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健：宠辱不惊的胡道静先生

宠辱不惊的胡道静先生 作者 方健 发表于上海书评 2012-06-10 01:30 胡道静（1913-2003）先生毕生的主要职业是编辑——解放前曾任《正言报》及《中央日报》等编辑，建国后长期担任我国出版界重镇中华书局上编所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殚精竭虑，献身于“为他人作嫁衣”的平凡而伟大的事业。他还长期坚持业余治学，因出身名门，又转益多师，打下扎实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学基础，在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涉猎；在中国科技史、农史与农书、历史文献学及《道藏》、道教文化的精湛研究中均有重要建树，他执著于沈括名著《梦溪笔谈》的校证，对沈括生平的研究逾半个世纪，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道老学问博雅，为人谦厚，对自己学而无厌，对后学诲人不倦。他的学术成就早已享誉世界，其学术著作、治学方法果然惠泽后学、津逮学林，其道德风范、“毫不张扬的人格魅力”，更是千古楷模，令人叹为观止，当得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誉。上人社没有忘记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在他归道山八年后，为庆贺道老百年诞辰，将道老的主要论著汇为文集刊行，成为新世纪学术界一大盛举。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道老一家三代（其先公怀琛太先生、哲嗣小静学长）均献身于沪上出版界，并创造了非凡的业绩。道老的学术生涯如从1930年上大学时编纂“万有文库”本《农政全书》算起，到2003年为《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作序止，凡七十余年，他又长期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顾问，是实至名归享有世界声誉的权威学者，而且是主要靠业余治学而成名的学界泰斗，兼又人生经历极为坎坷，尤为难能可贵，更令人肃然起敬。 　　 　　1984年，我赴上海师院（今上师大）参加程应镠先生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复试；行前承道老解放前上海《中央日报》社同事程玉西先生修书荐介，有幸拜识道老。当时他住四平路寓所，因小静学长“文革”中“炮打张春桥”而父子蒙冤，入狱九年。道老平反后，又大病一场，时刚恢复健康不久。初见前贤，不免拘谨，但道老在书房“海隅室”亲自为我沏茶，又问起程老近况。我答称：程老现任盱眙县政协副主席，已落实政策。这位百岁老人至今仍健在，在盱眙随儿孙安享晚年。今仍能电话中回答我的请教说：“道静1948年在《正言报》工作，因该报内部矛盾而离职，经我（程老）介绍进《中央日报》工作，任副主编，当时我任主编。”这一回忆，可补道老生平简历之阙。程老亦非等闲之辈，当年作为新闻记者的代表，与陆诒等一起成为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成员名单今存上海鲁迅博物馆）。该会上海会员还有林语堂、王云五、邹韬奋、胡愈之、鲁迅、茅盾、郁达夫、叶绍钧、全增嘏、王造时等名人。故程老亦在“文革”中吃尽苦头，所幸他为人低调，又隐居在县城，故逃过一劫。道老则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两大屋藏书灰飞烟灭。抗战中逃难途中九死一生，当时桂林报纸误报道老遇日机轰炸遇难，原上海通志馆主持柳亚子先生曾写下悼文。孰料一生追求光明真理进步的道老，在“文革”中蒙受飞来横祸。长期积累的大量文稿（仅《中国农书总录》就逾百万言），扫地以尽，片纸无存。劫后余生的道老，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仍有老骥伏枥的壮志雄心，在农学和道学及古代典籍的研究中再创辉煌。我身为立志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后学，从道老百折不挠的经历中深受教益。当时，他书室中摆满盛皮鞋的空盒，我好奇地问道老有何用处，道老答云：步入老年，身心备受摧残，记忆力急剧下降，治学当从目录版本始，要从做卡片积累做起。斗室陋窄，以皮鞋盒乃代替抽屉，便于分类存放卡片。他又和我讲起，宋人李焘为写《长编》置两大橱，各二十抽屉，凡四十匣，每匣盛数年的史事考证材料，历时四十年之久，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的《长编》就是如此编写而成的。治学除了下苦工夫，还得讲究方法，才能有事半功倍之效。道老又赐我发表未久的大作《类书的源流和作用》一文。他指出：“类书的作用首先是可用以校勘和辑佚”，这对我后来茶书汇编与校证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如《茶经》的宋本早已亡佚。今存最早版本用南宋末收入《百川学海》中的残本《茶经》，但在唐宋的类书、方志、别集的诗文注中还存在大量引用《茶经》的佚文。笔者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正是依赖广搜博采，才改正了今本《茶经》上百处衍误讹夺，整理出一个最接近于陆羽《茶经》的新本。五代毛文锡的《茶谱》是已佚的重要茶书，笔者遵循道老的教诲，从类书及四部书中从事辑佚，也取得了满意的收获，被公认为“迄今最备最佳的辑本”。道老重视目录校勘版本学的教诲令我终生受益。初识道老，就从他语重心长的教诲中，如沐春风，备受教益。 　　无独有偶，我约略相先后拜识的唐圭璋先生、陈乐素先生亦曾教诲我：治学当从目录版本始，应从卡片做起。大师的心是相通的，其治学路子亦大同小异。我在三十余年的业余治史中正是如此做的；直到如今电脑互联网时代，除了检索史料，考证和写论文依然如此。如今，我也积存了目录版本之书数百册之多，积存史料卡片数以万计；最早精读的即为《四库总目提要》，确实从中获益匪浅。遗憾的是：学识浅陋，愧对先师前贤。我虽非“科班”出身，却有幸长期得多位名师教导，从他们的学问文章、道德人品沾溉极深，尤其是道老百折不挠、长期坚持业余治学的精神，正是我效法的光辉榜样。 　　 　　此后每年返苏、沪探亲，必拜望道老，道老对我关怀备至，视若私淑，嘱我如有资料需求或疑难问题，可随时来信。1986年，胡小静学长约我为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写《中国茶文化史》一书，作为资料准备，遂决定从整理茶书资料起步。是书承道老向其挚友、乡前贤顾起潜（廷龙）先生代请，顾先生生前早已预为封面书名题签，但我最终未能完成，十分遗憾。 　　1988年至1989年，我曾被公派赴日为访问学者，主修商业经济，但我对日本学者的宋史、茶史研究状况极感兴趣，知道道老与斯波义信、梅原郁（《梦溪笔谈》日文本主要译者）教授颇有交谊，遂提出不情之请。道老当即挥毫修书两通，分致斯波、梅原两位东京、京都学派中当时最享盛名的教授。在日期间，“休学旅行”（假期旅游）时途经东京，蒙斯波教授赠以新出大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归国后，秉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经济史泰斗吴承明先生及道老之命，遂将此“汉学界一代珍葩”（吴承明先生中文本序中语）译成中文（与何忠礼学长合作），我也曾向道老请序，但十分谦逊的道老看过吴老撰序后说：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此书列入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给海内治宋史者提供了一个范本。刊行后，广受学界欢迎与好评，推本溯源，实乃德高望重的道老荐介之功。 　　在日本期间，我还有幸得到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布目潮渢编《中国茶书全集》上下二卷（汲古书社，1987）及前辈巨擘佐伯富教授编《宋代茶法研究资料》（东方文化研究所，1941）；深感日本学者在茶学研究资料辑集及考证方面的严谨和细密。归国后，也仍保持交往，直至两位教授仙逝。 　　1989年深秋，我应邀参加北京“中国茶文化展示周”，拜谒吴觉农先生及邓广铭先生，他们对我立志编撰《中国茶书全集校证》这项学术基础工作深表赞同，遂坚定了我付诸实施的信念。同年赴沪，又向道老汇报并请教，得到道老大力支持与具体指导。他嘱我一要求全，二要存真，三要校证详赅。在认真拜读道老《梦溪笔谈校证》及总结学习前人如清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两晋三国六朝文》、前贤逯钦立《全上古秦汉两晋三国六朝诗》及唐圭璋先生《全宋词》编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着手，历经二十余年的呕心沥血，终于成编（四百余万言）。承吴承明先生、师友陈智超、陈尚君教授鼎力荐举，今年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而进入出版程序，聊以告慰道老、吴老及佐伯富、布目教授等前贤。此书原为撰《中国茶文化史》的一项资料准备，足以告慰胡小静学长的是：我已决定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编写一部《中国茶业通史》，承某著名出版社支持，已达成立项意向。日本半个世纪前已出版数百万字的《古典茶道全集》，遂使日本茶道风靡全球。我国是茶的原产地，茶文化源远流长，日本茶道是在借鉴我国南宋高度成熟的茶艺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被誉为日本茶祖的荣西，在公元1190年代两次西渡，作为学问僧，在宁波天童寺“留学”；他所著《吃茶养生记》，仍持“茶药”之说，还不知茶艺为何物。时距陆羽《茶经》的广泛流行已四百余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更不能数典忘祖。但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仍有待我们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则殆无可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回苏州工作，因忙于杂务，又虑及未便打扰年事已高、又超负荷治学的道老，除了春节电话拜年外，则与小静学长保持密切而经常的联系。小静曾蒙冤坐牢近十年；在上人社主持文史室编务后，又经常加班连轴转，主持出版了一系列好书，如《中国文化史》系列、大通史、小通史、经济史丛书等，深受学界和读者欢迎、喜爱。承小静雅意，他经手编辑的样书多寄赠赐我，与道老题签赐予大著，成为寒斋最珍贵的特藏。“文革”中的身心摧残及超负荷的工作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小静两度小中风后，竟追随道老驾鹤西去。小静学长的英年早逝，使我深感震惊与悲悼，毕竟他才长我三岁，正是治学的黄金年代，本来他退休后是可以继承道老的家学，在自己的学术事业中大有作为的。小静兄首次中风住院期间，我曾去探视，一再劝他好好静养，万没想到不久即复发，旋即天人两隔，令人万分痛惜！小静学长恪守家训，为人一贯低调，待人极为真诚宽厚，工作十分认真严谨，认识他的人，莫不交口赞叹，对他的早逝深感惋惜。 　　 　　与道老诀别是在2003年夏。是年年初，上海辞书出版社决定影印《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我忝为特约责编。因卷首需要一篇大序，我立刻想到道老是最合适的作者。他长期研究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类书，有一系列精赅的相关论著刊行。果然，我电话恳请时，道老即慨然应允，并很快寄来大序。我又恳请苏州大学钱仲联（1908-2003）先生题签，钱老也慨然应允，并当即挥毫，题了数幅，从中挑选了一幅给我。诚如道老大序指出：此书“采用朱墨两色套印”，又加“仿明宣纸底色”，力求“再现《永乐大典》风韵”；“字迹清晰，疏朗有致”，堪称海内外影印《大典》中最为精美的一种。道老的大序及钱老的封面题签为是书增色不少。就在这一年，海内外学界尊崇的一代宗师——南方硕果仅存的两位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竟先后归道山。在《永乐大典》纂修六百周年之际，在新影印本上留下两老珠联璧合的绝笔和遗墨，是两位学界泰斗留给我们最后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书出版之际，上海辞书社举行了首发式，特邀道老莅会。道老放弃午休，冒酷暑早早就在寓所楼下等接他的车子。他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对《永乐大典》的沧桑巨变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毫无倦色。道老还兴致勃勃与我合影留念，谁能想到和蔼可敬的道老数月后即走完人生历程呢？ 　　拿到样书后，我即持书赴钱府，钱老身体一向硬朗，钱师母辞世后，年届耄耋的钱老精神状态、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见钱府门上贴有一纸告白：“谢绝来访和求字”，我正徬徨间，保姆阿姨正巧要进门，我请她先向钱老通报，钱老说：“快请进！”门上贴字乃防不速之客与不虞之请。钱老翻阅后对此书亦颇为满意，尤对胡序高度评价，称“得其人哉！”那天，钱老精神极好，问起我最近在忙什么，我禀告：一本写了二十余年的书《中国茶书全集校证》即将交出版社，钱老当即命阿姨去取文房四宝，在客堂间方桌上挥毫为我预为题签，也写了数幅，让我自己挑选，我取了两幅，有一幅“全集”，写成“集成”，我想可能并非钱老耳背听错，而是他有意为之，替我改名为“集成”。我一定不负两位前贤对我的厚爱，努力把这本书做成精品。 　　前年，应邀赴盱眙县旧地重游。特地带了一册新出《永乐大典十七卷》送给百岁老人程玉西先生，他非常高兴，拉住我手，谈起与道老六十余年前在《中央日报》共事时的往事，仍记忆犹新，兴致勃勃，称那时年轻，但与道老同样追求真理、正义、公正，流露出当年忧国忧民的不胜感慨！我惊叹这位人瑞惊人的记忆力，並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他说：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乃智者之言。此语亦不失为知音对道老坎坷一生的定评。 　　道老七卷本《文集》，由他长期供职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今年出版，不少遗作乃首次公开刊行。可喜可贺！仍待认真拜读后，再作读后感言。 　　胡道静先生曾是一位新闻工作者、资深编辑，又是一位励志治学，学博识精的权威学者。作为曾有幸问学于道老并长期沐受教恩的私淑后学，我的感激与缅怀远非这篇急就章所能了当。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