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男人们（2）

从四周岁开始，我就能记事了。那年的四月家里添了男丁--我的弟弟。关于那个时候的弟弟记忆很少。我依旧如常的生活着，貌似生活中有了太阳，色调明媚了很多。 那时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高宁宁和王芳。高宁宁家在我家正对面100米处，我老是跑到她家喝她父亲新鲜打出来的井水，用高宁宁的话说：比放了白糖还甜。可是我没觉得。王芳家在我家左前方50米处，也许我们距离太近所以一见面就互掐，两人每每一起玩儿的最后就是满脸鲜血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记得那时候我、高宁宁、王芳做常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坐在我家门口的小桥上比吹牛，吹牛的内容大多数是：谁家的钱更多。最后结尾都是相同一句话：我家的钱像西天那么多！ 吹牛完了，我们就会排好队，我排第一个，手里拿个小木棍举着，父亲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说：“娜娜是你们的大队长，你们要坚决听大队长的。”然后父亲分发给我们泡泡糖，长条的，用纸包着的，上面印刷着吹泡泡糖的小姑娘的头。然后我们就一起做到小桥上，研究吹泡泡，后来我最先研究出来，之后很长时间都是我们一起坐在小桥上，我教她们吹泡泡。 那时候还流行吃果冻，透明塑料盒包装，5毛钱一盒，父亲把黑色的皮手包挂在自行车上，把我放到自行车前面的梁上坐下，然后载着我买回十盒，买回来后母亲埋怨父亲买的太多了，父亲说：“既然娜娜想吃，就吃个够吧。”然后父亲给我剥皮，我在旁边吃，吃到第六盒时我说：“这些果冻都坏掉了，上面有些水了。”父亲知道是我吃腻了，之后我就很少吃果冻。现在的我但凡吃什么东西就一次吃腻，可能和小时候这种吃的方式有关。 那时候父亲的维修的生意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大。不但修收音机，还修录音机和手表。晚上往往是这样度过的，父亲修理收音机或录音机或手表，母亲在旁边学习，我自己趴在床上啃黑白色的鸳鸯饼干上面的糖霜，然后把沾满了我的口水的黑色和白色的饼干分开排排好，排了很长一队后就叫父亲吃掉。 那时候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流行穿白色的帆布鞋，现在我们称那种式样的鞋子--护士鞋。有一次母亲买回来一双，父亲很愤怒地就把鞋子从窗子里扔了出去，父亲说：“只有死了人，才穿白鞋子，我们家谁死了？”我悄悄地帮母亲把鞋子捡回来，母亲把鞋子放在柜子里，从此再没买过白色的鞋子。 我从小体弱，经常感冒，感冒了立马哮喘。父亲便学会了肌肉注射。我常常趴在一个白色的木箱上，父亲给我打针。针眼多了，屁股就不太好打了，父亲每晚给我用热毛巾敷屁股。再后来我就不给父亲打针了，因为疼。那时候我们吃一种去肚子里的虫子的药丸--宝塔糖，我爱吃，父亲买了一铁罐给我吃，宝塔糖吃好之后这个铁罐变成了我的存钱罐，父亲每给我注射一针，就要往我的存钱罐里放五块钱。没多久，铁罐里就放不下了。 突然有一天，我跟父亲说：“我想坐火车。”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到县城里，然后乘公共汽车到张店（现在的淄博），从张店乘火车去济南。在张店火车站我想吃香蕉，父亲买给我，可是卖香蕉的人开价极高，且说：“如果你今天不买，你的小孩你就带不走，我就给你扣下。”父亲按高价买下来，我们顺利乘上了火车。依稀记得火车上有服务员推着小车卖食品。到了济南已是晚上，我和父亲在一家小旅馆住下来。住的是双人间，我和爸爸一张床，半夜又有一位住店的叔叔进来我和爸爸睡下的房间。当时的我很怕，怕的想小便，然后父亲陪我去旅馆的院子里小便，已是半夜可还有几个男人在打麻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光着上身，露出来纹身，匆匆的小便完继续跟父亲回去睡觉。倒也睡得蛮香。只是从那时起看到纹身或打麻将的总想起来那一夜。 第二天，父亲和我逛济南。（未完待续）