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易费用的理论
来自：沉喧(學術辯論應該是門儒雅的藝術)
这篇是和咏月兄交流邮件所得，发在这里希望和大家交流。 关于交易费用，我们首先讨论巴泽尔（1982）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是一种确立产权和维护产权的成本。我认为巴泽尔的定义不完整，这体现在确权和维权的成本固然是交易费用，但交易费用并不仅仅限于确权和维权。具体来说，巴泽尔是科斯角度下的交易费用，在张五常和诺斯将交易费用引入制度研究后，两者一个止步于此，另一个继续向前了。张五常和诺斯的交易费用显然比科斯、巴泽尔的交易费用的定义范围要广，但是巴泽尔的这个定义绝对是必要（但不一定是完备）的。 如果从科斯和巴泽尔的角度看，市场的扩大必然伴随着交易费用的增加。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来自于分工合作（斯密-杨格的分工迂回体系），而分工合作必然是产权的分割或者再结合的产物。产权在经历人为的分割和组合以后，必定涉及不完全契约的问题。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分割或者组合以后的产权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说是不可能完整的。例如，即使我们订立了非常明确的劳工合约，但是A和B同样领3000元钱，但是A总是偷懒，B于是认为事实上这份劳工合约虽然法律上明确，但是事实上是不明确的。于是B也会怠工。这里的交易费用就是监管偷懒。由这个问题所引出的诸多问题形成了现代的产权学派，开创性的论文就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合作的经典论文《生产，信息费用和经济组织》。事实上，这里的交易费用恰恰就是科斯指的组织费用。而包括诺斯和张五常甚至布坎南在内，都开始将“组织”的外延扩大，当扩大到整个社会的时候，就产生了搭便车和敲竹杠的福利经济学问题。 巴泽尔告诉我们，交易费用的定义必定是涉及产权的。产权是一系列权利，那必然是可分的。但是产权只要一分割或者组合，或者转让，都会不完整（完整即意味着存在完美契约，但悖论是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契约通常没有什么意义，会停留在静止状态，或者立刻形成帕累托最优并静止。张五常自己也说过，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也不会有市场，就是这个意思）。经济发展形成的劳动分工固然产生效率，但是也会产生众多不完整的产权（即一种权责不一致）。企业家的一个作用在这里体现，即“发现性”，一种投机功能。 我们可以总结到这样两点：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总财富（总资产）的增加；经济发展也会导致越来越频繁的劳动分工，并且主要以委托代理为形式。按照阿罗提出的财富形式二分法，前者涉及流量财富，是一个发展问题，路径问题；后者关注存量财富（给定财富总量），是一个分配问题，人际问题。在劳动分工和委托代理结构中（即后者对存量财富的分析），新古典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解决的从斯密依赖几乎所有的分配难题，即既定财富根据产权形式进行分配或者消散。 几乎经济学界所有的重点都在存量财富的研究上，即将经济问题看成是一个分配问题。这没有错，但绝对不完整。如果我们只研究既定约束下的产权分配问题，那么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哈耶克在那篇耳熟能详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已经提出，哈耶克所指的技术性是指完备的信息收集、分析、传导技术，他认为信息的分散使用更具有效率，这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哈耶克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信息不是越分散就越有效率？为什么会出现小国在国家计划层面的成功（新加坡）？为什么会出现落后国家由政府主导的后发优势？为什么日本韩国和台湾在70年代能够依靠国家战略崛起和美国竞争？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哈耶克在技术层面其实论证的实质是“如果组织太过巨大，例如国家，那么其内部的交易费用也是极其巨大的，将国家当做公司经营，没有任何经理层能够实现有效率的经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组织内的资产太过庞大了，而公司的经理（即中央计划局）不是全能的，那么一定会存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有人偷懒，有人敲竹杠，有人搭便车。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a. 存量资产越大，在操作层面上，产权就越不容易清晰，交易费用也就越大。 b. 委托代理的结构链越长，产权就越不容易清晰，交易费用也就越大。 所以，我们将这两个结论延伸到流量层面可以看到，经济发展一定会导致交易费用变大，由此产生的负激励会抑制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系统的发展会产生收敛的情况。 科斯说：产权界定是市场的先决条件。这是睿智的洞见。因为无论是共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都必须要要落实到自然人。只有落实到自然人身上，这个人才能根据产权的分配情况得到有效地激励进行经济活动。所以，产权界定的方式，事实上决定了人们如何进行经济行为，即他们有何种动力去发展经济。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如果我要工作，必须先知道我能得到什么。如果我什么都得不到，我当然不会工作；而如果我得到的不确定，我也有可能消极怠工。这些人们对自身知识的处理（主观认知），也是交易费用。 写到这里，我想做一下总结： 1. 交易费用是一个产权的确权和维权问题，是一个知识交流问题。这意味着你要让别人知道这是你的产权，并且得到相应的收益。例如，你努力工作，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和升职，但你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将你的努力和成果反映出来，让经理和同事认同。如果没有这个交流，你的产权不可能落实到你身上。这里论证了产权不是天赋的，而是需要交流协商达成共识才能够赋予的。 2. 同时，知识的转化事实上都是一种对产权界定成本的改进。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和升职，你没有必要非得将你的努力和成果反映出来。如果你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那就没有必要付出监管成本。如果你不能通过某个短缺信号获利（例如税率100%），那么你也不会提供供给。 韦森的那篇文章，说实话我真没看出什么名堂。正如我所问：市价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如果是主观的，那几乎无物不主观了。如果不是主观，那主观的意义何在？韦森认为交易费用会吸取主观价值论，我只能说韦森完全没读懂交易费用的相关理论。张五常不止一次的说过，欺骗、偷懒、同情，这些其实统统都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从来都拥有主观因素。但交易费用从来都不是完全主观的，至少不确定性是广泛而普遍存在的，而这无论程度有多大，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张五常教授说：”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 这句话是洞见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其用于维护产权、确立产权的成本都很低。市场机制得到更好的维护，其当然富裕。 或者用另一个方法解释：随着财富的增加，用于分配先有财富和对未来流量财富分配的知识，其交流的成本非常低（例如，监管、协商的成本）。并且，用于生产财富的不同知识之间的转化的成本也非常的低（例如，企业家可以很简单的将市场信号转化成生产信号）。那么这个社会当然也会非常富裕。 现在几乎所有对新古典的批评都是偏颇的。试图用所谓的主观主义来批评新古典，反倒让大部分奥派信徒自己落入不可知论或者虚无主义论调中。相比之下，实证主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改进是非常有效果的。 我认为，现阶段对新古典最大的批判应该集中在对未来的流量财富生产，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成本来界定产权（未来收益）。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路径问题，是流量问题，是不确定性问题，是预期问题。 而这些是新古典难以实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