到δ，大概是这样的。

  通过这些文字，拉康想描述什么是能指链条，精神分析学家在分析中面对的是什么。当然梦，症状都是文字，是分析者说时，分析家读分析者说的文字。正是这样，弗洛伊德说他的倾听是悬浮的、开放的。正是这样，分析者将要说的东西是处在这个能指的链条上，这时分析家就要重新定位在分析者大脑中被遮蔽的能指的链条。这个能指并不是被制度化的文字，它来自于实在。一个制度化的语言并不来自实在，制度文字是一种文化，因此有两种文字：一个让话语变得可见，它依赖于文化，另一个来自实在。在这里拉康给一个形象，不是你们在黑板看到的，仅仅试图让你们知道这个文字在哪儿。在哪里呢？这个文字在无意识的记忆中，也就是能指的链条产生你们的梦、症状。在分析中能读它的可能性在于要透过他的叙述，不要太注意他说的意义，而是更多注意什么来了，尤其是从未来过的那些东西。能指的链条不可能使他不来，是压抑使它不来。压抑标志着它不来，如要让它来就要在能指链条的水平干预，象昨天说的那样，必须是向无意识的选择提出来。而提出的这个无意识愿望用不同的方法构成或摧毁。为了让意义重新来这，要翻译成中文，我希望你们读，我仅仅简单强调接下来的东西，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拉康在另一方面产生一个东西，叫L图式（和拉康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一样），见图四。

  图四：

  注：(ES)S是它我，无意识的主体，a’(autre)是小彼，a(moi)是自我，A是大彼

  这是精神分析情势的第一个努力，拉康想用它说明他在实践中的发现，以及在镜子中幻想的关系。在日常生活、文化中，我们总是与他者有个关系，自我接受他者的形象，所有时髦的现象都在这之上。为什么要追随时尚，如果我们不追随就可能被人认为是傻子。尽管我们不追随，但也并不愿意被群体排除，我们可能与时尚或多或少的联系，时尚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人有个关系。这不仅指穿着，我想说的是思维方式，让彼者展示自我的方式。今天总讲彼者的形象，假如形象突然变得糟糕时，那么就是个灾难。过去在没有电视的时候，尤其在欧洲，决不能失掉声誉。如做了让人感到糟糕的事情，就必须重新塑造他的形象，这是一个基本想象的关系，是拉康54年建立的。他在４个月孩子的身上看到这东西，叫做“镜子的定位”，是分析的情势让S与A（斜杆）这关系变得明显，即要透过（不是斜穿过）的关系。大彼（Autre）是我们对着讲的人，这个人不是一个时尚的问题，关键的不是彼的形象，是彼能倾听，是一个彼者。我们在社会上可能有很多朋友，很时尚，但我不能实在性地与他人讲。当我们停止撒谎，停止保护形象时，处在大彼的位置上，有个穿过想象的关系，是拉康叫无意识主体的关系。在这里拉康做了个文字游戏，为了说弗洛伊德的S（德文），S是主体的第一个字母：

  Ça（法）——ES（德）——ID（英）——“它我” （中）

  拉康总是在语言中做游戏，不是它我而是主体依赖能指的链条上，不是文化在讲而是能指的主体在讲。正是这样，主体就始终带着能指的链条，不是他在讲，是无意识在讲。拉康写弗洛伊德所说的，但不是在一个文化中写的，所以就不再有俄底浦斯情结，但同时他在讲社会的所有家庭结构。有一个方法在做这个，通过这个方法就有一个构造，这就是无意识主体。最后一句话，接下来拉康说最后一个字母的转写。在4个字母的线中和另外一个线，总有4个字母，α、β对应着0和1，σ、δ对应着括号的左边和右边，这文字就写了这图示（见图五），在实践上写，如同分析时写的。主体必须穿过括号，打开括号（）。重要的是（（））这两个重叠的括号，我们在这括号里呆了很久。我建议你们读拉康的文章。

  图五：

  L：（10……（00…0）0101…0（00…0）…01）11111…（1010…1）111……）

  （《文集》中文版49页，重叠的括号表示主体的结构，0，1的交替表达a—a’的想象的关系）

  第九讲讨论 10月3日15：00—17：30

  问题1：上午讲了一个例子（孩子玩线圈的例子），有三个意义，孩子对母亲的在场与不在场是不能控制的;孩子对这些的反应以及“哦”“啊”代表的意思;还有孩子对母亲的爱的一种需求。在这里能不能讨论一下“哦”“啊”对一种母亲的爱的需求的关系？（秦伟）

  回答：首先，没有三个东西，他们不处于同一水平上。母亲的来、去对孩子来说是在实在的那一边，是某个他的经历，不可能改变的且不能认识，这时给他一个情绪。那个关于线圈的游戏是某个它自己带来的东西，对于母亲的在场和缺席就有个能力代表它，这就有了一个语言代表它，尽管他还不会讲话。孩子这时正是呀呀言语阶段，这是他自己显示他已处在语言中，是一个完全野性的、没有被制度化的语言。通过“啊”和“哦”的声音的发出而被双倍化，显示了文化和语言的结合是怎么形成的，这是语言文化和象征性的东西的重新结合。“啊”对应Fort和“哦”对应着Da是弗洛伊德的假设，是对这些声音很相似的观察。在这个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证明是真是假。孩子是不知道的，是弗洛伊德这样说的，同样也是德语说的，也可能是孩子的偶然选择。有两个区分的元音，有个东西在他的语言环境中选择出来，他用来表达线圈的消失和在场。从一个仅有的差别角度来看，是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来他说“哦”是远，“啊”是近。我们能看到文化对孩子的俘获，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文化并不是语言的起源，语言起源显然在孩子这边，他打开了这个差异。那个关于请求、需要的欲望的问题可以从这拿过来。那时还没有一个请求，准确地说，这个请求是母亲解释了孩子的哭声，如同一个呼唤。这时创造了一个请求，孩子通过他的叫声进入了请求的关系中（见图四）。孩子的喊叫并不是对着他人，是对着大A，正是这个构成了请求，这时母亲要处于A的位置上，她考虑着孩子正在对她讲什么、孩子在请求什么。我们能看到在象征性的抓捕中怎样打开了他者。同样的母亲可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的小猫，小猫很可爱，对她讲，是个请求。需要是在一个非常强的意义上，是他需要生活下去的必要性：如吃、睡等。然而正是这样在人类中缺乏需要的知识，人们并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人们创造了一个关于物质要求的东西，只要我们看清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时就知道，她不知道怎样对待她的孩子，她非常痛苦要怎么做，她非常爱她的孩子，但并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经常想，母爱是一个女性的本能，父亲是愚蠢的，不知道如何让孩子不哭。由于母性的本能，母亲承担了一切孩子的责任。其实母性的本能是男人的发明，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她非常焦虑，唯一能解救她的是搭挂到文化上，如她的母亲、奶奶她们怎么做。因为她不知道，假如她知道就不在文化中。为了生存就有需要，孩子究竟需要什么？在地球上不同的文化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有时人们说孩子需要被包裹很紧，有时说必须全部去掉，必须哺乳几个月，等等。这时文化常在这里讲人工化的需要，如放个木板在额头上以便脑袋长得更有形，或另一个例子如缠脚等等。这样一种对孩子需要的文化的回答的变化并不是孩子客观的需要。在人类中，需要是在被抓捕在相互的请求中（并不是说一个人请求，另一人回答，而且相互请求）。孩子叫，母亲就解释成请求，是母亲给这个喊声一个意义：他饿了、睡了或长牙了。她是以一个需要的名誉解释孩子的请求，如同她需要孩子吃，母亲需要给予孩子，不能忍受孩子的痛苦。拉康把请求放在对话中，这个请求始终带着我们制造的其他人的形象，如孩子完美的形象，但这形象是为母亲，这时目的是主观的。如果我们看到这种完善性的要求，请求的客体就转换成欲望的客体，我们完全不能抵到的一个客体。正是小孩子在母亲在场与不在场的情况下学到（如同所有的孩子）成为一个满足母亲愿望的客体。孩子与母亲间的游戏的这个关系是建立在想象的轴上。对于小汉斯来说就不可能继续这关系，满足的位置上就成了一个陷阱。他有一个实在的小阴茎，而再也不可能忽视它了，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客体、一个满足母亲欲望的客体。，他希望他没有这个客体，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问题2：请解释一下图四 的s—a’这根线的意思？（居飞）

  回答：首先是自我接受小彼（autre）的形象（a-a’），意味着大彼向他指示什么关系。大彼和小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分析时将他们分开，同时是a和S也分开。这时分析家并不是分析者的小彼。我们也说，我们将在分析室里见某个人。当moi说话时，认为与另一个小a相遇，分析家听时恰恰是从无意识的主体S那儿过来的，能指的链条逐渐构成。这里有个坝，无意识的主体总在无意识那边。也许它就在生活中，但这关系（无意识关系）并不是幻想的关系，起作用的是无意识主体。当拉康翻译无意识链条时（图五），分析家差不多是在图四中转。拉康解释这个问题时是非常快的，它的发展是在55-56年的讨论班。不要想用一个图式把所有的东西弄清楚，拉康通过升华的方式不断改变，他所有的努力都为更接近实践提出的问题。必须在阅读中保持一个轻松性（不是死读书），不能集中在拉康某一时说的、做的某一图示，满足于这种东西。你要感到，他自己永远没有满足自己的东西。

  问题3：能不能谈谈主体和自我的关系。拉康在谈异化主体时说过，当你说主体是他时，他就是我；当你说主体是我时，我就是他。（居飞）

  回答：我们正在把拉康做成一个系统，正如我们一会儿说我、一会儿说他是矛盾的。拉康并不构成一个心理学理论，正如Schema L（拉康图式）。仅仅是简单的将四个位置摆上，展示分析家的运作关系。不连续的虚线那边是无意识，仅仅是处于一个位置，不能把它作为一个“logos”，讲真理的“logos”，以便呈现在分析时我们能看到分析实践的事。分析家不能有这个位置。回应IPA说的关于弗洛伊德说的那些原理（IPA的教条），即分析结束是对于一个分析家的强大的自我的认同，分析家的自我在这个地方。做为一个理论的结果，他们禁止同性恋成为分析家，不准身体残疾的人成为分析家，因为他们不代表强大的自我。

  问题4：分析家的位置在哪里？（王剑）

  回答：这个图示不是地图，能把分析家排在一个位置上。你不能通过这个图示来解释所有的事情。分析家在他者那边时，他就必须做些事情，使他不能在A的位置上。如同你的职业是在小船上，装着一些货，如果很重，小船就不能承受。

  问题5：上午讲的能指的故事，与《老子》讲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意思是不是一样的？

  回答：不完全是这样。我讲历史时想说的是：对于不同的文化而言，月亮就变了。通过文化的变形，他看不到手指而只看到手指指的东西。这是宗教的主体指的东西，是他相信别人给他展示的而没有看到那个向他展示这个客体的人。在我看来，叫做现代性的东西在本质上是与另一个他者的关系。我自己的文化相对地以一个猛烈的形式在欧洲发生，它形成的时候正是一神教的时刻，欧洲人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和非洲。那时有人说，你相信的客体是实在，你要依赖自己的信赖。我说的手指是指有好几个信仰。作为一个结果是，自己的信仰失去力量。月亮是被遮的，这让我知道有一个手指，那时我不知道月亮，是这个手指让它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再也看不到手指了。这时将是世界和文化的解体，因为如果它单独存在是足够的话。文化始终是试图回答某一个人不知道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忘了什么是基督教，文化间的战争就没有意义，任何一个出口都有可能。任何文化都能宣传说比别的文化好，任何一种语言都比其他的好。所有言语都是用自己的方式说他们自己说的，所有语言都可能译成其他的语言，不比别的好，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这就能产生现代性的情势。它将是现代文化间的争斗，尽管没有一个出路。我们将忘掉文化的客体，这决定了在某一个时间要呈现。我的例子是客体小a，我叫它月亮，月亮能被呈现，它也能被忘掉。我们考虑一个文化，认为其他文化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叫它为宗教。精神分析不是哲学，不是一个保护自己观点的哲学、一个文化。但在某个时候，有一些文化就不可能去相信（不能看到）客体实际是被遮的。精神分析忘不了这个客体，它在拉康讲的方法中始终存在。正是这样，它保留了客体一词。为了保留a（并不是世界上的客体），它是引起欲望的东西，这是不能进入的，是属于实在的，在我讲的故事中叫做月亮。

  问题6：请教授用精神分析来解释一下，医学心理学能治好神经病患者吗？

  回答：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医学心理学不可能治愈神经症那样的患者，治愈这个概念不完全是精神分析的概念。为了定义治愈，就必须定义什么是健康。健康是医学的概念，医生从科学的角度看它，当然是想为健康给一个科学的定义。用某些标准定义，就能说某人健康或不健康。精神分析的诞生是和一些患者一起诞生的，他们抱怨他们有非常大的痛苦，他们求助于医生，那些医生用所有科学的标准检查，他们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没有生病，完全在那里装假，这是精神分析的开始。有些病人达到了瘫痪，因此他们不能走路。他们被医生从习惯上检查，任何一个神经中枢都被检查了，肌肉走起来都非常好。简单说，没有让他瘫痪的原因，他们假装不能走，他们有一个糟糕的意愿。正是这些人向弗洛伊德求助。如果这些病人和弗洛伊德一起使他们走路，对于医生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治愈。对精神分析来说。仅仅是症状的转换。它疾病的原因必须在无意识水平中去寻找，也就是在语言中相对他者的所处的方式。对精神分析来说，瘫痪是个言说，如同汉斯对于马的害怕，这病向他的周围环境说了某个东西，而它正是精神分析建议的。并不是说他能走就是治愈。他不能说是因为他忽视了，因为是无意识。他屈从于身体中的无意识，因此，健康和治愈的概念不是精神分析的概念，这必须重新回到患者那儿，是患者决定他是否开始分析的经验，或他考虑他有能力在社会上很好地生活，他考虑结束。在一个例子和另一个例子中，不可能使用治愈一词，不可能在医学科学的意义上说治愈，因为没有标准测试。精神分析拒绝在病人的位置上判断，并不是精神分析家在病人的位置上判断他的健康状态。事实上并不涉及他的健康状态，涉及的是他的欲望，在他者关系中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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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Nos (放弃你的签名吧！) 组长 楼主 2008-05-23 10:23:08

  　

  精神分析与哲学

  Laurent Cornaz

  　

  第十讲 （听众讨论）

  10月4日9：00—12：00

  （听众的发言和提问）

  1． 关于马克思和拉康：

  我只听了四次，都是讲拉康。虽然对他的大彼和小彼等不理解，但仍觉得很有兴趣。以前读过马克思，觉得马克思很厉害。可是看到拉康，感觉拉康的理论更严密，受益匪浅。或者说拉康是一个小孩子式的思维，而马克思从人格来说更完美。

  2． 关于学精神分析的目的、作用和意义：

  是为了自己达到某种状态，同时也为了使别人达到某种状态，即也是为了别人。来做分析之前是为了发现症状，但现在也仍然与症状同在。从分析者到分析师，这个人在什么方面发生了变化？

  另外，分析之前的预期会阻碍分析吗？

  3． 能指、语言和无意识在象征层次中如何发生？怎样区分？

  当小孩子在发出“啊”的时候，那一刻就产生了差异，能指就产生。

  当去弄懂“啊”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文化层面而不是象征层面。

  “啊”“哦”是怎么和母亲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母亲的缺失是孩子经历到的某种实在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这个经历，他就没有欲望。

  讲一个故事，在一个夏天，母亲把一件T-Shirt放在床上，上面有奶的味道。孩子拿到了这件衣服，他一下子把它套上，然后又拉下来，再套上，再拉下来，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陶醉在满头大汗中，这里面有一种享乐。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是单质，为1，后来Fort —da的“啊”和“哦”已经是一种对称，应为2。

  4． Cornaz教授那天讲了一个图，其中有一部分是S a’，后来我在梦中梦见Cornaz教授一直在画一条S通往a’的实线，而不是上课时讲的虚线。

  客体和石祖之间的关系是？

  马为父亲能指，代表小汉斯的无意识，弗洛伊德用眼睛在听。 母亲的乳房掉下去了，父亲的石祖上来了；发出声音的客体掉下去了，能指就上来了。

  5． 如何判定一个精神分析家水平的高低，因为既没有治愈，也不是科学或哲学。

  分析者可以做两次，在不同的分析师那里，你觉得其中的某一个高。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觉得比另一个要低。 或者收钱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出一些。

  6． 在医院里，癔症患者可用暗示等疗法来治愈。但精神分析又说是不可治愈的，怎么看待这个。

  7． 精神分析是一种实践，在分析中，分析师会用全新的眼睛来对待每一个来者，这和分析师过去的经验有没有什么关系？

  从意识理性角度出发，是有经验的影响的。前面所讲的是从无意识角度出发的一种状态。

  L图式，通过分析师的不断切割，moi到达无意识主体的位置。

  8． 在IPA那里，分析结束是分析者对分析家本人的强大认同，为什么不认同自己或其他人，究竟是认同哪一个？

  9． 分析者是从规则语言中被拉出来而回到个人语言中去，这把精神分析与佛教等拉开来，但是拉出来后又会是到哪里？

  10．哲学中的能指、所指和精神分析中的能指、所指的区分在哪里?

  索绪尔：能指指词的物质性部分，即声音，而所指是指词的意义。 拉康：能指只是声音，没有所指。在哲学上有点类似于德里达的能指概念。

  11．精神分析只是把身体的东西放到外面去，但从满足欲望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12．欲望在用话语说出来后心里就舒服了，为什么？

  语言是精神分析的载体，症状是由话语构成的，是个隐喻，语言就是人本身。

  注意：区分语言和言语，无意识象语言那样构成，但不是言语。

  13．什么是精神分析，为什么不同的语言中的很多人，说的话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

  14．关于分析师的打断，移情是建立在横线上（自我和小彼）还是在斜线（主体和小彼）上？

  句子的意义在打断的时候呈现出来了。

  15．（霍大同）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翻译该讨论一下。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是用中文的“爻”去翻译拉康的概念。爻有阴爻和阳爻，阴爻的中间是虚线，阳爻是实线，爻，代表差异性（爻者：效也）。

  拉康的能指概念的翻译在中文中主要是依照公孙龙子《指物论》中的名实关系而翻译的。但是由于中文能区分能指和所指，英文和法文则不能，所以拉康的能指概念和索绪尔的能指是一个词。但是拉康的能指本义是不同于索绪尔的，是无所指的能指，仅仅是一个把象征和实在区分开来的差异性单位。翻译起来更类似于中文中的“爻”，而不是能指，因为对能指的理解总是好象有个指向的东西，《指物论》中的能指本义也比较类似于索绪尔的概念。 是爻，这个字的两个部分相依相倚。

  Cornaz教授：什么是精神分析？什么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整个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每个人都试图去说它，每个人从其自己的经历来说。对某些人而言，他们的经验并不是精神分析的经验。正是这样，精神分析允许这些经验提出这些问题。这时他就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经常带有宗教性。对那些处在分析中的人来说，他们还不能更好的说这个经历，但他们讲话时稍有些不一样。他们感到在他们生活中有一个间隔，讲话行动本身和所说的问题之间的间隔，这个间隔是某个东西不能被关起来。正是这样一些人开始了分析，另一些人不愿意开始。你们讲的正是这个，而正是这个允许我说。精神分析的问题在你们小组中提出来，这证明你们在走你们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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